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出埃及喽，”语文学和哲学博士塞登鲍姆对拉维奇和莫罗索夫说，“就缺了个摩西。”

　　他站在国际酒店的门旁，干瘦的身子，一脸蜡黄。门外，施特昂和瓦格纳两家人和单身汉施托尔茨正把东西往车上搬。他们合着租了一辆运家具的车。

　　八月午后明媚的天空下，好多家具放在大街上。有一张铺着欧比松沙发罩的镀金沙发、几把配套的镀金扶手椅和一张新的欧比松地毯。这些都是施特昂家的财产。一张沉重的桃花心木桌子当街支了起来。塞尔玛·施特昂正像只母鸡护着鸡雏般守着这张桌子，这是个面容枯朽的女人，长着一双天鹅绒似的眼睛。

　　“小心！桌面啊！别弄伤划痕！桌面！留神！留神！”

　　桌面抛过光，上过蜡。这是家庭主妇们的圣物之一，为了这东西，她们甘拿生命去冒险。塞尔玛·施特昂绕着桌子和那两个搬运工噗碌碌地打转，那两人一脸无所谓地把桌子从酒店里搬出来，放在外面的地上。

　　太阳照着桌面。塞尔玛拿着一块抹布俯身擦拭。她紧张兮兮地擦桌角。桌面像一面昏暗的镜子般映出她苍白的脸，就仿佛那是一位千岁的先祖透过时光之镜，疑惑地注视着她。

　　搬运工搬着一个桃花心木餐柜出来了。这餐柜同样上过蜡抛过光。其中一个搬运工转身太糟了，餐柜的一角在国际酒店的大门上蹭了一下。

　　塞尔玛·施特昂没有叫喊。她呆呆地站着，仿佛变成了石头，拿着抹布的一只手举着，嘴巴半张着，就好像她正打算把抹布塞进嘴里的时候变成了石头。

　　她的丈夫约瑟夫·施特昂，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下嘴唇耷拉着，这时走到她身边。“好了，塞尔玛亲……”

　　她没有看他。她茫然地盯着前方。“餐柜……”

　　“好了，塞尔玛亲。我们有签证……”

　　“我妈妈的餐柜。是我父母的……”

　　“好了，塞尔玛亲。蹭了一下而已。就是稍微蹭了一点点。重要的是我们有签证了……”

　　“消不掉了。再也弄不掉了。”

　　“太太，”搬运家具的人说，他什么都没听懂，但很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您自己收拾这堆破烂吧。又不是我把这门弄这么窄的。”

　　原文为法语。下同。

　　“卑鄙的德国佬。
　　”另一个搬运工说。

　　约瑟夫·施特昂活跃起来。“我们不是德国佬，”他说，“我们是流亡者。”

　　“卑鄙的难民。”那人说。

　　德国为防止资本流失于1931年颁布的新税法，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被用于阻止犹太公民流亡国外。

　　“看见没有，塞尔玛亲，我们这可怎么办，”施特昂说，“谁又有什么办法？我们为你这些桃花心木听了你多少牢骚。咱们从科布伦茨出来就晚了四个月，因为你老是难舍难分的。这一来我们多花了一万八千马克的帝国出走税
　　。现在我们又站在这大街上，船可不等我们啊。”

　　他的脑袋偏到一边，愁眉苦脸地看着莫罗索夫。“这该怎么办？”他说，“卑鄙的德国佬！卑鄙的难民！我现在要是跟他说，我们是犹太人，他又该说卑鄙的犹太人，那就一点儿辙也没有了。”

　　“给他钱。”莫罗索夫说。

　　“钱？他会把钱扔我脸上的。”

　　“不可能，”拉维奇说，“会这么骂的人都是能收买的。”

　　“我不是那种性格的人。受了侮辱还要付人家钱。”

　　“侮辱到个人的才算是真正的侮辱，”莫罗索夫说，“这就是泛泛地侮辱一下。您给这人一笔小费，这就侮辱回去了。”

　　施特昂的眼睛中闪过一丝笑意。“好，”他对莫罗索夫说，“好。”

