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此地财政等事务的官员聂咏、范祥等却不为所动,甚至可能觉得形势大好。 他们二人向宋太宗上书建议,称:民众乐于缴纳铜钱。因此可以每年让铜钱纳税的部分增加一分,十年之后便可全部收取铜钱。远在开封的宋太宗自然弄不明白四川的真实情况。看到二人的联名奏议,他大概面露喜色,觉得自己主导的四川重新流通铜钱的政策大获成功,于是欣然听从了聂咏和范祥的建议。
真相究竟如何?聂咏、范祥二人为何要向皇帝谎报真实情况?原来,他们和商人采取一样的玩法,利用铜、铁钱差价大肆牟利。二人将自己官俸中的铜钱拿到市场上高价卖出,税款中铜钱的比例越高,他们能够赚取的不义之财自然越多。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赋税中铜钱的比例已增至三分。与某些官员稳坐钓鱼台、大发政策财不同,民间疾苦可谓深矣。市场交易变得萧条,民众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从尽力劳作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变成动手动脚找铜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获取铜钱或铜料,有人破坏佛像,有人毁坏生活用品,有人盗掘古墓,但效果显然都不太好,而因此违法罚金服刑者却不少。
面对如此惨状,一些有良心的官员再也无法坐视不管。益州知州辛仲甫向皇帝上书痛陈聂咏、范祥等人的弊政。宋太宗一时无法判断不同来源信息的真伪,只好派遣特使到成都走访调查。得知特使即将抵达成都,辛仲甫召集成都各辖县的官员询问意见,结果众人大多首鼠两端,既不愿得罪聂咏、范祥,又不想得罪辛仲甫。辛仲甫很是生气,搬出家国大义怒斥一番。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御前及第的天子门生,为什么不从长计议,反而为了某些官员的个人私利如此遮掩?此言一出,各县官员无不服从,纷纷告知特使现行政策的不便之处。
辛仲甫与各级官员的陈情被特使如实地记录下来,呈交给迫切希望了解实情的宋太宗。最终,皇帝下诏称剑南东西、峡路各州在收税时不要向民众收取铜钱,又将聂咏、范祥和其他几位向民众高价贩卖铜钱的官员下狱或免为庶人。
如此折腾一番,结果是恢复到全用铁钱的局面。宋太宗当初究竟为什么宣布四川混合使用铜、铁钱,史书中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没有人知道具体的理由。也许,皇帝本人相当熟悉四川彻底改用铁钱的来龙去脉,他的决策出发点是让四川民众恢复到过去那种富足幸福、安居乐业的状态,可结果却走向了反面。
3.
低微的币值
除了币制动荡不安,铁钱低微的币值也给四川经济活动造成诸多不便。宋初铸造的铁钱与后蜀铁钱形制类似,后人称其为“小铁钱”。几经折腾,小铁钱与铜钱的比价终于抵达惊人的10∶1,可谓币值极低。根据宋人记载,小铁钱十贯重六十五斤,即一贯重六斤半。与之相对比,宋廷在平定各政权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货币整顿,其中包括禁止各地的恶劣小钱流通。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规定铜钱每贯必须重达四斤半才能流通;统一江南后,又将铜钱重四斤半的标准推行至江南。至于宋朝自己新铸铜钱的重量,也大体在每贯四斤半左右。以宋朝最著名、产量最大的铸钱中心之一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永平监为例,宋初时人称其用唐代开元钱料铸钱,铸造的铜钱经久耐用。永平监铸铜钱的配方是一年铸钱三十万贯,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 折合下来每贯重四斤半多。此处的铜、铅、锡指用料,实际铸造中会有所损耗,因此永平监所铸造的优质铜钱的重量,大约也是每贯四斤半。
曾经在后蜀时期使用铜钱,还与铜钱等价使用铁钱的四川人,在入宋后遭受的不便,由此可见一斑。和今人用钱相比,古人用钱肯定是一件体力活,而北宋初期的四川人用钱,则是一件重体力活。一贯小铁钱本就比一贯铜钱重两斤,其币值还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此,四川人实际需要手持小铁钱六十五斤,才抵得上四斤半铜钱的购买力。我觉得当时的四川人居家旅行恐怕必备小推车,否则真没法携带小铁钱出门。四川人的臂力可能高于北宋全国的平均水平,毕竟出门购物就相当于负重锻炼。如果时空可以穿梭,那些在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用麻袋装着纸币购物的民众,要是见到宋初四川民众的交易实景,或许会在心里默默感慨自己的处境原来还不是那么艰难。
一些四川官员注意到了小铁钱的各种不便之处,纷纷想方设法谋求改变。可是再精明的发明家也难以创造超越时代的工具,铸造大钱这个传统做法屡屡见于北宋四川官员的奏议中。
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上书说自己曾经到过四川,感受到了当地货币流通中的问题。他向宋太宗报告小铁钱币值太低,四川民众市场交易很不便利,买一匹罗竟需要两万钱。他建议如刘备统治时期,在四川铸造当十铁钱。或许上次在四川恢复铜钱的打击依然存留在皇帝的脑海中,这次宋太宗没有着急做决定,而是先召集高级官僚集体讨论,看看大家怎么说。吏部尚书宋琪等人认为:刘备为什么要铸大钱?因为当时蜀国缺钱。现在四川铁钱币值都低成那样了,说明铁钱数量太多,赵安易竟然还要提议铸造大钱,该意见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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