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拉维奇往诊所去。他从里维埃拉回来有一周了。突然间，他站住了。他看到的景象就像小孩的玩意儿。新建的房子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就仿佛是用一箱子模型搭起来的；脚手架就像是晴空前的金银细丝——当其中一根钢丝松开，一根横梁带着一个人影慢慢倾斜起来时，那样子就像是一根火柴带着上面的一只苍蝇往下掉落。那横梁落啊落啊，似乎要没完没了地跌落——那个人影从上面掉下来，现在就像一个小玩偶，伸出了胳膊，笨拙地在空中滑翔。就仿佛这世界被冻住了一瞬间，死寂一片。什么动静都没有，没有风，没有人呼吸，没有声音——只有那个小人影和那僵直的横梁落啊落啊——
然后，突然间喧嚣尘上，四周躁动不已。拉维奇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住了。他跑了起来。
出事的人躺在石板路上。一秒钟以前，街道几乎是空的。现在这里挤满了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好像警报钟敲响了似的。拉维奇从人群中挤过去。他看到两个工人正试图把出事的人抬起来。“别抬他！让他躺着！”他叫道。
四周和面前的人给他让了路。两个工人已经把出事的人半抬起来了。“慢慢地放下！小心！慢点儿！”
“您是谁啊？”其中一个工人问道，“大夫吗？”
“对。”
“好。”
工人把出事的人放到石板路上。拉维奇在他身边跪下，仔细听了听心跳。他小心地解开汗湿的衬衫，感测了一下那人的身体。然后他站了起来。——“怎么？”之前问他话的那个工人又问，“没意识了，是不？”
拉维奇摇头。
“怎么？”工人问。
“死了。”拉维奇说。
“死了？”
“对。”
“可是，”那人不解地说，“我们刚才还跟他一起吃午饭呢。”
“是有个医生吗？”在那一圈盯着他们看的人身后，有人问道。
“怎么啦？”拉维奇说。
“有医生？快来！”
“怎么啦？”
“这女的——”
“什么女的？”
“横梁砸到她了。她在流血。”
拉维奇挤过人群。那是一个穿着一条蓝色大围裙的小个子女人，躺在一个放石灰的坑边上的一堆沙子上。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十分苍白，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嵌在上面，好像两个煤球。脖子底下，血像一个小喷泉般喷涌出来。它汩汩地从一侧喷出来，斜射成一道血柱，样子怪怪的，很不对劲。她脑袋底下，一片黑色的血泊飞快地在沙子上漫开来。
拉维奇压住了她的动脉。他从总是随身携带的狭小急救包里撕出一条绷带。“拿着这个！”他对身边的人说。
四只手同时伸出去拿急救包。包掉到沙子上，敞开了。他掏出一把剪刀和一团纱布，把绷带撕开。
女人什么都没说，连眼睛都没动一下。她僵在那里，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没问题的，大妈，”拉维奇说，“没问题的。”
横梁砸到了她的肩膀和脖子。肩膀被击碎了；锁骨断了，关节也碎了。这肩膀可能再也没法活动了。“是左胳膊的问题。”拉维奇说着，动作很慢地摸了摸她的后颈。皮肤撕裂了，但别的都好好的。脚扭了；他按了按她的骨头和腿。一双灰色的长袜，补过好多次，但完好无损，用一根黑色的丝带系在膝盖底下——正是随处可见的穿着打扮！黑色的系带鞋也缝补过，鞋带打了个双重结，鞋尖是修过的。
“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吗？”他问。
没有人回答。“我觉得警察已经叫过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说。
拉维奇抬起头。“警察？人呢？”
“在那边——另一个那里——”
拉维奇站起来。“那就没问题了。”
他打算走。恰在此刻，警察推开人群。这是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拿了个笔记本。他激动地舔了舔一支很短的钝头铅笔。