　　他拿出几张钞票，交给搬运工。两人鄙夷地接过钱。施特昂鄙夷地把钱包放回口袋。搬运工看了看四周。随后，他们动手把桃花心木椅子搬上车。他们挺讲原则，最后才搬餐柜。他们把餐柜搬上车时把它转了一下，餐柜右边蹭在家具车上。塞尔玛·施特昂抽搐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施特昂根本就没看到这些。他为自己的签证和证件付的钱太多了。

　　“没什么惨景比家具放在大街上更惨了。”莫罗索夫说。

　　现在街上都是瓦格纳一家的东西。几把椅子，一张床，一副不知廉耻的悲伤样子。两口箱子——贴着维亚雷焦的加尔多内大酒店的标签，还有柏林的阿德龙大酒店。一面可旋转的金框镜子，街道映在镜中。另有一些厨具——不知这些东西干吗要一块儿带到美国去。

　　“是亲戚，”莱奥妮·瓦格纳说，“芝加哥的亲戚把这些都给我们办了。他们给我们寄了钱，办了签证。只不过是个探访签证。之后还得去墨西哥。是亲戚办的，我们的亲戚。”

　　她有些害羞。只要她感觉到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目光盯在自己身上，就感觉自己是个叛逃者。所以她想快点儿离开。她亲自帮人把东西推上运家具的车。要到过了最近的转角，她才会松一口气。但新的恐惧也会到来。船会不会开呢？人家会不会让她上岸呢？人家不会把她送回来吗？永远都是一种恐惧跟着另一种恐惧。好多年了。

　　单身汉施托尔茨除了书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装衣服的箱子和他的藏书。有首版书、老版本的旧书和新书。他身材畸形，长着一头红发，不怎么说话。

　　一些留下来的人慢慢地在酒店门口凑成一群。大多数人什么都没说。他们只是注视着这些东西和运家具的车。

　　英语，意为“再见”。

　　法语，意为“再见”。

　　“那就再见吧。”莱奥妮·瓦格纳紧张地说。东西都搬上车了。“或者good bye
　　，”她困惑地笑了笑，“或者adieu
　　。如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她跟几个人握了握手。“那边的亲戚，”她说，“亲戚。要是我们自己的话，自然是永远也……”

　　她很快就不说了。昂斯特·塞登鲍姆博士敲了敲她的肩膀。“没什么。有些人运气好，有些人不好。”

　　“大多数都运气不好，”流亡者威森霍夫说，“没什么。一路顺风。”

　　约瑟夫·施特昂跟拉维奇、莫罗索夫和另外几个人道了别。他笑起来的样子，就仿佛诈骗了银行的钱似的。“谁知道还会怎样呢。或许我们还要盼着回国际酒店呢。”

　　塞尔玛·施特昂已经坐在车里了。单身汉施托尔茨没有跟大家道别。他不去美国。他的证件只能让他到葡萄牙。他觉得这不值得专门搞个道别场景。他只是在车子咔哒咔哒开走时，简短地挥了挥手。

　　留下来的人像一群淋了雨的鸡一样四散站着。“走吧，”莫罗索夫对拉维奇说，“来，去地下墓穴！看了这些，不喝点苹果白兰地不行！”

　　他们刚坐下，其他人就进来了。他们像吹落的树叶一样被一阵风驱了进来。有两个面色苍白、胡子稀疏的拉比、威森霍夫、露特·戈尔德贝格、下棋机器芬肯施泰因、宿命论者塞登鲍姆、几对夫妇、五六个孩子，坐拥印象派画家作品的罗森菲尔德也还是没走掉，还有几个半大少年和几个很老的人。

　　要吃晚餐还太早；可似乎他们谁也不愿上楼回孤独的房间中去。大家蜷缩在一起，声音轻轻的，几乎有些谦卑的样子。他们都有过太多不幸了；这些事几乎都无所谓了。

　　“上层人士启程了，”塞登鲍姆说，“这里是一群被判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人正召开大会。天选之民啊！耶和华的宠儿！被挑出来遭受种族迫害。生命万岁。”

　　“还有西班牙呢。”芬肯施泰因说。他面前放着棋盘和《晨报》上的棋谱。

　　“西班牙。法西斯要是从那边来这儿，还会亲吻犹太人呢。”

