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稻生产从文献记载上看，以黄河流域为先。但从近几十年在长江、珠江和黄河流域的原始社会遗址中所发现的稻粮米粒和谷壳来看，南方种稻比北方为早。据水稻专家丁颖研究，黄河流域的稻种来自长江流域，稻作在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发展要早。黄河流域水稻记载较早是和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达程度有关的 [1] 。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地理上，秦岭、淮河是我国南北的天然分界线，南北在气候、雨量、土壤、作物品种和植物生长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种植水稻情况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现代我国种植水稻，据1955年和1957年的统计，长江、珠江流域诸省区的稻田面积占全国稻田面积的95% [2] 。古代没有留下精确的统计，但大致情况也不会例外。不过，汉唐时期的江淮以南尚处于逐步开发的阶段，汉代南方的生产很落后，即使到了唐末五代，南方如两广、云贵一带仍很少开发，两湖的不少地区也尚待开发。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把现代水稻生产情况套用于古代。为了具体探讨汉唐间我国水稻的生产情况，为按照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分别华北与江淮以南进行叙述。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唐宋以前，我国国民经济主要依靠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在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生产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粮食品种和产量前后有过不少的变化。就华北地区来说，水稻生产从来没有占据过主要地位。但不少地区在汉唐间的千多年内，却有相当的时间持续种植了水稻，而在另一些地区却只有零星的水稻生产记载。

长安、洛阳和邺都一带在汉唐间的不少时间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河南的中部南部地处黄淮平原，邻近南方，这些地区的水稻生产在北方是比较突出的。

长安、关中地区 关中是汉唐时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周代，关中便是周原 ，艺植黍稷稻粱，“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了。汉唐间，关中种稻有发展是和郑白渠水灌溉相关的。“（秦）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郑渠溉地四万顷，使作物丰收，为秦国富强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3] 。之后，关中陆续兴修了龙首渠、灵轵、成国渠、氵韦渠、六辅渠，白渠引泾水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在当时尤为有名。班固说：“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五谷垂颖，桑麻铺棻。” [4] 汉武帝说，“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汉书》卷29）。左内史即左冯翊，是京畿所在，确实出产水稻。武帝常微行外出打猎，“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民皆号呼骂詈”，东方朔曾为此提出批评，并谈到关中是陆海之地，“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 [5] 。可见关中产稻是和郑白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密切联系。《氾胜之书》所谈种稻的专门知识，便是他在关中做农官所总结的关中种稻经验。

东汉初年，有人反对刘秀大力经营洛邑，认为关中沃野千里，“带以泾渭，号曰陆海”。“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 [6] 。说明关中水田肥沃，在继续种稻。顺帝时，虞翊说，雍州“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 [7] 。可见东汉后期，关中仍然盛产水稻。汉末大乱，关中水利事业遭到很大破坏，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开凿成国渠，自陈仓（宝鸡）以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水流灌溉盐卤地三千多顷，获得较大收益 [8] 。前秦苻坚依郑白故事，发动三万余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灌溉盐碱化了的田亩，使水稻生产有所发展 [9] 。随后北方大乱，直到北周时才着手修复郑白渠，“渠堰之利复起” [10] 。“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由于地主富商竞设水碾硙，严重妨碍了水利。唐初，郑白渠仅能溉田一万余顷。代宗大历时，水田只存六千二百余顷 [11] ，“岁收稻二百万斛，京城赖之” [12] 。当时，长安的内苑也种了不少水稻 [13] 。敬宗时，刘仁师为修渠堰副使，改修白渠，“关中大赖焉” [14] 。鄠县汉陂水，“任百姓灌溉平原等三乡稻田” [15] 。文宗允许百姓取白渠水溉田，并分送水车于畿内，“以广溉种” [16] 。唐僖宗的诏书说：“关中郑白渠，古今同利，四万顷沃饶之业，亿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权豪竞相占夺，堰高硙下，足明弃水之由，稻浸稑浇，乃见侵田之害。” [17] 地主豪强分割关中水利，唐政府已无力制止。到了宋初，陈省华为栎阳令，“县之郑白渠，为邻邑强族所据” [18] 。经过宋朝一番整顿，王沿在真宗时指出，郑白渠仅能溉田三千顷。郑白渠的水利自两汉以后，每况愈下，所溉水稻田也逐渐减少。

隋唐时，郑白渠水溉田减少，但关中人民种水稻仍是方兴未艾。隋唐之际，长安清禅寺，“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廩硙碾，库藏盈满” [19] 。寺院的水田自然是种植水稻。玄宗开元初，在同州引洛水及堰黄河水作通灵陂，灌注朝邑、河西二县水稻田二千余顷 [20] ，使广大不毛之地变为“原田弥望，亩浍连属”的“秔稻之川” [21] 。王 受命为京兆尹稻田判官，负责稻田事务 [22] ，华州所属栎阳等县的不少荒地也引水灌溉，“皆生稻苗”。其后，唐玄宗把京兆府界内新辟稻田，授与贫穷户与逃还百姓 [23] ，五代周世宗派何幼冲为关西河渠堰使，在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 [24] 。这都说明，关中地区水稻生产的长期兴旺。

唐代关中种了不少水稻，从当代人诗作中也能得到反映。“变芜秔稻实，流恶水泉通……是阅京坻富，仍观都邑雄。” [25] 它说出了水利与水稻的密切关系，也描绘了水稻丰收在望，京坻富足的事实。近郊田野，“香稻啄残鹦鹉粒” [26] ，渭村秋天，“枣赤梨红稻穗黄” [27] ，终南山区水田，“荒畦九月稻叉芽，蛰萤低飞陇茎斜” [28] 。鄠杜一带，“稻花香泽水千畦”，“秋雨几家红稻熟” [29] 。汧阳的地主田庄，“西园夜雨红樱熟，南亩清风白稻肥” [30] 。广大农村，“稻香山色叠，平野接荒陂” [31] 。“桑林摇落渭川西，蓼水深深接稻泥” [32] 。“稻垄蓼红沟水清，荻园叶白秋日明，空坡路细见骑过，远田人静闻水行” [33] 。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同样折射出关中水稻生产旺盛。

洛阳地区 《战国策》记载一个故事：“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 [34] 这说明战国时期，洛阳一带已利用上流之水以种稻了。解放后，洛阳汉墓出土了肥大美好的稻米 [35] ，虽无法证明是否为洛阳本地所产，但当地产稻是无疑的。

曹丕说，新城（河南新城）秔稻，“上风炊之，五里闻香” [36] ，桓彦林说，“新城之秔，既滑且香”。袁准说，“新城白稉，濡滑通芬” [37] 。同时代人一致赞誉新城水稻，可见其品种之优良。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下令，“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 [38] 。说明新城水稻在曹魏时由兵屯生产，西晋时改为官奴婢耕作了。

洛阳西南的卢氏县是东魏时南荆州所治，李愍在州内“开立陂渠，溉稻千余顷” [39] ，获得了好收成。隋炀帝自洛南巡，庾自直应诏作诗，“伊雒山川转，江河道路长……稻粱叨岁月，羽翮仰恩光” [40] 。表明伊雒一带在隋代种了不少水稻。唐高宗时，洛阳附近丰收，秔米每斗十一钱，粟米价更贱 [41] ，反映这块地区水陆兼作。在洛阳西南的宜阳，“昌谷五月稻，细青满平水” [42] 。伏牛山、陆浑一带，“晨登歇马岭，遥望伏牛山……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 [43]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 [44] 。在虢州（灵宝县），“满畦秋水稻苗平” [45] 。五代后唐和北宋政府先后都在洛阳城南设稻田务，负责发展水稻生产 [46] ，说明洛阳地区是长期种稻的，伊水中还盛产银灰色的鲂鱼，鱼稻并举，颇具江南生产特色。

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 河南北部及其毗邻的河北南部是战国时魏国所在地。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改良了漳水两岸盐碱地。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引漳水灌溉邺地，人们颂美“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47] ，说明盐卤地经过水流清洗，变成了良好稻田。自此以后，长期有利于种稻。东汉安帝时，“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 [48] ，仍是和发展水稻生产相关的。邺是曹魏的政治经济中心，当地农业生产受到了更多地注意，《魏都赋》描述广阔田野里的庄稼，“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稉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纟宁……雍丘之粱，清流之稻……若此之属，繁富夥够” [49] 。清流位于邺西，所产水稻被称为御稻，非常有名。五代后汉时，磁州刺史慕容彦超努力疏导西门豹和史起所修漳、滏十二磴的遗迹，还是为了种稻 [50] 。

河内离邺城不远，东汉安帝时，曾修理当地旧渠，灌溉公私田畴，以发展水稻生产 [51] 。汉末卢毓说：“河内好稻，真定好稷……地产不为无珍也。” [52] 袁淮也很称赞河内的青稻 [53] 。魏文帝时，司马孚为河内典农，亲自检行沁水水利，“天时霖雨，众谷走水，水石漂迸，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由是，他在沁水上改建石门，保证水源，以利水稻生产 [54] 。晋初，潘岳为河阳、怀二县令，那里“稻栽肃芊芊，黍苗何离离” [55] ，可见当地种稻不少。北魏孝文帝时，沈文秀为怀州刺史，“大兴水田，于公私颇有利益” [56] 。隋初，卢贲在怀州决沁水东注，称为利民渠，引水流入温县，称为温润渠，“以溉舄卤，民赖其利” [57] 。说明自北朝以至隋代，怀州持续种植水稻。曾经担任相州刺史与河北按察使的唐人张说，在玄宗开元时上表说，“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溉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秔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溥”。建议是否实行，史无明文 [58] 。但我们知道，开元时，河南曾大开水田，而且，宋人王沿曾指出：“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尔。” [59] 如果王沿所说水渠在唐肃宗后才崩坏是事实，那么，张说的建议很可能是实行了，或者是虽无张说建议，但因水渠完好，当地是相沿种稻的。杨承仙担任怀州刺史，正好在唐朝至德以后，“浚决古沟，引丹水以溉田，田之污莱遂为沃野，衣食河内数千万口，流入襁负不召自至如归市焉” [60] 。宪宗元和时，疏导沁水，“黄泥五斗，秔稻一石，每亩一锺，实为广济”。这件事，被夸张为“由是河内无饥年之患” [61] 。文宗太和时，温造为河阳、怀节度观察等使，“以河内膏腴，民户凋瘵，奏开浚怀州古秦渠坊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 [62] 。由此可见，河内一带自汉、魏以来长期种植水稻。

汲县位于邺南，低洼有水堰田，东汉顺帝时，崔瑗为县令，修通沟渠，使卤薄地变成了沃土，开创稻田数百顷 [63] 。卫州（汲县）共城有百门陂，“百姓引以溉稻田，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自北朝魏、齐以至于唐，常以之进贡朝廷 [64] 。唐末五代，仍设稻田务于此，负责官营水稻的生产 [65] 。北宋仁宗还派人“出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 [66] 。这都说明河南北部地区有长期种植水稻的历史。

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 地处中原的河南是北方著名的水稻产区，除上面扼要介绍豫西的洛阳和邺为中心的豫北地区外，还有不少地方在汉唐时期也曾以种植水稻著名。

曹魏时，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大搞屯田，在河南境内推广种稻，得以“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后来为了准备攻打孙吴，邓艾认为“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在淮南北开展屯田，预计一年可收五百万石以为军资 [67] ，司马懿采纳这一建议，“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溉田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 [68] 。显然，曹魏时期的屯田使黄淮地区一度水田大增。唐朝末年，赵珝为忠武军节度使，他在陈州（今淮阳）“询邓艾故址，决翟王河以溉稻粱，大实仓廪” [69] 。可以看出邓艾在两淮地区行屯田，种水稻的影响。北魏宣武帝曾命令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 [70] 。这说明淮南北是水陆兼作的农产区。

