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醒来，感觉有人在观察自己。女人已经穿上了衣服，坐在沙发上，却没在看他；她望着窗外。他本盼着她早就走了。见她还没走，他不太舒服。他受不了早上有人在身边。
他考虑着是否应该试着再睡会儿，但想到她可能会观察他，他又睡不着。他决定赶快把她甩掉。如果她在等着给钱，那倒是很简单。就算不要钱也挺简单的。他坐起身来。
“您起床很久了吗？”
女人吓了一跳，转过身来。“我睡不着了。不好意思，我把您吵醒了。”
“您没有把我吵醒。”
她站起来：“我本来打算走的，不知为什么还坐在这里。”
“等一下。马上就好。您还得吃顿早饭呢。喝喝这酒店著名的咖啡。这点儿时间我们两个还是有的。”
他站起来，按了下铃，接着走进浴室。他看出女人用过了浴室；但一切都被整整齐齐地重新归位了，就连用过的毛巾都放回去了。他刷牙的时候听到女佣拿着早餐来了。
他加快了速度。
“有些为难吗？”他出来后问道。
“什么？”
“女佣看到您了。我倒没想过这些。”
“没什么。她也没有吃惊。”女人看了看托盘。拉维奇什么都没说，女佣就给送来了两人份的早餐。
“肯定不会吃惊。正因如此我们才来巴黎的。来，您的咖啡。您头疼吗？”
“不疼。”
“好。我有点儿头疼。不过等一个小时就会好的。这儿有布莉欧面包。”
“我什么都吃不下。”
“怎么吃不下，您吃得下。您只是觉得自己吃不下。只管吃些试试。”
她拿起一个布莉欧面包，接着又重新放下了。“我真的吃不下。”
“那就喝咖啡，再抽支烟。来顿士兵的早餐。”
“嗯。”
拉维奇吃起来。“您还不饿吗？”过了一会儿后，他问道。
“不饿。”
女人把烟按灭了。“我想——”她说着又不出声了。
“您想什么？”拉维奇漠然地问。
“现在我该走了。”
“您知道怎么走吗？这里是在瓦格兰大街旁边。”
“不知道。”
“您住在哪里？”
“凡尔登酒店。”
“离这儿就几分钟。到外面我可以给您指路。反正我也会把您送到门口。”
“嗯——但不是这个——”
她又不说话了。钱，拉维奇想。钱，每次都是。“您要是手头紧张，我帮您一把很容易。”他把钱包拿出来。
“别这样！这是干什么？”女人生硬地说。
“没什么。”拉维奇把钱包重新放回去。
“抱歉——”她站起来，“您真是——我必须谢谢您——不然的话——夜里——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
拉维奇突然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要是对他提什么要求，他就觉得好笑了——但她感谢他倒是始料不及的，这让他更不自在了。
“不然我确实不知道该怎样。”女人说。她仍然犹豫不决地站在他面前。她为什么还不走？他想。
“可现在您知道了——”他说，因为不能不说点儿什么。
“不知道，”她坦率地看着他，“我仍然不知道。我只知道必须得做些什么。我知道自己不能逃走。”
“那已经很多了，”拉维奇拿起大衣，“我现在带您下楼。”
“没必要。您只要告诉我——”她犹豫起来，搜肠刮肚地考虑要说的话，“您或许知道——如果——必须做些什么——”
“如果什么？”过了一会儿后，拉维奇问道。
“如果有人死了。”女人一口气说了出来，然后突然崩溃了。她哭了，没有抽泣，只是哭，几乎没有声响。
拉维奇等待着，直到她平静一些。“有人死了吗？”
她点头。
“昨天晚上吗？”
她又点头。
“是您杀的吗？”
女人盯着他。“什么？您说什么？”
“是您干的吗？既然您问我应该做什么，您就得告诉我。”
“他死了！”女人叫道，“突然就死了——”
她捂住脸。
“他病了吗？”拉维奇问道。
“是的。”
“你们有医生吗？”
“有——但他不想进医院——”
“医生昨天来了吗？”
“没来。三天以前来了。他把他——他把医生骂了，让人家不要再来了。”
“后来你们没再找其他医生？”
“我们不认识别的医生。我们才在这里待了三周。这一个是服务员帮我们找来的——他又不想用这医生了——他说——他觉得不要医生更好——”
