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车子在伏吉拉尔街的转角处停下。“怎么啦?”拉维奇问。
“有示威游行的队伍,”司机头都没转,“这回是共产主义者。”
拉维奇朝凯特·赫格斯特伦看了一眼。她身形纤细,楚楚动人,穿着一身路易十四时期宫廷贵妇的衣服,坐在角落里。她的脸上扑了很多粉,尽管如此还是显得苍白。鬓角和脸颊上的骨头都挤出来了。
二战期间的法国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927年。
“好啊,”他说,“一九三九年七月,五分钟以前是场火十字团
的法西斯游行——现在又来了场共产主义者的——而这段时间里我们两个却穿着伟大的十七世纪的服装。好啊,凯特。”
“没关系的。”她微笑。
拉维奇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宫廷高跟鞋。此情此景的讽刺意味太强了。都没必要再去考虑,随便一个警察就还可能把他抓起来呢。
“是不是应该换条道?”凯特·赫格斯特伦问司机。
“转不了方向了,”拉维奇说,“咱们后面的车已经太多了。”
游行队伍安静地经过前面的交叉路。他们拿着旗帜和标语牌。没有人唱歌。一大群警察跟在队伍旁边。伏吉拉尔街的转角旁另有一群不显眼的警察。他们推着自行车,其中一个沿街巡逻。他朝凯特·赫格斯特伦的车里看了一眼,神色没变,溜溜达达地往前走去了。
凯特·赫格斯特伦看到拉维奇的眼神。“他并不觉得奇怪”,她说,“他明白的。警察什么都明白。蒙特福尔家的舞会是夏季盛事。房子和花园周围都有警察守着呢。”
“那可真是让我心中大慰啊。”
凯特·赫格斯特伦微微笑了。她根本不知道拉维奇的处境。“等下次那么多珠宝首饰在巴黎凑到一起,可不会是很快的事。那都是真正的古装和真正的珠宝。警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人群里肯定也有警探在。”
“也穿着古装?”
“有可能。怎么了?”
“幸好知道了。我原本打算偷罗斯柴尔德的绿宝石的。”
凯特·赫格斯特伦把车窗旋下来。“这事让您感觉无聊,我知道的。可这回您是怎么都躲不过了。”
“我不觉得无聊。正相反。不然我也想不到还能干什么。酒够喝吗?”
“我想是够的。但我可以给用人领班提个醒。我跟他挺熟的。”
可以听到游行者在铺石路面上的脚步声。他们不是在齐步行进,而是挺没规矩地走着。听声音,仿佛一群疲惫的牲畜正闲散地走过去呢。
“如果可以让您挑的话,您想生活在哪个世纪呢?”
“就这个。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已经死了嘛,不知哪个白痴会装扮成我去参加这场宴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您愿意在哪个世纪重新过活一遍?”
拉维奇看了看自己那身装扮的天鹅绒袖子。“还是一样,”他说,“就我们这个。这是目前为止最糟糕、最血腥、最腐化、最单调、最肮脏的世纪——可尽管如此还是选它。”
“我就不一样了。”凯特·赫格斯特伦把一双手按在一起,仿佛冻着了似的。柔软的锦缎落在她纤细的手腕上。“我选这个,”她说,“十七世纪或者某个更早的世纪。在哪个世纪都行——只是别在我们这个世纪。我也是几个月以来才明白这个的。过去我从没考虑过这些。”她把车窗完全旋下来。“多热啊!多闷啊!队伍还不马上过去吗?”
“嗯。那边就是头了。”
一声枪响从康布罗纳街那边传来。下一刻,街角的警察坐上了他们的自行车。一个女人喊了些什么。人群突然轰然响应。人们跑了起来。警察踩着车蹬子,骑着车行驶在人群之中,他们的警棍在空中挥舞着。
“怎么回事?”凯特·赫格斯特伦惊慌地问。
“没什么。就是个车轮崩了。”
司机转过头。他的脸色变了。“这——”
“您快开吧,”拉维奇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您可以过去了。”
十字路口空荡荡的,仿佛是一阵风把那儿刮干净了。“走吧。”拉维奇说。
康布罗纳街上传来叫喊声。又是一声枪响。司机开动了车子。
让-安东尼·华托(1684—1721),法国洛可可时代代表画家。
他们站在对着花园的露台上。到处都是旧式衣装。黄昏之意已浓,树下朦胧之中,玫瑰正在盛放。风灯里的蜡烛送出摇曳温暖的光。一个小乐队在一座凉亭中演奏小步舞曲。这一切就像一幅华托
的画活了过来。
“好看吗?”凯特·赫格斯特伦问。
“好看。”
“真的吗?”