接近淮水的汝南一带，西汉时，有鸿隙大陂，藉其溉灌，以多财用“郡以为饶” [71] 。成帝时，关东雨水多，陂溢为害，丞相翟方进奏，请决毁鸿隙陂。东汉光武时，汝南太守邓晨使许扬为都水掾，规划修复，“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灌溉了很多田地，“鱼稻之饶”，为其他郡县所不及 [72] 。但陂塘易被洪水冲毁，修理费用巨大。明帝时，汝南郡守鲍昱，改以石为水门，结实坚固，“水常饶足，溉田倍多” [73] 。章帝时，何敞在汝南郡东修理鲖阳旧渠（在今河南新蔡县北），垦田大增，促进了当地水田的发展 [74] 。南朝宋文帝的诏书也说，“徐（今徐州）、豫（今汝南）土多稻田” [75] ，需要很好修理旧陂，进行水田耕种。

唐玄宗时，曾在河南大力推广水田。开元中，身为魏州、汴州刺史的宇文融被派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想按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以利人” [76] 。宰相张九龄主张开河南水屯，派“充河南开稻田使” [77] 。在许、豫、陈、亳、寿等州设置水田百余屯，占全国屯田总数的九分之一 [78]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玄宗诏令水屯稻田分给贫民和归还逃户耕种 [79] 。德宗贞元时，曲环为陈许节度使，派部将孟元阳“董作于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无岁不稔，军中足食” [80] 。这个西华屯可能是开元时并未分配完毕的水屯稻田。在贞元时，董晋为汴州，以崔翰为观察判官，“实掌军田，凿浍沟，斩茭茅，为陆田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连岁大穰，军食以饶” [81] 。唐人说，“晚泊水边驿，柳塘初起风，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 [82] 。“稻黄扑扑黍油油，野树连山涧北流” [83] 。说明开封地区兼有水田、旱地，稻田生产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汉唐时期的北中国，除了上述较多的产稻地域而外，现在的山东、河北、山西，乃至祖国西部若干地区，也曾成功地种植了水稻。

山东 东汉初，山阳（今金乡）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并从实际出发，“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章帝曾把这套按田地肥瘠分等的方法颁发各地方作参考 [84] 。下邳相（今徐州市）张禹把水宽二十里的蒲阳陂“开水门，通引灌溉”，“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 [85] 。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河南陈留）、济阴（山东定陶）间，“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86] 。魏文帝时，郑浑在沛郡（江苏沛县），因地低水涝，乃修陂遏，开稻田，“顷亩岁增，租入倍常” [87] 。北魏彭城镇将、徐州刺史薛虎子以其地有水灌良田十余万亩，他建议“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结果被批准付诸实施 [88] 。隋文帝时，薛胄在兖州，改进沂、泗水流，“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水稻丰收 [89] 。《三齐记》说，密州（山东诸城）辅唐县，曾堰浯水南入荆水，灌溉水田数万顷，余堰至唐中叶还存在，“稻田畦畛存焉” [90] 。唐文宗时，日本高僧圆仁在山东听说青州（益都）以东诸处，蝗虫为灾，“吃却谷稻” [91] 。登州等地，“但有粟，其粳米最贵” [92] 。可见，唐代在山东的不少地区种了水稻，但不如种粟普遍。

河北 现今北京市郊区及其毗邻的河北涿县一带，在汉唐间也出产水稻谷。汉光武帝时，渔阳太守张堪“于狐奴（今顺义）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 [93] 。曹魏时，刘靖都督河北诸军事，“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获得了利益 [94] 。在修戾陵堨时，又开车箱渠，“灌田二千顷”。十几年后，加制水门，“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使四五百里内万余顷田地成为稻田。晋惠帝时，刘弘“立石渠，修主堨，治水门”。用四万余功，对水利灌溉续有所改进 [95] 。自此直至北魏后期，戾陵堰在日渐荒废，幽州刺史裴延儁征发民夫再加营造，“溉田百余万亩，为利十倍”，直至北齐末年，都连续种植了水稻 [96] 。他还修复了范阳郡的督亢旧渠，“溉田万余顷”，“积稻谷于范阳城” [97] 。北齐孝昭帝时，嵇晔再议开导幽州督亢旧陂，“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 [98] 。唐高宗永徽中，裴行方在幽州引泸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 [99] 。

北魏宣武帝时，定州有屯兵八百户耕种稻田 [100] 。那时候，冀、定数州，连年水灾。崔楷上疏主张按地势高下分别耕作，“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艺桑麻”。但实施结果，成效并不理想 [101] 。其后，宋太宗时，何承矩知雄州，他“引援汉、魏至唐屯田故事”，主张在河北中部（今高阳、雄县、霸县一带）“引淀水灌溉”，“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曾获得了好收成 [102] 。

此外，史书记载渤海国时期，“卢城之稻”，非常有名 [103] 。卢城在今吉林桦甸市东，说明水稻的种植已在逐步北移。今天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在地盛产水稻，可说是历史上东北地区早已出产水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山西 山西毗邻长安、洛阳，西汉时，为了接济关中食粮，征兵数万，在河、汾间穿渠作渠田，预计五千顷田，岁收二百万石，实际是“田者不能偿种”，只好将这些水田交由越人（江、浙人民）耕种，使之向少府交租 [104] 。可见山西在汉代已有了水田种稻。隋文帝时，杨尚希在蒲州“引氵粪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 [105] 。晋阳县，开皇六年（586年），“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 [106] 。文水县城宽大约三十里，唐代，“百姓于城中种水稻” [107] 。德宗时，韦武在绛州，引汾水作十三渠，开辟水田三千多顷，水稻获得丰收 [108] 。直到北宋中叶，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等人也都说绛、并、汾等州出产水稻 [109] 。

西北地区 河套平原、宁夏平原、青海的湟河谷地、河西走廊的沃州以及新疆的某些地方在汉唐间也曾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发展灌溉，种植水稻。

在河套平原，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以五原、北假“膏壤殖谷”，使赵并发戍卒在北假屯田，以助军粮 [110] 。唐武则天时，丰州（内蒙古五原西南）都督娄师德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 [111] 。北魏孝文帝“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 [112] 。这次修水田地域已不限于河套平原，还包括了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部分地方。唐德宗时，吐蕃围攻灵州（宁夏灵武），唐派运粮使郑克驹自夏州（陕西横山）以牛马杂运米六万余斛，又从胜州（今鄂尔多斯市东北）溯河运云、朔米万余斛去灵州，“积谷稻数万斛，人心颇固” [113] 。说明唐代在河套地区及黄土高原的某些地方也种了水稻。宋太宗时，陕西转运使郑文宝“至贺兰山下，见唐室营田旧制，建议兴复，可得秔稻万余斛，减岁运之费” [114] 。其后，明太祖时，仍有人在宁夏“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获得水稻丰收 [115] 。

在陇西，东汉光武时，马援建议在河西“开导水田，劝以耕牧” [116] 。武威太守任延“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117] 。曹魏时，凉州刺史徐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118] 。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使灌溉，得谷加五” [119] 。唐武则天时，凉州都督郭元振派甘州刺史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 [120] 。同一件事，《旧唐书》卷97说是“粟”而不是稻。类似歧异之例还不少。西北地方常是旱种粟、麦，但也不排除种有水稻。唐代敦煌文书所记诸寺丁壮簿中，大量记载了“艾稻×日”、“回造粳米稻”、“回造稻谷”、“舂稻”、“差送节度粳米”以及“般稻谷入城”等等 [121] ，说明敦煌的寺田种有水稻。自敦煌以西，汉代已在渠犁、伊吾等地置水屯田，至迟自北朝以来，焉耆、龟兹、疏勒等地，史书明确记载出产水稻 [122] 。高昌一带，北朝至隋唐史籍只说产谷（禾）麦，吐鲁番出土的不少文书却记载当地产稻谷。唐玄宗开元七年（718年）二月敕，“伊州（今哈密）岁贡年支米一万石宜停” [123] 。也可说明西域是产稻米的。

华北种稻虽有很长的历史，但直到汉末，种植面不广，年产量也不多。社会上视大米为珍品。《汉律》规定，粮食作酒，稻米所酿者为上尊，稷米所酿为中尊，粟米所酿为下尊 [124] 。东汉人郑玄说，“秔米馥芬，婚礼之珍” [125] 。这些情况，都反映了汉代华北稻米的稀少。

曹魏以来，北方的水稻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并没有改变稻米稀缺的状况。晋人袁甫说：“缯中之好，莫过锦……谷中之美，莫过稻。” [126] 并中之俗，“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扌寿杏仁煮作粥” [127] 。北魏前期，安同为征东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想吃稻米饭而不易得，其子屈，典太仓事，“盗粳米数石”以养亲，安同清廉，告官揭发其事，明元帝为此特别下令，“长给（安）同粳米” [128] 。隋灭陈，南来高级降官眷属，“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被迫只好食麦 [129] 。由此可见，直到南北朝末年，在华北境内，官僚上层人士也还不易得到稻米。到了唐代，北方的水稻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江淮以南生产的稻谷被大批运到北方，长期以来在北方把稻米视为奇珍的局面得以大为改观。

秦岭、淮河、白龙江以南年降雨量多、热量大，即使最北的地区每年也有八九个月的无霜期，岭南更是四季无霜冻。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有利水稻栽培。自汉至唐，南方正处于逐步开发过程中。西汉时，这一广大地区便已种了水稻。司马迁说：“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 [130] 班固也说：“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男子耕农，种禾稻纟宁麻，女子桑蚕织绩。” [131] 他们概括地说明了江淮以南和南海诸岛的种稻，并指明了当时耕作的原始粗放性质。下面就汉唐间江淮以南的著名稻作区，自西而东扼要介绍如下。

汉中、巴蜀地区 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与西安相距非遥，由于中阻秦岭，自然景观与长安迥异。汉中和安康一带的年降雨量和气温都与西安相差很大，那里，至今仍出产大米、茶叶、甘蔗、柑橘，与主要产麦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很不相同。

秦末楚汉相争，汉王刘邦自南郑东出，“萧何居守汉中，足食足兵” [132] 。其后，刘邦的宠姬戚夫人是汉中洋川人，“夫人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帝为驿致长安” [133] 。说明秦、汉之际，汉中便以出产大米有名。汉武帝时，张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从秦岭开通道，为的是运“汉中谷可致”长安 [134] 。汉末，张鲁据汉中，令信其道者出米五斗，又在义舍置义米，也是当地盛产稻谷的反映。唐人赞美安康郡，“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 [135] 。说明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地区，在汉唐间已经产稻出名。

益州在汉中以南，是有名的天府之国。战国末年，秦灭蜀后，蜀守李冰凿离碓，“穿郫江检江……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136] 。司马迁说：“汉之兴自蜀汉。” [137] 《华阳国志》卷3也说“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舩”，保证了前线军粮供应。汉文帝时，蜀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 [138] 。绵竹、资中、成都、繁县、江原等县到处都有稻田 [139] 。三国时，庞统、法正等人公认益州殷富，是和那里的粮食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诸葛亮为维护都江堰工程的安全，派精兵千二百人专职看守 [140] 。这一水利工程长期为人们造福。唐初，高士廉在益州，“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 [141] 。直到现代，都江堰工程仍是成都平原水稻生产的重要水源条件。

蜀郡东北梓潼郡的涪县（四川绵阳），“有岩田，水稻田” [142] 。巴郡江州县（重庆市）“县北有稻田，出御米” [143] 。东汉初，益州牧岑彭率兵到江州，乘胜直抵巴郡所属垫江县（重庆合川市），“收其米数十万石” [144] ，迫使公孙述不战而败，这也反映川东地区汉代已有不少稻田。

唐初，“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 [145] 。四川的香稻、粳稻很受称赞。在阆中，“粳稻更比屋”，“高田失西成，此物颇丰熟” [146]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 [147] 。雅州荣经县等地米质优良，“炊之甚香滑，微似糯味” [148] 。南嶲州（今西昌）一带的屯田，德宗时，“岁收谷数万石，军食之余，又以北饣军黎州清溪关（四川汉源），镇军皆足” [149] 。宣宗时，有人建议在嶲州西南之可县，利用地宽平，多水泉，“可灌秔稻” [150] 。《汉书》卷28下《地理志》说，“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可见四川地区米、鱼之盛。

