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一个小时后，他在一家小客栈前停下。他饥肠辘辘，头脑麻木。他把车停在客栈前，那里放了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他点了咖啡和布莉欧面包，然后去洗手。洗手间臭烘烘的。他要了个杯子，漱了漱口，接着洗洗手，回去。
早餐放在桌上了。咖啡的气味跟全世界的咖啡别无二样。燕子绕着屋顶盘旋，太阳把一天中的第一张金色哥白林挂毯挂上了房屋的墙壁，人们去上班，小餐馆的珠帘后，一个卷着裙子的女佣在擦瓷砖。这是拉维奇好久以来见过的最平和的夏日清晨了。
他把热咖啡喝了，但无法下决心吃东西。他不想用他那双手抓任何东西。他看着这双手。荒唐，他想。见鬼，我不想搞出什么心理情结来。我得吃东西啊。他又喝了一杯咖啡。他拿出一支香烟，小心翼翼，没把自己碰过的那端塞到嘴里。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想。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吃东西。我得先把事情全办完了，他下定决心，站起来付了钱。
一群奶牛。蝴蝶。照在田野上的太阳。照在挡风玻璃上的太阳。照在顶篷上的太阳。照在后备厢亮闪闪的金属盖子上的太阳，哈克就躺在那底下——死了，都没来得及听到自己为什么会死，又死于谁手。本来不该是这样的。不该这样——
“你认出我了吗，哈克？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看着面前那张红色的脸。“没有，怎么？您是谁？我们曾经见过吗？”
“对。”
“什么时候见的？您用‘你’称呼我？或许是在军官学校认识的？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哈克。不是在军官学校，比那晚些。”
“比那晚些？但您可是生活在国外吧？我从没离开过德国。只是这两年才来巴黎。也许我们是喝酒时……”
“不。不是喝酒时认识的。也不是在这里。是在德国，哈克！”
一道栅栏。铁轨。一座小花园，里面长满了玫瑰、天蓝色绣球花和向日葵。等待。一列破旧的黑色火车，喷着浓烟穿过没有尽头的清晨。挡风玻璃上映出那双鲜活的眼睛，它们正像黏稠的水母一样待在后备厢里，填满了从缝隙里落下来的灰尘。
“在德国？啊，我明白了。是在哪次党代会上吧。我觉得我想起来了。不是在纽伦堡宫饭庄那次？”
“不是，哈克，”拉维奇对着挡风玻璃慢慢地说，他感到这些年月如沉重的波涛般溯回，“不是在纽伦堡。是在柏林。”
“柏林？”阴影中的那张脸在玻璃反光中一颤一颤的，随和中有一丝不耐烦了，“呐，您就直说了吧，老天，把那段往事直说出来吧！别卖关子了，别一直兜圈子折磨我了。是在哪里？”
波涛从地上升腾而起，已经传入双臂之中。“折磨，哈克！正是那样！就是刑讯折磨之时！”
一阵笑声，没那么有把握了，谨慎起来了。“别开玩笑了，老天。”
“就是行刑之时，哈克！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
又是那笑声，更没把握了，更谨慎了，带上了恐吓之意。“我怎会知道？我见过好几千人。我又不能把每一个都记着。如果您想说的是秘密警察……”
“对，哈克。盖世太保。”
耸肩，暗自提防起来。“要是您曾经被审问过……”
“对。你记起来了吗？”
再次耸肩。“我怎会记得？我们审问过几千人……”
“审问！是折磨拷打到失去意识，肾脏都给压烂了，骨头都给打断了，像个口袋一样被扔进地牢，再给提出来，把脸撕破了，睾丸捣碎了——你们管这叫做‘审问’！那些喊不出来的人焦灼可怖的呻吟声——‘审问’！晕厥和晕厥之间的呜咽，踩在人家肚子上的脚，橡胶棍，鞭子——好啊，你们倒挺不耐烦地管这些叫做‘审问’！”
拉维奇盯着挡风玻璃里那张看不到的脸，点缀着庄稼、罂粟和野玫瑰的风景从那张脸中无声地穿梭而过——他盯着它，嘴唇嚅动着，把自己早就想说、一定要一吐为快的话说了出来。