“他得了什么病？”
“我不知道。医生说是肺炎——可他不信——他说所有医生都是骗子——昨天他的病也好一些了。结果突然间——”
“您为什么不把他送进医院？”
“他不想去——他说——他——说他一走开，我就会给他戴绿帽——他——您不知道他这人——根本没有办法。”
“他还躺在酒店里吗？”
“对。”
“您跟酒店老板说过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他突然间安静了之后——一切都太静了——他那双眼睛——当时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就走开了。”
拉维奇回想着昨夜。一时间他有些尴尬。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就无所谓了，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女人都无所谓了。特别是对于女人。这一夜，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重要的只有那一件事：她挺过来了。生活中不只有感伤的调解。拉维涅听说自己妻子去世的那一夜是在妓院里度过的。妓女们把他救了；如果跟教士在一起他可能就挺不过来了。这些事情，懂的人自然懂。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这一来他就肩负起责任。
他拿起大衣。“来吧！我跟您一起去。那是您的丈夫吗？”
“不是。”女人说。
凡尔登酒店的老板是个胖子，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了，却留了两道染成黑色的小胡子，还长着又黑又浓的眉毛。他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一个服务员、一个女佣和一个胸部干扁的女出纳员。毫无疑问，他已经知晓了一切。确实，一看到女人进来，他马上就大发雷霆，一张脸骤然变了色，两只肥胖的小手挥来挥去，把种种恼怒、愤慨以及——如拉维奇所见——宽慰之情搅和在一起，喷发出来。当他扯到警察、外国人、犯罪嫌疑人和监狱时，拉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您是普罗旺斯人吗？”他平静地问。
店主人停下来了。“不是。怎么了？”他惊讶地问。
“没什么，”拉维奇回答说，“我只是想打断您。提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效果最好。不然您还要再说一个钟头。”
“先生！您是谁！您想干什么？”
“这是您至今为止说的第一句理智的话。”
店主人镇定下来。“您是谁？”他问话时平静了些，谨慎起来，毕竟，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某个大人物。
“我是医生。”
店主人觉得没有危险了。“我们这儿不需要医生了，”他再次爆发，“我们这儿需要的是警察。”
他盯着拉维奇和女人。他期待看到恐惧、抗议和请求。
“不错的想法。那警察怎么还没来呢？您可是好几个钟头前就知道那男人死了啊。”
老板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继续愤怒地瞪着拉维奇看。
“我就告诉您吧，”拉维奇朝他走了一步，“这是因为您不想搞出大事来，为了您的客人。要是听说这么一件事，好多人就会搬走。但警察会来的，这是法律规定的。要想把这事弄得不太引人注目，只看您自己。您担心的也根本不是这个。您害怕人家偷偷跑了，把所有事都留给您收拾。没必要担这个心。另外，您也不用担心您的账单。会付您钱的。现在我想去看看死者。之后我会把剩下的事都安排好的。”