南阳盆地 河南西南部位于伏牛山（秦岭）以南和桐柏山之间的南阳盆地，地理情况与汉中、淮南相类似。当地水流较多，汉代已多陂田。西汉酷吏宁成曾在南阳“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 [151]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外舅，樊宏一家，“开广田土三百余顷……陂渠灌注” [152] 。名将张纯率兵屯田南阳，取得了一定成绩 [153] 。现代南阳地区盛产小麦，种稻不多，在汉代似乎不是这样。张衡说，“其水则开窦洒流，浸彼稻田，沟浍脉连，堤塍相 ……冬稌夏穱，随时代熟”，“若其厨膳，则有华芗重秬， 臯香秔，归雁鸣 ，黄稻 鱼” [154] 。西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作钳卢陂，累石为堤，傍开六个石门，“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 [155] 。东汉光武帝时，杜诗在南阳相继修理，深受南阳民众欢迎，被誉为“召父、杜母” [156] 。汉末水利工程败坏，西晋初，杜预在荆州“修召信臣遗迹……以浸原田万余顷” [157] 。唐武宗时，卢钧镇守襄阳，使李从事“复（召）信臣旧规”。“数百里间，野无隙田，旱无枯苗，召堰既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饥……岁增良田，顿至四万” [158] 。唐末以后，渠堰又渐荒废，“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宋仁宗时，唐守赵尚宽又修复召信臣陂渠遗迹，引水溉田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 [159] 。苏轼在唐州看到所修复的三陂，“疏召信臣之渠，渠之左右田多作稌秔” [160] 。王安石也说，经过赵尚宽整修，“昔之菽、粟者多化而为稌，环唐皆水矣，唐独得岁焉” [161] 。可见，自汉以来，南阳地区只要有较好的水利设施，便常常种植水稻。

与南阳盆地相连的襄樊地区，是盆地南缘缺口所在，流经盆地的唐河、白河在此注入汉水，自然景观近似南阳盆地。东汉时，王宠为南郡太守，凿蛮水与木渠相会，“溉田六千余顷，无饥岁” [162] 。晋初，羊祜在襄阳，使兵士“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 [163] 。南朝人夸奖襄樊一带出产的蝉鸣稻是“滍水鸣蝉，香闻七里” [164] 。“六月蝉鸣稻，千金龙骨渠” [165] 。唐朝前期，李孟犫为邓州司马兼陆门堰稻田使，“条流百道，浸润七邑，疆畦绮错，稼穑龙鳞” [166] ，水稻生产获得了好收成。

湘、鄂、赣地区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 [167] 。东晋南朝，“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六朝时，经济实力荆州远比扬州落后。鄱阳所在的江西地区，原属扬州，晋初分置江州，生产也较落后。

魏明帝时，荆州刺史王基在夷陵（今宜昌）附近打败吴军，“收米三十余万斛”。江陵有沮、漳二水，溉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他建议就地发展生产，足以抗衡孙吴 [168] 。可见湖北境内长江沿岸的种稻已有较好的基础。梁初，郑绍叔在司州（孝感东北）“广田积谷”，获得好收成 [169] 。

唐代，湖北水稻生产有了很大发展。郢州京山县南有温汤水，“拥以溉稻田，其收数倍” [170] 。“郧国稻苗秀” [171] ，在复州（沔阳）“处处路旁千顷稻” [172] 。黄冈是“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 [173] 。汉阳是“秔稻清江滨” [174] 。江陵是“水飡红粒稻” [175] 。韦宙在江陵有别墅，“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 [176] 。说明唐代湖北各地所产水稻既有黏性较强的秔稻，也有早熟的籼稻“罢亚”。

长沙在汉代号为瘴疠之乡，生产落后。但在汉魏之际的曹丕说，“江表唯长沙有名好米”，米质比洛阳所产为差。而南朝人庾肩吾认为长沙所产稻米，“兼水陆之殊品”，“味重新城”，那就是业已赛过了洛阳地区所产的米了 [177] 。《南齐书》卷15《州郡志》说，“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对湖南地区的总的估计颇为恰当。

唐代，湖南的水稻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武陵地区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其中不少溉田千顷以上，在汉代樊陂基础上增修的考功堰溉田千一百顷 [178] ，很便于稻田灌溉。此外，湘潭之涓湖溉良田二百余顷，盛产水稻 [179] 。岳州产稻 [180] ，宁乡大沩山地区“垅香禾半熟” [181] 。湘水沿岸，“江间稻正熟” [182] 。湘南永州，“秔稻油油绿满川” [183] 。十国时期的马殷，在潭州“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灌溉公私一万余顷” [184] 。总之，唐和十国时期，湖南的常德地区、洞庭湖沿岸以及现今沿粤汉铁路的湘水两岸水稻生产比较发达，宋朝平定荆湖以后，乃以大船数百艘“运湘中米”去开封 [185] 。

江西地区，在晋宋之际，彭泽令陶潜于公田种稻（秫和秔） [186] ，显然是沿用群众的种稻习俗。雷次宗《豫章记》说，“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沃野垦辟，家给人足……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人食鱼稻” [187] 。南齐末年，萧衍自雍州起兵东进，使郑绍叔“督湘、江二州粮运”，运粮主要是稻米 [188] 。唐德宗贞元时，长安饥荒，从江西、湖南运稻米十五万石，经襄阳以至长安 [189] 。唐文宗派孟琯巡察米价，“其江西、湖南地称沃壤，所出常倍他州，俾其通流，实资巡察” [190] 。唐僖宗诏书说，“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 [191] 。这都说明江西、湖南产稻不少。“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 [192] 。韦丹在南昌开凿五百九十八所陂塘，溉水田一万二千顷 [193] 。白居易为江州司马，“职散优闲地”，“禄米麞牙稻” [194] 。抚州修华陂、千金陂，“沿流三十余里，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 [195] 。吉州新滏县有水流，“地宜稻谷” [196] 。总之，鄱阳湖周围及赣江中下游沿岸，水稻生产相当普遍。清明时节，“雨余田水落方塘……满耳蛙声正夕阳” [197] ，正是南方水田耕种繁忙时的景象。

淮南地区 汉唐间，淮南是著名稻作区。东汉前期，广陵太守马棱“兴复陂湖，灌田二万余顷”，使稻收丰衍，《东观记》云：“兴復陂湖，增岁租十余万斛。” [198] 汉末，陶谦使陈登为典农校尉，“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 [199] 。南朝时，淮阴一带，“田稻丰饶” [200] 。盛唐时，“淮海唯扬……秔稻有望” [201] 。杜佑为淮南节度使，“决雷陂，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 [202] 。李吉甫在高邮筑塘，溉田数千顷，“变舄卤为稻粱之壤” [203] 。在楚州（淮安），“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 [204] 。在广陵，“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 [205] 。唐朝末年，“山阳（淮安）沃壤，淮畔奥区，地占三巡，田逾万顷”，因为经营不善，“纵当稔岁，皆失利于稻粱” [206] 。概括说明了淮南扬州地区一直种稻。

在安徽境内，汉代设富陂县于霍丘附近，“多陂塘以溉稻” [207] 。汉末，曹操派朱光在庐江“大开稻田”。吕蒙深知“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经历数年，敌势难当。由是，力劝孙权早日挫败此谋 [208] 。因为寿州一带，“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 [209] 。梁武帝时，豫州（今寿县）刺史夏侯夔“帅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 [210] 。其后，侯景在淮南收租税，北齐淮南经略使辛术派兵渡准，“烧其稻数百万石” [211] 。唐代，濠州（今凤阳）产米、麦，“其食秔稻” [212] 。历阳（今和县）是“场黄堆晚稻” [213] 。在此要着重指出芍陂工程和水稻生产的关系。相传它始建于春秋楚庄王时，“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 [214] 。东汉高诱解释说，雩娄即汉代庐江地区。章帝时，庐江太守王景修复“芍陂稻田”，陂径百里，灌田万顷。民不知牛耕，乃“教用犁耕”，“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215] 。1959年，对安丰塘的发掘调查证明，坚固的闸坝是混合草土筑成，人们认为很可能是王景所筑造芍陂的一部分 [216] 。汉末建安时，刘馥在淮南“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217] 。其中七门等堨在舒城境内，是西汉刘信所立，溉田二万顷，年久渐废，至刘馥加以修复 [218] 。三国时期，淮南常为魏、吴战场，芍陂屡遭破坏 [219] 。晋初，刘颂为淮南相，大力修整，“百姓歌其平惠” [220] 。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姚秦，先派毛修之修复芍陂，“起田数千顷”，以给军粮 [221] 。宋文帝时，刘义欣为豫州刺史镇寿阳，“芍陂良田万余顷，堤堨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派人“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 [222] 。南齐高帝派垣崇祖“修治芍陂田”，以储备军粮 [223] 。明帝时，徐孝嗣力主在淮南修理陂遏，“精寻灌溉之源”，以建立屯田，“水田虽晚”，仍可以改播豆、麦 [224] 。梁武帝时，裴邃北伐，“始修芍陂” [225] 。隋代，“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寿州总管府长史赵轨派人“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 [226] 。唐中叶，在“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227] 。这充分说明了芍陂水利和历代水稻生产发展的密切关系。

江南地区 长江下游南部，包括苏南、皖南和浙江的北部，是汉唐间南方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晋武帝诏书说，“东南以水田为业” [228] 。《晋书》卷27《五行志》记太和六年（371年）六月，“丹杨、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大水，稻稼荡没，黎庶饥馑”。由此可见江南种稻的普遍。

皖南山多，水田也不少。梁武帝时，新安太守任昉身死，家有桃花米二十石 [229] 。桃花米即是籼稻，自南朝以至于北宋，在休宁和歙县一带长期种植，“为饭香软” [230] 。宣城的德政陂，引渠溉水田二百顷，南陵有大农陂，溉田千顷，很利于种稻 [231] 。池州九华山一带，“万畦香稻蓬葱绿，九朵奇峰扑亚青” [232] 。九华山上化城寺附近，有“平田数千亩，种黄粒稻”，“其芒颖，其粒肥，其色殷，其味香软，与凡稻异”。它是唐德宗建中初，从新罗移植，自此以至南宋末年长期播种不绝 [233] 。

在苏南，东汉初年，李忠在丹阳垦田种稻，吸引了不少流民 [234] 。汉末，张昭在丹阳创修娄湖，“溉田数十顷”。晋人陈敏也在那里遏马林溪以建练湖，“溉田数百顷” [235] 。张闿在曲阿立新丰塘（湖），“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236] 。梁武帝时，还在丹阳修建思湖、长塘湖、高湖等以溉水田 [237]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汉末建康一带所出现的“再熟之稻”乃是再生稻 [238] 。句容附近，唐人多次兴修水利，绛岩湖设斗门两个，“旱暵则决而全注，霖潦则潴而不流”，“开田万顷，赡户九乡”，年年盛产稻鱼 [239] 。常州也修了不少水利，“其地恒穰，故有嘉称” [240] 。唐代，江左农田，“沃野收红稻”，“是时秔稻熟，西望尽田畴” [241] ，可见种稻的相当普遍。

在浙江北部，东汉初年，第五伦为会稽守，“俸禄常取赤米” [242] 。汉末，王朗为会稽守，当地产秔稻很多 [243] 。南朝大地主谢灵运在会稽的别业，“田连岗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蔚蔚丰秫，苾苾香秔” [244] 。唐人歌咏江浙一带种稻的诗作近百首，那时全国各地进贡朝廷的优良稻谷，绝大多数集中于江浙的扬州、常州、苏州、湖州、婺州等地 [245] 。