“稍等片刻。”他说着写了起来。
“这边没问题。”拉维奇说。
“稍等片刻，先生。”
“我急着走呢。我得赶去看个急诊。”
“稍等片刻，先生。您是医生？”
“我把血管扎住了，仅此而已。现在您只需等着救护车来。”
“稍等片刻，先生！我得把您的名字记下来。您是个证人。”
“我没看到事故的经过。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碰巧路过的。”
“可是我必须把一切都记录下来。这是一起严重的事故，医生！”
“这我看得出来。”拉维奇说。
警察想要问出女人的名字。女人说不出话来。她冲他瞪着眼睛，却没有在看他。警察热切地朝她俯下身去。拉维奇看了看四周。人群像堵墙一样把他围住了。他没法穿出去。
“您看，”他对警察说，“我很急——”
“很好，医生。别添乱了。我必须把一切都依次记录下来。你是个证人，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女人可能会死。”
“她不会死的。”
“这谁也说不好。还有损失赔偿的问题。”
“您叫救护车了吗？”
“我的同事会叫的。您先别妨碍我，不然耽误的工夫就更长了。”
“那女的都快死了，您还想跑。”其中一个工人对拉维奇说，充满责备之意。
“我要是不在，她已经死了。”
“那好啊，”那工人说，俨然是没一点逻辑，“那您更得待在这儿了。”
照相机的快门咔哒一声。一个男人，头戴一顶帽子，前面的帽檐朝上翻着，正微微笑着，“您能不能再来一次，装作在系绷带？”他问拉维奇。
“不能。”
“这是要出新闻的，”那男人说，“您也跟着会上新闻，还要刊出您的地址和一段报道，说您救了那女人。多好的宣传。请到这儿来，这样——这里的光线更好。”
“去您的吧！”拉维奇说，“这女人急需救护车。绷带这么绑着管不了太久的用。您再去问问，让救护车过来。”
“一件一件地办，先生，”警察说，“我先得把记录写完。”
“那死人跟没跟你说他叫什么？”一个半大小子问。
原文为法语。
“闭上你的狗嘴！”
警察朝着他的双脚之前唾了一口。
“您再从这边拍一张照片。”有人对摄影师说。
“怎么？”
原文为英语。
“这样人家就能看到，这女人是待在封锁了的人行道上。这条街封了。您看看那边……”他指着一块斜立着的细长木板，上面写着：注意！危险！
“您这么把那个拍下来，让别人看看。我们需要这个。别想要损失赔偿。”
“我是新闻摄影师，”戴帽子的男人拒绝道，“我只拍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可那就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更有意思了？把牌子放在背景里。”
“牌子没有意思。行动有意思。”
“那您就把这些写到记录里。”那男人敲了敲警察的肩膀。
“您又是谁啊？”警察生气地说。
“我是建筑公司的代表。”
“很好，”警察说，“您也在这儿待一下。您叫什么？这您总得知道吧！”他问那女人。
女人的嘴唇动了动。她的眼皮扑闪起来。就像蝴蝶，就像筋疲力尽的灰色飞蛾，拉维奇想，同时还在想：我真是白痴！我得找个机会跑掉。
“妈的！”警察说，“她可能疯了吧。给人找事！我这班三点就结束了。”
“马塞尔。”女人说。
“什么？稍等。什么？”警察重新弯下身去。
女人不说话了。“什么？”警察等待着，“再说一遍！您再说一遍！”
女人不说话了。“这他妈嘟嘟囔囔说什么呢，”警察对建筑公司的代表说，“这叫人怎么弄你的报告啊？”
同一瞬间，照相机的快门又咔嚓一声。“多谢，”摄影师说，“十分生动。”
“您把我们的标牌照下来没有？”建筑公司代表问，也不听警察说话了，“我马上预订六份。”
“没照，”摄影师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您就乖乖地付保险费吧，百万富翁的卑贱猎狗。”
尖锐的警报声响起。救护车来了。就是现在，拉维奇想。他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步。但警察抓住了他。“您得一同到哨所里去，先生。很抱歉，但这些都得记录下来。”
这时候第二个警察站在他旁边了。没办法了。但愿顺利吧，拉维奇想，一同走了。