　　13世纪宗教传说中的流浪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嘲弄过背负十字架前往刑场的耶稣，因而受到诅咒，长生不死，永远在尘世间行走，直到耶稣再临。

　　肥胖却灵活的女服务员端来了苹果白兰地。塞登鲍姆戴上了自己的夹鼻眼镜。“我们中的大多数连这都做不到，”他说，“喝个烂醉都不行。哪怕有一夜摆脱这份凄楚，连这都做不到。这就是亚哈随鲁
　　的子孙。这情况，就连他这个老漂泊者都会绝望；如今要是没有证件，他都走不远。”

　　“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莫罗索夫说，“这苹果白兰地很好。老板娘还不知道这回事，谢天谢地。不然她就该涨价了。”

　　塞登鲍姆摇了摇头。“我不喝酒。”

　　拉维奇朝一个男人看去，那人满脸胡子，隔几秒就掏出一把镜子，拿着打量自己，过一会儿再这么来一遍。“那是谁啊？”他问塞登鲍姆，“那人我还没见过呢。”

　　塞登鲍姆撇了撇嘴唇。“那就是新一任阿隆·戈尔德贝格。”

　　“怎么？那女人这么快就再婚了吗？”

　　“没有。她把死去的戈尔德贝格的护照卖给了他。卖了两千法郎。老戈尔德贝格有一副灰白胡子；所以那儿那位新戈尔德贝格也要长出一副来。因为护照上的照片嘛。您看看，他把自己的胡子拽了又拽。长出一副类似的胡子之前，他不敢用这护照。这是跟时间赛跑。”

　　拉维奇打量着那人，他紧张兮兮地拉扯自己的胡子茬，跟护照比来比去。“他大可以说，他的胡子被烧掉了。”

　　“好主意。我会告诉他的。”塞登鲍姆摘下夹鼻眼镜，把它来回摇晃。“这事挺黑色幽默的，”他微笑，“两周以前这还纯粹是桩生意。现在威森霍夫已经开始吃醋了，露特·戈尔德贝格也有些混乱。这就是证件的魔力。他在证件上确是她丈夫。”

　　他站起来，朝新一任阿隆·戈尔德贝格走去。

　　“证件的魔力，我挺喜欢，”莫罗索夫转向拉维奇，“你今天要干什么？”

　　“凯特·赫格斯特伦晚上要乘诺曼底号走了。我要送她去瑟堡。她有辆车。我把车开回来，送到车行去。她把车卖给车行的老板了。”

　　“她能上路吗？”

　　“当然可以。她做什么都是一样的。船上有位很好的医生。纽约那边……”他耸了耸肩，把自己那杯酒一饮而尽。

　　地下墓穴的空气闷闷的，死气沉沉。这屋子里没有窗户。覆了一层尘土的假棕榈树下坐着一对夫妻。两人全然沉浸在一重悲哀之中，这悲哀像一道墙般包围着他们。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手交握在一起，仿佛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拉维奇突然感觉到，全世界的悲苦都被囚在这间缺少光线的地下屋舍里。病恹恹的电灯泡挂在墙上，给出无精打采的黄色光亮，让这一切更显绝望。有人沉默，有人低语，有人查阅那些翻腾过千百遍的证件，有人多付了钱，有人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有人无助地盼着末日来临，有人突然闪过一丁点勇气，受过千般侮辱的生命，如今已被逼进了角落，惊慌失措，无法再继续下去——他突然间感受到这生命，可以闻到它的气息，他嗅到了恐惧，巨大沉默的终极恐惧，他嗅到它，而且知道自己此前在哪里也曾闻过这个气味——那是在集中营里，当然人家把他们从道路上床上赶进这里来之后，他们立在那些窝棚里，等待着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

　　他身边的桌子旁坐了两个人，一个头发中分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他们面前站着一个大约八岁的男孩。那男孩之前在各张桌子旁听了一圈别人的话，现在过来了。“我们为什么是犹太人？”他问那女人。

　　女人没有回答。

　　拉维奇看着莫罗索夫。

　　“我得走了，”他说，“去诊所。”

　　“我也得离开了。”

