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床头上那张体温表是新的，上面除了名字之外空荡荡的。吕西安娜·马蒂内。肖蒙山丘，克拉瓦尔街。
姑娘枕着枕头躺着，脸色发灰。她前一天晚上做了手术。拉维奇仔细检查了她的心脏，然后直起身来。“好些了，”他说，“输血输出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如果她能熬到早上，就有希望了。”
又称可拉明，中枢神经兴奋药物，用于治疗呼吸衰竭。
“好，”韦贝尔说，“祝贺。之前可不像有希望的样子。脉搏一百四十，血压八十！咖啡因，尼可刹米
——真是够险的。”
拉维奇耸耸肩。“没什么好祝贺的。她比那另一个还来得早些。脚上戴着金链子的那个。如此而已。”
他给姑娘盖上被子。“这是一周里第二例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您这儿就成了专治肖蒙山丘堕胎失败病例的诊所了。另外那个不也是那边过来的？”
韦贝尔点头：“对，也是克拉瓦尔街上的。可能还互相认识，可能都是从一个接生婆那儿来的。两人甚至是一个时候来的，都是晚上。幸好我打电话时您还在酒店里。我还以为您出去了呢。”
拉维奇看着他。“人要是住在酒店里，晚上就一般不在那里面，韦贝尔——十一月份的酒店房间算不上什么特别宽慰人心的东西。”
“可以想象。但您到底干吗还一直住在酒店里呢？”
“在里面住得舒服，不那么私人化。是独自居住着，又不那么孤独。”
“您希望这样吗？”
“是啊。”
“换种方式您也可以这样啊。要是去租一间小公寓，一样是可以的。”
“可能是吧。”拉维奇朝那姑娘弯下腰去。
“您不也这么看吗，欧仁妮？”韦贝尔问道。
手术室的护士抬起眼睛。“拉维奇先生永远不会那么做的。”她冷冰冰地说。
“是拉维奇医生，欧仁妮，”韦贝尔纠正道，“他过去是德国一家大医院的主刀医生。比我强多了。”
“在这里——”护士又要顶起嘴来了，还把眼镜扶正。
韦贝尔飞快地示意她打住。“好啦！好啦！我们知道那一套。在我们这儿，国家不认国外的考试。真够蠢的！但您怎么这么清楚他不会租公寓呢？”
“拉维奇先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他永远不会创建家园的。”
“什么？”韦贝尔惊呆了，“您说什么呢？”
“对于拉维奇先生来说再无神圣可言。这就是原因。”
“说得妙啊。”拉维奇在姑娘的床那边说。
“是有人传过这些话吗？”韦贝尔盯着欧仁妮。
“您只管自己问问他啊，韦贝尔医生。”
拉维奇直起身子。“您一言中的，欧仁妮。不过，假如对我们来说神圣不复存在，那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换了样子，变得更有人情味了，也重新变得神圣起来。我们敬重那些微小的生命火花，哪怕在一条蚯蚓身上生命也会搏动，时时驱着它来到阳光之下。这并非只是个比喻。”
“您打击不到我。您没有信仰，”欧仁妮坚定地把胸前的白色罩衫捋平整，“上帝保佑，我有我的信仰。”
拉维奇伸手去拿他的大衣。“信仰让人容易偏激。因此所有宗教都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的代价，”他直接冷笑了一声，“宽容是怀疑之女，欧仁妮。您那么虔诚，对待我还不是比我这个没有希望的不信神者对您要凶得多吗？”
韦贝尔笑了。“您看您搞的，欧仁妮。别回嘴了。只能越说越糟！”
“我作为女性的尊严——”
“很好！”韦贝尔打断她的话，“那您就继续下去！那样总是好的。我现在可得走了。办公室里还有事要干。来吧，拉维奇。祝您早安，欧仁妮。”
“祝您早安，韦贝尔医生。”