“手给我安静放着！不然我开枪打死你！你还记得小马克斯·罗森贝格吗，浑身残破了，在地牢里躺在我身边，打算一头撞死在水泥墙上，省得再去受‘审问’——为什么审问啊？因为他是个民主党！还有威尔曼，尿里带血，牙齿没了，只剩下一只眼睛，就是被你们‘审问’了两个钟头后——为什么审问啊？因为他信天主教，不相信你们的元首就是新的救世主。还有里森菲尔德，头上背上跟一团生肉一样，求我们把他的血管咬开，因为他自己没有咬血管的牙了，那也是被你‘审问’过之后——为什么审问？因为他反对战争，不相信文化会在炸弹和喷火器中得到最完满的体现。审问！你们‘审问’过几千人，是啊——手老实放着，猪猡！现在我终于逮到你了，我们要出城去，那里有一座房子，墙壁很厚，周围荒无人烟，我要‘审问审问’你——咱们就慢慢地、慢慢地审，审他个好几天，用罗森贝格那套审法，威尔曼那套审法，里森菲尔德那套审法，就跟你们给我们看过的一样！然后，这一切之后……”
拉维奇突然意识到车子在飞驰。他松开油门。一些房屋。一个村落。狗。鸡。奔驰在一片草场的马，脖子伸得很长，脑袋高扬着，充满异教气息。就像半人马一样，强大有力的生命。一个开怀大笑的女人拿着洗衣篮子。彩色的衣服在绳子上飘动，像是一面面蕴含着幸福意味的旗帜。几个孩子在家家户户门前玩耍，他看着这一切，仿佛隔着一道玻璃墙，近在咫尺，又遥远得不可思议，那一切之中满满地都是美、和平和纯真，强劲得令人痛苦，却仅仅因为这一夜就和他隔绝无缘，让他永远触不可及。他并不觉遗憾——就是这样了，仅此而已。
他慢慢地行驶。要是从村里飞驰而过，倒会制造唯一一种被人家拦下的契机。时钟。他已经开了快两个小时了。这怎么可能呢？他都没注意到。他什么都没看到，除了那张脸，他对它说话……
圣日耳曼郊区。公园。蓝天前的黑色栅栏，之后就是树木。树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绿树成荫的公园，期盼着，希求着，蓦然间，森林就在眼前。
车声轻了。森林赫然耸起，如同一道金绿色的巨浪，从左右两边拔地而起，淹没了地平线，席卷了一切——包括那只在它之中快速辗转迂回的、亮晶晶的昆虫。
地面软绵绵的，到处都是丛生的灌木。这里离街道很远了。拉维奇把车子停在几百米外的不远处，这样就能看到它。接着，他拿起铁锹，铲起地来。这活不难。如果有人过来，看到汽车，他可以把铁锹藏起来，装成平和的散步者，回车那边去。
他挖得够深了，足以让泥土盖住尸体。随后，他把车子开过来。死尸是很沉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只是把车停在地面坚硬的地方，以免留下轮胎的痕迹。
尸体还是软的。他把它拖到地洞边，把衣服扒下来，扔成一堆。这活比他想象的容易些。他放赤裸的尸体躺在那里，拿起衣服，塞到后备厢里，把汽车开回去。他关上车门和后备厢，带上了一把锤子。他得考虑有人偶然发现尸体的情况，不希望让别人通过任何线索认出这是谁。
一时间，他感觉自己很难再回到尸体那边去。他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抵抗的强烈渴望，想把那尸体就那样留在那儿，自己上车，飞驰而去。他站定脚步，环顾四周。几米外的一棵树的树干上，两只松鼠在追跑打闹。它们红色的皮毛在阳光中闪闪发光。——他往前走了。
浮肿了。发青了。他把一块沾满油的呢绒盖在那张脸上，然后动手用锤子把它砸烂。砸了一下后他停手了。那声响很是沉闷。随后他迅速地又砸了起来。半晌后，他把那块破布撩起来。那张脸成了一团面目全非的血肉，到处都是凝固的黑色血污。跟里森菲尔德的脑袋一样，他想。他感到自己牙关紧锁。跟里森菲尔德的脑袋不一样，他想。里森菲尔德的脑袋还要更糟：他那时还活着呢。
右手上的戒指。他把它摘下来，把尸体推进坑里。坑有些太短了。他把膝盖屈到肚子前。然后，他把泥土铲进坑里。很快就干完了。他把泥土踩平整，把自己之前用铁锹铲下来的几片苔藓盖到上面。正好盖得上。只有弯下身子才能看到边上的几道空白。他把灌木丛推回原处。