“真的,凯特。至少从远处看显得不错。”
“来吧。咱们去花园里转一圈。”
高大的古木下展开一幅不真实的画卷。许多蜡烛影影绰绰的光闪耀在金银锦缎和天青色、粉红色及海绿色的天鹅绒上,也在加长假发和扑着香粉的赤裸肩膀上投下柔和的反光,小提琴声在这周围温柔地翩跹;成对成群的宾客矜持地来回漫步,佩剑的剑柄闪闪发亮,一座喷水池里水声潺潺,修剪过的黄杨灌木丛构成幽暗的背景,很有风雅格调。
拉维奇看到,就连仆役们都扮上了古装。他猜想,这一来警探们也得穿着古装。也好,他想,被莫里哀或者拉辛逮起来。或者换个花样,落到宫廷侏儒小丑的手里。
他抬头看上面。一滴沉重温暖的雨点落到他的手上。淡红色天空蒙上了阴霾。“要下雨啊,凯特。”他说。
“不会的。不可能的。花园——”
“会下的。快走吧!”
他挽住她的胳膊,带她走到阳台上。他们刚走到,倾盆大雨就下了起来。雨水就那么铺天盖地地倾泻,风灯里的蜡烛熄灭了,几秒钟后,桌布像苍白的破布一样垂下来,人们一下子慌乱起来。侯爵夫人、公爵夫人和宫廷贵妇卷起锦缎衣衫冲向阳台;伯爵、高官和元帅们试图护住假发,推推攘攘,乱成一团,五颜六色,活像一群受了惊吓的鸡。雨水灌进加长的假发、衣领和胸衣,把香粉和胭脂冲刷下来,一道苍白的闪电把花园拖进空幻的光中,随后低沉的雷鸣隆隆响起。
凯特·赫格斯特伦一动不动地站在阳台的遮帘后,紧紧挨在拉维奇身边。“还从没出过这种事,”她不知所措地说,“我常来这里。还从没这样过。哪一年都没有。”
“这是偷那绿宝石的大好时机啊。”
“是啊。上帝啊——”
穿着雨衣、打着雨伞的仆役们在花园里跑来跑去。他们脚上的绸面高跟鞋在雨衣下面出奇的突兀。他们陪着最后几位茫然无措、浑身湿透的宫廷贵妇来到阳台上,然后又去寻找人们丢失的披肩和物品。其中一人送来一双金色的鞋子。这双鞋非常小巧,他用一双大手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们。雨倾泻到空桌子上。雷打在绷紧的遮帘上,就仿佛天空用水晶槌敲鼓,敲出一首没人听过的起床号。
“咱们进去吧。”凯特·赫格斯特伦说。
别墅里的屋子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宾客。看上去没人考虑过坏天气的情况。白天的闷热依旧沉郁地在屋子里没有散去,拥挤的人群又让热意更甚。女士们宽大的衣裙都被压扁了。丝绸被踩在上面的脚撕裂了。人们几乎连动都动不了。
弗朗索瓦丝·阿泰纳伊斯·德·罗什舒阿尔(1640—1707),通称蒙特斯潘夫人,路易十四的情妇。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1619—1683),路易十四时期政治家、国务活动家。
露易丝·德·拉瓦莉埃(1644—1710),路易十四的另一个情妇。
拉维奇和凯特·赫格斯特伦站在门边。一位扮成蒙特斯潘侯爵夫人
的伯爵夫人一头湿发一绺绺下垂,在他们面前喘息着。她毛孔粗大的脖颈上有一条梨形钻石串成的项链。她现在的模样就像是一个在狂欢节庆典卖菜的妇女,淋了一身的雨。她身边有个没有下巴的秃头男人在咳嗽。拉维奇认出了他。这是外交部的布兰歇,穿着科尔贝尔
的装束。两位漂亮又苗条的宫廷贵妇站在布兰歇前面,侧影像灵缇一样;一位又胖又吵的犹太男爵戴着一顶镶珠宝的帽子,饶有兴味地摸着她们的肩膀。几个南美人扮成侍从的样子,专注地打量着他,一副惊异不已的样子。贝朗伯爵夫人打扮成拉瓦莉埃
的样子,站在那几人中间,一张脸像堕天使一样,身上戴着好多红宝石;拉维奇记着一年以前给她的卵巢做过手术——是按照迪朗的诊断做的。这里根本就全是迪朗的熟人。站在几步开外处的那位,他认得是年轻豪富的兰普拉尔男爵小姐。她跟一个英国人结了婚,但没有子宫了。拉维奇把她的子宫切了出来。那是因为迪朗误诊。手术费高达五万法郎,这是迪朗的女秘书透露给他的。拉维奇得了两百法郎——而那女子失去了十年生命和生育孩子的可能。