拉维奇从店主人身边走过去。“几号房间？”他问女人。
“十四号。”
“您不用跟来。我一个人就行。”
“不。我不想待在这里。”
“您别再去看了，那样会容易一些。”
“不。我不想待在这里。”
“好。随便您。”
房间很是低矮，朝着街道。门口簇拥着几个女佣、小厮和服务员。拉维奇把他们推到一边。房间里有两张床；靠墙的那张上躺着那个男人。他脸色蜡黄，浑身僵硬，就像是教堂里的蜡人，一头乱七八糟的黑发，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睡衣。他的双手叠在一起，旁边的床头桌上立着一个木头做的廉价小圣母像，圣母脸上有口红的痕迹。拉维奇把圣母像拿起来，它背后印着“德国制造”。拉维奇看着死者的脸；男人的嘴唇上没有涂口红。他看上去也不像涂口红的人。一双眼睛半睁着，其中一只比另一只睁得更大些——让这副躯体有了种冷漠的神色，它仿佛凝固成了一份永恒的无聊。
拉维奇向躯体弯下腰。他仔细看了看床边桌上的瓶瓶罐罐，又检查了躯体。没有一丝遭受暴力的痕迹。他直起身子。“来过这儿的那个医生叫什么？”他问女人，“您知道他叫什么吗？”
“不知道。”
他看着她。她脸色十分苍白。“您在那边坐一下吧。到那角落里的椅子上去。您就坐那儿别动。那个服务员在吗，给您找医生的那个？”
他朝门口那些面孔望去。每张脸上都是同样的神色：恐惧和贪婪。“管这层的是弗朗索瓦。”一个女清洁工说，她手里握着一把扫帚，就像攥着一把长矛。
“弗朗索瓦在哪儿？”
一个服务员从人群中钻过来。“来过这儿的那个医生叫什么？”
“伯奈。夏尔·伯奈。”
“您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服务员把号码翻出来。“帕西区，2743。”
“好，”拉维奇看到店主人的脸也冒了出来，“我们现在要把门关一下。还是说，你们希望连街上的人也进来？”
“不希望！出去！都出去！你们到底干吗跟这儿瞎站着，偷懒混工时？我付过你们钱的。”
店主人把雇员们赶出去，又把门关上。拉维奇拿起电话。他把电话打给韦贝尔，跟他谈了一会儿。接着他又拨了那个帕西区的号码。正是伯奈的门诊时间。伯奈证实了女人的话。“那人死了，”拉维奇说，“您能不能过来一趟，开具死亡证明？”
“那男的把我赶走了。用的是最侮辱人的方式。”
“他现在不会再侮辱您了。”
“他没付我的出诊费。还管我叫贪得无厌的江湖郎中。”
“您要不要过来一趟，好让人把账付给您？”
“我可以让别人过去。”
“最好您自己过来。不然您永远得不到您的钱。”
“好，”伯奈犹豫了一会后说道，“但交钱之前我什么都不签。一共三百法郎。”
“很好。三百法郎。会给您的。”
拉维奇挂上电话。“抱歉，不得不让您听到这些，”他对女人说，“只能这样办。我们需要那个医生。”
女人已经拿出了几张钞票。“没关系，”她回答说，“这种事对我并不新鲜。给您钱。”
“您先拿着钱等着。他马上就来。之后您可以把钱给他。”
“您自己不能开具死亡证明吗？”女人问。
“不能，”拉维奇说，“得要一个法国医生。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找那个给他看过病的。”
伯奈出去又关上门后，突然间一下子静了下来。寂静得一点儿也不像是只有一个人离开房间。街上的汽车声都变得空洞起来，仿佛这声音猛地撞到一堵浓重的空气墙上，只得一点点地从这墙中渗过去。前一小时的纷纷扰扰结束后，死者现在第一次有了存在感。他那充满威严的沉默充斥着这简陋的房间，无论他是否穿着那身闪闪发光的红绸缎睡衣都是一样的。他主宰一切，就算是个小丑，只要死了都能主宰一切——因为他不再动了。只要是活着的都会动——只要动，就可能孔武有力、妩媚动人或者滑稽可笑——但不会有那种陌生的威严，那种威严只归那些不再活动、只会腐朽的东西所有。只有已完满者才具备这威严——而人只能在死亡中完满——也只能短暂地完满一会儿。
“你们没有结婚吗？”拉维奇问。
“没有。怎么了？”