　　他们上楼梯。“确实太过分了，”莫罗索夫说，“我这个曾经的反犹主义者这么跟你说。”

　　经历了地下墓穴中那一幕后，诊所的氛围简直都是乐观积极的了。这里也有痛苦、疾病和惨状——但这里至少还有种逻辑和意义。你知道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需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里都是事实，你可以看到它们，还可以尝试着对它们采取一些措施。

　　韦贝尔坐在自己的诊室里看报纸。拉维奇在他背后看着他。“什么都有，是吧？”

　　韦贝尔把报纸扔到地上。“这帮腐败的东西！我们的政客里有五成都该绞死。”

　　“是九成，”拉维奇说，“您有什么关于迪朗诊所那个女人的消息吗？”

　　“她没事，”韦贝尔紧张地伸手去拿一支烟，“这些事对于您来说倒是轻巧，拉维奇。可我是个法国人啊。”

　　“我什么都不是。可我倒希望德国跟法国一样腐败。”

　　韦贝尔抬头看他。“是我胡说八道了，抱歉，”他忘记了点上雪茄，“不会打仗的，拉维奇！怎么都不会打起来的！两边对吠几声，互相威胁一下。到最后一刻还是会有些转机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过去那些信心全都没了。“毕竟我们还有马奇诺防线。”片刻后他说，几乎像在恳求。

　　“当然了。”拉维奇应道，并不相信他这话。这些他已经听过一千遍了。跟法国人聊天，最后总会说到这个。

　　韦贝尔擦了擦自己的脑门。“迪朗把自己的财产送到美国去了。他的秘书跟我说了。”

　　“他就是这种人。”

　　韦贝尔用一双焦虑的眼睛看着他。“不止是他一人。我妹夫把他的法国证件都换成了美国的。加斯东·内雷把自己的钱换成了美元钞票，存在一个保险箱里。杜庞好像也在自家花园里埋了几口袋金子，”他站起来，“这些话我不好说。我不会这样做的。这太不像话。竟有人背叛法国、出卖法国，太不像话。危难临头之后，大家都会团结起来的。大家都会的。”

　　“大家都会，”拉维奇说，没有一丝笑容，“包括那些现在就在跟德国谈生意的工厂和政客。”

　　韦贝尔克制住自己。“拉维奇——我们——还是说些别的吧？”

　　“好。我送凯特·赫格斯特伦去瑟堡，大约半夜回来。”

　　“好的，”韦贝尔剧烈地喘息，“您……您自己有什么准备，拉维奇？”

　　“什么都没有。我会进法国集中营的，那也会好过德国集中营吧。”

　　“不可能。法国不会把难民关起来的。”

　　“我们等着瞧吧。那是毋庸置疑的事，我们没法反对。”

　　“拉维奇——”

　　“好啦。我们等着瞧吧。但愿您是对的。您知道吗，卢浮宫要被清理了？最好的画都要送到法国中部区。”

　　“不知道。您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下午去了一趟。夏特尔大教堂的蓝色窗户也都给收起来了。我昨天在那儿。真是伤感的一程。本来还想再看一回的。那些窗户已经没了。有个机场离那里太近了。新的窗户已经装上了，就跟去年慕尼黑会议时一样。”

　　“您看吧！”韦贝尔马上抓到一线希望，“当时也什么事没有嘛。先是好大的动静，后来张伯伦就带着和平之伞来了。”

　　“是啊。和平之伞还在伦敦——胜利女神还在卢浮宫——却没有脑袋。她会留下来的。她太沉了，搬不走的。我得走了。凯特·赫格斯特伦在等我了。”

　　白色的诺曼底号上亮着千盏灯，停在夜幕中的海港上。风从水中拂来，凉爽，咸涩。凯特·赫格斯特伦把自己身上的大衣拉紧了些。她很瘦，脸上几乎只剩骨头，上面绷着一层皮肤，皮肤上那一双大得吓人的眼睛像两汪幽暗的池塘。

　　“我宁愿留在这里，”她说，“要离开，突然间变得好难。”