“祝您早安，欧仁妮护士。”拉维奇说。
“祝您早安。”欧仁妮费劲地回答说，而且直到韦贝尔朝她看去，她才开口。
韦贝尔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帝政风格的家具；都是白色和金色的，都脆弱易坏。办公桌上方挂着他家房子和花园的照片。纵向的墙边立着一张宽阔时髦的长沙发。如果韦贝尔夜里要在这里待一宿，他就睡在这上面。这家诊所就是他的。
“您想喝什么，拉维奇？干邑白兰地还是杜本内酒？”
“要是您这儿还有咖啡，就咖啡吧。”
“当然有。”韦贝尔把咖啡机放到办公桌上，打开开关。接着他转向拉维奇。“您今天下午能不能替我去趟奥西里斯？”
“当然可以。”
“没问题吗？”
“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没什么事。”
“好。那我就不用特意再跑一趟了，可以在花园里干干活了。我是想问福逊的，但他休假去了。”
“得了吧，”拉维奇说，“我去干的次数也够多的了。”
“倒也没错。可毕竟——”
“如今就不用再说什么‘可毕竟’了。我是不用再说了。”
“是啊。真是够蠢的，您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在这儿都不能正式工作，只能当个非法外科医生躲躲藏藏。”
“韦贝尔啊！这都已经司空见惯了。说到底，所有从德国逃出来的医生都是这样的。”
“那又怎样！多可笑啊！迪朗那些最难的手术都是您做的，倒是让他扬名立万。”
“总比他自己做这些手术好。”
韦贝尔笑了。“我不应该说这些。毕竟我的手术也是您做的。但说到底，我主要是个妇科医生，不是外科专家。”
咖啡机冒出了吱吱的沸腾声。韦贝尔把它关上。他从一个柜子里拿出杯子，倒上咖啡。“有一件事我不理解，拉维奇，”他说，“您到底为什么还住在国际酒店那小破屋里？您为什么不在布洛涅森林附近找一间新公寓租？想买几件便宜家具的话到处都能买。这样您至少可以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是啊，”拉维奇说，“真要那样，我就可以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那您为什么不这么办啊？”
拉维奇喝了一口咖啡。咖啡很苦很浓。“韦贝尔，”他说，“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病症的一个出色样例：想得太轻松了。您一边为我只能在这里非法工作而遗憾，一边又问我为什么不租个公寓。”
“这一件事跟那另外一件有什么关系？”
拉维奇不耐烦地笑了。“如果我去租个公寓，就肯定会在警察那儿登记在案。要登记我就得有本护照和一个签证。”
“也对。我没想到这些。那住酒店呢？”
“酒店也一样。不过谢天谢地，巴黎还有几家酒店对登记的事不那么严格，”拉维奇往自己的咖啡里倒了一点儿干邑白兰地，“其中一家就是国际酒店。所以我才住那里。我不知道老板娘是怎么打理的。她肯定是挺有路子的。要么警察确实不知道，要么是她把他们买通了。反正我已经在那住了很久，挺顺利的。”
韦贝尔靠到椅背上。“拉维奇，”他说，“我不知道这些。我还以为您只是不能在这里工作。这情况可真是太糟了。”
“跟德国的集中营比起来已经是天堂了。”
“那警察呢？如果他们以后找上来怎么办？”
“如果他们逮到我们，我们就要蹲几周牢房，再被驱逐出境。一般是逐到瑞士去。如果再逮到就关六个月。”
“什么？”
“六个月。”拉维奇说。
韦贝尔盯着他。“可这怎么可能。这太不人道了啊。”
“我过去也这么想，直到自己受了教训。”
“怎么受了教训？您被逮到过一次了？”