稻离不开水。这里，略述一下江南水利情况。镜湖是浙东著名水利工程，创始于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 [246] 。宋人说，“鉴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镠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 [247] 。由此可见，鉴湖对浙东水稻生产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江南的水利工程，《新唐书·地理志》多有记载，仅以湖、杭、越、明四州所记以水溉田者为例，太湖而外，长城之西湖，溉田三千顷；安吉石鼓堰，溉田百亩；余杭有上湖、下湖、北湖，溉田千余顷。於潜有紫溪水溉田；新城有官塘堰水溉田；会稽有防海塘，自上虞抵山阴百余里，蓄水溉田。诸暨有湖塘，溉田二十余顷。上虞有任屿湖，溉田二百顷。贸阝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西湖溉田五百顷。广德湖溉田四百顷。仲夏堰溉田数千顷。所列举的已经不少，但《新唐书·地理志》还有很多重要的遗漏。上述越州的鉴湖便失载，又如杨德裔在会稽引陂水溉田数千顷 [248] ，宪宗时，赵察在奉化县开赵河，溉民田八百余顷，开白杜河溉民田一千二百余顷 [249] ，文宗时，贸阝令王元 建它山堰，“截断咸潮积磎水，灌溉民田万顷余” [250] 。杭州盐官县的临平湖，“溉田三百余顷”。湖州乌程县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 [251] ，荻塘“溉田千顷”。安吉县的邸阁水，“灌田五百一十亩”。长兴县的西湖，“旁溉田三万顷，有水门四十所，引方山泉注之”。 [252] 这个西湖始凿于南朝时 [253] ，“行莳新田苗……方欢鱼稻饶” [254] 。直到唐代中叶，仍然“岁获秔稻蒲鱼之利” [255] 。明州勾章县在汉代已有陂堰灌溉，东晋会稽内史孔瑜再加修理，灌溉二百余顷，皆成良田 [256] 。明州贸阝县之广德湖始建于南朝齐、梁之际，不断疏浚增修，唐代宗大历时溉田四百顷，宣宗时，溉田达八百顷 [257] 。

上面列举江淮以南稻作发展的地区，没有提到闽、广、云、贵和台湾、西藏等地，因为这些地区在汉唐间一千多年内，生产比较落后，有待于宋、元以后逐步开发。上面已谈到的那些南中国的水稻耕作区，也是在汉唐间逐步发展起来的。这里，再从荒地开发、州县设置和户口增加的角度作若干补充。

汉隋间的耕垦稻田 汉武帝诏书说：“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258] 司马迁和班固也曾概括叙述了汉代江淮以南的原始粗放种稻方式 [259]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过了七八百年后，《隋书》卷31《地理志》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 [260] 。生产情况与西汉相比，显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一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西汉时，荆、阳（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 [261] 。长江中下游耕种方法是比较原始的。西晋初年，杜预说：“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充分肯定了火耕水耨对于修水田的便当，但也说明了它只是地广人稀草木丛生时所适宜的原始耕作方法。东晋初年，应詹上表指出：“江西良田，旷废来（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 [262] 他所说的“江西”是指长江以北、淮水以南的地区。西晋末年，这一地区，因战乱而荒废。东晋建国江南，百废待兴，为了务农重谷，应詹建议效法曹操屯田，“随宜开垦”，把那些荒废未久的熟荒地开垦出来。垦种熟荒地，开始时，也可采用火耕水耨方法，易于收到成效。言外之意，既种之后，便不能因循故技，年年如是地粗放耕种了。东晋穆帝时，殷浩乘北方后赵石虎身死，国内大乱时，乃“开江西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 [263] ，准备北伐。南朝大地主谢灵运在会稽的田园中也有疁田 [264] ，浙东“鄞县多疁田” [265] 。山谦之《吴兴记》说，“疁，烧田也”。吴兴县有吴疁山，“昔有吴氏烧山为田，因名”。《玉篇》和《广韵》都说“田不耕烧种”为疁 [266] 。看来长江下游一带在六朝时所盛行的疁田是和火耕水耨很相似的。对于火耕水耨的解释，汉朝人应劭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 [267] 可见火耕水耨及疁田都和稻田的开垦有关。种稻要除草，应劭的解释已注意到了。比他早的《淮南子》和比他晚的《齐民要术》也都反复谈到了种稻除草的必要性。东晋以后，火耕水耨的耕作仍在某些地区继续使用。南朝萧梁时，在江州新蔡立屯，“垦作蛮田” [268] 。陈庆之在北司州（今信阳南）“开田六千顷”，连年丰收 [269] 。梁元帝说：“其渚江也，夹江带阡……人腰水心之剑，家给火耕之田。” [270] 至于岭南广州等地，在南朝末年，仍是“火耕水耨，弥亘原野” [271] 。说明两汉六朝时期火耕水耨是江淮以南开垦荒地常用的办法，《隋志》把这种耕垦法视为整个江南地区的普遍耕作方式，那是很不恰当的了。

唐代因地制宜 ，开垦稻田 江淮以南广大地区，经过两汉六朝几百年的不断耕垦，到了唐代，不少可耕地已得到了开发，人们因地制宜，兴建了各种农田，种植了以水稻为主的各种粮食作物。现在通行的历史著作说围田、架田、梯田、淤田、沙田等农田是宋代出现的，很可能是受了王桢《农书》的影响。这种意见并不确切，甚至是有错误的。

（甲）围田、圩田、湖田 确切地说，围田和圩田有区别 [272] ，这里姑且不去细辨。围田是在一块田地周围筑堤，环而不断，中为良田。围田始于何时，尚难肯定。但不始于宋代是没有疑问的。宋人沈括在宿州看到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陟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谓“淤田之法，其来蓋久矣” [273] 。范仲淹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为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农美利”。“臣访询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 [274] 。这是江浙地区的圩田。沈括还说，在皖南芜湖一带也有圩田，其中一个大圩田乃土豪秦氏世代占有，称为秦家圩。在南唐时，“置官领之，裂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调其租以给赐后官” [275] 。六朝隋唐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比较发展，可耕地已较多地得到了开发，至迟在唐末五代已正式出现了圩田。

湖田是围湖为田，在我国早已存在。孙吴永安三年（260年），作丹阳湖田，兵民并作 [276] 。东晋南朝时，谢灵运曾想决去会稽回踵湖和始宁 崲湖水以为田，孔灵符请求迁徙那些无资之家去余姚、鄞、贸阝三县，垦起湖田。唐代也有人上书，请废广德湖为田 [277] 。润州丹阳县之练湖，幅员四十里，“其旁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锺” [278] 。当时筑堤横截十四里，取湖下地作田，此即围田。刘晏状称，“自被筑堤以来，湖中地窄，无处贮水，横堤壅碍，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阳、延陵、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淹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溉灌。所利一百一十五顷田，损三县百姓之地” [279] 。到了唐末，练湖附近的民户仍不断“耕湖为田”，致使水旱灾害频仍，于是有人大声疾呼：“害大利小者其以湖为田之谓欤！” [280] 用这种湖田种稻是围湖的结果，盲目围湖所造成的弊害也自唐代开始。到了宋代，由于官户、形势户大量占湖为田，其弊害也就更突出，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主题 [281] 。

湖田通常用以种稻，唐诗中例证甚多。“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初香蟹如虎” [282] 。“三顷湖田秋更熟” [283] ，“湖田稻熟雁来时” [284] 。方干的镜湖田庄里，“落叶凭风扫，香秔倩水舂” [285] 。钱塘湖中有无税田十余顷，田户设法“盗泄湖水，以利私田” [286] 。“何言禹迹无人继，万顷湖田又斩新” [287] 。唐代诗人中有十几位吟咏湖田，地点大多集中于江浙一带。由于湖田的大量出现，于是有人幻想塞洞庭湖为田，“决壅如裂帛，渗作膏腴田……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 [288] 。

（乙）渠田、溪田、渚田 汉武帝时，发卒数万人，穿渠引汾水以溉田，称为渠田。北人不习于水田，致“田者不能偿种”，乃改令越人耕种 [289] 。这种穿渠引灌的渠田，在江淮以南广大地区亦应同样存在。“野火芦千顷，河田水万畦” [290] 。河田要清除芦苇，灌水耕植。“野竹初生笋，溪田未得苗。家贫僮仆瘦，春令菜蔬焦” [291] 。溪田是利用河渠的积淤地进行耕作，这种现象在当今江南农村仍是常见的。

渚是水中的小块陆地，耕垦河湖中的小块陆地乃是人稠地少之处的谋生之计。渚田是冲积层土壤，通常比较肥沃。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郡有渚田千顷，盖上腴也” [292] 。衢州有渚田，分属于乡邑之人 [293] 。四川巴南地区，“芋叶藏山径，芦花杂渚田” [294] 。渚田常用以种稻，“渚田牛路熟” [295] ，“日暮渚田微雨后，鹭鹚闲暇稻花香” [296] 。渚田有水，鸟儿常集。成为诗人喜好吟咏的题材。

（丙）沙田、葑田 沙田是江河湖海泥沙淤积之地。唐、宋时，人们往往将沙田与芦场并提：“沙田积蒿艾，竟夕见烧

焚” [297] 。在芦苇杂草的滋生地，用火烧光以利耕种，“石斑鱼鲊香冲鼻，浅水沙田饭绕牙” [298] 。充分说明沙田和种稻的密切关系。

宋人史炤《通鉴释文》说：“江东有葑田。”元人王桢《农书》亦沿其说。葑田又称架田，至迟自中唐时便已存在。会稽人秦系说，“湖里寻君去……路细葑田移，沤苧成鱼网，枯根是酒巵” [299] 。葑田是在湖面缚木为田丘以浮于水，用以种植早熟的水稻。鲍防说，“江南孟春天，荇叶大如钱，白雪装梅树，青袍似葑田” [300] 。说明早春天气，江南已忙于种葑田，初秋一到，便是“稻花白如毡”了。葑田的出现，说明江东人多地少，人们只好设法充分利用空间以增产粮食。

（丁）山田、畬田 江淮以南，山地、丘陵极多。两汉、六朝以来，常用火耕水耨方式进行耕垦，自南北朝开始，已耕之地称为山田，用以种植谷物。唐代，山田大多在江淮以南，一般是旱种粟、麦。“十亩山田近石涵” [301]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302] ，“山田春雨犁” [303] ，有水源的也可种稻。樊绰说，“蛮治山田，殊为精好” [304] 。所讲的就是滇池以西的水田。山田种稻的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些山田，实际便是南宋以后人们所习称的“梯田”。

畬田是山区的刀耕火种原始耕作方法，如果说汉魏之际在华北地区尚可偶尔看到“火耕流种”、“火耕畬种” [305] ，那么，在秦岭淮河以南，自两晋以后直至唐宋之际，是存在着大量火种畬田的。六朝时，“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畬” [306] 。“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黄” [307] ，“烧田云色暗，古树雪花明” [308] 。所描述的都是畬田之类。

唐代，“梁、汉之间，刀耕火耨” [309] 。贵州地方的东谢蛮“为畬田，岁一易之” [310] 。甚至丽皋、荣德、乐源三县县址，也“随所畬田处为寄理，转移不定其所” [311] 。高僧普愿住在皖南池州南泉山，“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畬田，种食以饶” [312] 。唐诗中谈到畬田的近九十首，以吟咏四川、湖南、安徽、江西诸地者为多，谈到江浙和云、贵、闽、广等地的较少。刘禹锡的《畬田行》叙述了从烧山到下种的始末 [313] ，因此，本文不再赘引畬田资料。大批畬田的出现，说明南方不少荒地在不断逐步开发。畬田也有少数种稻的。在历阳，“忆昨深山里，终朝看火耕……场黄堆晚稻，篱碧见冬菁” [314] 。岭南“五月畬田收火米” [315] 。东川龙州（四川平武）畬田生嘉禾 [316] ，所述是稻（旱稻）而不是粟。

全国各地种稻技术千差万别，中原地区早已使用耕牛与铁犁，而台湾岛上虽是“厥田良沃”，当地人民却“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进行耕作 [317] 。江淮以南种稻一般已是精耕细作，要进行插秧和中耕，岭南钦州种稻，“牛耕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既种之后，不耘不灌” [318] 。