　　拉维奇凝视着她。那艘巨大的船就在那里，舷梯上灯火通明，人流拥入船中，其中许多人走得很急，仿佛担心自己在最后一刻迟到；那座闪耀光芒的宫殿就在那里，它不再叫做诺曼底号了，它叫做逃生、避难、救星；对于欧洲千座城市、千所房间、千家肮脏的酒店和地下室中的数万人来说，这是场映出生命的海市蜃楼，遥在天边，可这里有个人，死亡已在侵蚀她的五脏六腑，她却在他身边用细弱悦耳的声音说：“我宁愿留在这里。”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对于国际酒店的流亡者来说，对于欧洲千万家“国际酒店”来说，对于所有被驱策、被拷打、背井离乡、深陷囹圄之人来说，这就是应许之地；如果自己身边那只疲惫的手里飒飒飘摇的船票能归他们所有，他们会崩溃，抽泣，亲吻那舷梯，相信确有奇迹吧，可那船票簿归一个总归要向死而行的人所有，而且这人同时还说着：“我宁愿留在这里。”

　　一群美国人过来了。他们走得很慢，毫无顾虑，一路上吵吵嚷嚷。他们的时间充裕得很。是公使馆催他们上路的。他们正在讨论这个。其实好可惜啊！不然的话，继续旁观这事态，也很“好玩”啊。他们又能出什么事呢？都是公使多事！我们是中立国的！其实好可惜啊！

　　香水的气味。珠宝首饰。钻石的一束束光亮。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在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换成美元便宜得可笑，最后还喝了瓶一九二九年产科通白葡萄酒和一瓶一九二八年产宝禄爵香槟作结；现在要上船了，他们会坐在吧台前玩双陆棋，再喝几杯威士忌——而领事馆前是一长列又一长列绝望的人，对死亡的恐惧气味就像一朵云悬在他们头上，还有几个忙得不可开交的职员，一个不断摇头的小个子秘书就组成了一个临时法庭——“不行，没有签证，不行，不可能”，多少沉默的无辜之人在无声中被判罪——拉维奇凝视着那船，那不再是船了，而是一艘轻巧的方舟，正打算在大洪水来临之前抢先溜走，这大洪水已经让人们逃脱过一回，现在又准备卷土重来了。

　　“您的时候快到了，凯特。”

　　“快到了吗？再会，拉维奇。”

　　“再会，凯特。”

　　“咱们用不着再彼此撒谎了吧？”

　　“是啊。”

　　“您也快过来吧……”

　　“肯定会，凯特。很快就来……”

　　“再会，拉维奇。谢谢您所做的一切。我现在要走啦。我会去上面招手。您待在这里，等到船开走，对我挥挥手吧。”

　　“好的，凯特。”

　　她慢慢地从舷梯上船去了。她的身影微微晃动。她的身子比旁边所有人都要苗条，只剩下纯粹的框架，几乎没有肉了，拥有了必定到来的死亡那种黑色的优雅风姿。她的脸上轮廓鲜明，就像埃及铜猫的头似的——只剩下线条、气息和一双眼睛。

　　最后几位乘客来了。一个汗流浃背的犹太人，胳膊上搭着一件皮大衣，几乎有些歇斯底里的样子，带着两个搬行李的帮工，一边叫喊一边跑过来。最后几个美国人也上船了。接着，舷梯慢慢地收起来。一种奇特的感情涌来。收起来了，不会放回来了。完了。窄窄的一道海水。那就是边界了。只是两米宽的水流——却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界限。获救和毁灭之间的界限。

　　拉维奇寻找凯特·赫格斯特伦。他很快就找到了她。她站在舷栏杆边，正挥着手。他也朝她挥手。

　　船似乎动了。陆地似乎在后退。又几乎没动。让人几乎察觉不到。突然间，那白色的轮船自由了。它漂浮在幽暗的水上，映在幽暗的天幕前，遥不可及了。凯特·赫格斯特伦已经辨不出了，留下的人沉默着面面相觑，有的尴尬，有的装出快乐的样子，有的匆匆走开，有的兀自恋恋不舍地离去。

　　汽车穿过黑夜，回巴黎去。诺曼底的灌木丛和果树园飞掠而过。一轮巨大的椭圆形的月亮挂在雾蒙蒙的天上。船已经被忘在脑后。剩下的只有这风景、干草和熟苹果的气味、这片不可改变的天地间的静谧和深沉的安宁。

