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成都之地竟聚集了十余万户富民,可谓藏龙卧虎。要知道宋神宗元丰年间,官方记载成都府路的主户为十一万九千多户、客户四万九千余户。宋代所谓主户指有常产的税户,其中大多数是只占有少量土地和财产的低收入人群;客户则是无常产者,几乎全是贫民。满打满算,成都也出不了十余万户富民。
二是十余万户富民竟在官府的眼皮子底下串联作保,待木已成舟,再向官府汇报称我们要集体发行一种名叫交子的票据,请大人看看是否合适。即使成都都是富贵人家,这个数量也几乎动员了成都府路全部主户共计五十余万人(历史学家通常按每户五口估算古代人口)。如果我是地方官,怕是早就觉得该地的局势已经失控,请朝廷派救兵还来不及呢,哪会与几十万人谈什么发行交子的条件。
因此,富民十余户、十六户才是不太离谱的数字。即便历史学家大多觉得《宋朝事实》的记载可信,也不会轻易相信其中的文字。
接下来的文字告诉我们,地方官和富民谈了发行交子的条件,却几乎没有干涉交子的日常经营。官员提出了两个条件,首先是“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发行交子的富民要每年出人,去官府储存夏税和秋税的仓库里盘点。这是把某些劳役的项目包给了固定的富民,解决官府每年派役的指标。否则按照通常的规定,各个人户需要每年轮流出人服役,对大家来说都是比较沉重的负担。哪怕是资产中上等的宋代人户,也有不少因服役而破产。其次是“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也就是承担一部分修缮糜枣堰所需的人工和物料。糜枣堰(又称“縻枣堰”)就是如今成都市区西北部的九里堤,古人修筑它的目的是节制郫江水源。宋太祖时,成都知府刘熙古组织重修糜枣堰,并重新设计城内防洪工程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民众感激刘熙古的善政,将糜枣堰又称为刘公堤。此后,包括名臣文彦博在内的成都地方官都将维护糜枣堰作为任官期间的重要工作。只有糜枣堰稳固,成都才能免于水患。现在的糜枣堰早已不复当年的面貌和功能,仅存几十米长的遗迹。2000年,成都市园林局修建九里堤遗址公园,此地已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成都的地方官员是开明的。官府与十六户富民所谈的两个条件都是关涉成都民生的重要事项,反倒与交子制度没有关联。这反映了地方官的态度:你们要在制度规定之外搞创新可以,可是谁也不知道交子这个新东西究竟会便民还是扰民,因此你们需要发挥大户的责任,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我想,当地方官提出固定服役和承担水利工程的人力、物力这两个条件后,富户们很可能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核心诉求——交子发行,得到了官方认同且没有调整,而帮助别人服役、修缮水利工程都能够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何乐而不为?尤其是修缮糜枣堰一事,工程组织者通常会将捐资者的姓名与出资数刻石立碑。只要石碑不倒、刻痕不平,捐资者的功绩便能流芳百世,为后人所知晓。
有学者结合上面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称已有交子和张咏的任官经历推测,与富民十六户谈条件的那位开明的成都地方官可能是张咏,由此回应了为什么有些史料将交子发明者的头衔冠于张咏。我们当然不介意给这位治蜀有方的名臣再增加一项功绩,只是一切还仅限于猜想,有待学者发现新史料或做出更为确凿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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