汉唐间江南州（郡）县和户口的增加 汉唐间，随着南方的日趋开发，这一地区的户口迅速增加，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也在不断增置。

汉唐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北人几度大批南下，加以不少南方土著迅速汉化，编入民户，使南方户口迅速增加。在南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地区的生产发展加快，州（郡）县的设置相应迅速增加。汉武帝灭南越后，又灭东越、闽越，于其地置会稽郡。西汉时，会稽郡辖二十六县二十二万户 [319] ，东汉时，同一会稽郡旧地，已增划为会稽郡和吴郡，共辖二十七城二十八万余户了 [320] 。晋代，同一地域已划分为会稽郡、吴郡、吴兴郡、毗陵郡。唐朝时，更划分为润、常、苏、湖、杭、越，明、台、婺、温、衢、处、福等十三州七十余县，共有九十余万户。

又如豫章郡，西汉时十八县，六万户；东汉时二十一城，四十万户。到唐代，已划分为饶、洪、虔、抚、吉、江、袁七州三十二县。即以隋唐之际作比较，州郡数目虽相同，唐代新增设了十二县。又如长沙郡地，西汉时十三县，二十三万户；东汉十三城，二十五万户。孙吴建国江南，从长沙郡分析出衡阳郡和湘东郡。到了唐代，汉代的长沙郡地域已划分为潭、衡、岳、邵四州十九县了 [321] 。由此可以大致看出，汉唐间，江西、湖南的州县设置比江浙少，人口增加率及农业生产发展，都比不上长江下游的速度。

四川成都府在隋代仍称蜀郡，设十三县。唐代发展为成都府和蜀、彭、汉、简四州二十八县，反映出隋唐间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

上述唐代情况都以《旧唐书》所载玄宗时资料为依据。如果把北宋初年编定的《太平寰宇记》中所开列自唐玄宗以至北宋太祖时全国新建立的一百一十余县作一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到，除十余县是增设于华北地区外，其余九十五县都是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具体来说，在今江西境内者二十七县，福建二十县，安徽、湖北各有十县，浙江九县，四川、湖南各有七县，江苏五县。唐、宋之际，南北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十分清楚。就南方来说，两广和云贵等地在唐宋之际没有新设州县，那里荒地更多。福建在汉代乃是越族所居，生产落后，直至南朝末年，经济发展也不快。唐高宗时，那里还是“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 [322] 。在中唐以后，福建的开发显著加快，到北宋中叶，当地经济已相当繁荣。江西也是在中唐以后，日趋开发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8所记饶州、洪州、吉州自玄宗开元以至宪宗元和不到一百年内，民户成倍增加。如饶州由开元时一万四千户、二十乡，猛增至元和时四万六千户、六十九乡。值得注意的是饶州自开元以来，岁贡秔米。可见当地户口的增加是和水稻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而且，唐文宗时，发现不少逃户在吉州开垦出水陆田四百顷 [323] ，更证实了耕地的垦发是与生产水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生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就水田耕作来说，最重要的农具是犁和耙，这两种农具在汉唐间有显著变化和发展。

战国以来，已大量使用铁制农具，耕犁上安装有粗大的铁犁铧，耕地破土比以往使用的耒耜轻便。西汉中叶以后，耕犁有显著改进，犁铧的重量减轻了，出土的铁铧形式多种多样，分别用于耕种生荒地或熟地。而且，耕犁安装了犁 ，它不仅可以破土，而且能够翻转土块，有利于追施肥料和改良土壤。

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犁都使用长辕，东汉时，虽已出现了短辕犁，但没有大量使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大量使用长辕犁。贾思勰说，“长辕犁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 [324] 。随着大量山间丘陵地的开垦使回转方便省力的短辕犁逐渐受到重视，唐初以来，出现了曲而短的耕犁 [325] ，比过去的长辕双牛抬扛所使用的铁犁省力，又能深翻土壤。唐代犁铧和犁的式样很多，充分反映了各地生产技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及不平衡性 [326] 。陆龟蒙所介绍的使用于水田的耕犁，共分十一个部件，辕“如桯而樛”，即是曲辕。战国至汉代的铁铧略呈椭圆形，其后渐加改进，铁铧略呈尖形，唐代的犁铧为三角形，尖而锋利。“耕之土曰 ， 犹块也。起其 者镵也，覆其 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 ，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故镵卧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镵表上利，壁形下圆” [327] 。明白地谈到了用犁铧破土，犁壁翻土。犁铧安装在犁底的木头上，耕田时，可以使耕犁平稳地前进。犁壁是微呈椭圆而向一方倾斜的，它安装在犁铧的上方。犁田时，铁铧所破起的土块沿着犁壁向一侧掀翻，整齐地倒伏在耕犁的右侧。使用这种耕犁时，用牛套上牛轭、绳索以挽之，比过去使用长辕犁轻巧得多了。

犁耕以后，土块粗大，既不利于保墒，也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需要使用耙以耙碎土块。汉人贡禹说：“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 [328] 颜师古的解释是以手掊土。我甚为怀疑，在广泛使用铁农具的汉代，岂能如此原始地以手掊土。河南辉县和山东济南出土战国农具已有人力铁耙，汉人刘熙《释名》也谈到了耙，汉代可能有了畜拉铁耙。不久以前，在广东出土了西晋永嘉时的犁、耙水田耕作模型，显示了耕作水田时，犁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农具。耙下有六个长齿，上有横把，以牲畜拉挽 [329] 。《齐民要术》记载北朝时广泛使用铁齿 楱、劳和陆轴以破碎土块，铁齿 楱即是耕耙，劳是无齿耙。它说，种水稻时，放去田中水，“曳陆轴十遍”。陆轴即磟碡，上有列齿，畜力挽行于田中，以压碎泥土。这便说明不论南方和北方在耕田时都已广泛使用耕耙。

如所周知，汉代，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那时江淮以南很落后。东汉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淮南“百姓不知牛耕”，“郡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330] 。毗邻中原的淮南，在东汉初尚不知犁耕，广大江南地区自然更要落后。孙权立国江南，很注意“增广农亩”，“各广其田”。孙权甚至把“车中八牛，以为四耦” [331] 。说明犁牛耕种已在江南推广。到东晋时，“缘江上下，皆有良田” [332] 。这绝不是偶然的。南齐时，在广东雷州半岛设铁耙县，当地有“铁耙溪，溪有石似铁耙” [333] 。说明耕耙的使用已推广到了岭南。六朝以来，广大江南地区的迅速开发，是和犁、耙等先进耕具的使用分不开的。

唐代，耕耙的使用遍及南北，“耕而后有爬（耙），渠梳之义也，散 去芟者焉”。耕种稻田，不仅是耙碎、耙平田土，而且要把土耙透，耙烂成浆糊状，并清除瓦砾和杂草。

“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 [334] 。乃是先民早已具备的认识，汉代始见诸文字记载。汉政府规定，“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 [335] 。但在农田水利方面，尚未看到这种水官的直接作用。唐政府设置水部郎中员外郎负责全国水利工作，“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 [336] 。还派遣渠堰使去各地指导水利疏凿事宜。地方官则负责当地的灌溉事业。王起在襄州，“特为水法，民无凶年”。 [337] 从出土文书可以看到在敦煌和高昌也都设有“平水”官，管理水渠的灌溉 [338] 。

我们在前面介绍各地种稻情况时，已结合当地水利设施的兴废作了若干说明。从而可以看到，自池塘堰坝以至大型水利工程是种稻所必需的。郑白渠和都江堰、芍陂等工程的兴建为发展水稻生产起了极为重要的保证作用。邺地的漳水自西门豹、史起之后，汉唐间屡加修复，灌溉便当，才能生产水稻。河西走廊一带少雨地区，在特别注重水利事业时，也能种植水稻。

秦岭、淮河以南，年降雨量多，种稻所需水量一般并不缺少。但水稻并不是从下种、插秧，直至收割始终让水泡着的。它有时需要水，另一些时候要放去积水，即是在需要水时，也要区分，或为浅水，或为较深的水，在决去水时，有时只要让水流基本放干为止，有时则要让水田晒干以烤田。稻田需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及时进行灌溉。《齐民要术·水稻篇》谈到北方稻田，也注意到了什么时候“放水”、“决去水”、“又去水”和“下水”。唐朝人说，“江水灌稻田，饥年稻亦熟” [339] 。那是千真万确的。

关于灌溉工具，汉末已有人发明翻车。宋人说，“今田家有水车，天旱时引水灌田者即此器也” [340] 。使用翻车可抗旱保丰收。“云逐鱼鳞起，渠随龙骨开……嘉苗双合颖，熟稻再含胎” [341] 。唐文宗时，征发江南工匠在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 [342] ，这是南方类型的翻车。使用翻车引水，安装坡度不能超过四十五度，提水高度一般也不能超过一丈。在广大华北地区，农田通常引地下水灌溉，翻车不能垂直安装以引水。在北方农村所使用的是斗式水车，或称八卦车。它用牲畜或人力推转，从数丈深的井中汲水灌田。唐初，蓝田人邓玄挺所“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 [343] ，便是这种水车。

此外，至迟自唐代开始，出现了利用水力以提水的筒车。它通常安置在水流较急的河溪旁，如果水流平稳的便要拦河筑坝以提高水位，在安放筒车的地方留一缺口，使上流的水从缺口集中流出，以水力冲动筒车运转，它日夜自动提水，既节省了人的劳动力，又便于灌溉，唐人称赞它“升降满农夫之用，低洄随匠氏之程……殊辘轳以致功，就其深矣，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当浸稻之时，宁非沃壤，映生蒲之处，相类安车” [344] 。

我国华北广大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多盐卤，对植物种子的发芽和幼苗的生长都很不利。我国劳动人民通过无数次的生产实践，摸索出了一些改良盐碱土的好经验。排水结合着种稻便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早在战国魏襄王时（公元前3世纪），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农田，老百姓颂为“终古舄卤兮生稻粱”。西汉哀帝时，黄河泛滥为灾，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中，已认识到了开渠溉田，可以排走地下水中的盐分。在关中，郑国渠成，“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锺” [345] 。唐高宗时，长孙祥请求营修郑国渠，也说“至于咸卤，亦堪为水田” [346] 。玄宗开元时，关中栎阳等县地多咸卤，只好荒废，其后开垦，用水冲刷卤土，“皆生稻苗” [347] 。类似事例很多，前面谈到华北水稻生产情况时已有不少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在盐碱地种稻，不仅要水流灌溉，而且要注意排水，即用淡水清洗盐碱地，并把它外流出去；以减少土层中的含盐量。北魏宣武帝时，冀、定数州连年遭受水灾，自称是“每思郑（国）、白（公），屡想王（景）、李（冰）”的崔楷，提出了“不可一准古法”的方案，“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通，泻其 潟。泄此陂泽” [348] 。漳水自战国以来，长期有利田作灌溉；中唐以后，渠废不修，漳水漫流，大片田亩废为盐碱地。宋人王沿深有感慨地说：“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尔。” [349]

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地势较低，有的曾被海水浸渍，更多的是常被海潮侵袭，加以地下水位高，盐分大，以致土壤大大盐碱化，严重妨碍农作物的生长。汉唐间，随着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何很好利用和改良沿海地域土壤的任务便提上了工作日程。海潮的袭击是经常性的，不仅使海边良好的田地盐碱化，而且潮水还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安全。因此，在沿海建筑堤防，既能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又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

