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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门 · 二十八

二十八

  拉维奇下楼时,威尔士亲王酒店的大厅空荡荡的。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在前台轻声响着。几个女佣在角落里忙着干活。拉维奇迅速地穿过大厅,没让人注意到。他看了看门对面的钟。这是早上五点。

  他沿着乔治五世大街前往福克餐厅。那里没有人。餐厅早就打烊了。他在那里站了片刻,随即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山鲁佐德。

  莫罗索夫站在门口,迎面看着他。“什么动静都没有。”拉维奇说。

  “我想也是。今天也别盼着有什么。”

  “可就该是今天啊。到今天就已经过了两周了。”

  “别指望着当天。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威尔士亲王酒店吗?”

  “对,从一大早等到现在。”

  “明天他会打电话的,”莫罗索夫说,“可能今天有些事要干,或者晚了一天动身。”

  “明天上午我得做手术。”

  “他不会那么早就打电话的。”

  拉维奇没说什么。他望着一辆出租车,那车里走出一个穿着白色小礼服的舞男。一个面色苍白、长着大板牙的女人跟着他下车。莫罗索夫给他们打开门。街上突然传来一股香奈儿五号香水的气味。那女人有点儿跛。舞男付了出租车费之后,懒洋洋地跟在她身后。女人在门口等着他。她的眼睛在路灯光下是绿色的。瞳孔收缩得很小。

  “这时候他肯定不会打电话的。”莫罗索夫回来后说。

  拉维奇没有回答。“要是你给我钥匙,八点时我可以过去,”莫罗索夫说,“然后我可以等到你回来。”

  “你得睡觉啊。”

  “别胡说了。我要是想睡,可以在你的床上睡。不会有人打来电话的,不过如果那样能让你安心,我可以帮你等着。”

  “我的手术得做到十一点。”

  “好。把钥匙给我。我不希望你一激动就把圣日耳曼郊区哪位太太的卵巢跟胃缝一块儿。省得她九个月之后会把孩子呕吐出来。你带着钥匙吗?”

  “嗯。给你。”

  莫罗索夫把房间钥匙塞进兜里。随后,他拿出一盒薄荷片,递给拉维奇。拉维奇摇头。莫罗索夫拿出几片扔进嘴里。含片消失在他的胡子里,仿佛白色小鸟消失在一片树林里。“神清气爽。”他说。

  “你有没有过一整天都坐在一个满是丝绒的房间里苦等的经历?”拉维奇问。

  “再长也有过。你不也一样吗?”

  “是啊。但不是等这个。”

  “你没带着可以读的东西吗?”

  “带够了。可我什么都没读。你在这儿还要忙多久?”

  莫罗索夫给一辆出租车打开门。那车里坐满了美国人。他让他们进去。“至少还得两个小时,”他回来后说,“你也看到这情况了。好多年以来最疯狂的一个夏天。乔安也在里面。”

  “哦。”

  “是啊。还可以告诉你,她是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不关心。”拉维奇说。他转过身要走。“那我们早上再见。”

  “拉维奇。”莫罗索夫在他身后叫他。

  拉维奇走回去。莫罗索夫把钥匙掏出来。“给你!你还得进威尔士亲王那个房间呢。反正我早上之前也不会去见你。你走的时候把门开着。”

  “我不在威尔士亲王酒店睡觉,”拉维奇拿过钥匙,“我在国际酒店睡。那边的人尽量别看到我的脸,这样更明智。”

  “你还是应该在那里睡觉。如果你不在一家酒店睡觉,就不算住在那里。还是在那里睡比较好,以防警察去前台问询。”

  “确实,不过如果他们去问询,我要是能证明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国际酒店,也会更好些。我在威尔士亲王酒店把什么都弄好了。床铺也翻开了,洗手池、毛巾、浴缸之类的都用过了,弄得像是我很早就走了似的。”

  “很好。那就再把钥匙给我吧。”

  拉维奇摇头。“最好还是别让那儿的人连你也看到了。”

  “没事的。”

  “怎会呢,鲍里斯。咱们可别犯傻。你的胡子又不随处可见。再说,你说的也对;我得照常生活,装得好像没有出过什么特别情况似的。如果哈克明天早上真会打电话来,他下午也会再打一遍的。要是料想不到这些,我这一天都会战战兢兢的,像个废物一样。”

  “你现在要去哪儿?”