雨水的气味、死气沉沉的闷热气息跟香水、皮肤和湿头发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一张张面孔被雨水冲刷过后,在假发之下显得比之前不穿古装时更加赤裸。拉维奇环顾四周;他看到周围有很多美丽面孔;也看到富有才智的灵魂和机敏多疑的头脑——可他的眼睛久经锻炼,擅于发现疾病的轻微迹象,他也不会轻易受到完美表象的迷惑。他知道,一个群体无论在哪个世纪——不管那世纪是伟大还是渺小——都是一样的,但他也知道何为狂热和衰败,熟识它们的症状。暧昧淫靡,纵容软弱;从事体育运动却不够强壮,富有才智却不会缄默;为了诙谐而诙谐;血已经疲惫,破碎成星星点点的讥讽、小小的冒险、空洞的贪欲,成了融入灵魂的宿命论,无精打采,毫无意图。这个群体大概拯救不了这世界吧,他想。可是又有什么人能救得了世界呢?
他朝凯特·赫格斯特伦望去。“您什么都喝不到了,”她说,“用人们忙不过来了。”
“没关系。”
他们被人慢慢地挤进了下一间屋子。墙边上有几张放着香槟的桌子,香槟是刚拿进来的,很快就摆设好了。
不知哪里亮着几个烛台。外面的闪电颤抖着切过烛台白色的光,刹那间把一张张面孔带入惨白可怖的死亡瞬间。随后雷声隆隆滚过,盖住了说话的声音,主宰一切,震慑众人——直到温柔的烛光回来,带回生命和闷热的气息。
拉维奇朝那边放着香槟的桌子指了指。“要我给您拿点喝的吗?”
“不用了。太热了,”凯特·赫格斯特伦看着他,“看来这就是我要的庆典了。”
“或许雨很快就停了。”
“不会的。即便停了——舞会已经毁掉了。您知道我想干什么吗?离开——”
又称长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对革命群众的称呼。
“好啊。我也是。这里就跟马上要法国大革命了似的。人们每时每刻都等着无套裤汉
到来。”
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挤到门口。他们到了门口后,看凯特·赫格斯特伦的衣服那样子,就仿佛她穿着这身睡了几个小时的觉似的。外面沉重的雨点笔直地落下。对面的房子俨然坐落在花店里淌满了水的窗户后面。
汽车轰响着开过来了。“您想去哪儿?”拉维奇问,“回酒店吗?”
“还不想。但咱们穿着这身衣服也去不了别的地方。咱们就坐着汽车转一转吧。”
“好的。”
车子缓慢轻巧地穿行于夜巴黎。雨敲打在车顶上,几乎盖过了其他一切声响。灰色凯旋门从银色的水流中挺立出来,然后又消失了。灯火通明的香榭丽舍大街倏忽掠过。圆点广场上一股花和清爽的气味,在铺天盖地的雾气中宛如一道五彩的巨浪。远处的协和广场半明半暗,广场上矗立着海神和海怪,仿佛一片汪洋。里沃利路飘飘忽忽地来到眼前,一道道明亮的拱廊瞬间仿若威尼斯的胜景,后面高耸着永恒的灰色卢浮宫,那庭院宽广无限,所有的窗户都亮着。再之后就是座座码头,道道桥梁,在平缓轻柔的水流中摇曳,犹如虚幻。几艘运货驳船,一台亮着灯的牵引机,让人看了心安,仿佛那里藏着无数家园。塞纳河。林荫大道,道上行驶着公共汽车,喧嚣热闹,人来人往,店铺林立。卢森堡宫的铁栅栏和宫殿后面的公园就像里尔克的一首诗。蒙帕纳斯公墓沉默孤寂。狭窄古旧的街巷紧紧依在一起,房屋和寂静的广场赤诚袒露着,令人惊讶,还有树木、扭曲的房屋立面、教堂、剥蚀的纪念碑、雨中影影绰绰的路灯,公厕像小小的碉堡一样从地里挺出来,满是钟点酒店的小巷之间夹杂着几条旧日街道,街上房屋门脸都是纯粹的洛可可和巴洛克风格,微微笑着俯视众生,逐渐消失在雨雾中的大门好像出自普鲁斯特的小说——