沿海筑堤，始于南北朝时期，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唐玄宗时，杜令昭在海州朐山县东筑永安堤，“以捍海潮” [350] 。代宗时，李承在楚州（今淮安）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岁收十倍” [351] 。淮南节度使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唐人称誉说，“濒海弃地，茭刍填游，一夫之勤，百亩可获，终古遗利，沛然嘉生” [352] 。杭州盐官县的捍海堤塘，唐以前即已存在，玄宗开元时又重筑。杭州富阳县在高宗时也筑堤“以捍水患” [353] 。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 [354] 。越州会稽县东北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唐玄宗、代宗和文宗时，多次对它进行增修。“四明山水注于江，与海潮接，咸不可食，不可溉田。唐太和中，贸阝令王公元 始叠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冶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渠流入城市，缭乡村以漕以灌，其利甚博” [355] 。“截断咸潮积磎水，灌溉民田万顷余” [356] 。充分说明筑堤既可防阻海潮入侵，又可积存淡水灌溉民田。唐末，吴越钱镠所筑捍海石堤尤其有名。这一石堤，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用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 [357] 。有了石堤，浙东一带，“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钱氏有国……全籍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之米，以为军国之计” [358] 。这些滨海地区的耕地，当时被称为“海田”，著名“大历十才子”之一耿 ，描写山阴地区种稻，“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渔深” [359] 。

福建沿海也存在类似筑堤塘的事。泉州晋江县沿海筑常稔塘，溉田三百余顷，“人蒙其利” [360] 。福州长乐县筑有海堤，“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闽县东也有海堤，“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 [361] 。

由此可见，华东沿海人民与海潮搏斗，构筑堤塘，对发展生产，特别是种稻，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它受自然界各种条件的影响很大，季节性很强。因此，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不误农时，“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362] 。

《孝经援神契》曰：“汙泉宜稻。” [363] 就是说，在我国的低洼和有地下水泉之地是宜于种稻的。在适宜种稻之地，每年必须适时而精细地进行平整，使土壤熟化，培养好地力，为水稻的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

汉代《氾胜之书》说：“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北朝《齐民要术》说：“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地无良薄，水清则稻美也。”“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乾，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 [364] 除了再一次强调稻需要水而外，还强调了北方冰冻方解，便要犁翻土地，随即放水进去，使土块湿润浸透，以便耙平。水稻种植与旱作粟、麦不同，在稻谷成熟前的几个月内，禾苗常须用水泡着，因此田面必须均平，田土不平，栽上秧苗后，水的深浅不一，妨害稻苗的均匀成长。为了免除这一缺陷，汉代的稻田块有意做得小些，随着种稻经验的丰富和耕作技术的进步，到南北朝时，“畦 大小无定，须量地宜，取水均而已”。水稻田丘的大小按地形条件决定，即使田丘面积较大，经犁耙能做到修整平坦，同样可以种稻。

汉唐间，江淮以南广大地区种稻的整地方法没有明文记载。唐代《四时纂要》所记种稻耕作技术也明显偏重北方，而且亦无新的突破。专门讨论南方种稻的陈旉《农书》，所述耕耨之宜，则有明显的进步。但那是南宋人的作品。它专篇讨论了土地的利用和整地的方法，对旱田、晚田耕耨之先后迟速以及山地和平原田的不同耕作方法都有明确记述，这当然是长期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也应包括唐代的耕作技术经验在内。

总之，整地的经验证明，“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凡耕，高下田，不论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齐民要术·耕田》）。这是因为秋天收割之后耕地，可把青草等埋盖在地里当肥料，而且地翻得深，经冬土壤风化，可使土壤熟化。但在春、夏耕地时，由于要立即播种，不宜深翻，把生土翻上来，有碍作物的生长。在翻地时，必须掌握土壤水分干湿得宜，切忌土地太湿时耕翻，致使土壤板结。在春季犁耕之后，要用耕耙多耙几遍，如果是秧田，更要用陆轴（磟碡）或蒲辊反复拖压，遍数越多越好，以使田面非常均平。只有经过精细整地，才能使土壤做到松软而又平整，适宜稻苗的生长。

汉唐间的稻田用肥，资料记载极少。《氾胜之书》重视粪种，当亦包括稻田在内。六朝人郭义恭《广志》说：“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叶可食。” [365] 人工栽培苕草，用作稻田绿肥，至迟自六朝时开始。直到现代，南方的稻农还是广为种植。每年秋季播种于田中，春季开花时，把它耕翻埋于土内，放水，使之沤烂为肥料。

《齐民要术·水稻篇》没有谈及施肥，《耕田篇》很重视绿肥，“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它还谈到踏粪及以坏墙垣等作肥料 [366] 。当时是否用之于水稻田，未有明确记录。

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有重大的关系。贾思勰曾谈到了选种，“凡五谷种子，浥郁则不生，生者亦寻死。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訾，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现存《氾胜之书》还保存了选择麦种的方法，当时也应有水稻选种。至迟自汉代以来，我国稻种已分为粳稻、籼稻两种类型，北方主要生产粳稻，南方则多种籼稻。同一类型的谷种还有多种名号，必须根据各地自然条件选种。种子一定要纯，以免同一块地里的水稻成熟有先后，既不便于田间管理，还要严重影响稻谷的质量和收成。《广志》列举了其时南北水稻品种十二个（内有粳稻四种），贾思勰说，北方的稻种已有二十四个。

有了优良稻种，必须适时下种。《氾胜之书》说：“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 [367] 冬至后一百一十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后，谷雨节前。华北开始解冻，气温普遍升高，已适宜下种，秔稻即粳稻，秫稻是糯稻。东汉崔寔也说，“三月可种秔稻” [368] 。《齐民要术》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渍，经五宿，漉出，内草篅中 之，复经三宿，牙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唐末的《四时纂要》记载种稻情况乃是综合《四民月令》及《齐民要术》的文字，别无新义 [369] ，这是当时仍沿袭以往种植方法的反映。南北朝时，谷种下泥之后，三天内，要有人守着赶鸟。唐人诗歌中有描述在秧田中悬杆扎草人以吓走鹰鸟之事，“吓鹰刍戴笠，驱犊篠充鞭” [370] 。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秧苗在秧田长到一定程度，便要拔秧移栽。我国明文记载移栽稻秧始于汉代。《四民月令》说：“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371] 插秧最晚不迟于夏至后二十日，夏至在农历五月中下旬，再过二十日，已是夏历六月间，即阳历的七月上中旬之交了。在种单季稻时，江南各地通常在夏历三月下旬至迟四月把秧插完。由此也可以推知，《四民月令》所说栽秧是以华北地区为标准的。插秧的密度已注意到了有稀有密。如果说西汉时种稻通常是稀植 [372] ，那么，东汉时根据地力不同条件，进行密植或稀植，自然是一个重要和合理的发展了。

《齐民要术》没有规定具体的插秧时间，只是说，秧苗“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四时纂要》“五月条”谈到了五月插秧，然后补充说，“不必须此月，随处乡风早晚” [373] 。

《氾胜之书》说：“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其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按季节不同区分别开挖水口的办法，是为了调节和控制田中水温，以保证水稻的正常生长。

水稻生长期内，繁殖力很强的杂草随之丛生，因此，必须中耕除草。汉人汜胜之说：“稗，水旱无不熟之时，又特滋盛易得，芜秽良田。” [374] 水稗是水田中常见的杂草，它混杂在稻苗中，成熟又早，严重影响稻米的质量。西汉初，人们已认识到“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以伤大获” [375] 。“离”，东汉高诱指出，即是水稗。稗不畏水旱，很易繁殖，“芜秽良田”，所以必须清除它。《齐民要术·水稻篇》反复谈到要薅除稻田中的杂草。水田除草，通常是在晴天进行，最简单的办法是手耘脚踩。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籽” [376] ，即是指的耕田除草。

水稻性喜湿热，气候对它的影响很大。古代没有科学的气象记录，据气象专家从物候学方面进行研究，战国秦汉和隋唐时期，华北特别是关中的气温比现代为高，气候温和，雨量丰沛；而河南、山东等地，在6世纪前期的气温则比现代要低 [377] 。适宜的气候条件自然有利于水稻生产的发展，但天变是难测的。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九月，大雨雪，稻禾偃折” [378] 。夏历九月，正是关中水稻出穗到成熟的关键性时刻，需要较高的气温。大雨雪的突然降临，必使水稻死亡。关中后世种稻减少，除了水利条件外，可能和剧烈变化的气候条件有关。

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看到了在一块地里每年播种同一种农作物，产量往往逐年减少，还会引起病虫害。为了避免弊端，战国以来便出现了轮作法。西汉中期出现的代田法，西汉后期氾胜之提到的“田，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都是轮作休闲制，不过并非用于稻田。《齐民要术》很重视同一块地里轮流播种各类作物，没有具体谈到水稻。但是，它说“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一地既然不宜连续播种水稻，大概是主张水田旱地轮替种植的。唐人白居易说，太和戊申岁（828年）丰收，“清晨承诏令，丰岁阅田闾，膏雨抽苗足，凉风吐穗初，早禾黄错落，晚稻绿扶疏，好入诗家咏，宜令史馆书；散为万姓食，堆作九年储” [379] 。他描写长安郊区早禾成熟，晚稻长势良好的丰收景象，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早禾（粟）、晚稻轮流交错耕种。

本文在前面已谈到了两淮地区自汉代以来便种了水稻，在最好不连作的情况下，很可能也是水陆两种交替。在种稻以外，还陆种黍、麦、豆、谷或其他菜蔬。南齐明帝时，徐孝嗣建议在淮南屯田，可以种水田或旱种菽、麦。北魏宣武帝诏令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所宜，水陆兼用。这都说明两淮地区已实行合理轮作制度。

汉唐间，在五岭以北地区明确记载一年两作粮食两熟制的很少。唐人樊绰所记云南情况比较突出。他说，“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 [380] 这是明确地记载了一年稻麦两熟制。另外，“昆明东九百里，即 柯国也……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 [381] 。说明云南东部和贵州某些地方也可能有稻、粟两熟制。白居易谈到苏南地区，“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为郡已周岁，上愧刘君辞” [382] 。这恐怕是异地轮作，而不是复种。

汉代产稻，并无早、晚稻之称。六朝人郭义恭《广志》所列举水稻品种，“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 [383] 。它是早熟的籼稻。南朝人说，“六月蝉鸣稻，千金龙骨渠”。“滍水鸣蝉，香闻七里” [384] 。唐朝人说，“共理分荆国，招贤愧不才……始慰蝉鸣稻，俄看雪间梅” [385] 。蝉鸣稻别称“六十早”，每年蝉鸣时谷熟，直至近代，还被人们广为种植。

稻分早稻、晚稻。早稻、晚稻之称，最晚自东晋南朝以来便已存在。东晋时，陶渊明谈到庚戌岁他在江西西田获早稻 [386] 。唐人白居易几次谈到浙江地区的早稻，“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绿科秧早稻，紫笋折新芦” [387] 。陆龟蒙提到苏州“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 [388] 。关于晚稻，唐人薛逢说“高峰既许陪云宿，晚稻何妨为客舂” [389] 。唐彦谦说：“湖田十月清霜坠，晚稻初香蟹如虎。” [390] 张贲说，“疏野林亭震泽西，朗吟闲步喜相携，时时风折芦花乱，处处霜摧稻穗低” [391] 。文中并无晚稻之名，吴中的霜摧水稻当系晚稻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提到早、晚稻的多在江南，虽然如此，并没有材料说明当时早、晚稻复种。当然，在早、晚稻收割前后，田地一般是不会荒闲着的。西晋末年，华北大乱，司马睿刚到江东，便令徐、扬二州种麦，“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 [392] ，即以种麦救灾。第二年，即大兴二年（319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 [393] 。其后自南朝刘宋经隋唐以至于宋，历代都相沿在南方推广种麦。江南各地水田在割稻以后，除了种菜、豆、或苕草外，至少有一部分是种植了麦类（大麦、小麦、元麦、荞麦）。所以，各地种植早、晚稻的田地，虽非水稻复种，实际上至少是有一部分存在着粮食复种的。