“不是一次，是三次。跟其他几百人一样。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些，还在相信所谓的人性。我去西班牙以前——到了西班牙就不用护照了——又学习了实用人性的第二课，从德国和意大利的飞行员那儿学到的。后来我再回到这里时，自然已经什么都明白了。”
韦贝尔站起来。“我的天哪——”他算了下，“那您平白无故地蹲了一年多的监狱。”
“没那么久。只有两个月。”
“怎么会？您可是说过，再犯就要关六个月了。”
拉维奇微微笑了。“如果有经验，就不会再犯。你被驱逐出去时用的是一个名字，换个名字直接回来就行。过境时尽量换个地方。这样就能避免当作再犯。既然我们没有证件，就只有在有人当面认出我们时，才能证明我们是再犯。很少有人当面认出我们。拉维奇已经是我第三个名字了。这名字我用了快两年了。换了它之后从没出过事。这名字似乎能给我带来好运。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喜欢。我都快把自己的真名忘掉了。”
韦贝尔摇头。“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您不是纳粹。”
“当然了。纳粹的证件都是第一等的。签证也是应有尽有。”
“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啊！政府倒是什么都不管。”
“政府首先有好几百万失业人口不管不行。再说也不只法国是这样。到处都是一样的。”拉维奇站起来，“再见，韦贝尔。过两个小时我再去检查那姑娘的情况。夜里也再检查一遍。”
韦贝尔跟着他走到门口。“我说，拉维奇，”他说，“哪天晚上您来我们家吧。来吃顿饭。”
“一定去，”拉维奇知道自己并不会去，“很快就去。再见，韦贝尔。”
“再见，拉维奇。别不来啊。”
拉维奇进了最近的小餐馆。他在一扇窗户旁边坐下，这样可以看到街上。他很喜欢这样——什么都不想，就坐在这里，看着外面的人们经过。在这里，要打发时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干，巴黎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酒保把桌子擦干净，等着下单。“来杯茴香酒。”拉维奇说。
“加水吗，先生？”
“不加。等一下！”拉维奇思考了一下。“不要茴香酒了。”
有种东西必须要濯洗掉。那是一种苦涩的味道。甜丝丝的茴香酒还是不够烈。
“来杯苹果白兰地吧，”他对酒保说，“双份的苹果白兰地。”
“好的，先生。”
是韦贝尔的邀请。里面有这么一丝同情。让人可以有一个晚上身处于家庭之中。法国人很少请朋友到自己家里；他们更愿意在餐厅里请客。他还从没去过韦贝尔家。韦贝尔是好意，但让人忍受不了。面对侮辱可以反抗，面对同情却不行。
他呷了一口苹果白兰地。为何要给韦贝尔讲自己住在国际酒店的原因？没有必要。必须要知道的韦贝尔都知道。他知道拉维奇没有做手术的资格，这就够了。尽管如此还是要雇用拉维奇，那是韦贝尔自己的事。雇了拉维奇他能挣些钱，还能接下那些他不敢自己做的手术。谁都不知道这些——只有他自己和手术室的护士；护士口风又严。迪朗那边也是一样的，只是更讲究一些。如果迪朗要做手术，他会待在病人那儿，直到病人打好麻醉药。然后拉维奇才过来做手术，因为迪朗岁数太大了，做不了这些手术。之后病人醒过来的时候，迪朗又出现在他的床前，一副满心骄傲的主刀医师的样子。拉维奇看到的病人都是蒙着被子的；他只见到病人那窄窄的一道抹了棕色碘酒的身体，就是做手术时要露出来的那一道。他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给谁做了手术。迪朗把诊断书给他，他就上去动刀。他给拉维奇付的薪酬还不到自己靠这场手术挣的十分之一。拉维奇没有意见。这样总比不做手术好。给韦贝尔干活时他们更像是同事。韦贝尔付给他四分之一的薪酬。这样很公平。