警察局里的主管警官先是沉默着认真听完了宪兵和那个刚作完记录的警察说的话。现在他转向拉维奇。“您不是法国人。”他说。这不是发问；他已经下定结论了。
“不是。”拉维奇说。
“您是什么人？”
“捷克人。”
“您怎会在这里当医生？您是外国人，如果没有入籍，是不能在这里行医的。”
拉维奇微笑。“我不是在这里行医。我在这里旅游。来休闲度假的。”
“护照带着吗？”
“我们需要看护照吗，费尔南德？”另一个警官问，“这位先生帮了那个女人，我们又有了他的地址。这就够了吧。还有别的证人嘛。”
“我有些好奇。您带着护照吗？或者您的身份证件？”
“当然没有，”拉维奇说，“谁会随时带着护照啊？”
“您放在哪里了？”
“在大使馆里。一周以前送过去的。这护照得延期。”
拉维奇知道，如果他说护照在酒店，对方就可能派个警察跟他一起去，这场骗局就马上败露了。再说，他会瞎说一个酒店名，小心起见。说使馆的话还稍微有些戏。
“在哪个大使馆？”费尔南德问。
“捷克的啊。不然呢？”
“我们可以往那儿打个电话去问问。”费尔南德看着拉维奇。
“当然可以。”
费尔南德等了一会儿。“很好，”他说，“我们这就去问。”
他站起来，进了旁边的小房间。另一个警官很是尴尬。“不好意思，先生，”他对拉维奇说，“这当然是毫无必要的。马上就弄清楚了！我们很感激您提供的帮助。”
弄清楚，拉维奇想。他抽出一支烟的时候静静地环顾四周。宪兵站在门口，这倒是个偶然。目前为止还没人真心怀疑他。他可以把宪兵推到一边——可建筑公司的那人和两个工人也在。他放弃了。要冲出去的话太困难了；外面大门周围一般总是还有几个警察。
费尔南德回来了。“使馆没有您名下的护照。”
“有可能。”拉维奇说。
“怎么有可能？”
“单是一个官员，又不会在电话边上就什么都知道。那有五六个人管这些事情。”
“这一个都清楚。”
拉维奇没有回答。
“您不是捷克人。”费尔南德说。
“我说，费尔南德。”另一个警官开腔了。
“您没有捷克口音。”费尔南德说。
“那就没有吧。”
“您是个德国人，”费尔南德得意洋洋地说，“而且您没有护照。”
“没有，”拉维奇说，“我是摩洛哥人，而且我有全世界的法国护照。”
“先生！”费尔南德咆哮道，“您怎敢放肆？您在侮辱法兰西殖民帝国。”
“妈的！”两个工人中的一个说。建筑公司的代表那副表情，就仿佛要敬军礼似的！
“费尔南德，算了吧——”
“您说谎！您不是捷克人！您有没有护照？回答我！”
看着是人，其实是耗子，拉维奇想。耗子一只，还永远不会给淹死。我有没有护照跟这白痴有什么关系？但这耗子闻到了什么，已经从洞里爬出来了。
“回答我！”费尔南德呵斥道。
一张纸而已！有没有又怎样。如果你真有这么张纸，这畜生就要躬身道歉了。无论你灭过人家的门还是抢过银行都无所谓了——那人会朝你敬礼。但就连基督都没有护照——要是在今天，他就会被抓进监狱去了。他总归是活不到三十三岁，早就死于非命了。
“您待在这里，直到事情解释清楚了，”费尔南德说，“我会把事情搞清楚。”
“很好。”拉维奇说。
费尔南德踏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另一个警官翻腾他那些文件。“先生，”他说，“真是抱歉。他一遇到这种事就疯疯癫癫的。”
“没关系。”
“我们完事了吗？”其中一个工人问。
“完事了。”
“好，”他转向拉维奇，“一搞起世界革命，您就不需要护照了。”
“您得理解，先生，”警官说，“费尔南德的父亲在世界大战时阵亡了。因此他恨德国人，会干这样的事情。”他尴尬地盯着拉维奇看了一眼。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实在是抱歉，先生。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没关系，”拉维奇环顾四周，“我能打个电话吗，在这个费尔南德回来之前？”
“当然可以。就在那边桌上。您快打。”
拉维奇给莫罗索夫打了电话。他用德语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让莫罗索夫去告诉韦贝尔。
“也告诉乔安吗？”莫罗索夫问。