锤子。铁锹。破布。他把这些东西跟后备厢里的衣物放在一起。之后他又往回走了一趟，一边慢慢地搜寻痕迹。基本上找不到了。一点雨，再让草木生长几天，剩下的痕迹就无影无踪了。
奇怪：一个死人的鞋子。袜子。内衣。西装外衣倒没那么明显。袜子，衬衫，内衣——仿佛有幽灵似的，已经枯萎了，浸满了跟着主人一同死去后的死亡气息。抓着这些衣物，寻找花押字和裁缝标签，令人很不舒服。
拉维奇动作很快。他把这些标记剪下来，然后把东西卷成一小团，埋掉了。这里离他埋尸体的地方隔了好几公里——够远了，人家是不会一下子找到这两处的。
他再往前开，一直开到一条溪边。他拿起那些剪下来的标签，用纸把它们包起来。之后，他把哈克的笔记本撕成碎片，又在他的钱包里翻了翻。钱包里有两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一本去柏林的多程车票、十马克、几张写着地址的便签和哈克的护照。拉维奇把法国钱币塞进兜里。之前他在哈克的兜里还找到了几张五法郎的钞票。
他盯着那本多程车票看了片刻。前往柏林，看着这字样有种奇怪的感觉：前往柏林。他把车票撕碎，跟其他碎片放在一起。他久久地打量那护照。有效期三年。把它据为己有，用它活下去，简直是种诱惑，跟他这条生命的整个生活方式很是相称。要是这样做没有危险，他会不假思索地留下它的。
他把护照撕了。那张十马克钞票也撕了。他把哈克的钥匙、左轮手枪和行李箱的收据留下了。他打算好好琢磨一下，到底应不应该把箱子取回来，这就把哈克在巴黎的每一丝痕迹都消除了。酒店收据他已经找到了，撕毁了。
他把这些东西全都烧了。烧的时间比他想象中久些，不过他带了些报纸，这一来碎布片也可以烧掉。他把灰烬撒到溪水里。接着，他检查车上有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找到。他把锤子和螺旋扳手小心地清洗一番，又把工具装回后备厢。他尽可能仔细地洗了洗手，拿出一支烟，坐着抽了一会儿烟。
直到他回到路上，转弯朝城堡的方向开时，才想起西比尔。那白色的城堡矗立在明净的夏日里十八世纪的永恒天空下。他蓦然间想起西比尔，打那时起，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不再努力抵抗，不再试图把这思绪推到一边、压抑下去。此前，他从不曾追忆起哈克让人把她领进刑房之前的事。他从不曾追忆起她脸上的惊慌和疯狂的恐惧之外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从记忆中删去了。他曾听闻她上吊自杀的消息，但那之外的事他从没深想过。他从没相信过这消息；那是可能的——可谁知道那之前发生过什么？他每次想到她，必然感到大脑在痉挛，不由得双手都钩成鸟爪，仿佛胸口也箍上了一圈痉挛的肌肉，让他好几天都无法从那盼望复仇却无能为力的红色雾沼中逃脱出来。
他想着她，那胸口的箍、那痉挛和那雾沼突然间都消失了。有什么东西被消除了，一道障碍被挪开了，那个一动不动的可怖场面动起来了，这许多年来它一直凝固着，现在化开了。那张扭曲的嘴开始闭上了，一双眼睛中的僵硬消散了，血色温柔地回到了那张灰白的脸上。它不再是一张恐惧的僵直面具——它又变回西比尔了，他熟识的那个女人，曾跟他共同生活，曾让他触摸自己柔软的酥胸，又如同一个六月的夜晚般，从他生命中那两年岁月间被风卷走。
一个个白日升起——一个个黑夜——如同远处一个已被遗忘的打火机突然在地平线后燃起火焰。过往岁月中的一扇门，原本卡住了，紧紧锁住，覆着一层血迹，现在一下子轻巧无声地打开了，出现在那门后的又是一座花园，不再是盖世太保的地牢。
这一个多小时，拉维奇一直开车行驶。他没有回巴黎去。他开过圣日耳曼郊区，在塞纳河桥上把哈克的钥匙和左轮手枪扔进水里。然后他张开车子顶篷，继续往前开。
他穿过法国的清晨。那一夜几乎被忘在脑后，仿佛是几十年前的前尘旧事了。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已经变得模糊了——然而，多年以来一直沉于记忆湖底的东西又神秘地浮上水面，向他靠近，不再由一条大地裂痕与他天人永隔了。