拉维奇看着窗外。除此之外呢？此外就没什么了。他还活着，这样就足够了。在这样一个一切都飘忽不定的时代，他无意建造什么注定了很快就会再度崩塌的东西。做事情总比浪费力量要好，力量是唯一一种不可取代的东西。无非是忍耐，忍到什么地方又出现了目标。不断想要在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纪里打造安居乐业的市民生活，就像一只蚂蚁——他已经见过很多人败倒在这上面。这种做法兼具动人之处、英雄气概和可笑之处——而且毫无用处，会让人变得软弱。滚滚而来的雪崩是拦不住的——要是试图拦住，就会被压在底下。最好还是耐心等待，之后再把那些被淹没的挖出来。如果要长途跋涉，必须得轻装前行。在逃亡途中也是一样——
拉维奇看了眼表。该去看吕西安娜·马蒂内了。之后就该去奥西里斯了。
奥西里斯的妓女已经在等着他了。她们虽然会定期让机关指派的医生检查，但老鸨觉得这样还不够。要是有人在她这家妓院里染上了病，她可担当不起，因此她跟韦贝尔达成了协议，让姑娘们每周四再接受一次私人检查。拉维奇有时替他来干这个活。
老鸨把二层的一个房间设为体检室，把这个房间布置了一番。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客人在她这家妓院染上了什么病，让她很是骄傲，然而，尽管姑娘们十分小心，之前还是有十七个客人把花柳病带到了这里。
领班罗兰德给拉维奇拿了一瓶白兰地和一个杯子。“我觉得玛尔特有点儿问题。”她说。
“好。我会好好看看她。”
“我昨天就不让她再工作了。她当然不承认。但她的内衣——”
“好的，罗兰德。”
姑娘们一个接一个进来了，身上就穿着衬衣。拉维奇几乎认识她们所有人；这里只有两个新人。
“您不用检查我，医生。”莱昂妮说道，这是一个红头发的加斯科涅姑娘。
“为什么不用？”
“没有客人，一整周都没有。”
“老板娘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我让人买了好多香槟酒。每天晚上开七瓶。有三个图卢兹来的生意人，都是结了婚的。三人都想干，但彼此间又觉得尴尬。他们都怕要是跟我走了，另外两个回家后就会跟人谈起来。就都喝得烂醉；全都以为自己可以留到最后，”莱昂妮笑了，懒洋洋地在身上挠了挠，“结果留到最后的那个站都站不起来了。”
“好。但我还是要给你检查一遍。”
“无所谓。您有烟吗，医生？”
“有，给你。”
拉维奇做了个切片，又给它染了色。接着他把玻璃片放到显微镜底下。
“您可知我不明白的是什么吗？”莱昂妮一边打量拉维奇，一边说道。
“是什么？”
“您啊，您做着这些事情，还有兴致跟女人睡觉。”
“这个我也不明白。你没问题。下一个是谁？”
“玛尔特。”
玛尔特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一头金发。她长着波提切利笔下的天使那样的面孔，但说着一口布隆戴尔街的粗话。
“我没事，大夫。”
“很好。我们这就看看。”
“但我真的没事。”
“没事更好。”
罗兰德突然来到屋里。她注视着玛尔特。姑娘不再说话了。她不安地看着拉维奇。他给她仔细检查了一遍。
“可我没事的，大夫。我有多小心，您是知道的。”
拉维奇没有回应。姑娘继续说下去——说得断断续续的。拉维奇做了个切片，检查一番。
“你病了，玛尔特。”他说。
“什么？”她一下子惊跳起来，“不可能。”
“确实是病了。”
