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德曼对话雷马克

　　刘娜 译

　　几个月来，恐怕没有哪一天，雷马克这个名字不一次又一次地登上美国新闻的专栏。他的《凯旋门》打破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出版纪录。好莱坞拍摄了电影，英格丽·褒曼担任女主角。此时，雷马克本人也比克拉克·盖博更受欢迎。

　　如果有人关注了一九二九年《西线无战事》出版以来，雷马克的生平经历，便会对他的第一本和最新的这本书之间巨大的反差和文学的张力感到惊异。十八年前，当雷马克在他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写下一战经历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自身的“使命感”。在那里，他做过教师、墓碑商、赛车手、文员和体育记者多种职业。他每天写几页，什么都不去想。当时，年轻的雷马克做梦也没有想到，《西线无战事》有一天能成为反战的武器。的确，曾经他很难为这本书找到出版商。对柏林的S. 菲尔舍的拜访也并不令人兴奋：“没有人对战争小说感兴趣。”老出版商那时对他讲，“非常抱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出版这样的一本书。”

　　今天的雷马克有意识地选择主题，并明显地始终遵循着一个主线，即将纯粹的人性置于其他一切之前。选择三十年代的巴黎流亡作为他的《凯旋门》的底调，绝非偶然。当时，他从阿斯科纳的小住所远足到巴黎，途中第一次看到流亡悲剧的影响，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在那些昨天还能感受到脚下坚实的土地，今天便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男人、女人的普遍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一览无余。雷马克看到了法西斯是怎样不仅抢占了他们的家乡、财产，更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尽管他在瑞士有自己的房子，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但他和那些在巴黎的同胞们内心相通，正如他们中的大多数隐约感受的一样。雷马克认为，对无家可归之人，流亡不只是一个生存问题，更是一个心理问题：是那种无根的状态和必须重新扎根的问题，就像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已踏上流亡之路的自己所经历的那样。

　　他在《凯旋门》中描写一个个流亡的悲剧和个体，同时也就描绘了一部时下的当代历史。

　　笔者拜访在纽约酒店的雷马克时，他带着与生俱来的开放和纯朴承认，他认为流亡的德语作家，处境十分艰难。

　　“在异国的作家，”雷马克表示，“要做双重的斗争：为他的精神存在和他的事业。和祖国没有联系、流亡成为常态的德语作家，就像没有后方的前线战士。他不可能像其他国家的作家一样，”雷马克说道，“从家乡丰富的、源源不断的、新鲜的素材中去汲取营养。十三年来，他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他的书，几乎只能靠自己书籍的译本为生。然而，没有译本能够和原稿相称。作家的原创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语言的节奏和声调是两种不可译的东西。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行业，”雷马克补充道，“在国外备受青睐。医生、工程师等用外语通过了考试，现在事业成功。教授们在美国大学工作。其他流亡的人，通常在晚年找到了新的职业，这样就找到了一种存在。对于作家来说是更难的。即便是想，也不能轻易地‘改弦更张’。他不能毫无问题，一跃而入，进入接收国的文学。他的问题贯穿以往的生活，是欧洲的，或者就我而言，是德国的。法西斯的车轮已经碾轧过德国，作家不知道他从大洋彼岸所得知的，究竟是否还存在。不触碰历史题材时，他的写作领域已变得十分狭窄。那个他认识的德国不再存在，那个他观察了十三年的德国，让他充满恐惧和憎恨。他几乎只有流亡这个狭小的领域，很快也会消失殆尽。双重的流亡——先是从德国，然后从欧洲——让落地生根更加艰难。很多人变得沉默了；为了远离时事，另一些人隐退了；另外一些人则深感绝望。危机是多么深重，恩斯特·托勒尔和斯蒂芬·茨威格的自尽就是证明。此外，一些人有大的物质困扰；在那边人尽皆知的作家，找不到出版商。一些最好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译的：他们的特点、他们的风格都是不可移植的。还有对欧洲灾难狂热的参与。每家报纸每天充斥着比以往一年还多的新闻的一个时代，对于一本书所需要的数月的思考和专注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介质。只希望有朝一日，这个时代被描绘出来——然而，这可能还要历经数年。”