拉维奇犹豫了。“不用，先别告诉她。就说我被扣留了，但过两三天就没事了。你照顾她一下。”
“很好，”莫罗索夫说，不是很有热情，“很好，沃采克。”
费尔南德过来时，拉维奇挂了电话。“您刚说的是什么？”他狞笑着说，“捷克语吗？”
“世界语。”拉维奇回答说。
第二天上午，韦贝尔来了。“破屋一间。”他说着环顾四周。
“法国监狱还是真正的监狱，”拉维奇说，“还没被人道主义的醉话腐蚀。还在可亲可爱、臭气熏天的十八世纪呢。”
“令人作呕，”韦贝尔说，“您陷入这种境地，真是令人作呕。”
“就不该做善事。立刻就遭了报应。我就该让那女人流血致死。我们活在一个铁的时代啊，韦贝尔。”
“是一个生铁时代。那几个家伙是不是发现了您在这儿非法居留？”
“当然发现了。”
“您的地址也查出来了？”
“当然没有。我可不会供出我们的好国际酒店来。不然老板娘会挨罚的，因为她那儿有没登记的住客。然后就会在那儿搞大搜捕，逮走十多个流亡者。我这次说我住兰开斯特酒店。那是个昂贵高档的小酒店。过去我曾在那里住过一回。”
“您的新名字是沃采克？”
“弗拉多米尔·沃采克，”拉维奇咧嘴笑了，“我第四个名字。”
“活见鬼，”韦贝尔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拉维奇？”
“能做的不多。最重要的是，别让那些家伙发现，我已经来过这儿几回了。不然就得坐六个月的牢了。”
“混账东西。”
“是啊，这世界一天比一天人道。要危险地生活，这是尼采说的。流亡者就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愿。”
“如果他们没发现呢？”
“那就十四天，我想。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驱逐出境了。”
“再然后呢？”
“然后我再回来。”
“直到您再次被逮走。”
“正是。这回的时间挺久啦。两年。等于过了一生。”
“我们必须得做些什么啊。不能再这样了。”
“怎么不能，可以的。您想怎么办呢？”
韦贝尔思索着。“迪朗，”他突然说道，“当然了！迪朗认识一堆人，有些影响——”他停下不说了。“上帝啊，您自己还给这么一个达官贵人做过手术呢！就胆囊的那个！”
“不是我。是迪朗——”
韦贝尔笑了。“我自然不会跟那老头这么说。但他可以做些什么。我会去掏心窝子地求他。”
“您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之前我让迪朗丢了两千法郎。那家伙不会轻易忘了的。”
“他会的，”韦贝尔挺开心地说，“因为他会害怕，怕您讲打黑工替他做手术的事。您替他做了好几十场手术嘛。再说他需要您！”
“他再找一个人很容易。找比诺或者找个流亡来的外科大夫。要多少有多少。”
韦贝尔捋了捋自己的小胡子。“他们没有您的巧手。我们无论如何得试试。我今天就去。这里有没有我能帮到您的？吃的怎么样？”
“耸人听闻。但我可以找人给我拿些东西来。”
“香烟呢？”
“够抽了。我需要的您可弄不来：我需要洗个澡。”
拉维奇跟一个犹太裔安装工人、一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作家和一个波兰人一起生活了两周。那个安装工人思念故乡柏林，作家则憎恨那地方，波兰人什么都不在乎。拉维奇供应香烟，作家会讲犹太笑话，安装工人作为除臭专家无可取代。
两周之后，拉维奇被接了出去。人家先把他送去见一个检察官，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钱。
“有。”
“很好。那您可以叫辆出租车。”
一个警官跟他一起走了。街道上晴朗明媚。重新到外面来真是好。大门口有个老人在卖气球。拉维奇想不出来他为什么恰恰要在监狱门口卖。警官招手叫一辆出租车过来。“咱们去哪里？”拉维奇问。
“去头儿那里。”
拉维奇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头儿。那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只要不是某个德国集中营的头儿就行。这世上只有一件真正可怕的事：全然无助地叫人送到血腥暴政的手里去。现在这个没什么。