“法律。遗物。警察会来把属于您和他的东西列成一张清单。归您的您可以留下。归他的就会被警察扣留。等着他的亲属找上来。他有亲属吗？”
“不在法国。”
“您跟他一起生活？”
女人没有回答。
“很久吗？”
“两年。”
拉维奇环顾四周。“你们没有箱子吗？”
“有——之前在这儿的——应该在那里，墙那边。昨天晚上还在的。”
“啊哈，好个店主人。”拉维奇打开门。拿着扫帚的清洁工猛地后退。“老妈妈，”他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好奇。您叫店主人来。”
清洁工想要抗议。
“您说得对，”拉维奇打断她，“您这把岁数，也就剩下点儿好奇心了。但还是请您叫店主人来。”
老太婆嘟嘟囔囔地说了什么，把扫帚往前一推，走开了。
“真是抱歉，”拉维奇说，“可也没有办法。或许显得很粗暴吧，但我们最好还是马上就把事情办了。即便您可能眼下还无法理解，这样做还是简单一些。”
“我理解的。”女人说。
拉维奇看着她。“您理解？”
“对。”
店主人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他没有敲门。
“箱子呢？”拉维奇问道。
“先把账单付了。给。首先把账单付了。”
“先把箱子拿来。目前为止，谁都没说过不付账单。这房间现在还出租着呢。下次您进来前要敲门。把账单拿过来，然后让人把箱子拿来。”
店主人愤怒地盯着他。“钱会给您的。”拉维奇说。
老板离开了，出去后甩上了门。
“钱在箱子里吗？”拉维奇问女人。
“我——不在，我觉得不在。”
“您知道在哪里吗？在他的外衣里？还是说没钱了？”
“他的钱放在钱包里。”
“钱包呢？”
“在——”女人吞吞吐吐地说，“他一般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拉维奇站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枕头连同死者的脑袋一起搬起来，从底下拿出一个黑色的皮夹。他把皮夹交给女人。“您把钱拿出来，所有您觉得重要的都拿出来。快点。没时间伤感了。您得活下去啊。这些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呢？您想让它在警察局里发霉吗？”
他朝窗外望了一分钟。有个卡车司机正在街上骂一个赶了辆驾了两匹马的运菜车车夫。卡车司机仗着沉重的马达赋予他的满满优越感辱骂那个马车夫。拉维奇转过身。“好了吗？”
“好了。”
“把钱包给我拿回来。”
他把钱包推到枕头底下，感觉钱包比之前瘪了一些。“把东西都放到您的手提包里。”他说。
她顺从地照办了。拉维奇拿起账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您在这儿之前付过账单了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付过。”
“这是两周的房钱。之前……”拉维奇犹豫了一下。他感觉称死者为拉钦斯基先生有些怪。“之前的账单总是按时支付吗？”
“是的，总是按时支付。他常常说——在他这种境况下，只要是必须付的，就一定按时付账，这么做是很重要的。”
“这店家真是无赖！您觉得上一张账单可能在哪里？”
有人敲门。拉维奇忍不住露出笑容。酒店小厮把箱子搬过来了。店主人跟在他身后。“就这些吗？”拉维奇问女人。
“是的。”
“自然就这些了，”店主人嘟囔道，“您想什么呢？”
拉维奇拿起一个小箱子。“您有这个的钥匙吗？没有？钥匙可能在哪儿呢？”
“在柜子里。他的西服里。”
拉维奇打开柜子，里面是空的。“怎么回事？”他问店主人。
店主人转向男佣。“怎么回事？”他吼道。
“西服拿到外面去了。”男佣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
“拿去刷洗。”
“现在可能用不着了。”拉维奇说。