　　汽车几乎无声地行驶着。它轻飘飘地前行，仿佛重力对它不起作用。旁边的房屋闪过，教堂、村落、星星落落的客栈和小酒馆金灿灿的光、一条波光点点的河道、一座磨坊，然后又是平原那不似真实的剪影，天空在它之上拱起，就像一个巨型贝壳的内壁，上面牛奶般的珍珠母间，月亮这枚珍珠熠熠发光。

　　这是一个终结，也是一种圆满。拉维奇之前已经有过几回这种感受；但此刻这感受很是强烈，无比强烈，让他挣脱不开，它充溢在他身心，他没有一丝抵抗。

　　一切都在漂浮，什么都没有重量。未来和过去相逢了，两边都既无愿望也无痛苦。哪边都不比另一边更重要、更强大。天地间的界线平衡了，有那么奇特的一瞬间，生命的种种表壳都如一。命运从未比人摆在它面前的那份沉静的勇气更为强大。如果到了无法忍受命运的地步，人可以自杀。他幸而知道这些，但也幸而知道，只要还活着，就永远不会有无望之事。

　　《圣经》中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泊的地方。

　　拉维奇了解这种危险。他知道自己在往何方去，也知道自己明天又会抗拒——可是在这个夜里，他离开失落的亚拉腊山
　　边海岸，回到那场正在降临的浩劫弥散的血腥气息中，在这个时刻，一切都突然间没有名字了；危险确是危险，又并非危险；命运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享用牺牲品的神祇。明天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一切都好。已经过去的，还有即将到来的，都很好。已经足够了。如果这就是终结，那也很好。他爱过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她。他恨过另一个人，已经杀死了他。两人都已给予他自由。其中一人让他重能释放情感，另一人抹消了他的过去。尚未圆满之事，已经不剩了。再没有愿望了；没有仇恨，也没有哀怨。如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就这样吧。不带一点更为强烈、尚未破碎的期望，就这样开始吧。旧日尘灰已经扬撒干净，一度麻痹的地方重获新生，玩世不恭转变为力量。这样很好。

　　过了卡昂，几排马队过来了。长长的队列行走在黑夜中，马匹，那么多马匹，在月光中如暗影潜行。随后是四人一排的队列，士兵背着包袱，搬着纸箱和包裹。军队动员起来了。

　　他们几乎没有声响。没有人唱歌。几乎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们沉默地行过黑夜，像一队队影子走在街道的右侧，好给车辆留出位置。

　　拉维奇超过了一队又一队。马匹，他想，那么多马匹。跟一九一四年一样。没有坦克。只有马匹。

　　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给车子加满油。这个小地方的窗子里还有灯光，但几乎一点声响都没有。一列队伍从加油站穿过。人们凝视着他们的背影。没有人挥手。

　　“我明天要走了。”加油站边上那人说。这人有一张明净的、褐色的农夫面孔。“我的父亲是上一场战争中阵亡的。我的祖父是一八七一年阵亡的。我明天要走了。每次都一样。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干一样的事。但怎么都没用，我们还是得去。”

　　他环顾了一圈那破旧的油泵、那座小房子和那个一言不发站在他身边的女人。“二十八法郎三十生丁，先生。”

　　又是那风景。月亮。房屋。埃夫勒城。队列。马匹。沉默。拉维奇在一家小餐馆前停车。外面有两张桌子。老板娘说，能吃的东西都没了。无论如何，晚餐就是晚餐，什么时候都一样；在法国，煎蛋卷加上奶酪不算是晚餐。最后他总算听了老板娘的话，让她多上一碗沙拉，再加一杯咖啡和一瓶普通餐酒。

　　拉维奇独自坐在粉红色的餐馆前吃晚饭。雾从草地上拂来。几只青蛙呱呱地叫。一片寂静，只有屋子楼上有一台扬声器在响。一个声音在说话，令人心安，充满信心和希望，但纯粹是多余的。每个人都在侧耳倾听，但谁都不信它的话。