法国歌手夏勒·特雷内的一首歌曲。
出租车上有个收音机。拉维奇把它打开。他听到了蔬菜市场上的新闻，然后是政治新闻。警官打了个哈欠。拉维奇又换了个台。音乐，一首流行歌曲。警官露出喜色。“夏勒·特雷内，”他说，“《梅尼蒙当》
，好听。”
出租车停下来。拉维奇付了钱。他被送进了一间接待室，这屋子就像世间所有接待室一样，有一种期待、汗水和尘灰的气味。
他坐了半个小时，读一本某个来访者留下来的一期旧《巴黎人生活》。两周没书可读，这本杂志简直就是古典文学。随后，他被带到头儿那里。
他花了点工夫才认出那个矮个子胖男人。他做手术时一般不关心病人的脸。对于他来说，那就像号码一样。他只关心病变的部位。可这张脸他曾好奇地仔细看过。看他健健康康地坐在这里，大肚子重新吃出来了，胆囊也没了，正是拉瓦尔。韦贝尔打算去动员迪朗帮忙，拉维奇原本都忘了有这回事，他也没料到会被带到拉瓦尔本人面前。
拉瓦尔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遍，很是悠闲。“您当然不会叫沃采克。”随后，他咕哝着说。
“不叫。”
“您叫什么？”
“纽伊曼。”拉维奇跟韦贝尔商量过了。韦贝尔又跟迪朗说了。沃采克这名字太怪了。
“德国人吧，是不？”
“对。”
“难民？”
“对。”
“还真看不出来。看着不像啊。”
“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犹太人。”拉维奇说。
“您干吗说谎啊？说了个假名字？”
拉维奇耸了耸肩。“又能怎么办呢？我们说谎，尽可能少说。我们不得不说谎——但不是因为喜欢这样。”
拉瓦尔挺起身板。“您以为，我们非得管您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喜欢吗？”
灰色，拉维奇想。脑袋是灰白色的，眼袋是灰扑扑的，嘴巴半张着。那时候他什么都没说，那时候他就是一堆抖抖索索的肉，里面有个正在烂掉的胆囊。
“您住在哪里？地址也是假的。”
“我哪儿都住。一会儿住这里，一会儿住那里。”
“有多久了？”
“三周了。三周以前我从瑞士过来。叫人给送到了边境这一边。您知道的，我们不合法，没有证件，在哪儿都没权活着——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还没能下决心自杀。所以啊，我们给您添麻烦来了。”
“您就应该待在德国，”拉瓦尔咕哝着说，“那边根本就没那么糟。别人说得太夸张了。”
刀稍微切偏一丝，拉维奇想，你就不会在这里说这些胡话了。蛆虫早就没带证件越过你的边界——也可能你都是某个庸俗没品的骨灰坛里的一抔灰尘了。
“您在巴黎的哪些地方住过？”拉瓦尔问。
你想知道这个，拉维奇想，为的是过去抓别人。“住在高级酒店里，”他说，“用的是不同的名字。每次就住几天。”
“您说得不对。”
“既然您知道得比我还清楚，还问我干什么。”拉维奇说，他逐渐没耐心了。
拉瓦尔用平坦的手愤怒地拍了下桌子。“不要放肆！”拍完他就马上仔细瞧了瞧自己的手。
“您拍到剪刀上了。”拉维奇说。
拉瓦尔把手插进兜里。“您不觉得自己很没教养吗？”他问道，突然间沉静自若，好像别人都完全仰仗着他，他要能够好好克制住自己才行。
“没教养？”拉维奇惊讶地看着他，“您管这样叫没教养？我们现在可既不是在学校里，也不是在给悔过犯人办的慈善机构里！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您倒希望，我自觉像个骗子，求您开恩放我一马？就只因为我不是个纳粹，才没有证件？就因为我们想要活下去，就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监牢、警察，受过五花八门的侮辱，就算这样我们仍然不觉得自己是罪犯——这是我们抱定不放的唯一一个念头了，您不懂吗？上天可鉴，这不叫没教养。”
拉瓦尔对此没说什么。“您在这里行过医吗？”他问。
“没有。”
伤疤现在肯定已经小一些了，拉维奇想。我当时缝合得很好。脂肪那么多，那可是一件困难工作啊。如今他又把那身肥肉吃回来了。吃回来喝回来了。