  “睡觉去。但愿你这儿闲下来时我已经睡着了。八点钟还得做手术呢。”

  莫罗索夫怀疑地看着他。“好的。那我明天下午去威尔士亲王酒店找你。如果之前有什么事,给酒店打个电话找我。”

  “好。”

  街巷。城市。淡红的天空。一路的房屋上游移着红白蓝三色。风像一只温柔的猫绕着一家家酒馆的拐角嬉戏。人,空气,在令人窒息的酒店房间苦等了一天后一切都是新鲜的。拉维奇沿着山鲁佐德后面那条大街走着。围着铁栅栏的树木欲言又止地向铅灰色的夜散发出绿意和森林的回忆气息。他骤然间感到空虚疲惫,仿佛要一头倒下似的。如果我就此放下该多好,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在想,如果我完全放下,忘记,如同蛇蜕掉一张陈年老皮那样把这事情抛掉,该有多好!此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这出闹剧来自几已遗忘的过往。就连这个人跟我又还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段暗无天日的中世纪残余中,在中欧这场日食中,那不过是个渺小随机的器具,是样无关紧要的工具。

  那跟他还有什么关系?一个妓女试图把他引到门洞里。她在门后的暗影中敞开衣服。这衣服穿成她这样,解开腰带后就像睡袍一般四散开来。苍白的肉体上一片模糊的亮光。黑色的长筒袜,黑黢黢的腰腹,黑色的眼窝里满是阴影,连眼睛都看不到了;一块腐朽衰败的肉,看上去已经腐烂出磷光了。

  一个皮条客,上唇粘着一支香烟,靠在一棵树上盯着他看。几辆运蔬菜的车从旁边经过。几匹马边走边点头,皮肤下面沉重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草药和菜花散发出浓郁的气味,菜花看上去就像绿色叶片间石化的大脑。西红柿红艳艳的,菜篮子里装着豆子、洋葱、樱桃和芹菜。

  那些事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千万个一样坏甚或更坏的人中多一个抑或少一个。少一个。他蓦地站定了。就是这样!他一下子完全清醒了。就是这样!正是因为你疲惫了,因为你想要忘却了,因为你想:那跟我还有什么关系?——这才使得他们那群人越来越壮大。就是这样!少一个!对,少一个——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重于泰山!他慢慢地从兜里抽出一支烟,又慢慢地把它点上。火柴的黄色光亮照亮了他双手手心,仿佛照亮了一个有着条条纹路沟壑的洞穴,那一刻他蓦然间明白了,什么都无法阻止他杀死哈克。莫名其妙地,仿佛一切针对的都是那一件事。那件事一下子远不仅是一场私人的复仇。就仿佛,如果他不去杀他,就是犯下了一项偿还不清的罪——如果他不行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某种东西永远失落了。同时他清楚地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然而,尽管知道,在远离解释和逻辑的彼岸,他的血液仍然隐约知晓,那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就仿佛这件事会荡出看不见的波浪,之后还会发生大得多的事情。他知道,哈克只是这场恐怖的一个小小的执行者,意义不大——但突然间他也明白了,杀死他这件事,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

  他手中洞穴里的光熄了。他把火柴扔开。晨光悬在树梢。刚刚醒来的麻雀演奏的拨奏音列撑开一张银纱。他惊异地环顾四周。他心中有什么东西油然而生。一个看不见的法庭开庭了,判决也已经做出了。他清晰地看到四处的树木、一栋房屋黄色的墙、自己身边一道铁栅栏灰暗的颜色、蓝色雾气中的街道——他感觉自己将永远忘不了此景。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将会杀死哈克,而且这件事不再是他自己的小小私事,它的意义要重要得多。这是一个开端。

