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挑战这一说法的研究也有不少。我想特别介绍一位非常有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经济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波兰尼的代表作《大转型》(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又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已经有若干个简体中文译本,我们很容易在市面上和图书馆里找到。波兰尼在货币研究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交易、市场、货币这三种活动或工具在传统经济中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也不一定相互配合发挥作用。三者产生的时间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更不同,彼此之间不仅不一定配合,还反而可能相互掣肘。只不过现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后,三者才看起来其乐融融地合为一体,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回到古埃及的例子,很显然货币、交易两者的形成原因不同,且不是互相服务、互相促进的。 至于交易中又有多少以市场的形式来实现,我想各位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总之,比例肯定没有我们熟悉的现代经济高。
领略了一圈其他文明和理论的风貌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汉书·食货志》文本。班固等人从国家、朝廷、皇帝的角度来撰写《汉书》这部正史,使得这本书带有比较浓厚的官方立场。尽管如此,班固等人的总结毕竟反映了不少历史事实,至少在他和官方看来,经济与货币的产生过程、组成部分就应该是自己笔下撰写的那样。《汉书·食货志》提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万国作乂”,从“平洪水”到“万国作乂”的诸多功绩,都是以禹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作为的成果。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赋入贡棐”和“楙迁有无”这两块经济方面的内容。《食货志》作者于此处采用了“食”与“货”之外的说法。由于古代赋税主要是以农业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农产品多直接作为交税的物品,“赋入贡棐”可基本等于经济财政中“食”的部分;同样,以手工业产品、货币、流通为主要内容的“货”的部分,与“楙迁有无”基本一致。有学者指出,与“食”“货”相同,“赋入贡棐”和“楙迁有无”当然也是同一体系下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楙迁有无”更是中国古代贡赋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 国家利用交换活动、市场等实现贡赋征集、经济控制。
古埃及的情况、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和《汉书·食货志》接下来的这段话提示了交易、市场、货币三者不一定是自发的,甚至很有可能是被统治者直接设计出来的:“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农业生产方面的“制庐井以均之”,物资贸易方面的“开市肆以通之”,都是圣王统治国家的重要制度创造。经济不能仅有生产一个层面,即便生产力再高、物资种类再丰富,没有调拨、贸易等方式使得物资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群体中流通,就无法做到物尽其用。“开市肆以通之”未必像神话叙述的那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形成的,在班固等人眼中则是圣王统治国家、调动财赋资源的必然手段,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设计妥当后,圣王还需要安排具有相应才能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从而形成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四民”社会,这便是所谓“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换言之,《汉书·食货志》指出人们从事何种职业,人们有哪些职业可以从事,仍然受到人为设计的巨大影响。商业活动没有游离于传统国家贡赋体系之外,恰恰是国家财政制度和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连商人这一职业都是圣王设计的成果,而且所有职业和身份都为国家服务。
在这种高度依赖统治者和国家制度设计的经济体系中,货币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从《汉书·食货志》对“货”的叙述来看,货币是“楙迁有无”的必要工具,在传统中国的财政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分财布利通有无”的作用。
在班固等许多古代中国先贤的眼中,货币与整个经济财政体系一样,也是统治者设计、选择的产物。货币的形成不是为了满足自发的市场交易,而是为了实现国家财赋资源的估价和流通(包括调拨和贸易等形式),货币是统治者在经济领域中重要的统治工具。
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是帮助齐桓公称霸的核心人物。管仲在理财方面拥有极高的才能、极强的手段和超前的眼光,在他的管理下齐国大大增强了财赋储备和在经济领域中呼风唤雨的能力,削弱了周边诸国的经济能力。他的门人和追随者将管仲学派的治国理论与言论结集成书,深受后代理财家的追捧。这部书便是《管子》。作为擅长理财的政治家,管仲对于货币的起源和功能自然有颇为深刻的观察。《管子》讲述了一个古代先王制作货币治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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