凯特·赫格斯特伦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拉维奇抽着烟。他看着香烟的火光,但是没感受到烟雾。就好像他坐在幽暗的车子里抽着一支虚幻的烟,他慢慢感觉一切都不真实——这一路、这辆无声行于雨中的汽车、身边掠过的街道、坐在角落里的安静女人,街灯的光影倏忽扫过她身上的古装,她一双已经打上了死亡印记的手一动不动地安放在身上的锦缎上,仿佛再也不会动了——这幽魅的车程驶过幽魅的巴黎,载着未曾想过却已知晓的事实,和未曾说出口却已在眼前的别离,没有理由,不可名状。
他想到哈克。他试着考虑自己要怎么做。他想不出,思绪在雨中化为乌有。他想到自己给做过手术的那个一头金红色头发的女子。他想到陶伯河上的罗腾堡的一个飘雨夜晚,他曾跟一个已然淡忘的女子一起度过;想到埃森胡特酒店和不知哪扇窗中传来的小提琴声。他突然想起洛姆贝格,一九一七年于一场雷雨中在佛兰德的一片罂粟田中阵亡,那场雷雨如鬼怪般朝战场上的连珠炮火隆隆袭来,就好像上帝已经厌倦了人类,打算把大地扫射干净。他想到豪特许尔斯特海军营一名士兵拉的那台手风琴,哀切又蹩脚的琴声里满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渴望——雨中的罗马在他脑海中闪过,鲁昂一条湿淋淋的公路——集中营棚屋顶上一成不变的十一月淫雨;死去的西班牙农民,雨水汇聚在他们张着的嘴里——克莱尔那张湿润明丽的面孔,通往海德堡大学的那条丁香花飘香的路——投影机中的一幕幕过往——往昔的画面列成无尽的队伍,像车外的道路一样倏忽而过,是毒药也是安慰——
他按灭了烟,坐直了。够了。总是往回看,就容易撞到什么东西上,或者坠入深渊。
此刻,汽车沿着蒙马特区的小巷往上攀爬。雨停了。天上绵延着云朵,它们染着一层银光,沉重急切,像一群打算诞下半轮残月的孕母。凯特·赫格斯特伦让车子停下。他们下车,顺着几条小巷往山坡上走了走,转过一个弯。
蓦然间,巴黎立于他们脚下。广阔的、闪耀的、湿淋淋的,巴黎。看它那街道、广场、夜、云和月啊,巴黎。花冠似的环城大道,斜坡、塔楼、屋顶上苍白的微光,光之上投下的暗。巴黎。地平线那边吹来的风,平原上的光点,黑暗和光明织就的桥,阵雨消散在远方的塞纳河上,车灯无数,巴黎。营营作响的生命汇成巨大的蜂巢被谁从夜色中抢夺出来,建造在千百万条污秽的下水道上的、地下恶臭之上开出的灯火之花,癌症和蒙娜丽莎的城市,巴黎。
“稍等片刻,凯特,”拉维奇说,“我去给咱们两个拿点喝的。”他走进旁边的小酒馆。新鲜血肠和肝肠的温暖气味迎面而来。没人在乎他的服装。他买了一瓶干邑白兰地,又拿了两个杯子。店家打开了酒瓶,然后把瓶塞轻巧地塞回瓶颈。
凯特·赫格斯特伦站在外面,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她穿着那身古装站在那里,在动荡的天空下显得很苗条——仿佛被另一个世纪忘在了这里,而不是一个有着瑞典血统的美国波士顿女子。
“来,凯特。要抵抗凉意、雨水和太过寂静引发的悸动,喝这个最好。我们喝这杯酒,敬山下的这座城市。”
“好,”她接过杯子,“我们来这里真好,拉维奇。比世间所有庆典都好。”
她喝完一杯酒。月光落在她的肩上、裙上和脸上。
“干邑白兰地,”她说,“还是杯好白兰地。”
“没错。只要您喝得出来这个,就没任何问题。”
“再给我一杯。喝完后我们就下山去吧,我要换身衣服,您也一样,然后我们去山鲁佐德,我要伤感地肆意狂欢一番,为我自己而难过,与生命这一切美好的肤浅表面作别,从明天开始我要阅读哲学,写下遗嘱,行为举止无愧于自己的身体状况。”
拉维奇在酒店的楼梯上遇到了酒店老板娘。她拦住他。“眼下您有空吗?”