　　他付了钱。“巴黎要行灯火管制了，”老板娘说，“刚才广播里说的。”

　　“是吗？”

　　“嗯。以防空袭。小心起见。广播里说，这都是小心起见。还说不会打仗，现在正在协商谈判。您怎么想？”

　　“我相信不会打仗。”拉维奇也不知还能怎么回答。

　　“上帝保佑。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德国人会把波兰占去。然后他们就会再要阿尔萨斯-洛林。然后就是我们的殖民地。然后还要别的。越要越多，直到我们投降或者不得不打仗。那可能还不如马上就打起来。”

　　老板娘慢慢走回屋去。又一队人马沿着街道走过。

　　巴黎的红色光亮出现在天边。灯火管制——巴黎就要行灯火管制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听上去很怪：巴黎要熄灯了。巴黎。这就仿佛全世界的灯火都要熄了似的。

　　城郊。塞纳河。小街巷上飘浮的蒸汽。摇曳在雾气中的大道笔直地通往凯旋门，苍白的凯旋门在星辰广场雾蒙蒙的灯光中兀然矗立，仍然被照得很亮，凯旋门后面仍旧灯火通明、流光溢彩的，是香榭丽舍大道。

　　拉维奇舒了口气。他穿过大街。他穿过城市，随后他突然看到了：黑暗已经开始降临在城市之上。仿佛一块光亮的裘上赫然出现了几块疥癣，几处病态的幽暗斑点散落在城市之间。有些地方霓虹灯的彩色光影被阴霾吞噬，这长长的阴霾盘踞在所剩无几、畏畏缩缩的红白蓝绿色电光间，虎视眈眈。有几条街道已经暗了，仿佛有黑色的蛀虫匍匐而过，把一切光彩都碾碎了。乔治五世大街上没有灯了；蒙田大道上的灯火正在寂灭；曾经朝着夜空繁星抛洒瀑布般光流的房屋，如今露着光秃秃的灰色门脸发呆。维克多·依曼努埃尔三世大街上一半的灯都熄了；另一半还亮着——就像一具正在垂死挣扎的瘫痪躯体，已经有一半死去了，另一半还满是生命力。病症在各处蔓延开来，拉维奇把车开回协和广场时，这广阔的圆形广场也已经死去了。

　　一座座政府办公大楼苍白黯淡地立在那里，楼上的灯链消失了，在夜幕下的白色泡沫中跳舞的海神和海怪凝固成了一摊摊没有形体的灰色石块；喷泉枯竭了，流水黑沉沉的，曾经明亮的方尖碑灰暗突兀，就像永恒朝着越发幽暗的天空伸出的一根咄咄逼人的有力手指。防空用的苍蓝色小电轨几不可见，如微生物一般，匍匐着朝四面八方蔓延开来，亮着腐朽的磷光，如一场纵横天地间的肺结核在这座无声坍塌的城市中播散。

　　“国际酒店”原文为“International”，这个词的后一半“national”意为“民族的、国家的”。

　　拉维奇把汽车交给车行。他叫了辆出租车，去国际酒店。老板娘的儿子站在门口的一架梯子上，正在安装一个蓝色的电灯泡。过去，门口的灯光一直还算挺亮，恰好让人足以看清酒店牌子；但现在那点蓝光已经不够亮了；牌子的前一半没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national
　　”的字样，而且也要花很大力气才能看到。

　　“您来得正好，”老板娘说，“有个人发疯了。在七号房间里。最好让她搬出去。我不能让疯子住在酒店里。”

　　“或许她没疯，只是精神崩溃而已。”

　　“那也一样！疯子就该进收容所。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们当然不愿意。怎么这么多麻烦事！如果那女的安静不下来，她就得出去。这样不行。别的客人还得睡觉呢。”

　　“前不久丽兹酒店里有个人疯了，”拉维奇说，“是个亲王。后来所有美国人都要住套间。”

　　“那是另一回事。那是精神错乱才发疯。那样就很优雅。不是走投无路发的疯。”

　　拉维奇看着她。“您很了解生活，太太。”