《广志》列举的水稻品种中，益州“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这种五月收割的盖下白稻也只能是早稻，收获四个月后，茎根又复结实。晋朝人左思说，孙吴“国税再熟之稻” [394] 。宋朝范成大认为即是再生稻 [395] 。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在唐朝汉中南郑县，《十道记》记载“黄牛川有再熟之稻，土人重之” [396]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扬州有“再熟稻”一千八百顷 [397] 。福建泉州有“再熟稻”，宋初乐史说，“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即《吴都赋》所云再熟稻” [398] 。江西洪州在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收稻之后，“再生皆实” [399] 。这些再生稻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而是稻荪。

地处岭南的闽、广等地，属亚热带，“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 [400] 。不过，没有说明三熟的是什么作物。唐代的海南岛地区，“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 [401] 。在广东潮州，“稻得再熟” [402] 。在雷州半岛也有“再熟稻，五月，十一月再熟” [403] 。这些地区的水稻复种在当时是可能的。至于《抱朴子》所说“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作者的原意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

在五岭以北，从文献记载来看，只有极个别地点是能够复种水稻的。南朝盛弘之《荆州记》说：“桂阳郡西北接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溉灌，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 [404] 《初学记》、《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诸书都沿引了这一记载，说明自南朝以至唐、宋之际，湖南南部郴县、耒阳一带，因有温泉水流的灌溉，水稻可以复种，并获得丰收。

晋朝人傅玄说，“陆田命悬于天……水田之制由人力。” [405] 他从侧面说出了人们努力修建水田可以保证稻田丰收。生产实践证明，耕作水田所费劳动远比旱地为多。唐代推广屯田，提到“凡营稻一顷，料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麦一百七十七日” [406] 。即是说，耕种一顷稻田所费功力为粟谷田的三倍多，为麦田的五倍多。分配耕种水陆田的耕牛也是互不相同，“山原川泽，土有硬软……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 [407] 。从官方的规定可以推测出，民间耕种水田所耗劳力远比旱地为多。水田所费功力大，收获量也比旱作粟、麦为多。西汉哀帝时，贾让提出治理黄河的计划中，谈到多穿漕渠溉田，“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408] 。

水稻生产扩大了，产量提高了，但在中古社会里，农民生活却没有因此得到保障。汉唐间租佃制下的地租通常是对分制。汉武帝承认，“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 [409] 。说明京畿地区的稻田租比地方州县所收田税要重。汉政府设置“稻田使者”是为了征收稻田的假税收入。曹魏时，稻田有较大发展，官府用“分田之术”，夺走了农民的大部分稻谷以供应军需。在江淮以南，东汉时的水稻生产远比西汉时进步，仅仅汉安帝在位的十几年内，便三次向江南征调稻米。永初元年（107年），“调扬州五郡租米” [410] 。五郡是指九江、丹阳、庐江、豫章、会稽。汉代的九江郡设在今安徽境内。五郡包括了今赣、皖、苏、浙地区。七年以后，安帝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以赈南北饥民 [411] ，调米区域由江浙一带扩展到了湖南。同年，又“调滨水县彭城、广阳（？陵）、庐江、九江谷九十万斛送敖仓” [412] ，即调集苏、皖一带谷物于国库集中。

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立国江南，征调租税主要是稻谷。孙吴时，“租入过重”，致使不少州郡吏民和营兵浮游在外，使“良田渐废，见谷日少” [413] 。东晋时，或征收亩税，或征口税，还有禄米等附加税，均收稻米 [414] 。南朝时，往往任土所出征收，“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 [415] 。收税时，一般都在十一月，即收稻之后 [416]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推广种麦以后，又出现了夏调麦布 [417] ，夏调和秋征，正是麦、稻兼作在国家赋税制上的反映。

唐朝前期，丁租二石原则上是收粟，水田区域则交纳稻谷，规定稻谷一斗五升当粟一斗 [418] 。两税法时期所收斛斗，据杜佑说，德宗建中初，“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 [419] 。当时，北方藩镇割据，国家收入无几，大量米、麦主要来自南方。自唐初特别是中唐以来，唐政府大量从江淮以南征调稻谷，每年达二三百万石。唐亡以后，在南方立国的南唐、楚、吴越等国，仍是岁调稻谷，如浙江钱氏，“每田十亩，增收六亩”，谓之进际 [420] 。

受到中央政权保护的地主阶级非常专横。它们广占田地，征收重租，侵占水利。北方有名的郑白渠水利，被历代豪强侵占，或分割水田，或兴置碾硙。甚至身为汉代丞相的张禹也在那里占田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421] 。南方著名芍陂水利，也不断被侵占，梁代裴之横“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 [422] 。各地良沃稻田，纷纷被地主官僚侵占。西晋时，立进令刘友、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共同侵占官府的水稻田 [423] 。丹阳附近周回八十里的练湖，长期灌溉沿湖百姓田地，唐代十几户地主耕湖为田，致“农商失恃，渔樵失业” [424] 。在大地主田庄内，有山有水，“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轻云暧松杞” [425] 。相形之下，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每遇亢旱，只能坐以待毙，“贫弱者樵苏无托”，生活困苦不已。

广大贫苦农民“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 [426] 。他们“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夫苦，将谓田中谷自生” [427] 。在南朝的荆州，有人“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 [428] 。在唐代，苏州大水时，“编户男女多为诸道富家并虚契质钱，父母得钱数百，米数斛而已” [429] 。耕种稻田的农民在辛勤劳累之后，所获稻谷，被地租、田税和高利贷盘夺一空，“辛勤耕作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 [430] 。他们通常自己没有吃的，“带水摘禾穗，夜扌寿具晨炊” [431] 。生活极为悲惨。

附记： 最近，友人以1982年第2期《农业考古》杂志赠余，内有《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作者引述了日本学者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论点，皆我所未见，不知其论据何在，颇以为憾。作者说唐开元前，已有稻麦复种，“及至盛唐中唐（开元—建中）之际，已在相当的范围内逐渐得到推广，形成了一种新的重要种植制度”，所列论据，除《蛮书》外，只有元、白诗各一首，鉴于复种制与拙文所谈有关，在此略予说明。

拙文初稿于1978—1979年，长达七万余字，其后修订，删削甚多。白居易在苏州所写那首诗，拙文也引了，我疑为“异地轮作，而不是复种”，而上文作者持复种说，理由是当地人稠地少。可是，《蛮书》所记云南稻麦复种，当地却不是人稠地少。说元稹《竞舟》写的是岳阳稻麦复种，证据也不足。第一，作者引《岁华纪丽》说，“麦以孟夏为秋”，并认为“《四时纂要》指出插秧多在五月，均与（元、白）诗中所言相符”。可是，《礼记·月令》云，“孟夏之月……麦秋至”，《四民月令》云，“五月可别稻及蓝”。它们是先秦和汉人的记载，不能说是长江流域事。《四时纂要》三沿用其记载，就能断定是指长江流域了吗？第二，元稹只在元和九年（814年）自江陵至长沙，途经岳阳，他没有在当地久留，以见闻感慨为诗，真实性尚不及白居易在苏州所为。第三，余家湖南，湘东北地区如岳阳、湘阴、长沙、益阳诸地，亲自去过，我亲自种过稻麦，就我所见，直至解放以前，在湘东北，同一地块上仍很少稻麦复种，除洞庭湖岸垸田外，各地也很少种双季稻。

作者说，“《四时纂要》主要是反映长江流域农业生产情况的”，我曾将该书记事一一查对，除极少数如茶叶、棉花等是新增加的外，其余大多沿袭旧记。因此，我曾说，“全书所载农事，大多偏重于北方”（《文史》11辑《汉唐时期的茶叶》注），关于水稻，也不例外，拙文（现本书94页）注④亦已谈到。至于种麦，应区分大小麦，大麦中又有穬麦（元麦），这是古已有之，至今江苏地区所称三麦就是小麦、大麦、元麦，专题研讨稻麦复种，似不应忽视其差异。因为大麦成熟期比小麦早，更有利于麦稻复种。但就我所见资料，唐代江苏地区不见同一地块稻麦复种。北宋元丰时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和南宋绍兴时陈旉所撰《农书》卷上，才确是记载江苏存在稻麦复种的。

作者提到唐代江域“更为有力的证据”以说明稻麦复种的是对职田收获物的处理办法所体现的情况，并且说“两税法的颁布与施行，正是长江流域稻麦二作制已经形成的反映”。人所共知，职田与两税法都是面向全国的，它牵涉面很广，无法用几句话说明，须知自六朝以至两宋，历代多次下令奖励南方种麦，但直至宋代，南方种麦仍不广泛。说唐代已是如何如何，实在很难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1983年3月22日补记）。

刊《文史》第18辑，1983年7月出版

[1] 参看《文汇报》1961年9月26日，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考古证明，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南方河姆渡人已种植水稻，其后，逐渐向北方乃至高海拔地区发展。

[2] 参看《中国农报》1956年第7期，农业部《全国水稻生产技术会议总结》；万国鼎《五谷史话》。

[3] 《汉书》卷28下《地理志》；参看《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

[4] 《昭明文选》卷1班固《西都赋》。

[5]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6] 《后汉书》卷80上《杜笃传》。

[7]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8] 《晋书》卷26《食货志》。

[9] 《太平御览》卷75《地部》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参看《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10] 《读史方舆纪要》卷52《泾水》。

[11] 《通典》卷2《水利田》；《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参看《旧唐书》卷98《李元纮传》。

[12] 《唐语林》卷1《政事》，《新唐书》卷146《李栖筠传》；但《唐会要》卷89《硙碾》作“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13] 《新唐书》卷145《严郢传》。

[14] 《新唐书》卷37《地理志》宝历元年；《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误作大历二年。

[15] 《册府元龟》卷497《河渠》。

[16] 《册府元龟》卷497《河渠》。《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

[17] 《全唐文》卷88《相度河渠诏》；《册府元龟》卷497《河渠》。

[18] 《宋史》卷284《陈尧佐传》。

[19] 《续高僧传》卷29《慧胄传》。

[20] 《旧唐书》卷185上《姜师度传》；《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但《新唐书》卷37《地理志》作“引洛堰河以溉田百余顷”。

[21] 《全唐文》卷28玄宗《褒姜师度诏》；《册府元龟》卷497《河渠》，又卷673《褒宠》；又卷678《兴利》。

[22] 《旧唐书》卷105《王 传》。

[23] 《唐大诏令集》卷73《亲祀东郊德音》；《册府元龟》卷85《赦宥》，又卷105《惠民》，又卷135《愍征役》。

[24] 《册府元龟》卷497《河渠》；《五代会要》卷27《疏凿利人》。

[25] 《全唐诗》卷74苏颋《奉和圣制至长春宫登楼望稼穑之作》。

[26] 《全唐诗》卷230杜甫《秋兴》。

[27] 《全唐诗》卷443白居易《内乡县村路作》。

[28] 《全唐诗》卷391李贺《南山田中行》。

[29] 《韦庄集》卷8《鄠杜旧居二首》；《全唐诗》卷698。

[30] 《全唐诗》卷698韦庄《题汧阳县马跑泉李学士别业》。

[31] 《全唐诗》卷582温庭筠《京兆公池上作》。

[32] 《全唐诗》卷676郑谷《访题表兄王藻温上别业》。

[33] 《全唐诗》卷682韩偓《秋村》。

[34] 《战国策》卷1《周策·东周欲为稻》。

[35] 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河南省洛阳汉墓出土的稻米》。

[36] 《全三国文》卷7曹丕《与朝臣书》；《艺文类聚》卷85《秔》。

[37] 《北堂书钞》卷142《酒食部》引桓彦林《七设》，袁淮《招公子》；又卷144《饭篇》，重引《七设》。

[38] 《晋书》卷26《食货志》咸宁元年令。

[39] 《北齐书》卷22《李元忠传》。愍与元忠同宗。

[40] 《隋诗》卷6《初发东都应诏》。关于汉至隋诗本文原用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今一律改用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因而书卷名号与以往有异。