  他从奥西里斯的大门前经过。几个喝醉的人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他们眼神呆滞,满脸通红。门口没有出租车。他们咒骂了一会儿,然后走开了,步子沉重有力,一路吵吵嚷嚷。他们说的是德语。

  拉维奇本来想回酒店的。这时他改主意了。他突然想起来,罗兰德跟他说过,这几个月来,奥西里斯常有德国游客。他走了进去。

  罗兰德穿着黑色的主管服,站在吧台前,正在冷静地巡视四周。留声机朝着埃及风格的墙壁轰响,泛起回音。“罗兰德。”拉维奇说。

  她转过身。“拉维奇!你好久没来了。你来得正好。”

  “怎么?”

  他挨着她站在吧台边,朝店里四处望了望。客人已经不多了。他们零零散散地蜷缩在各张桌边,睡眼惺忪。

  “我要离开这里了,”罗兰德说,“再过一周我就走了。”

  “不回来了?”

  她点头,从低胸的领口里拿出一份电报。“你看。”

  拉维奇打开电报,然后把它还给她:“你那个姑妈吗?她终于死啦?”

  “是啊,我要回去了。我已经跟老板娘说过了。她大发雷霆,但她理解我。冉奈特只得接我的班了。她还得多练练,熟悉一下,”罗兰德笑了,“可怜的老板娘。她今年本来想在戛纳出出风头的。她的别墅已经住满客人了。一年以前她成了伯爵夫人,跟一个图卢兹的皮条客结婚了。只要他不离开图卢兹,她每月都付给他五千法郎。现在她只能待在这儿了。”

  “你的咖啡馆要开起来了吗?”

  “是啊。我已经在整天东跑西跑,购置所有该买的东西了。在巴黎可以买得便宜些。印花棉布当窗帘。你觉得这种图案怎么样?”

  她从胸衣里拿出一块压皱了的碎布。上面是黄底印花。“非常好。”拉维奇说。

  “我花七折的钱就能拿下。这是去年的滞销货,”罗兰德的眼睛亮闪闪的,温暖又温柔,“这一来我就省了三百七十法郎。多好,是不?”

  “太妙了。你要结婚吗?”

  “对。”

  “你为什么想结婚呢?为什么不再等等,先把想办的事都办好了?”

  罗兰德笑了。“你不懂做生意的事,拉维奇。没有个男人是做不成生意的。结婚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她站在那里,坚定,稳妥,镇定自若。她把一切都考虑好了。结婚是做生意的一部分。“先别一下子就把你的钱都转给他,”拉维奇说,“先等等,看看情况。”

  她又笑了。“我都知道情况会如何了。我们都很理智,做生意时要互帮互助。要是妻子拿着钱,男人就算不得男人了。我不想要个靠女人养的皮条客。我得尊重这个男人。要是他不得不时时刻刻跟我要钱,我就没法尊重他。你难道不明白这些吗?”

  “明白。”拉维奇说,但实际上不明白。

  “好,”她满意地说,“你想喝点什么吗?”

  “什么都不用。我得走了。我只是过来看看。明天早上还得工作呢。”

  她看着他。“你太清醒了。你想要个姑娘吗?”

  “不想。”

  古希腊典故,意义类似“世外桃源”。

  罗兰德轻轻挥了下手,指示两个姑娘到一个坐在过道边沿上睡觉的男人那里去。其余的姑娘都在各处欢闹着跑来跑去。只有少数几个坐在沿着中间过道放置的两排凳子上。别的姑娘在过道的光滑瓷砖上滑行,就像孩子们冬天滑冰一样。每次都是两个姑娘拉着蹲在地上的第三个,小跑着沿着长长的过道滑过。松散的头发飞扬着,乳房晃动着,双肩亮闪闪的,那一小片绸缎什么都遮掩不住,姑娘们开心地叫喊着,奥西里斯突然间成了一片充满古典年代纯真之意的阿卡狄亚
  净土。

  “到夏天了,”罗兰德说,“得让她们每天早上享受一点自由。”她看着他。“星期四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了。老板娘给我准备了一场晚宴。你来吗?”

