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短篇小说作者，不管愿不愿意承认，都会让其素材具有某种倾向。他引导故事朝向某个特定市场，某类特定读者，或朝向他自己以及他心中的正直。主题、角色、情节、环境、基调——故事中的所有要素，甚至包括文字的音律，都会受他所选择的目标读者影响。

“分析分析市场吧，”有人说，“看看编辑们都在买什么样的故事。给自己定个准心。然后何不瞄准这个方向去构思故事呢？毕竟，这是常识嘛。编辑们对于读者喜欢什么肯定了如指掌。”

然后就是反面的声音：“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尽你所能写出最好的故事，不要考虑市场。按直觉写。一个真正优秀的故事，只要心思真诚，笔力精到，就能自己找到市场。”

很有趣的辩论，对不对？两种看法虽然大相径庭，但都有道理。谁能断言谁对谁错呢？我是做不到。所以对于这个话题，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经验，谈谈给我带来了切身益处的东西。

许多年来，我时常听到一种说法：“尽你所能写出最好的故事，不要考虑市场。”这个建议相当悦耳，因为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种说法将文学描述成艺术，而不是产品。文学代表个人的追求——啊，追求，我们谁又能忍心舍弃呢？

所以，一个个故事写下来，我一直跟随着在自己心中鼓荡的节奏行军，享受着彻底的自由。但我得澄清的是，这其实算不得是行军。我写得很慢（现在仍然如此），每段话都浸满汗水。并且，所谓彻底的自由也并不是真正的彻底。实际上连自由都说不上。我小心地裁剪着一切，只为了一个目标：我心目中优秀的短篇小说。我不知从哪里领会了这样一个观念，我必须触及一些从未有人触及过的东西。我如此坚定地希望作品独一无二，以至于束手束脚。原创性是一条窄路，而我一直走得诚惶诚恐。

回头望去，我发现自己一心故作高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觉得自信，因为没人会说：“这个已经有人写过了。”你要是不确定一个故事写的到底是什么，就很难说这是一篇平庸之作，但你也没法确定它是否优秀，是否真诚，是否精到。让人难堪的事实是，我殚精竭虑地想要触碰没有人碰过的东西，但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触碰到——生活与我相隔天涯。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四岁，但仍然一字未有着落时，诀定不再胡闹了。看起来，编辑们确实对自己要选什么样的小说给读者很有想法。让我震惊的是，“追求”也是他们考虑的东西。我不觉得如此评价编辑，会对我的个人追求有半点贬损。

我的书堆顶上正好放着一本《作家文摘》杂志。我拿起来，读完了海耶斯·雅各布的《纽约市场信札》。他引用了《好家政》的小说编辑娜奥美·刘易斯的一份报告。刘易斯女士说：“好的小说确实太少了。我们每个月想要发表四篇小说，而这个数目很难满足。尤其是超短篇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找，但事实就是这样。”她说她不打算谈论字数的限制，因为视乎情况而定。不过倒是提到他们的起付稿酬是一千美元。

我很欣赏刘易斯女士对字数的观点。我喜欢超短篇小说，自己写起来也总是感觉得心应手。哪怕手头的素材可以写成一个标准长度的短篇小说，我也能够用十到十二页手稿道尽衷肠。刘易斯女士简直就像是在对我说：“你不如考虑给我们写点儿东西？”

嗯——？她觉得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我从妻子的杂志堆里拣出四本《好家政》，然后坐下来打开台灯，读完里面的所有小说，一字一句，长久地品味每一篇，感受它们的质地。我并没有发现一种套路或公式。每一篇都有独到之处。但是，一种普遍的气质浮现出来，贯穿诸篇，清晰可辨。

这些小说都很温暖积极，没有一篇是阴暗的。大部分文字采用友好的谈话式风格，打磨得非常流畅。女主角们的形象都很鲜明，所面临的问题也让大多数女性深有感触。结尾很干脆，意味深长，令人满足，并且总会强调人际关系的力量，尤其是家庭关系。最轻松的小说也不单纯是为了一时的娱乐而作。

我开始在脑海中塞满各种点子和闪念的阁楼（我猜每个作者都有这么一座阁楼）里翻箱倒柜，检视各种事件、印象、偷听来的对话。我有意寻找符合《好家政》杂志的东西，想要写出一个能够适合那种氛围的故事。最终我发现一个构思，这个构思看起来可以作为起点。

一个小镇姑娘，在大城市里做了几年秘书。她觉得自已已经对人情世故有了认识。现在她已经和一个城里的年轻小伙订了婚。她母亲来探望小伙子时会发生什么？姑娘为了让母亲给人留一个好印象，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她会觉得母亲的衣着有失体面吗？她会想要帮母亲收拾形象吗？母亲会不会意识到女儿认为她很丢人？到了某个时候，母亲一定会翻脸说道：“我就是这个样子，他喜不喜欢随便好了。”

几个月之前，我放弃了这个构思，因为它看起来不符合我一贯的风格。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故事充满人性，读来可信，而且一点也不高深。

我打算认真对待，而且有了清晰的目标，于是坐下来开始创作。我虽然努力想要捕捉《好家政》那类小说的气质，却没有让哪一个字违背故事的本质或我最初的概念。我完全没有一心为求发表而曲意逢迎地写下任何字句。我确实在行文中尝试寻找不同的韵味，一种特定的调子，写起来也越来越顺手。我有种感觉，当时要是换了一个方法来写这个故事，它恐怕会变得一塌糊涂。

最终的成稿有十页。寄出稿子之后，我知道自己已经用尽全力，心中泛起一股由衷的专业感。

我收到的不是退稿通知，而是一封信。编辑喜欢这个故事，但是觉得主角米莉有些不近人情，问我介不介意稍稍修改一下。我重新审视米莉，明白了编辑的意图。米莉已经有些近乎势利，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心底知道米莉根本不是一个势利鬼。我坐到打字机前，把她改得更加温柔。没错，你可以说我更加逢迎了。

修改从来都并非易事。“稍稍修改一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我从这里那里抽出句子，塞上用另一种色彩重写的句子。米莉在原版本中担心自己的母亲与对方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母亲比起来相形见绌。这种心理暗示一下就好。米莉试图让母亲穿得体面，必须完全是她个人的兴趣所致。有时候一个词就能写出全然不同的态度。比如，在机场看到母亲的破旧行李，修改后的米莉感到“尴尬”，而不是之前的“恼怒”。

《蓝衣姑娘》发表在《好家政》上，正好距离我在海耶斯·雅各布的专栏里读到刘易斯女士的评论一年。令人惊喜的是，在那之后不久，雅各布先生在《作者文摘》里写了几行，说我的故事一时“洛阳纸贵”。他和刘易斯女士都不知道，是当年的那篇专栏文章，促成了我的成功。

这个故事还卖给了八份国外的杂志。对于针对特定市场的一个故事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不算差。通过米莉这个人物，我终于踏实地触到某种普世的东西。

之后，我好运连连，又有几个故事在《好家政》上打响。不过，我必须承认也有几个哑炮——其中还有一些是我原本确定可以命中目标的。有时候我也会用心地（或许只有我这么以为）瞄准其他市场，但最后也失手了。

从商业角度来说，你应该让故事朝向正确的方向。但在迎合之前你得先有个故事，一个正正经经的故事，否则编辑们一眼就能看出作品中的虚情假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