“那是最危险的事，”拉瓦尔说，“您在这儿到处乱窜，一没通过考试，二没受过审查！谁知道这都有多久了！别以为我相信您说的三周。谁知道您那手指都捅进什么地方过，暗地里干过多少事。”
捅过你的肚子，捅过你硬化的血管、肥硕的肝脏和发酵的胆囊，拉维奇想。如果我没把手指捅进去，你的朋友迪朗已经人道又愚蠢地把你弄死了，而且这一来作为主刀医师还要更扬名立万，收费也要更高。
“最危险不过，”拉瓦尔又说了一遍，“您不许行医。所以您遇到什么困难都得自己克服，这已经说清楚了。我跟我们这儿的一位权威谈过这事了：他也是这个意见，丝毫不差。您要是对医学有些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他的名字——”
不，拉维奇想。不会是真的。他不会这就说出迪朗的名字。生活不会开这种玩笑的。
“迪朗教授，”拉瓦尔威严地说，“他给我讲过了。什么医疗辅助人员、刚出校门的学生、按摩师、助理医师，什么人到了这儿都自称是德国来的名医。谁能核查这些？无照做手术，给人打胎，跟接生婆和江湖医生搞到一起，天知道这都还要干什么！我们再怎么严厉都不过分！”
迪朗，拉维奇想，这是他在报那两千法郎的仇。可现在谁给他做手术呢？比诺吗，可能吧。他们可能又商量好了吧。
他发现自己不再听着了。直到韦贝尔的名字出现，他才再次专注起来。“有个韦贝尔医生来为您说过情。您认识他吗？”
“一面之缘。”
“他来过这里。”拉瓦尔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片刻之后他使劲打了个喷嚏，掏出一块手绢，彻彻底底地擤了擤鼻涕，又看了一眼自己擤出来的东西，把手绢折好，重新放回兜里。“我帮不了您。我们必须严格执法。您会被驱逐出境。”
“我知道。”
“您之前来过法国吗？”
“没有。”
“如果您再回来，就要坐六个月牢。这您知道吗？”
“知道。”
“我会盯着您尽早被驱逐出境。我能为您做的就这些。您有钱吗？”
“有。”
“好。那您就得付随行警察和您自己去边境这一路的路费，”他点了点头，“您可以走了。”
“有没有规定说我们必须什么时候回去？”拉维奇问那个送他回边境的警官。
“没有确切规定。看情况。怎么了？”
“我想喝杯开胃酒。”
警官看着他。“我不会跑的。”拉维奇说，掏出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把弄起来。
“好吧。几分钟也不要紧。”
他们让出租车在最近的小酒馆前停下。几张桌子已经摆在酒馆外了。天气很凉，但阳光明媚。“您喝什么？”拉维奇问。
“苦味利口酒。这时候没别的可喝。”
“给我一大杯特优干邑白兰地。不要掺水。”
拉维奇静静地坐着，深深地呼吸。空气——那该是什么啊！人行道上的树枝已经抽出光亮的棕色枝芽。一股新鲜面包和新酒的气味。服务员拿来杯子。“哪儿能打电话？”拉维奇问。
“里屋，右边，洗手间旁边。”
“可是——”警官说。
拉维奇把那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塞进他手里。“您大概也想得到我是要给谁打电话。我不会跑的。您也可以跟我去啊。来吧。”
警官没有踌躇太久。“好吧，”他说着站起来，“人总归是人嘛。”
“乔安——”
“拉维奇！上帝啊！你在哪里？他们把你放出来了？告诉我你在哪儿——”
“在一个小酒馆里——”
“行啦。说真的，你在哪儿？”
“我在一个小酒馆里。”
“哪儿？你从监狱出来了吗？你这段时间都在哪儿啊？这个莫罗索夫——”
“事情正是他跟你讲的那样。”
“他一次都没跟我说过，他们把你带到哪儿去了。不然我早就去——”
“正因如此他才没跟你说的，乔安。还是这样好。”
“你为什么在一家小酒馆里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来这里？”
“我不能去。我只有几分钟时间。我刚说服了那警官，让我在这里待一会儿。乔安，这几天我就要被送到瑞士去了，之后——”拉维奇透过玻璃窗户张望了一下。警官正靠在柜台上聊天。“之后我马上就回来，”他等待着，“乔安——”
“我这就去。我马上就去。你在哪里？”
“你不能过来。我离你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只有几分钟时间。”