“马上拿进来，该死的贼。”店主人呵斥道。
用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还眨了眨眼睛，走了。下一刻他就拿着西服进来了。拉维奇摇了摇上衣，然后摇晃了下裤子。裤子里叮当作响。拉维奇犹豫了片刻。把手伸进一个死去的男人的裤兜里，真是奇怪。而想这些也真是奇怪。西服就是西服而已。
他把钥匙拿出来，打开箱子。最上面是一个帆布做的文件袋。“是这个吗？”他问女人。她点头。
拉维奇马上就找到了账单。账单已经签收了。他把它拿给店主人看。“您多算了一周的。”
“那又怎样？”老板反咬一口，“还有我这一肚子气呢？这烂摊子呢？惹来的骚动呢？这都不算数了吧，是不？我这儿大动肝火，这是不是都算在账里面了，是不？您自己也说了，客人们会搬走！这损失要高得多了！还有床呢？还得拿硫黄熏一遍的房间呢？弄脏了的床单呢？”
“床单写在账单上了。此外还有一顿二十五法郎的晚餐，说是他昨天晚上吃的。你们昨天吃了什么东西吗？”他问女人。
“没有。但能不能让我直接把钱交了？这些——我想赶快把事情解决了。”
赶快解决，拉维奇想到。这话我们熟悉。接下来——死寂和死者。沉默一棍棍砸下来。还是这样好——即便这样令人恶心。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算了算，然后把账单还给店主人。
“同意吗？”
老板往最终的数字上看了一眼。“我还没发疯吧？”
“同意吗？”拉维奇又问了一遍。
“您到底是谁？您跟这儿掺和什么？”
“我是当哥哥的，”拉维奇说，“同意吗？”
“再加上百分之十的服务费和税费。一口价。”
“好，”拉维奇把这个数目加上，“您需要付二百九十二法郎。”他对女人说。
她从包里拿出三张一百法郎的票子，交给店主人，店主人接过钱，打算走了。“六点以前房间必须清干净了。不然就多算一天的钱。”
“找八法郎回来。”拉维奇说。
“还有门房呢？”
“我们自己交他钱。小费也会给。”
原文为法语。
店主人闷闷不乐地往桌上放了八法郎。“下贱的外国人
。”他嘟哝着离开房间。
“有些法国酒店主的尊严就是对外国人的仇恨，但没有外国人他们又活不了。”拉维奇注意到用人还站在门口，一脸想要小费的样子。“给——”
原文为法语。
男佣先是仔细看了看那张票子。“谢谢先生
。”然后他说着走了。
“现在还要让警察过来，然后就可以让警察把他带走了。”拉维奇说，注视着女人。她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在几个箱子之间，沐浴在无声降临的黄昏中。“人一死，就变得非常重要——活着的时候，谁都不会在乎。”他又看了眼那女人。“您不想下楼去吗？楼下肯定有个写字间之类的地方。”
她摇头。
“我可以跟您一起去。我有个朋友要过来，来解决警察那边的事情。他是韦贝尔医生。我们可以在底下等着他。”
“不。我想在这里待着。”
“您什么都做不了。您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不会再在这里待很久了。我又常常——他跟我在一起不开心。我常常不在。现在我要待在这里。”
她静静地说了这些，没有感伤之意。
“这些他不会再知道了。”拉维奇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
“好。那您要在这里喝点儿什么。您需要喝东西。”
拉维奇没等她回答。他按铃。服务员马上就来了，速度快得惊人。“拿两大杯干邑白兰地来。”
“拿到这儿来？”
“是啊。不然拿哪儿去？”
“很好，先生。”
服务员拿来两个杯子和一瓶拿破仑干邑。他往屋角看了一眼，那里那张床在暮色中闪着白光。“用开灯吗？”他问。
“不用。但您可以把瓶子留下。”
服务员把托盘放在桌上，又朝着床看了一眼就走了，走得能多快有多快。
拉维奇拿起瓶子，把两个杯子倒满酒。“喝了吧，对您有好处。”
他等着女人拒绝，然后自己不得不劝她喝。但她毫不迟疑地把一杯酒喝光了。
