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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失控的钱引

最关键的问题是,新任宰相和尚书省没有想明白究竟如何处理已发行的钱引。他们给出的方案十分粗暴:官府手中的钱引用解盐钞替换;民众手中的钱引可以贸易流通,官府则引导民众去买钞所出售钱引,买钞所按与回购盐钞相同的各品类支付比例回收钱引。我想,买钞所恐怕是这一政策最大的反对者。既要回购盐钞,又要回购钱引,他们哪里有这样多的本钱?如果朝廷真能拨付相应的回收本钱,还需要买钞所费尽心思地回购吗?因此赵挺之废除钱引以及经由买钞所回购钱引的政策从原理上看无法成立。不过还算好,赵挺之废除钱引的政策未能持续,我将在下文中说明后续。

我们先来看他在货币领域的第二个大动作:发行小钞。

不破不立、有得有失,废除了一样纸币,再发行一种纸币,赵挺之似乎挺明白中和之道。从发行小钞一事来看,此人恐怕并不反感纸币,至少也清楚纸币的功用,而只是不想使用蔡京发行的纸币。小钞说小也不小,面额从一百文至一贯(一说十贯),分为若干等。熙宁以后,交子面额不过五百文和一贯两种。既然面额也包括一贯,小钞之“小”可谓名不副实,无非是比钱引多了几种面额而已。为什么发行小钞?显然,赵挺之希望用小钞取代及回收被众人诟病已久的当十钱,从而再消灭一项蔡京主导的财政举措。

小钞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主要矛盾有两点。首先,不管如何包装,小钞还是纸币。钱引超发在前,小钞回收虚值货币当十钱在后,如何轻易取信于民?其次,面额是个大问题。据史料记载,有关部门嫌麻烦不想印发小面额小钞,而只给一贯面额的了事。普通民众得到之后,很难在日常交易中使用。这对于小钞的推广无疑十分不利。史书中对于小钞的正面记载因而极为罕见。

3.

钱引归来

一年后的大观元年(1107年),赵挺之罢相,不久病逝。蔡京卷土重来,第二次登上相位。与赵挺之一样,他也将前任的政策一并罢废,试图恢复大钱和钱引。

钱引随着蔡京复相“置之死地而后生”,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一次蔡京不只是回归老套路,在广大的北方地区推行交子,他还要把钱引带进交子的发源地——四川。五月,四川交子正式改称钱引,成都交子务也改名为钱引务。成都转运司官员认为崇宁年间开封交子务并入榷货务买钞所后立即大费周章地变更印章意义不大,反而徒增民众的疑虑,故向皇帝申请将第四十三界交子延用交子之名和旧的印章,从第四十四界起再改称钱引。

有学者认为,崇宁四年钱引与此次大观元年发行的钱引性质不同。前者使用于替代盐钞的票据,而后者则是交子真正的继承者,属于纸币。不过根据我们在前文的论述,其实交子的性质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说兼具汇兑票据和流通手段的性质,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某种性质占据主导而已。另有学者指出,用所谓代替盐钞票据的“钱引”之名冠以四川交子头上,本身就暗含着宋廷要提升交子财政功能的意图。这点也很好理解,铜铁钱、纸币等宋代主要的流通货币,以及银锭,大都是官府发行或在官府的主导与监管下发行的。官府为什么要发行货币?当然不是为了润滑经济,而是有相应的财政目的。更具体地讲,宋代官府在某时某地某场景中选择发行哪一种货币,发行多少,都是有特定目的或者说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我反复强调北宋西北财政中盐钞和交子的关系,就是为了通过一个典型例证,向大家提示宋代官府如何以财政目的决定货币发行。

钱引虽然复活了,官司虽然也改名钱引务,但小小的纸币要真正以“钱引”的名义大显身手似乎还需耐心等待,毕竟第四十四界不会立即发行。

可四川等地的民众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把交子改名为钱引换汤不换药,而且正是蔡京翻云覆雨掩饰国家财力空虚的手段。事实上,他们的感觉十分正确。钱引(交子)的发行量在大观元年又增加了五百五十四万贯。多年积累下来的恶果导致钱引(交子)换界时只能以4∶1的比价兑换为新一界,即一张一贯面额的旧界纸币只能按新一界二百五十文计算。面对不利局面,皇帝和宰相没有公开反思自己政策的合理性,反思纸币发行量究竟是否合适,反而斥责有关部门“奉法不谨,纵民减价。慢令失职,莫此为甚” ,这真是岂有此理。将纸币贬值归结于有关部门玩忽职守,纵容民众擅自减价使用的说法,很显然丝毫不顾经济规律,仿佛纸币也应该是完全受行政命令控制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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