拉维奇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肯定会空虚、疲惫、漠然、激动——他原以为自己会恶心，会暗自为自己辩解，会渴望痛饮一番，会酩酊大醉，然后遗忘——但不会是这样。他没想到自己会感到轻松和解脱，仿佛自己的过往中有一把锁掉落了。他环顾四周。风景掠过，一列列杨树高举起绿色的火炬，向上空欢呼，一片片种着罂粟和矢车菊的田野在他眼前铺开，小村庄的面包房里传来新鲜面包的香气，一座校舍里，孩子们的声音正伴着小提琴歌唱。
方才经过这里时，他在想什么呢？方才，几个小时前，亘古岁月前。那道玻璃墙去哪儿了，那种毫无可能的绝望感去哪儿了？蒸发了吧，就像雾气蒸发在高升的太阳下。他又看到了那些孩子，他们在屋门前的台阶上玩耍，他看到猫和狗在阳光中睡觉，他看到彩色衣服在风中扑簌，马在草场上跑动，那个女人仍然站在草地上，手里拿着几个架子，正把一长列又一长列的衬衫挂起来。他看着这些景象，感觉自己现在比多年以前更能融入其中。他心中有什么东西融化了，变得柔软湿濡，升腾起来，一片烧毁的耕地重泛出绿意，他心中有什么东西慢慢地荡回去，一份静谧的平衡建立起来了。
他静静地坐在车里；他一动都不敢动，不想把那种东西吓走。那东西在他周围不断地滋长，冒出上下浮动的气泡，他静静坐着，仍然不敢完全相信，却能感觉到、知道，它确实在。他原本以为，哈克的影子会坐在自己身边，盯着他——现在坐在他身边的只是他的生命，它回来了，正在看着他。那两只眼睛多年以来一直用力睁着，沉默倔强地索求着，控诉着，现在似乎闭上了；那张嘴安详地闭上，一双在极度的恐惧中向前伸出的胳膊总算落下去了。哈克的死把西比尔脸上的死亡抹去了——她的脸鲜活了一瞬，然后开始变模糊了。它终于可以安宁了，于是跌落回去，从此以后再不会回来了，白杨树和菩提树已经把它温柔地葬下，现在只剩下夏日和蜜蜂的嗡鸣，还有一重清晰、强烈、处于某种监察之下的倦意，就仿佛他已经好几宿没睡过觉了，现在想长睡一觉，或者永远都不再睡了。
他把塔尔博特停在彭色列路上。发动机不再出声，他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突然感到自己有多么累。那不再是驾驶时那种解脱后的倦意，而是只想睡觉的空洞虚无感。他往国际酒店走，越走越吃力，阳光像一道横梁一样落在他的脖颈上。他想起来，还得把威尔士亲王酒店的套房退掉，这事都给忘了。他太累了，累得甚至考虑了片刻能不能晚点儿再去退房。随后，他强迫自己去，叫了辆出租车去威尔士亲王酒店。付完房钱后，他几乎忘了让人去取自己的箱子。
他在凉爽的大厅里等着箱子。右边的酒吧里，有几个人正坐着喝马提尼酒。他都快睡着了，行李搬运工才来。他给了他一点小费，叫了辆出租车。“去巴黎东站。”他说。他声音很大，让门房跟搬运工能够听清楚。
到了波艾蒂路的转角时，他让出租车停下。“我记错了一个小时，”他对出租车司机说，“太早了。您在那个小酒馆前停下。”
他付了钱，拿上自己的箱子，往小酒馆走，看着出租车没影了。他往回走，另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国际酒店。
楼下除了一个正在睡觉的少年外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是十二点。老板娘正在吃午饭。拉维奇拿着箱子去自己房间。他脱了衣服，打开淋浴喷头。他花了好长时间，彻底地清洗自己一番。随后，他往身上擦了些酒精。这让他清醒了些。他把箱子收好，把里面的东西收好。他又换上新内衣和另一套西服，然后下楼找莫罗索夫。
“我正要去找你，”莫罗索夫说，“今天我休息。我们可以在威尔士亲王酒店——”他不说话了，更加仔细地注视着拉维奇。
“没必要了。”拉维奇说。
莫罗索夫看着他。“干完了，”拉维奇说，“今天早上。别问我了。我想睡一觉。”
“你还需要什么吗？”
“什么都不要了。都解决了。很幸运。”
“车子停哪儿了？”
“在彭色列路上。没有问题。”
“没别的事要干了吗？”
“没有了。就是突然间头疼得要死。想睡觉了。我晚点儿再下来。”
“好。要解决的事没别的了吗？”