　　“我必须得那样。我是个好人，收了好多难民。来多少收多少。好吧，我也赚了些钱。赚得不多。可是一个吵吵嚷嚷的疯子就太过分了。她要是不能安静下来，就必须让她出去。”

　　是那个女人，她家的小男孩问她自己为什么是犹太人。她坐在床上，整个身子都蜷缩在角落里，双手挡在眼前。房间里亮堂堂的。所有灯泡都亮着，桌上还有两架插着蜡烛的烛台。

　　“蟑螂，”女人喃喃地说，“蟑螂！好黑、好肥、好亮的蟑螂！就在那些角落里，它们就在那儿，千万只，数不过来，开灯，开灯，要灯光，不然它们就来了，要灯，要灯，它们来了，它们来了……”

　　她叫喊起来，使劲往角落里缩，一双腿缩到高处，双手张着，呆滞的眼睛使劲睁着。她丈夫试图抓住她的双手。“什么都没有啊，孩子他妈，角落里什么都没有……”

　　“开灯！开灯！它们来了！蟑螂……”

　　“我们开灯了，孩子他妈。开着灯呢，你看看，桌上甚至还点着蜡烛呢！”他掏出一把手电，照了照亮堂堂的房间里亮堂堂的角落，“角落里什么都没有，你看，我打着光呢，那儿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

　　“蟑螂！蟑螂！它们来了，全都是黑蟑螂！它们从角落里爬出来了！开灯！开灯！它们往墙上爬呢，它们要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

　　女人喘息着，抬起胳膊挡在头上。“她这样已经有多久了？”拉维奇问那丈夫。

　　“从天黑开始就这样。我出去了一趟。当时还想再试一试，之前有人跟我说，去海地领事馆，我把孩子带上了，结果什么都没有，又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回来时，她就坐在这床角叫喊……”

　　拉维奇准备好了注射器。“她之前在睡觉吗？”

　　男人无助地看着他。“我也不知道。她总是很安静的。我们没钱去疗养院。我们也没有……我们的证件不够。如果她愿意停下来就好了。孩子他妈，全都在这儿了，我在，齐格弗里德在，大夫也在，没有蟑螂啊……”

　　“蟑螂！”女人打断他的话，“从四面八方过来了！它们爬过来了！爬过来了……”

　　拉维奇给她打针。“她之前也这样过吗？”

　　“没有过。我不明白。不知道她为什么恰恰要喊……”

　　拉维奇抬起手。“您不要再提醒她了。过几分钟她就会累了，然后睡着。有可能是因为她做过那样的梦——被梦吓到了。可能她明天醒来后就不记得这些了。您不要提醒她。您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蟑螂，”女人睡意蒙眬地喃喃说道，“又肥又大的……”

　　“用得着这么多灯吗？”

　　“我们开这些灯，因为她一直叫着要开灯。”

　　“把顶上的灯关上吧。留着其他的灯，等着她睡熟。她会睡着的，这剂量已经足够了。明天上午十一点钟我再过来看她。”

　　“谢谢您，”男人说，“您觉得她不会……”

　　“不会的。如今那种事不常有了。接下来的几天小心点儿，别显得太担心……”

　　说得简单，他上楼回自己房间时这样想到。他打开灯。床边放着他的书。塞内加、叔本华、柏拉图、里尔克、老子、李白、帕斯卡、赫拉克利特、一本《圣经》，还有别的——从至为严酷到至为柔软，好几本书都是用字典纸印刷的薄薄一本，适合出门在外、带不了太多东西的人。他挑了挑想带走的书。随后，他又把其余的东西翻看一遍。要狠心放弃的东西不多。他一直是这样过活的，人家可以突然把他抓走。他的旧毯子，还有大衣——它们会像朋友一样帮助他。那个中空的奖章里装着毒药——那是他当初进德国集中营时就随身携带过的——意识到自己有这东西，而且随时可以用上它，让他熬过那段时间时容易了些——；他把奖章塞进兜里。最好还是带在身上吧，让人心安。

　　你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再次被盖世太保逮到。桌上还剩半瓶苹果白兰地。他喝了一杯。法国啊，他想，五年动荡的生活。三个月的监牢之苦，非法居住，四次被驱逐出境，然后又回来。五年的生命。这段岁月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