“你拖住那警察！给他钱！我可以带上钱！”
“乔安，”拉维奇说，“行不通的。就这样吧，这样简单一些，也更好些。”
他听到她的呼吸声。“你不想见我吗？”她问。
太困难了。不该打电话的，他想。无法看到对方之时，该怎么解释事情呢。“除了见你，我再无它求，乔安。”
“那就过来啊！那人可以一同过来！”
“那不行。我得挂断了。再赶快跟我说说，你正在干什么。”
“什么？你什么意思？”
“你穿着什么衣服？在哪里？”
“在我房间里。正待在床上。昨夜搞得很晚。我一分钟之内就能穿好衣服，马上就来。”
很晚，昨夜。正是这样！即便你被关起来了，万事万物还是要继续。咱们总是忘记这个。待在床上，还没完全睡醒，乱蓬蓬的头发散在枕头上，长袜、内衣和一条晚礼服裙散放在椅子上——让人心旌摇荡：热烘烘的电话间里，窗板被呼出的气弄得有些模糊；那警官的脑袋仿佛远在天边，游曳在窗玻璃上，就好像那是一个水族箱似的——他振作精神。“我得挂断了，乔安。”
他听到她不知所措的声音。“可是怎可以这样！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不知你去哪里，这是怎么回事——”撑起了身子，把枕头推到一边，电话拿在手里，好像一件武器，又像一个仇敌，那双肩，那双眼，激动成一潭幽深——
“我不是去打仗。我只是要去趟瑞士而已。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就当我是个商人，想要把一大批机关枪卖给国际联盟。”
“等你回来，事情又会跟当初一模一样。我会害怕得活不下去。”
“把最后那句再说一遍。”
“真是那样！”她的声音怒气冲冲，“我是最后一个听到消息的，也只了解了一星半点！韦贝尔可以去看你，我不能！你给莫罗索夫打了电话，不给我打！现在你又要走——”
“天呐，”拉维奇说，“我们别吵架了吧，乔安。”
“我不是要吵架。我只是说说这事情。”
“好了。我现在得挂断了。再会，乔安。”
“拉维奇，”她叫道，“拉维奇！”
“嗯——”
“你要回来！你要回来啊！没有你我就没有希望了！”
“我会回来！”
“好——好——”
“再会，乔安。我很快就回来。”
他在那个雾气腾腾的燥热隔间里站了片刻。随后他看到，自己的手没有松开听筒。他打开门。警察抬起眼睛，和善地笑了笑。“说完啦？”
“嗯。”
他们出去，回到桌边。拉维奇喝完了他那杯酒。我不该打这电话的，他想。之前我很平静，现在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早该知道的，在电话上说一通话，结果只能是这样。对我也好对乔安也好只会是这样。他感到一种诱惑，想要回去再打个电话，把自己原本打算跟她说的都告诉她。告诉她，自己为什么无法见她。告诉她，自己不希望她看到自己这样，一副肮脏囚徒的模样。但他会逃出来的，也会再次变成这副模样。
“我看，咱们该动身了。”警官说。
“是啊——”
拉维奇朝服务员示意。“您给我拿两小瓶干邑白兰地，还要所有的报纸和十二包下士牌烟。还有账单也拿来，”他看着警官，“没问题吧，嗯？”
“人总归是人嘛。”警官说。
服务员把酒瓶和烟拿过来。“您帮我把瓶塞打开。”拉维奇说着，仔细地把烟分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又把瓶子塞住，以便不用开瓶器也能很方便地把瓶子打开，然后把瓶子装进自己大衣的内侧口袋里。
“您挺擅长的嘛。”警官说。
“熟能生巧。说来也是遗憾。小时候我也没想过，一把岁数了还得再演一回印第安人。”
那个波兰人和那个作家看到白兰地很是兴奋。安装工人则不喝烈酒。他喜欢喝啤酒，说柏林的啤酒要好得多啦。拉维奇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看报纸。波兰人不看报；他不懂法语。他抽了烟，很是幸福。夜里，安装工人哭了起来。拉维奇醒着。他倾听那压抑的抽泣声，盯着小小的窗户，窗户后面苍白的天空上微光熠熠。他睡不着。后来，安装工人安静下来了，他还是睡不着。之前的生活太好了。一旦失去就让人痛心不已的东西，已经拥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