“当然有空。”
她带他上三层,用万能钥匙打开一扇房门。拉维奇看到,这房间里还有人住呢。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您干吗闯进这房间?”
“罗森菲尔德住在这里,”她说,“他要搬出去了。”
“我不想换房间。”
“他要搬出去,最后三个月的房钱还没交呢。”
“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啊。您可以扣留下来。”
老板娘鄙夷地踢了一个箱子一脚,这破破烂烂的箱子敞开着,放在床边。“那又有什么用?没有值钱东西。硬化纸板做的。衬衫都破成缕了。还有西装,您跟这儿就能看清楚了。他只有两套。全加起来也不值一百法郎。”
拉维奇耸耸肩。“他说过他要搬走吗?”
“没有。但这种事看得出来。今天我直接问他了。他也承认了。我跟他说,明天以前他得把账付了。我不能一直供着他这种人,不付钱的房客。”
“好。需要我做什么?”
“那些画。那也是他的。他说过这些画很值钱。他说用这些画来抵的话,可比房租值钱多了。您来看看吧!”
拉维奇之前没留意墙上。他抬起眼睛。他面前,就在床上方,挂着凡·高全盛时期画的一幅阿尔勒风景画。他往前走了一步。毫无疑问,那画是真的。“可吓人了,是不?”老板娘问,“那应该是树吧,那儿那些歪歪扭扭的东西!您再看看那个!”
那一幅挂在洗脸台上的是高更的画。一个赤裸的南海姑娘站在一片热带风景前。“看看那腿!”老板娘说,“脚腕子跟大象似的。还有那张傻乎乎的脸。您看她站的样子!他那儿还有一张,那张甚至都没画完。”
没画完的是张塞尚太太的画像,塞尚画的。“那嘴!斜的,脸蛋子上没有颜色。他还想拿这些来糊弄我!您见过我的画——那才叫画!按照自然画的,真实正确。餐厅里那幅雪景和鹿。可是这些破烂——看样子是他自己画的。您说是不?”
“大约是那样吧。”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可是个有教养的人,对这些也多少懂些。连画框都没安上。”
三幅画没有画框就挂在那里。它们在肮脏的裱糊纸上明亮得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就算装了个好的金画框也好啊!那样就能把框取下来了。可现在就这样!我看出来了,这些破烂得让我收着,我又上当受骗了。好心好意就换来这个!”
“我觉得,您不需要收下这些画。”拉维奇说。
“不然还能怎样?”
“罗森菲尔德会凑够钱付您账的。”
“怎么呢?”她飞快地看了看他。她的脸变了副模样,“这些东西有那么值钱吗?有时候恰好是这种东西能值些钱!”简直看得出来,一个个想法从她焦黄的额头后面喷涌出来。“反正我也得没收一幅,为的是最后一个月的房钱!您说我拿哪幅?床上那张大的?”
“哪幅都不用。您等罗森菲尔德回来。我敢肯定,他会带着钱回来的。”
“我可不敢肯定。我是酒店主啊。”
“那您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平时您不会这样等吧?”
“因为他说的话!他跟我说的话一套一套的!您也知道这屋这人是什么样的。”
罗森菲尔德突然出现在门口。他沉默不语,瘦小安静。老板娘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把钱从兜里掏出来了。“给您——这是我的账单。能否请您帮我签字确认一下?”
老板娘惊讶地看着钞票。然后她又看了看那几张画。然后又回头看钱。她想说好多话——但话没出口。“还得找给您一些。”最后她说。
“我知道。您现在能找给我吗?”
“能,好的。我这儿没钱。收银台在楼下,我去换钱。”
她走了,仿佛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似的。罗森菲尔德望着拉维奇。
“对不起,”拉维奇说,“老太婆把我拽了过来。我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她想听听这些画值多少钱。”
“您告诉她了吗?”
“没有。”
“好。”罗森菲尔德看着拉维奇,脸上挂着奇特的笑容。
“您怎能把这样的画挂在这里呢?”拉维奇问,“您给它们上保险了吗?”