  “星期四吗?”

  “对。”

  星期四,拉维奇想。再过七天。七天。那就像是七年。星期四——到时候事情早就过去了。星期四——谁能想那么远的事呢?“当然来,”他说,“在哪里?”

  “这里。七点钟。”

  “好。我会来的。晚安,罗兰德。”

  “晚安,拉维奇。”

  他放置牵引器时出事了。事情发生得很快,令人惊慌失措、急躁不安。他犹豫了片刻。腹腔敞开着,像个鲜红的洞穴,吊着肠子的湿热纱布冒出缕缕细密蒸汽,夹子旁边纤细的血管中渗出血来——他突然间看到困惑地望着自己的欧仁妮,他看到韦贝尔的脸,在金属般的灯光下,那张大脸上所有毛孔和每根毛发都看得一清二楚——随后他控制住自己,镇定地继续工作。

  他开始缝合。他的手在缝合。伤口闭上了。他感觉自己腋下正流出汗水来。汗顺着他的身体往下流。“您愿意缝完吗?”他问韦贝尔。

  “行啊。怎么啦?”

  “没什么,天气太热。没睡够。”

  指虔诚信奉耶和华的人。

  韦贝尔看到欧仁妮的目光。“难免嘛,欧仁妮,”他说,“就算上帝的义人
  也难免。”

  手术室摇摆了片刻。一阵狂野剧烈的疲惫袭来。韦贝尔继续缝合。拉维奇机械地给他打下手。他的舌头钝了。上颚变得像棉花一样。他极慢地呼吸。罂粟,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想。佛兰德的罂粟。敞开的鲜红腹腔。一片鲜红,绽放的罂粟花,恬不知耻的秘密。生命紧紧依附在拿着刀的手下。抽搐,胳膊垂下,一场遥远的死亡散发出磁力,吸引着他。我不能再做手术了,他想。必须先把那件事解决。

  韦贝尔用药涂抹缝合的刀口。“缝完了。”

  欧仁妮摇手柄,让病人的腿低下来。手术推车发出轻微的辘辘之声,出去了。“来支烟吗?”韦贝尔问。

  “不了。我得走了。还有事情要办。这儿还有事要干吗?”

  “没有了,”韦贝尔惊异地看着拉维奇,“您干吗这么着急?不想喝杯苏打水兑苦艾酒或者别的凉饮料吗?”

  “什么都不要了。我得走了!我都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再会,韦贝尔。”

  他匆匆出去了。出租车,到了外面后,他想。出租车,快来。他看到一辆雪铁龙开来,把车子拦住。“去威尔士亲王酒店!快!”

  我得跟韦贝尔说,他这几天靠不上我,得自己应付一下,他想。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我做手术时突然想到,哈克可能这时候正在给我打电话,我会发疯的。

  他付了出租车钱,穿过大厅。仿佛等到了地老天荒,电梯才来。他穿过宽阔的楼道,打开房间门。电话。他拿起听筒,仿佛那有千斤之重。“我是冯·霍恩。有人给我打过电话吗?”

  “先生请稍等。”

  拉维奇等着。女接线员的声音传来。“没有。没人打电话。”

  “谢谢!”

  下午,莫罗索夫来了。“你吃过了吗?”他问。

  “没有。我等你来着。咱们可以一起在这儿吃顿饭。”

  “瞎说。那样太显眼了。在巴黎,除了病人,没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你去吃饭吧。我待在这儿。这个时候没人打电话。人人都在吃饭。肚子是神圣的。如果他还是打电话来,我就说我是你的贴身男佣,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你过半个小时就回来。”

  拉维奇犹豫了一下。“好,”他随后说,“二十分钟后我就回来。”

  “不用忙。你等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先别紧张。你去福克餐厅吗?”