“那几个不归您的箱子里，还有没有重要的东西？”
“没有。”
“您想留下的东西呢？您觉得有用的？您不想检查一遍吗？”
“不用。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知道的。”
“小箱子里也没有？”
“也许吧。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放了些什么。”
拉维奇把箱子拿过来，放到窗前的一张桌子上，把它打开。几个瓶子，一些内衣，几个笔记本，一个装着水彩的盒子，几支画笔，一本书，一个侧兜里放着那个帆布文件袋，绵纸里裹了两张钞票。他把钱拿到光亮处。“这儿有一百美元，”他说，“您拿着吧。靠这些可以过活一段时间了。我们把这个箱子放到您的箱子那边。说这是归您的也完全可以。”
“谢谢。”女人说。
“您可能现在觉得这一切都很讨厌。但这些事必须要做。这对您很重要。这样您可以多撑一段时间。”
“我不觉得这些讨厌。只是我自己干不了这些。”
拉维奇把杯子倒满酒。“这一杯也喝了吧。”
她慢慢地把一杯酒喝光。“好些了吗？”他问。
她看着他。“没有好些也没有坏些。什么都没有。”她坐在暮光中，身影不甚清晰。一块霓虹灯招牌的红光偶尔从她脸上和手上倏忽而过。“只要他在这里，”她说，“我就什么都想不了。”
救护车上的两个帮工把被子拉下去，又把担架放在床边。随后他们把躯体抬到担架上面。他们干得很快，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拉维奇紧挨着女人站着，以防她突然晕过去。帮工把躯体盖上之前，他弯腰从床头柜上拿起木头做的小圣母像。“我想这是您的，”他说，“您不想留着吗？”
“不想。”
他把小像交给她。她没有拿。他打开小箱子，把它放进去。
帮工往尸体上盖了一块布。接着他们把担架抬起来。门很窄，外面的走廊也不宽。他们试着穿过去，但走不过去。担架碰到门上了。
“我们得把他搬下去，”较为年长的那人说，“抬着他，我们就转不过弯去。”
他看着拉维奇。“来吧，”拉维奇对女人说，“我们可以在楼下等着。”
女人摇头。
“好，”他对帮工说，“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两人抓着尸体的双脚和双肩，把它抬起来，又放到地板上。拉维奇想要说什么。他看了看女人。女人一动不动。他不说话了。帮工把担架抬出去。然后他们在暮光中回来，把尸体抬进灯光昏暗的楼梯。拉维奇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只得把尸体举得很高，这样才能走台阶。他们的脸涨得发红，在重压之下汗水淋淋，死者在他们头顶上晃晃悠悠。拉维奇目送着他们走到楼下，然后回屋去。
女人站在窗边，正在看着窗外。街上停着那辆车。帮工正把担架往车里推，就像面包师把面包推进炉子里一样。随后，他们爬到座位上，马达轰响起来，就好像有人从地下吼了一声，接着车子猛地急转弯，转过了拐角。
女人转过身来。“您早就可以走的，”拉维奇说，“为什么非要看到最后呢？”
“我做不到。我不能在他之前就走了。您明白吗？”
“明白。来吧。我们再喝一杯。”
“不喝了。”
之前警察和救护车来的时候，韦贝尔把灯打开了。现在，尸体没有了，房间显得大了些。大了一些，但也多了种奇特的死气，仿佛尸体离开了，只有死亡留了下来。
“您想留在这酒店里吗？肯定不想吧？”
“不想。”
“您在这儿有熟人吗？”
“没有，谁也不认识。”
“有没有您想去的酒店？”
“没有。”
“这附近有一家小酒店，跟这家差不多，干净又公道。我们可以在那里给您找个地方。米兰酒店。”
“我不能去那家酒店吗？就是那个……去您那家酒店？”
“您说国际酒店？”
“对。我……那里……我现在对那里也有些熟悉了。总比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好。”