“没有了，”拉维奇说，“没别的了，鲍里斯。很简单的。”
“你什么都没忘？”
“我觉得没有。没有。现在我没法把这事细细回味一遍了。得先去睡一觉。之后再说。你不走吗？”
“当然不走。”莫罗索夫说。
“好。我之后再下来找你。”
拉维奇回到自己房间。他突然头疼得厉害。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他脚下，流亡者威森霍夫的百合花闪闪发亮。对面是那堵灰色的墙，墙上是一扇扇空荡荡的窗。一切都结束了。他做得对，做得好，必须得这样，但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之后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不复存在了。明天，他的名字就没有意义了。白日在他窗前陡然落下。
他脱下衣服，又洗了遍澡。他把双手在酒精里浸了很久，然后在空气中晾干。手指关节周围的皮肤紧紧绷着。他的脑袋很沉，大脑似乎在里面松松散散地滚来滚去。他拿出一支注射器，在窗台上的小电炉里煮了煮。水冒了一会儿泡，让他想起那条小溪。只是想到那条小溪。他把两瓶注射液的一端掰下来，把清澈如水的注射液倒进注射器。他给自己打了针，然后上床躺下。过了一会儿，他把那身旧睡衣拿过来，给自己盖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是十二岁，正置身于成长和青春时期那种独特的寂寞之中，疲惫又孤单。
黄昏时他醒来。一道苍白的玫瑰色挂在屋顶之上。威森霍夫和戈尔德贝格太太的声音从楼下传来。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听懂。一个没有睡午觉习惯的人下午睡了一觉，他现在的情绪正是如此——和世间再无牵连，准备好了快刀斩乱麻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便那毫无意义。真希望我现在可以做场手术啊，他想。来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重病例给我看。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一整天什么都没吃。他蓦地感到饿得发狂。头疼已经消失了。他穿好衣服，下楼去了。
莫罗索夫穿着长袖衬衫坐在自己房间的桌边，正在研究一个棋局。房间里几乎家徒四壁。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件制服上衣。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座圣像，圣像前面还有一盏灯。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是一只铜茶壶。第三个屋角里是一台现代化的冰箱。那是莫罗索夫的奢侈品。他用这冰箱冷藏伏特加、食品和啤酒。一张土耳其地毯铺在床前。
莫罗索夫一言不发就站起来，拿了两个杯子和一瓶伏特加。他给杯子倒满酒。“野牛草伏特加。”他说。
拉维奇在桌边坐下。“我什么都不想喝，鲍里斯。我只是饿得要死。”
“好。那我们就去吃饭。在那之前——”鲍里斯·莫罗索夫从冰箱里翻出一块俄国黑面包、黄瓜、黄油和一小盒鱼子酱——“先吃了这些！这鱼子酱是山鲁佐德厨房主管的礼物。别担心。”
“鲍里斯，”拉维奇说，“我们就别演戏了吧。我在奥西里斯门前碰到了那人，在布洛涅森林里把他弄死了，又埋在圣日耳曼郊区。”
“有人看到你吗？”
“没有。在奥西里斯门口也没有。”
“哪儿都没人看到你？”
“在布洛涅森林时，有人从草地上过来。当时事情都结束了。我把他放在车里了。别人除了车和我之外什么都看不到，当时我在呕吐。我既可能是喝醉了酒，也可能是身上不舒服。没什么特别的。”
“你把他的东西怎么处理了？”
“埋掉了。能让人辨别身份的标志都剪了下来，跟他的证件一同烧掉了。我只留下了他的钱和一张在巴黎北站存行李的收据。他的房间已经退了，他正准备今天早上坐车走呢。”