她看着他。然后她突然间爆发了——滔滔不绝地咒骂起来：“那猪猡！天杀的猪猡！我一开始就没相信他，这油滑的鳗鱼！还说自己是大学生呢，说这些事情他肯定清楚，医学生嘛，好个骗子！”
“你为什么不注意呢？”
“我注意了啊，但事情太快了，而且他还说，他是个大学生……”
拉维奇点了点头。还是老一套——医学生染上了淋病，又给自己治了治，过了两周，都不复诊一下，就以为自己已经好了。
“这要治多久，医生？”
“六周吧。”拉维奇知道可能要更久一些。
“六周？六周不能挣钱。还要进医院？非得进医院吗？”
“我们再看。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给你在家看病——只要你保证……”
“我什么都保证！只要不去医院！”
“最开始你必须进医院。只能这样。”
姑娘盯着拉维奇看。所有妓女都害怕医院。那儿管得很严。但也没别的办法。她们要是待在家里，无论保证得多好，都会过不了几天就偷偷出去找男人挣点钱，再给男人都传上病。
“老板娘来支付开销。”拉维奇说。
“可我呢！我呢！六周挣不了钱。我才刚刚分期支付买了一件银狐皮大衣呢。到期不交钱，就什么都没了。”
她哭了。“来吧，玛尔特。”罗兰德说。
“你们以后就不要我了！我知道的！”玛尔特抽泣得更大声了，“之后你们就不收我了！你们再也不要我了！然后我就得站街去。全怪那条狡猾的贱狗……”
“我们会再收你的。你之前干得很好。客人们喜欢你。”
“真的吗？”玛尔特抬起眼睛。
“当然了。先过来吧。”
玛尔特跟着罗兰德出去了。拉维奇目送着她。她大概不会回来了吧。老板娘太谨慎了。她的下一站可能还是布隆戴尔街的廉价妓院。之后就要站街了。然后吸上可卡因，进医院，卖花或者卖香烟。或者，运气好的话，找到一个拉皮条的，挨揍，被人家榨干，最后又被扔出去。
国际酒店的餐厅位于地下。因此住户们管它叫作“地下墓穴”。白天的时候，昏暗的光透过几面厚厚的毛玻璃板照进餐厅，这些玻璃板就是院子的一部分；到了冬天，餐厅就得整天开着灯。这间屋子同时也是吸烟室、写字间、礼堂、会议室和那些没有证件的难民的救命稻草——如果警察来检查，他们可以从这里逃到院子的一间车库里，再从车库逃到对面的街上。
拉维奇跟山鲁佐德夜总会的门房鲍里斯·莫罗索夫坐在地下墓穴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地方被老板娘取名为“棕榈间”；那儿有一棵病恹恹的棕榈种在一个马略卡陶桶里，在一只细脚伶仃的小桌子上苟延残喘。莫罗索夫在巴黎住了十五年。他是一战时期的流亡者，既不愿说自己在禁卫队服过役，也不提自己出身贵胄的俄国人不多，他是其中一个。
他们在下棋。地下墓穴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旁坐了几个人，这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聊天，每隔几分钟就声势浩大地干一次杯。
莫罗索夫生气地往周围看看。“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拉维奇，今天晚上这里怎么这么闹腾？这些难民怎么不去睡觉？”
拉维奇笑了。“那边角落里那些难民跟我毫不相干。这是酒店的法西斯小组。”
“从西班牙来的？你也去过那儿吧？”
“去过，但去的是另一边，而且是过去当医生的。这儿这些人是西班牙的君主制拥护者，说白了就是法西斯。这是那群人里剩下的最后几个；其他人早就到那边去了。这些人还有点儿犹豫。他们觉得佛朗哥不够高贵。屠杀西班牙的摩尔人自然也没有伤到他们。”
莫罗索夫把自己的棋子排好。“那他们可能在庆祝格尼尔卡大屠杀呢。或者庆祝意大利和德国机枪打赢了矿工和农夫。我还从没在这儿见过那伙人呢。”