  “嗯。”

  “让他们给你上点开瓶的三七年产武弗雷葡萄酒。我刚喝过。一流好酒。”

  “好。”

  拉维奇下楼。他匆匆穿过马路,在餐厅露台上巡视了一圈。随后他在餐厅里来回走了一圈。哈克不在那里。他在一张挨着乔治五世大街的空桌子旁坐下,点了烩牛肉、沙拉、山羊乳酪和一大瓶武弗雷酒。

  吃饭的时候,他小心留意。他强迫自己吃出滋味来,品出那葡萄酒味道淡,还有些烈。他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环顾四周,他看到天空像一面蓝色的锦缎旗子般挂在凯旋门上,他又点了一杯咖啡,感受到咖啡的苦味,他慢慢地点了支烟。他不想急着走,于是又坐了一会儿,观察旁边经过的人,随后站起来,朝威尔士亲王酒店走去,把这一切都忘了。

  “武弗雷酒怎么样?”莫罗索夫问。

  “好。”

  莫罗索夫拿出一副便携棋盘。“我们下局棋?”

  “好。”

  他们把棋子插进棋盘上的洞里。莫罗索夫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拉维奇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没有护照的话,我在这儿待不了三天了。”他说。

  “前台已经问过你护照的事了?”

  “还没有。他们有时会在人家入住时要带签证的护照。因此我是夜里搬进来的。值夜班的小厮没有多问。我跟他说,我需要一间房,住五天。”

  “昂贵的酒店对这些事没那么仔细。”

  “如果他们过来要我的护照,可就麻烦了。”

  “他们暂时不会过来的。我在乔治五世和丽兹两家酒店打听过。你登记时说你是美国人吗?”

  “不是。我说是乌特勒支过来的荷兰人。跟那个德国名字不太相称,所以我把它改了改,小心起见。改成了范·霍恩,不是‘冯’。如果哈克打电话找我,听起来也是一样的。”

  “好。我想,这事情还是能办成的。毕竟你住的不是那种便宜房间。人家不会多管闲事的。”

  “但愿不会。”

  “可惜,你说了你名叫霍恩。我知道有一张无可挑剔的身份证,还有一年到期。那是我一个朋友的,他七个月以前死了。验尸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没有证件的德国难民,就这么救下来一张有效证件,自己留下了。人家给他冠上约瑟法·维斯的名字,把他埋在了不知什么地方,这些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了。可这边已经有两个流亡者靠他的证件活下来了。他叫伊万·克鲁格。不是俄国名字。照片模糊不清,又是侧面照,上面没盖戳,很容易换一张。”

  “还是现在这样好,”拉维奇说,“我一从这里搬出去,就没有霍恩这个人了,也没有证件了。”

  “那样在警察那边会保险些,但他们不会来的。那些租一个套间要花一百法郎以上的酒店,警察是不会去的。我认识一个难民,他从五年前开始就住在丽兹大酒店,也没有证件。唯一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是值夜班的门房。你考虑过没有,假设那些老兄最后还是要找你问询,你要怎么办呢?”

  “当然想过。我的护照放在阿根廷大使馆办签证去了。我会向他们保证,第二天就把护照拿回来。然后就把箱子留在这里,再也不回来了。干这些事的时间我还是有的。一开始应该是酒店经理来询问,不会是警察直接过来。我算计到了这些。只不过——这一来这儿的事就吹了。”

  “会办成的。”

  他们下棋下到八点半。“你先去吃晚饭吧,”莫罗索夫说,“我在这儿再等等。然后我就得走了。”

  “我晚些时候在这儿吃饭。”

  “瞎说。快去正正经经吃顿饭。如果那小子打来电话,你肯定先要跟他喝酒。最好还是在那之前已经吃得饱饱的。你知道要跟他去哪里吗?”