“没有。不过画是不会被偷的。最多也就是每隔二十年有人从博物馆里偷一次画。”
“这儿的屋子可能会着火的啊。”
罗森菲尔德耸了耸肩。“总得担些风险。上保险对于我来说太贵了。”
拉维奇打量着那幅凡·高。这画至少值一百万法郎。罗森菲尔德跟着他一起看。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既然有这幅画,就应该有钱给它上保险。可我没有钱。我是靠我这些画为生的,把它们慢慢地卖掉,我又不愿意卖。”
塞尚那幅画下的桌上放了个酒精炉。炉子边上是一个放着咖啡的小盒、一块面包、一锅奶油和几个口袋。房间很寒酸,很窄小。可世界胜景在墙上熠熠生辉。
“我明白。”拉维奇说。
“我本来以为是能办好的,”罗森菲尔德说,“我把所有的钱都交好了,火车票、渡轮的钱,什么都好了,就差这三个月的房钱。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可还是没能付上账。办签证的时间太久了。今天晚上我得卖掉一张莫奈,卖一张韦特伊风景画。——还以为我还能把它带走呢。”
“您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不也得卖掉吗?”
“没错。但可以换成美元。那卖价就可以翻一番了。”
“您要去美国吗?”
罗森菲尔德点头。“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拉维奇看着他。“死亡之鸟要走了。”罗森菲尔德说。
“什么死亡之鸟?”
“您不知道啊——马库斯·迈耶。我们管他叫死亡之鸟。他能嗅得出来咱们什么时候不走不行了。”
“迈耶?”拉维奇说,“是那个偶尔在地下墓穴弹钢琴的秃头小个子吗?”
“对,他就叫死亡之鸟——从他在布拉格开始。”
“好名字。”
“他总能嗅出风向来。希特勒上台两个月前,他从德国跑出来了。纳粹执政前三个月,他离开了维也纳。德国进军布拉格前六周,他又离开了布拉格。我就跟着他走。每次都是。他能嗅出风向。我就是这样把这些画救出来的。毕竟我们不能从德国带着钱走嘛,他们搞了那封锁马克。我本来存了一百五十万马克。还打算把钱取出来。结果纳粹来了,就取不出来了。迈耶比我聪明。他走私了一部分出来。我就没他那么镇定。现在他要去美国了。我也去。就可惜了那幅莫奈。”
“您可以把卖画后没花完的钱带走啊。这儿还没搞封锁法郎。”
“是啊。可如果我到了那边再卖,就能靠这钱多活一段时间了。这样一来我可能很快就要把那幅高更也牺牲掉了。”
罗森菲尔德来回摆弄了几下他的酒精炉。“这是最后几幅了,”他说,“只剩这三幅了。我得靠它们活下去。工作——我不指望找工作。能找到简直就是奇迹了。还剩下三幅。每少一幅就少了一段生命。”
他寒酸地站在自己的箱子前。“在维也纳——待了五年;那时候物价还没这么高,我还可以少花点钱活下去;可还是花了两幅雷诺阿和一幅德加的粉蜡笔画。到了布拉格,我为了吃住糟蹋了一幅西斯莱和五张素描。没有人愿意花钱买素描——那是两张德加、一张雷诺阿的粉笔画和两张德拉克洛瓦的棕钢笔画。要是在美国,我可以靠这些画多活一年的。您看吧,”他很是绝望地说,“如今我只剩这三幅画了。昨天还有四幅。这个签证至少费了我两年时间。可能甚至有三年!”
“还有好多人没有画来供自己生活啊。”
罗森菲尔德耸了耸瘦骨嶙峋的肩膀。“这话安慰不到我。”
“确实,”拉维奇说,“但这是真的。”
“我得靠这些画活过这场战争。战争又会打很久。”
拉维奇没有回答。“死亡之鸟是这样说的,”罗森菲尔德说,“而且他都说不清美国会不会一直这么安全。”
“那他想去哪里?”拉维奇问,“剩下的地方也不多了。”
“他还不太清楚。他想的是海地。他觉得黑人共和国不会参战。”
罗森菲尔德说得非常严肃。“或者去洪都拉斯。那个是南美的小共和国。圣萨尔瓦多。也可能去新西兰吧。”
“新西兰。那地方挺远吧?”
“远?”罗森菲尔德露出阴郁的笑容,“离哪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