“他们在这儿住好几年了。你没见过他们，是因为你从来不在这里吃饭。”
“你在这里吃饭？”
“不在。”
莫罗索夫咧开嘴笑了。“好，”他说，“我的下一个问题和你的回答就省下吧，那肯定会得罪人的。要我说，他们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无所谓。只是他们说话时应该小点儿声。来——后翼弃兵，老法子就是好。”
亚历山大·阿廖欣（Alexandre Alekhine，1892—1946），俄裔法国国际象棋选手，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拉维奇拿起对面的卒。他们前几着下得很快。之后鲍里斯·莫罗索夫开始冥思苦想。“这里阿廖欣
下过一种变招……”
其中一个西班牙人过来了。这个男人两眼都挤到一块了。他在桌子旁边站了一会儿。鲍里斯·莫罗索夫恼怒地盯着他。西班牙人站得不算太直。“先生们，”他礼貌地说，“戈麦斯上校请二位跟他喝一杯葡萄酒。”
“先生，”莫罗索夫同样礼貌地回答说，“我们这儿正下棋呢，这一局要决出巴黎十七区的冠军。我们表示万分诚挚的感激，但没法过去。”
西班牙人不动声色。他转向拉维奇，正经得仿佛身处腓力二世的宫廷。“此前，您曾对戈麦斯上校表示过友好之情。因此他希望启程之前与您共饮一杯。”
“方才，”拉维奇同样正经地答道，“我的同伴已经向您解释过了，我们今天必须下完这局棋。请您向戈麦斯上校致以感谢。十分抱歉。”
西班牙人躬了躬身，回去了。莫罗索夫微微一笑。“跟最开始那几年的俄国人一模一样。紧抓着那点儿头衔和风度不放，就仿佛抓着救生圈似的。你对那蛮子表示过什么友好之情啊？”
“有次我给他开了一剂泻药。拉丁民族很重视消化道的健康。”
“不错，”莫罗索夫眨了眨眼睛，“民主总有这个弱点。这种情况下，换了法西斯主义者就会给民主拥护者开砒霜了。”
西班牙人回来了。“我叫纳瓦罗中尉，”他说话时一本正经的，男人要是喝得太多还不自知，就有这种正经劲儿，“我是戈麦斯上校的副官。上校今夜就要离开巴黎。他要去西班牙，加入佛朗哥大元帅的荣耀之师。因此他想跟您为西班牙的自由和西班牙的军队喝一杯。”
“纳瓦罗中尉，”拉维奇简短地说，“我不是西班牙人。”
“我们知道的；您是个德国人，”纳瓦罗脸上闪过一道阴谋家的笑容，“正因如此戈麦斯上校才希望您去。德国和西班牙是朋友嘛。”
拉维奇看着莫罗索夫。这一幕的讽刺意味太过强烈。莫罗索夫的嘴抽动了一下。“纳瓦罗中尉，”他说，“很抱歉，我必须坚持跟拉维奇医生下完这局棋。这局的结果今天夜里就必须用电报传到纽约和加尔各答。”
“先生，”纳瓦罗冷冷地说，“我们早料到您会拒绝，俄国是西班牙的敌人。我们邀请的只有拉维奇医生。您跟他在一起，我们才不得不连您一起邀请。”
莫罗索夫把他拿下的一个马立在自己平坦的大手掌上，看着拉维奇。“你不觉得这场猴戏已经演够了吗？”
“是啊，”拉维奇转过身去，“我想，最简单的做法是请您回去，年轻人。您无缘无故地侮辱了莫罗索夫上校，上校是苏联的敌对者。”
他没等对方回答就埋头看着棋盘。纳瓦罗犹豫不决地站了片刻，然后走了。
“他喝醉了，还跟拉丁民族的好多人一样，不懂幽默，”拉维奇说，“即便这样我们不能不懂幽默。因此我刚才把你擢升为上校了。据我所知，你不过是区区一介中尉。你都不能跟那个戈麦斯同一军阶，真让我受不了。”
“别说了，小子。已经打断了两回，我把阿廖欣那个变招搞砸了。看来这个象丢了，”莫罗索夫抬起眼睛，“上帝啊，又过来一个。又一个副官。这都什么民族啊！”
“那是戈麦斯上校本人，”拉维奇舒舒服服地靠回到椅背上，“这要成为两个上校之间的一场辩论了。”
“简单说几句而已，孩子。”
