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管子》这段话的核心观点与《汉书·食货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普遍认为珠宝、黄金、玉石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形态较为稳定,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本身就十分适合作为货币流通。但在管子看来,三者能成为货币,终究还是出于统治者的考虑。禺氏、汝汉、赤野三地距离周王朝太遥远,交通极为不便。统治者利用价值较高的珠宝、黄金和玉石,使长距离的交换变得容易一些。由此,古代先王可以以财货为工具,驾驭民事、平定天下。这是统治者利用货币来“楙迁有无”,从而调度财政资源,实现社会控制的典型论断。另一方面,珠宝、黄金、玉石可能在其产地各有十分贵重的价值,一旦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其币值和购买力便不得不按照统治者的意见被重新界定,因此才有上币、中币、下币之分。
《管子》的这段话实际揭示了两点:第一,统治者为了实现跨区域的控制而设置货币;第二,什么物品可以成为货币,其在国家财政体系中价值几何也都出于统治者的设计。显然,《管子》认为货币具有非常强烈的财政性质。
现在可以对各种货币理论和古埃及、传统中国的货币认识与实践稍稍做一总结。简单来说,人们对于货币的起源有两种主要认识,一是自然演化形成,二是人为设计产生;对货币服务对象的认识也有不同观点,一是自发的市场交易,二是国家财政。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我想,论断恐怕无法轻易做出,双方的争论大概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历史是深刻而复杂的,古人留给我们的信息只不过是历史这片汪洋大海中的一粒粟米。把自己看到的说成是整个历史普适的,无疑是盲人摸象般的做法。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在于其简洁、精确、凝练,这就不得不在归纳、总结、升华的过程中忽略一些要素。面对如此宽阔而难以捉摸的历史,无论多么细致的实证和多么精妙的理论都只能揭示部分历史现象(甚至不一定是史实),人们可能永远无法认识所谓的历史全貌。
但无论如何,对于货币、对于交子,我们从古人和波兰尼等人的智慧中得到了不同于自然进化论的另一种认识。交子的形成与发展壮大,除了依赖民间自发的商业和金融力量,国家财政的扶持、吸纳和改造恐怕也难以忽视。从北宋历史来看,交子能够顺利落地,“置死地而后生”,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恰恰是朝廷决策等超经济强制力推动的结果。在北宋朝廷的设计下,交子从一种地方性的票据真正走上了国家财政的前台,于军事、财政等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领域中发光发热。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