还有一些批评者选择性地分隔交子制度设计与流通状态,尤其是切割“天圣旧制”和宋徽宗、蔡京的弊政,仿佛后者发行的纸币不是北宋交子(钱引),而是某些南宋纸币的前身。
比如湖广总领周嗣武曾在淳熙五年(1178年)上奏,建议朝廷不再多发四川钱引。他在奏疏中以“蜀中钱引自天圣间创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万道”这一确凿的事实开头,指明“天圣旧制”的发行量之少,后文却径直大谈南宋建炎以来的状况,几乎不涉及北宋其他时段的发行经过。周氏的行文手法渲染了近年来钱引数量的巨大增幅,有力地实现其论说目的。
李纲是南宋立国之初组织抗金事业的“主心骨”,同时也是绍兴六年交子的反对者。他曾数次与时任右相张浚通信讨论交子,指出交子只能在四川较好流通,因为它与四川的地理、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其他地方条件不同,交子自然难以顺利流通。又批评绍兴六年交子没有本钱支撑,注定失败。他还将绍兴六年交子的制度源头上溯至宋徽宗时期的交子(钱引),却不涉及“天圣旧制”,人为地割裂宋徽宗时期的制度与天圣制度的联系。李纲认为宋徽宗、蔡京推行的制度变革开南宋纸币乱象之先,他们二人治下的交子(钱引)更接近绍兴六年交子。 这就将北宋交子制度中问题较大的部分“开除”,转而与南宋纸币归为一类了。
我们可以从南宋批评家们提出的问题,反推他们眼中北宋交子制度的优越之处。纸币的“理想模型”应该有充足的现钱作为本钱,且能够被即时兑现。纸币数量既然与本钱数量匹配,当然就不存在超额发行的问题了。
这样的认识有不切实际和不正确之处。例如,南宋本就缺乏现钱,又怎么可能为纸币提供足够的本钱呢?更何况,在不少批评家眼中本钱越多越好,最好能够与纸币发行量百分之百对应。这既不实际又不科学,南宋朝廷根本不可能采纳,甚至都不会以此为探路的终极目标。更何况,纸币数量与本钱数量匹配,的确貌似不会出现超额发行问题,但币值就一定不会下降吗?让我们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南宋官方有实力,并确实铸造、储备了无限多的铜钱,以此为基础发行了无限多的纸币,恐怕纸币、铜钱都会贬值得一塌糊涂,形同废物。因为货币与商品(劳务)的数量比,才是影响货币币值更为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宋人的这些认识,比较符合日常生活体验,还很难称得上学理研究。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切实际之处和不正确之处,但北宋交子“天圣旧制”的形象在众人的助推之下却愈发高大。不仅宋朝推崇“祖宗之法”,中国古代政治大多以上古先王的三代之治为最美妙的政治理想,可见古人对于尊古、法古有特别的情结。
所以到了元、明、清,人们观念中的北宋交子仍然带有滤镜,进一步强化了南宋人关于“理想模型”的建构。只要是支持朝廷发行纸币的官员和学者,几乎无人说北宋交子的坏话。这倒不是在强调他们的认识不真实、不客观,甚至是错误的、无意义的。观念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当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认为你是好人,那么你在社会上就是好人;当一定区域内的人都使用破布、木片交易,那么破布、木片在当地就承担着货币功能。当后人都将北宋交子视作纸币制度的“理想模型”时,他们便会按照“理想模型”的机制特点去设计、改造、运作制度,从而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人们把交子视为制度典范,恰恰是交子的形象能够长存,并深刻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至于“理想模型”与真实形象的差异,除了以考辨史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大概没什么人在意。
此外,每个时代总还有一批纸币的反对者,他们笔下的交子形象不太光彩,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所有纸币都不怎么样。这批人从根子上不接受纸币的原理和逻辑,分析亦多半为反对而反对,不具备深刻的学理性。他们和纸币支持者是谈不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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