　　对于是否有意再重新回到德国，雷马克回答道：

　　“圣诞过后，我会回瑞士，从那里回德国，实地研究所有变化。然而，我不会再在德国生活。我想弄清楚，法西斯主义已经多大程度地影响了德国的文化和思想。只要我不在德国研究这些事情，我认为，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德国人都是法西斯。我自己失去了妹妹，失去了很多朋友，他们都被盖世太保杀害。很多人被毒死，被扔进集中营或者地下室。很显然，冒着生命危险同希特勒和德国军队作斗争的那些人，是不能同法西斯和冷漠的小市民混为一谈的，这并不需要更为详尽的理由。当然，除了这些比较少的例外，德意志民族中的绝大多数，都必须为民族屠杀、占领他国，为杀害六百万以色列宗教信徒负责。德国民众必然最终得到答案，任何军国主义对德意志民族都意味着灾难，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西线无战事》出版几个月后的一个小插曲，向我证明了，军国主义在德意志民族最自由的圈子中已扎根有多深。一天，我收到了一位知名的德国和平主义作家的电报，电报中，他反对我对德国前线士兵的描写。还不忘提到，作为“德国预备役军官，他对此感到愤慨”。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德国民族的教育问题。“您看，”雷马克说道，“这就是对同盟国来说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外国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教育的。同盟国的军官，即使他们用意再好，也不可能像美国人声称的一样，‘再教育’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的转变只能从内部，只能通过德国民族自己来实现。同盟国能为德国民主化做的贡献，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好示例，以及对所有在德国境内外，毕生同国际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德国人的积极的、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最终谈到美国文学。“美国文学涉及的是，”雷马克讲道，“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不能再俯视美国文学了。现在的美国作家水平很高。我只提海明威、斯坦贝克、福克纳、厄普顿·辛克莱、托马斯·沃尔夫、辛克莱·刘易斯。相反，在国外众所周知的美国电影，在思想发展上，已经非常停滞不前了。好莱坞已太过千篇一律。没有哪个地方，比好莱坞更高谈艺术，却做得更少。除了少数例外，商业、审查、轰动和艺术的结合几乎一直是致命的。对美国电影工业来说，纯技术是头等大事。电影公司花重金买好作家的书，然后把它交给半打雇佣的平庸作家，从中炮制出一个烂稿。作家写书要数年，电影作家必须在几周之内编纂成文，结果显而易见。即便这其中的一个庸人，能写出好的稿子：那是制片人、是导演、是半打其他的人，和他商讨、改稿。每个人都比作家清楚。这会产出什么？很少有一部好的电影。

　　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俄国电影，法国电影，后来的瑞士和英国电影，都比很多好莱坞的顶级制作好。原因何在？艺术家在起作用。明星不是最重要的，恰恰相反，手稿才是最重要的。人们试图去描绘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对传统的习俗进行简单地模仿。这方面好莱坞倒有很多有天赋的艺术家。”

　　最后，我问雷马克，他对自己的电影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现在，刘易斯·迈尔斯通拍摄《西线无战事》，”雷马克答道，“是导演。《西线无战事》是曾拍摄的十部最好的影片之一。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电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演员是好莱坞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演员。制作公司是新成立的。这是它的第一部电影。”

　　关于未来和他自己的计划，他说：“命运让我们成了世界公民。美国是一所卓越的学校。人们放弃了诸多偏见，开阔了眼界，接受了很多新事物。它是严苛的课程，但谁通过了它，就收获了很多。美国平等地接收流亡者，允许他们工作，成为公民。这是一个聪明的政策：很多在科学艺术领域最出色的欧洲人，今天是美国人。对国家毫无害处。从知识分子的民族迁徙中，美国收获颇丰。我个人会在欧洲和美国生活；可能在纽约和瑞士。在其中一个，是为了和欧洲保持联系，在另外一个，为了更广泛地扎根美国。亲近和距离，二者，一个好的结合。”

　　“毁灭的时代，”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雷马克表示，“已经过去了。尽管有困难和阻力，重建仍然必须开始。对那些失去数百万人民、城市尽毁的国家的玩世不恭，是卑劣的。”我们必须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会更好。尽管有些政治家不这样想，世界仍然想要和平。而且世界想要取回那些曾经可以信任的东西。当代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此：要找到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描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些最为简单的问题，无论何时都一样：人性、理解、进步、热心。无论如何，人还是善的。否则原子弹就是最简单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