上校比纳瓦罗还要讲究礼节。他为副官的错误向鲍里斯·莫罗索夫道歉。对方接受了他的道歉。既然一切麻烦都被扫清了，戈麦斯就异常郑重地邀请两人一起为佛朗哥而喝一杯，以示和解。这次拉维奇拒绝了。
“但您是德国盟友……”上校显然很困惑。
“戈麦斯上校，”拉维奇说，他渐渐不耐烦了，“不要管这些了。您想敬谁就敬谁，我正下棋呢。”
上校努力思考。“看来您是个——”
“您还是别下定论的好，”莫罗索夫打断了他的话，“只会挑起争端。”
戈麦斯越发困惑了。
“但您这么一个白俄和沙皇的军官，必定该反对——”
“我们没有什么必定。我们是老古董了。我们意见不同，尽管如此不要打个头破血流。”
戈麦斯似乎终于恍然大悟了。他挺直了身体。“看出来了，”他尖锐地说，“软骨头，民主主义的——”
“亲爱的，”莫罗索夫说，语气突然危险起来，“走开吧！好几年以前您就应该走开了。去西班牙打仗去。可您没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那儿替您打呢。别了！”
他站起来。戈麦斯后退了一步。他瞪着莫罗索夫。接着他猛地转身，回到自己的桌边。莫罗索夫重新坐下。他叹了口气，按铃叫服务员过来。“给我们拿两杯双份的苹果白兰地来，克拉丽斯。”
克拉丽斯点点头，走了。“好啊，军人之魂，”拉维奇笑了，“思维简单，荣誉观念倒繁缛。喝醉了之后会活得很难。”
“看出来了。下一个已经过来了。一个接一个的，排队游行呢。这回是谁啊？佛朗哥本尊吗？”
来的是纳瓦罗。他在离桌子两步远的地方站定，对莫罗索夫说道：“戈麦斯上校遗憾地表示，他无法向您提出挑战。他今夜就要离开巴黎了。此外，他的使命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在警察那里惹麻烦。”他转向拉维奇。“戈麦斯上校还欠您一笔诊治费。”他把一张叠着的五法郎钞票扔到桌子上，就想往回走。
“稍等。”莫罗索夫说。克拉丽斯正好拿着托盘站在他身边。他拿起那杯苹果白兰地，很快地打量了一下，摇了摇头，又把它放回去。随后他从托盘上拿起一杯水，把它泼在纳瓦罗的脸上。“这是让您清醒一些，”他平静地说，“您以后要记住，钱是不能扔的。现在您滚吧，中世纪的蠢材。”
纳瓦罗惊讶地站在那里。他擦干了脸。另外几个西班牙人也过来了。来了四个人。莫罗索夫慢慢地站起来。他比这些西班牙人高了一头有余。拉维奇仍然坐着。他看着戈麦斯。“别丢人现眼了，”他说，“你们全都不清醒，一点儿胜算也没有。要不了几分钟，你们就会被打断了骨头躺了一地。就算你们清醒也没有胜算。”他站起来，抓住纳瓦罗的胳膊肘，把他举起来转了一圈，然后把他紧贴着戈麦斯放到地上，这一来戈麦斯不得不往旁边踏了一步。“好了，别再烦我们了。我们没有要求你们过来纠缠，”他从桌上拿起那张五法郎的钞票，把它放在托盘上，“这是给您的，克拉丽斯。是这些先生给的。”
“我还从没从他们这儿拿到过钱，”克拉丽斯说，“谢谢。”
戈麦斯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五个人转过身，回自己桌去了。“可惜，”莫罗索夫说，“我倒愿意揍那伙人一顿。都是因为你这非法居留的弃儿，现在没法出手了。揍不了他们，你不会时不时也觉得有些遗憾吗？”
“揍不了他们倒没什么。另有一些人，我真希望他们能落到我手里。”
只听角落里那张桌子上传来几句西班牙语。那五个人站起来。他们三呼“万岁”。酒杯叮叮当当地放在桌上，一群人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屋子。
“我差点把这好苹果白兰地泼到他脸上，”莫罗索夫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可这些玩意儿正在欧洲横行霸道！我们当时真有这么迟钝吗？”