“见鬼，运气真好！有什么血迹吗？”
“没有。几乎没流血。我把我在威尔士亲王酒店的房间退了。东西都拿回这里了。在这儿跟他交涉的那些人可能会猜他已经走了。要是把他的行李提走，他在这儿的痕迹就都没有了。”
“柏林那些人会发现他没回去，然后就会回头问这边的。”
“要是行李没了，别人就没法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们会知道的。他那张卧铺票没用过。你把车票烧了吗？”
“烧了。”
“那就把收据也烧了。”
“也可以把收据寄到托运处，让他们把行李寄到柏林或者别处去，货到付款。”
“一样的。最好把收据烧了。你要是太过精明，人家就比现在更容易起疑心。现在这样他就只是消失了。这种事在巴黎时有发生。人家会来追查，运气好的话能找出别人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地方。就是在奥西里斯里面。你进去过吗？”
“嗯。待了一分钟。我看到他了。他没看到我。然后我就在外面等着他。当时没人看到我们。”
“人家会去询问谁在这段时间里去过奥西里斯的。罗兰德会想起来你去过。”
“我常去那里。这还不算什么。”
“最好还是别来找你问话。你是流亡者，没有证件。罗兰德知道你住在哪里吗？”
“不知道。但她知道韦贝尔的地址。韦贝尔才是她们正式的医生。罗兰德再过几天就要辞职了。”
“她在哪里，人家都会知道的，”莫罗索夫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拉维奇，我觉得你最好离开这里，躲上几周。”
拉维奇看着他。“这话说得容易，鲍里斯。去哪里呢？”
“去个有人的地方，哪儿都行。去戛纳或者多维尔。那边现在很热闹，你可以在那里避一避。或者去昂蒂布。你熟悉那地方，也没有人会问你要护照。到时候我可以随时找韦贝尔和罗兰德打听，看警察找没找他们问你的事，传你去当证人。”
拉维奇摇头。“最好还是该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生活如常，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不。这次不行。”
拉维奇看着莫罗索夫。“我不会逃走的。我就待在这里。这是事情的一部分。你不明白吗？”
莫罗索夫没回答这话。“先把行李收据烧了吧。”他说。
拉维奇把那张纸条从兜里拿出来，点上，放在烟灰缸上烧。莫罗索夫拿起那个铜质的碟子，把细细的灰烬倒到窗外去了。“好了，这事办完了。你身上还有从他那里拿来的东西吗？”
“有钱。”
“给我看看。”
他检查那些钱。上面没有标记。“很容易处理掉。你想拿这钱干什么？”
“我可以把这钱寄到难民基金会去。匿名寄过去。”
“明天把钱换了，过两周再寄。”
“好。”
拉维奇把钱收起来。他把钱折在一起时，突然想起来自己吃过东西了。他匆匆瞥了一眼自己的双手。早上他竟会那样想，多奇怪啊。他又拿起一块新鲜的黑面包。
“咱们要去哪里吃饭？”莫罗索夫问。
“哪儿都行。”
莫罗索夫看着他。拉维奇露出微笑。这是他第一次微笑。“鲍里斯，”他说，“别那样看着我，跟个护士担心人家精神崩溃时看人的眼神一样。我结果了一头畜生，它应得的结果该比这恶劣千百万倍。我这一生杀过好几十个跟我毫不相干的人，还为此受过勋，我也不是在公平的战斗中杀死了这些人，而是在他们毫不知情之时从背后潜近他们、窥探他们，可战争就是这样，这是光荣的。只有一件事让我如鲠在喉了几分钟，那就是我没能在杀死那家伙之前就当面把话跟他说了，可那只是一个愚蠢的愿望罢了。事情解决了，他不会再去折磨人了，做了这事我也能心安入睡，如今事情早过去了，在我看来就跟报纸上读到的事情一样，毫无感觉了。”
“好，”莫罗索夫给上衣系上扣子，“那咱们走吧。我需要喝点东西。”
拉维奇抬头看他。“你？”
“对，我！”莫罗索夫说。“我，”他迟疑了片刻，“今天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