  “知道。”

  “我的意思是,要是他还想去看看什么,或者喝些什么的话。”

  “知道。我知道很多没人爱管闲事的地方。”

  “先去吃饭吧。别喝酒。吃些油腻的硬菜。”

  “好的。”

  拉维奇又去了福克餐厅。他感觉,一切都不真实。就仿佛这些都是他在一本书里读到的,或者在一部剧情片里看到的,或者是梦到的。他再次在福克餐厅的两边巡视一番。露台上都人满为患。他仔细检查了每一张桌子。哈克不在。

  艾尔莎·夏帕瑞丽(1890—1973),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

  他在一张小桌边坐下,这桌子在门边上,这样他就可以观察大门和街上。他旁边有两个女人在聊夏帕瑞丽
  和曼波彻。一个胡子稀稀落落的男人坐在她们身边,一言不发。另一侧,几个法国人在谈政治。其中一个支持火十字团,另一个支持共产主义者——其余几人则拿他们俩开玩笑。同时,他们全都在打量两位自信满满地喝着苦艾酒的美国丽人。

  拉维奇一边喝酒,一边注视着街道。他没蠢到会相信偶然。只有优秀文学作品里才没有偶然——生活中每天都充满了最荒谬的偶然。他在福克餐厅待了半个小时。这次比中午轻松一些。他又在餐厅挨着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侧走了一圈,然后回酒店了。

  “这是你的汽车钥匙,”莫罗索夫说,“我换了辆车。这回是辆蓝色的塔尔博特,带皮座椅的。另一辆车的座椅是灯芯绒的。皮子更容易清洗。这是一辆翻篷汽车,你开车时顶篷敞着或者关着都行。你得一直开着窗户。如果你开枪时只能关着顶篷,就打开后面的窗户再开枪,省得子弹在车里留下痕迹。这辆塔尔博特我租了两周。千万别一干完就把车开回车库。找条总是停满了车的小路放一段时间。通通风。车子现在在贝利路上,正对着兰开斯特酒店。”

  “好的。”拉维奇说。他把车钥匙放在电话旁边。

  “这里还有汽车的证件。我没能给你弄张驾照来,不想找太多的人问这件事。”

  “用不着驾照。在昂蒂布开车时我也一直没有驾照。”

  拉维奇把汽车的行驶证跟钥匙放在一起。“今天夜里你把车子停到另一条路上。”莫罗索夫说。

  情景剧,拉维奇想,一部拙劣的情景剧。“我会去的。谢谢你,鲍里斯。”

  “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去。”

  “我不希望。这种事要一个人办。”

  “是啊。但你别错失良机,也别给他机会跑掉。把他解决掉,这就完了。”

  拉维奇微笑。“这些你都跟我讲过十几遍了。”

  “怎么讲也不嫌多。在关键时刻,脑子里不知会冒出什么蠢念头,这事可真要命。一九一五年,沃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时就这样,突然间鬼迷心窍想追求荣耀了。猎人的怪癖,不想冷血杀戮之类的。结果被一头猪猡开枪打死了。你烟够抽吗?”

  “有一百支呢。而且在这儿我要什么都可以打电话。”

  “如果我不在山鲁佐德那边了,你就去叫醒我。”

  “我无论如何也会去的。无论办没办成都会去。”

  “好。再见,拉维奇。”

  “再见,鲍里斯。”

  莫罗索夫出去后拉维奇关上门。房间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他在沙发的一角坐下。他看着墙上的布面。那是蓝布做的,嵌在框架里。才两天时间,他对这布面就比对他置身于其中多年的房间墙纸更加熟悉了。他熟悉这些镜子,熟悉地板上灰色的绒面,以及靠窗户边的那块深色污渍,他熟悉桌子和床的每道线条,还有扶手椅的套子——他对这一切都熟悉到了想吐的地步——只有电话他还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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