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宋廷为保障西北盐法正常运行专门设置了“收买卖盐钞场”等回收机构。熙宁二年九月七日,薛向请求朝廷于永兴军设置“买卖盐场”;朝廷还在十二月五日令陕西置制解盐司向永兴军拨款十万贯,充当回购盐钞的经费。 这是宋神宗时代第一次设置盐钞回购机构,超额发行的盐钞也得到了金属铸币来保障其价值。由此,保障陕西盐钞价值的物品从解盐变成了解盐和金属铸币两类,前者保障发行额之内的盐钞,后者保障超额发行的盐钞。如果商人得到超额发行的盐钞后,需要去买卖盐钞场卖掉盐钞换取金属铸币,这一流程与获得交子后找地方官府换回金属铸币又有何异?
问题是在最初的财政计划中,盐法本身应该为财政提供足够支撑军需采购的利润而不是接受资金反哺,因而官府不可能向买卖盐钞场投入大量本钱。超额发行的盐钞不一定要被全部回购,只要商人认为官府不会不管超额盐钞因而对盐法保持信心,同时盐钞的价格能相对稳定,我觉得官府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这依然符合王安石的“多出些钞印”政策,只是增加了成本。在朝廷发行超额盐钞的制度设计下,相当数量的盐钞暂时停在流通领域,一方面为财政提供超额收入,另一方面民间也可能将其作为货币替代品进行流转。
不过超额发行多少盐钞、花费多少本钱、回收多少盐钞,并不是那么容易计算的。甚至即便精算出结果,在实践中依然会碰上这样或那样的难题。果然,长期支付现钱回收盐钞使宋廷财政不堪重负,宋神宗甚至抱怨道:“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 远在深宫的皇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明明掏出了这么多钱,却依然无法改善钞法。
看来,被多发行盐钞获取超额利润的做法反噬了。
在陕西推行交子,恰恰是宋廷改变透支盐法获取利润的解决方案。既然超额发行的盐钞也是用现钱回收,为何不直接引入名正言顺使用现钱兑现的交子呢?熙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宋神宗下诏称:“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收买盐钞场。” 也就是说,皇帝和部分高层官员认为发行交子与盐钞回收产生了一些冲突。直接撤销永兴军收买盐钞场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发行交子后,之前超额发行、尚未回收的盐钞便可以不管不顾了吗?显然,宋廷没有出台合理的配套措施。停止回购让许多盐钞失去了价值保障,严重破坏钞法,所以熙宁四年交子很快被废除,永兴军依旧收买盐钞。我想宋廷也明白没有必要同时发行两种性质和运作机制均十分近似的票据。
熙宁七年,宋廷再次在陕西推行交子。发行交子的理由主要有二,根本原因当然是为了增加陕西军需采购经费;直接原因则是盐钞又因发行量太大而贬值,阻碍了军需物资采购。中书门下经过计算,指出熙宁六年超额发行的盐钞数竟然占据了盐钞发行总量的54%。假设盐钞也相应贬值54%,相当于解盐的售价降低了54%,而商人则在与官府的贸易中大赚特赚。假设原本商人的粮食、盐钞、解盐是等价的,现在由于盐钞贬值一半,商人可以得到两倍的盐钞,再去相应州军按盐钞标价提领解盐。在国家国力尚可之时,西北盐价莫名其妙地降低一半多,无论哪位中枢决策官员得知后也受不了。就像前文提到的,朝廷决定陕西应当根据官府库存现钱的数量印造交子,商人于边境得到交子后至某州军兑现,当地应该及时兑现。“如此则交子与钱行用无异,即可救缓急,及免多出盐钞,虚抬边籴之弊。” 与熙宁四年一样,中书官员将交子作为货币的代表,但仅动用了官府资金作为本钱,交子发挥了飞钱的作用。由此,陕西边境可以通过交子来借助商人与内地州军的资金,盐钞的发行数量便能相应减少。
从熙宁年间陕西两次发行交子替代盐钞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交子与盐钞有一定的互斥关系。互斥关系的产生,与超额发行盐钞关系密切。超额发行的盐钞以货币作为保障,一来耗费财政资金,二来在一定程度上有碍盐法,因此宋廷又不得不尝试使用其他票据来代行货币职能,以减缓货币对盐钞的“侵蚀”。用交子代替盐钞,从某种意义上表明朝廷希望让交子作为钱的代表,让盐钞回归于盐本身。两种票据名正言顺,有利于货币和盐业领域的稳定。
从交子与盐钞交织互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宋廷为了西北军费开支可谓绞尽了脑汁。作为一种外地票据和货币,宋廷没有从一开始就将交子引入陕西,而是力图使用陕西本地的特产解盐及其代表盐钞来筹集资金。可事情未能如朝廷所愿。军需开销越来越大,盐利收入却保持稳定,宋廷只能依靠超额发行盐钞来尽量弥合收入与支出之间越拉越大的空隙。而交子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位“救火队长”,数次在陕西盐法即将踏入崩溃的泥淖时将它拉回。交子因而一战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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