“是啊。”拉维奇说。
他们下了大约一小时的棋。之后莫罗索夫抬起头看。“夏尔过来了，”他说，“他似乎找你有事。”
拉维奇抬起头。门房的小厮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这个是要转交给您的。”
“给我？”
拉维奇观察那个包裹。它很小，包在白色的绵纸里，还系上了绳子。上面没写地址。“我没让人送包裹来。这肯定是搞错了。是谁拿来的？”
“一个女的——一位女士——”小厮结结巴巴地说。
“一个女的还是一位女士？”莫罗索夫问。
“大概——大概介于其中。”
莫罗索夫微微一笑。“真是机灵。”
“上面没写名字。她说了这是给我的吗？”
“没直说。没说您的名字。她说，给住在这里的那位医生。而且……您认识这位女士。”
“是她说的？”
“不是，”小厮脱口而出，“可最近有天夜里她跟您一起回来过啊。”
“常常有女士跟我一起回来，夏尔。不过你应该知道，缄口不言是酒店职工的第一美德。泄露秘密，那是花花世界里那些护花使者才干的事。”
“把包裹打开，拉维奇，”莫罗索夫说，“即便那不是给你的也打开。我们惨淡一生，更恶劣的事也干过。”
拉维奇笑了，把包裹打开，从绵纸里取出了一个小东西。是那个木头圣母像，就是他在女人的房间里——他琢磨着——她叫什么来着？玛德莱娜、玛德——他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个类似的名字。他在绵纸里搜了搜。里面没有字条。“好，”他对小厮说，“没错。”
他把小像放在桌上。在棋子之间，它显得出奇的格格不入。“俄国女人？”莫罗索夫问。
“不是。一开始我也这么以为。”
拉维奇看到口红已经被洗掉了。“这东西该怎么办？”
“随便放个地方就行。好多东西都可以随便放个地方。这世界装什么都有充足的地方，唯独装不下人。”
“他们大概把那男的下葬了。”
“这就是那个女的？”
“是的。”
“你后来又去管过她的事吗？”
“没有。”
“奇怪，”莫罗索夫说，“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已经帮了些忙，可到了人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又停手不干了。”
“我不是慈善机构，莫罗索夫。而且我见过比这更糟的事。她现在怎么会更困难呢？”
“因为她现在才确实孤身一人。此前那男人一直还在，即便已经死了，还是在泥土之上。现在他埋到土里了——走了，不在了。这个”——莫罗索夫指了指那圣母像——“不是谢礼。是在求助。”
“我跟她睡过了，”拉维奇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把这些忘掉。”
“胡说！只要不是爱情，那种事就是世上最无所谓的。我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过，跟一个男人上床比用教名称呼这个男人还容易。”莫罗索夫向前探了探身子。他光秃秃的大脑壳在灯下反出光来。“我得告诉你，拉维奇，如果可以，而且只要还可以，我们就应该友善——因为我们这一生中还会犯下几个所谓的罪行。至少我会。你可能也会。”
“是啊。”
莫罗索夫伸出一只胳膊，环抱住种了那棵病恹恹的棕榈树的桶。棕榈轻轻地摇晃起来。“生命就意味着靠他人为生。我们全都在互相吞食。偶尔有那么一点点善意的微光——我们不该失掉这点微光。生活艰难之时，这点光会让我们坚强。”
“好。明天我就去看看她的情况。”
“很好，”莫罗索夫说，“我指的就是这个。话不多说了。谁拿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