“国际酒店不适合女人住。”拉维奇说。就差这个了，他想。住同一家酒店。我又不是护理员。结果呢——她或许以为这人已经有义务照顾她了。有这种人。“我不建议您住那家，”他的语气比想象中生硬，“里面总是人多得住不下。有好多难民。您最好还是去米兰酒店。如果您不喜欢，还可以随时换嘛。”
女人看着他。他感觉她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觉得尴尬。但尴尬片刻，图个往后的清静，还是这样更好。
“好，”女人说，“您说得对。”
拉维奇让人把箱子搬下楼，送进一辆出租车。米兰酒店离这儿就几分钟的路。他租了一间房，跟女人一起上楼。这间房在三层，屋里贴着有玫瑰花饰的壁纸，还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张带两把椅子的桌子。
“还可以吗？”他问。
“可以。很好了。”
拉维奇仔细打量那张壁纸。壁纸挺糟糕的。“不管怎样，这儿显得亮堂，”他说，“亮堂又干净。”
“是啊。”
箱子都被搬上来了。“好了，现在您的东西都到了。”
“是啊。谢谢。多谢您。”
女人坐在床上。她的脸一点儿血色都没有，一片苍白。“您应该上床睡觉了。您觉得自己睡得着吗？”
“我尽量睡。”
拉维奇从包里拿出一个铝制的长管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片药。“要睡觉可以吃这个。就着一杯水。您现在就要吃吗？”
“不用，过一会儿。”
“好。我这就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您。您尽量睡，睡得越早越好。这儿还有葬仪社的地址，要是非得去就去。不过您不要去。您得顾及您自己。我会来看您的。”拉维奇迟疑了片刻。“您叫什么名字？”他问。
“玛朵。乔安·玛朵。”
“乔安·玛朵。好。我记下了。”他知道自己不会记着，也不会再来看她。但既然他知道这些，就要一直装着样子，“我还是写下来好，”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处方笺簿，“来——您愿不愿意自己写下来？这样简单一些。”
她把处方笺簿拿过来，写了自己的名字。他看了一眼，把那页纸撕下来，放到大衣的侧兜里。“您快去睡觉吧，”他说，“明天一切都不同了。这话听上去无聊又陈腐，但它是真的；现在您需要的就只有睡眠和一些时间，您需要坚持过那么一段时间。明白吗？”
“嗯，我明白。”
“吃了药就睡觉吧。”
“好的，谢谢。谢谢您做的这一切——真不知道，要是没有您的话，我都干了些什么。真不知道。”
她把手伸给他。这只手很凉，但感觉很坚实。好，他想。她已经下了某种决心了。
拉维奇出去，走到街上。他呼吸着湿润柔和的风。车，人，角落里已经站了几个陌生的妓女，小酒馆，小餐馆，烟草、开胃酒和汽油的气味——飘移不定、飞速奔驰的生命啊。他抬头望着房子的正面。几扇窗户亮着。现在那女人正坐在其中一扇的后面，呆呆地看着前方。他把写着名字的字条从兜里拿出来，把它撕碎扔了。忘却。怎样的一个字眼啊。载满了恐惧、慰藉和茕茕鬼影！谁可以不忘却就活下去呢？但又有谁能把该忘的都忘掉呢？记忆的残渣，把心撕成碎片。直到为之而活的东西全失去了，才可以自由。
他往星辰广场去。一大群人挤满了广场。凯旋门后面开了几盏探照灯。灯光照亮了无名战士墓。墓的上方有一面巨大的蓝白红旗在风中飘舞。这是一九一八年停战二十周年纪念日。
天空乌蒙蒙的，在浮动的乌云前，探照灯的光束给旗帜打出了模糊不清、支离破碎的影子。那里看上去就像是有一面破破烂烂的旗子正沉入越来越深邃的幽暗之中。不知何处有一个军乐队在演奏，乐声微弱空洞。没有人唱歌。人群静默地站着。“停战，”拉维奇旁边的一个女人说，“我丈夫在上一场战争中阵亡了。现在轮到我儿子了。停战。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