[41] 《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

[42] 《全唐诗》卷392李贺《昌谷诗》。

[43] 《全唐诗》卷51宋之问《游陆浑南山，自歇马岭到枫香林以诗代答李舍人适》。

[44] 《全唐诗》卷453白居易《饱食闲坐》。

[45] 《韦庄集》卷1《虢州涧东村居作》。

[46] 《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册府元龟》卷495《田制》；《宋史》卷17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7《官田》。

[47] 《汉书》卷29《沟洫志》。

[48] 《后汉书》卷5《安帝纪》，元初二年（115）正月。

[49] 《昭明文选》卷6左思《魏都赋》。

[50] 《册府元龟》卷497《河渠》。

[51] 《后汉书》卷5《安帝纪》，元初二年二月。

[52] 《全三国文》卷35卢毓《冀州论》；《太平御览》卷839《稻》引。

[53] 《北堂书钞》卷142《酒食部》引袁淮《招公子》；《艺文类聚》卷85引袁淮《观殊俗》云：“河内青稻，新城白稉。”

[54] 《水经注》卷9《沁水》。

[55] 《昭明文选》卷26，《晋诗》卷4潘岳《在怀县作》；参看《晋书》卷50《潘岳传》。

[56] 《魏书》卷61《沈文秀传》。

[57] 《隋书》卷38《卢贲传》；参看岑仲勉《隋书求是》第309页。

[58] 《张燕公集》卷9《请置屯田表》；《全唐文》卷223文同。由于《两唐书》本传和志都不记此事，故不明建议是否实行。

[59] 《宋史》卷300《王沿传》。

[60] 《毘陵集》卷8《故怀州刺史杨公遗爱碑颂》《全唐文》卷390文同。《文苑英华》卷775。

[61] 《金石续编》卷9《沁河枋口广济渠天城山兰若等记》。

[62] 《旧唐书》卷165《温造传》。

[63] 《后汉书》卷52《崔瑗传》，参看《太平御览》卷268《职官·良令长》引《崔氏家传》。

[64] 《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南道》。

[65] 《旧五代史》卷112《周太祖纪》；《册府元龟》卷495《田制》；《宋史》卷95《河渠志》。

[66] 《宋史》卷173《食货志》。

[67] 《魏志》卷28《邓艾传》；《晋书》卷26《食货志》。

[68] 《晋书》卷1《宣帝纪》，又卷26《食货志》。

[69] 《旧五代史》卷14《赵珝传》；《新五代史》卷42《赵珝传》作“决翟王陂溉民田”说明不少民田种植水稻。

[70] 《魏书》卷8《世宗纪》。按淮南种稻，本应列入南方，为免重复，所谈曹魏和北魏时两淮种稻，一律附于北方论述。

[71] 《汉书》卷84《翟方进传》。

[72] 《后汉书》卷15《邓晨传》，又卷82《许扬传》；《水经注》卷30《淮水》，皆作灌溉“数千顷田”，疑有夸大。

[73] 《后汉书》卷29《鲍昱传》。

[74] 《后汉书》卷43《何敞传》，又卷53《周燮传》，原文作“垦田岁增三万多顷”，疑过于夸大。

[75] 《宋书》卷5《文帝纪》。

[76] 《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216开元十六年正月。

[77] 《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又卷8《玄宗纪》；按《新唐书》卷62《宰相表》，“开元廿二年七月甲申，九龄为河南开稻田使”。

[78] 《唐六典》卷7《工部·屯田郎中》注，参看《旧唐书》卷8《玄宗纪》。

[79] 《旧唐书》卷9《玄宗纪》，《册府元龟》卷503《屯田》，记开设水屯在开元廿五年四月，误。应依《玉海》所引，乃开元二十二年开设水屯。

[80] 《旧唐书》卷151《孟元阳传》。

[81] 《韩昌黎集》卷24《崔评事墓志铭》；《全唐文》卷566。

[82] 《全唐诗》卷299王建《汴州水驿》。

[83] 《全唐诗》卷470卢殷《雨霁登北原寄友人》。

[84] 《后汉书》卷76《秦彭传》。

[85] 聚珍本《东观汉纪》卷11《张禹》。《后汉书》卷44《张禹传》文略，作“垦至千余顷”。据章怀注引《东观记》作“垦田千余顷”，“四”为衍字，误。参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18张禹条。

[86] 《魏志》卷9《夏侯淳传》。

[87] 《魏志》卷16《郑浑传》；《晋书》卷26《食货志》。

[88] 《魏书》卷44《薛野 传》。

[89] 《隋书》卷56《薛胄传》。

[90] 《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

[91]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廿一日。

[9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开成四年（839年）四月八日。

[93] 《后汉书》卷31《张堪传》。

[94] 《魏志》卷15《刘馥传》。

[95] 《水经注》卷14《鲍丘水》。

[96] 《魏书》卷69《裴延儁传》。

[97] 《魏书》卷69《裴延儁传》；《北齐书》卷22《卢文伟传》。

[98] 《隋书》卷24《食货志》；但《读史方舆纪要》卷11作岁收稻粟四十万石，不知何所据。

[99] 《册府元龟》卷497《河渠》。

[100] 《魏书》卷58《杨椿传》。

[101] 《魏书》卷56《崔楷传》。

[102] 《宋史》卷273《何承矩传》，参同书卷173《食货志》；《通考》卷7《屯田》。

[103]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参看《渤海国志长编》卷1《总略》。

[104] 《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

[105] 《隋书》卷46《杨尚希传》。

[106] 《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

[107] 《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太平寰宇记》卷40《河东道·并州》。

[108] 《唐文拾遗》卷27吕温《韦公神道碑铭》；参看《新唐书》卷98《韦待价传》。

[109] 参看《欧阳文忠公集》卷2《晋祠（诗）》；《宛陵集》卷56《送谢师厚太傅通判汾州》；《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6《题绛州鼓堆祠记》。

[110] 《汉书》卷99中《王莽传》。

[111] 《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

[112] 《魏书》卷7《高祖纪》。

[113] 《册府元龟》卷484《经费》，又卷498《漕运》。

[114] 《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115] 《明史》卷134《甯正传》。

[116]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117] 《后汉书》卷76《任廷传》。

[118] 《魏志》卷27《徐邈传》；《晋书》卷26《食货志》。

[119] 《晋书》卷26《食货志》。

[120] 《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

[121] 《敦煌资料》第一集，第261—2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印本）。

[122] 《北史》卷97《西域传》，按：《魏书》卷102《西域传》已佚，据《北史》文补，文字全同。

[123] 《册府元龟》卷168《却贡献》。

[124] 《汉书》卷71《平当传》如淳注引。

[125] 《艺文类聚》卷85《百谷部》；参看《隋书》卷9《礼仪志》。

[126] 《晋书》卷52《袁甫传》。

[127] 晋陆翽《邺中记》，《丛书集成初编》，商务本（1937年）。

[128] 《魏书》卷30《安同传》。

[129] 《陈书》卷26《徐孝克传》。

[130]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下《地理志》。

[131] 《汉书》卷28下《地理志》。

[132]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参看《史记》卷54《萧相国世家》。

[133] 《水经注》卷27《沔水》引《汉中记》。

[134] 《汉书》卷29《沟洫志》。

[135] 《全唐诗》卷497姚合《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参看《全唐诗》卷560薛能《褒斜道中》。

[136] 《华阳国志》卷3《蜀志》记李冰事，在秦孝王时；《水经注》卷33《江水》引《风俗通》说是秦昭王时。昭王在孝王之前，不论二说何者属实，都是在秦灭蜀之后，即在战国末年。至于灌溉面积，《风俗通》说“溉田万顷”。

[137] 《史记》卷15《六国年表》。

[138] 《华阳国志》卷3《蜀志》；《水经注》卷33《江水》。

[139] 《华阳国志》卷3《蜀志》；《昭明文选》卷4左思《蜀都赋》。

[140] 《水经注》卷33《江水》。

[141]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142]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

[143] 《华阳国志》卷1《巴郡》；《水经注》卷33《江水》。

[144] 《后汉书》卷17《岑彭传》。

[145] 《册府元龟》卷498《漕运》。

[146] 《全唐诗》卷220杜甫《南池》。

[147] 《全唐诗》卷229杜甫《茅堂检校收稻》。

[148] 《太平御览》卷839《百谷部》引袁滋《云南记》。

[149] 《册府元龟》卷678《兴利》。

[150] 《新唐书》卷184《杨收传》。

[151] 《史记》卷122《宁成传》。

[152] 《后汉书》卷32《樊宏传》。

[153] 《后汉书》卷35《张纯传》。

[154] 《昭明文选》卷4张平子《南都赋》。

[155] 《汉书》卷89《召信臣传》，《通典》卷2《水利田》，《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太平寰宇记》卷142《山南东道》都说是灌溉三万顷，数字疑有夸大。《水经注》卷29湍水条记此事，作“溉穰、新野、昆阳三县五千余顷”，可能属实。

[156] 《后汉书》卷31《杜诗传》。

[157] 《晋书》卷34《杜预传》；《通典》卷2《屯田》。

[158] 《孙可之集》卷10《复召堰籍》；《全唐文》卷795孙樵文同。四万顷数字，肯定有夸大。

[159] 《宋史》卷173《食货志》，参看《宋史》卷426《赵尚宽传》；《宋会要辑稿》《食货》卷7之61《水利杂录》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条。

[160] 《苏东坡全集》卷19《新渠新序》。

[161] 《王临川集》卷38《新田诗序》。

[162] 郑獬《郧溪集》卷15《修宜城县木渠记》；参看《宋史》卷173《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卷7之61《水利杂录》。

[163] 《晋书》卷33《羊祜传》。

[164] 《全梁文》卷66庾肩吾《谢东宫赉米启》。

[165] 《北周诗》卷4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之六》。

[166] 《文苑英华》卷922李轸《李君神道碑》，参看《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

[167] 《晋书》卷65《王导传》。

[168] 《魏志》卷27《王基传》。

[169] 《梁书》卷11《郑绍叔传》。

[170] 《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

[171] 《全唐诗》卷126王维《送友人南归》。

[172] 《全唐诗》卷613皮日休《送从弟皮崇归复州》。

[173] 《全唐诗》卷520杜牧《郡斋独酌》，黄州作。

[174] 《全唐诗》卷238钱起《赠汉阳隐者》。

[175] 《全唐诗》卷440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176] 《太平广记》卷499《韦宙》。

[177] 《全梁文》卷66《谢湘东王赍米启》，《又谢赍米启》；《全三国文》卷7曹丕《与朝臣书》。

[178] 《新唐书》卷40《地理志》。

[179] 《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

[180] 《太平寰宇记》卷113《江南西道》。

[181] 《全唐诗》卷839齐己《新秋》。

[182] 《全唐诗》卷49张九龄《南还湘水言怀》。

[183] 《全唐诗》卷276卢纶《送从叔牧永州》。

[184] 《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44，又61之109；《宋史》卷173《食货志》。

[185] 马令《南唐书》卷22《刘承勋传》。

[186] 《宋书》卷93《陶潜传》。

[187] 《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东道》引。

[188] 《梁书》卷11《郑绍叔传》。

[189] 《陆宣公集》卷2《冬至大礼大赦制》；《册府元龟》卷89《赦宥》。

[190] 《册府元龟》卷474《奏议》。

[191] 《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南郊赦》。

[192] 《全唐诗》卷496姚合《送姚州张使君》。

[193] 《新唐书》卷197《韦丹传》，又卷41《地理志》。

[194] 《全唐诗》卷439白居易《官舍闲题》。

[195] 《全唐文》卷805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

[196] 《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

[197] 《全唐诗》卷642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

[198] 《后汉书》卷24《马稜传》；参看《续汉书》《郡国志（三）》广陵郡。

[199] 《魏志》卷7《陈登传》斐注引《先贤行状》。

[200] 《南齐书》卷14《州郡志》。

[201] 《册府元龟》卷162《命使》。

[202] 《新唐书》卷166《杜佑传》，参看《权载之文集》卷11《杜佑淮南遗爱碑》。

[203] 《册府元龟》卷73《命相》；又卷678《兴利》。

[204] 《全唐诗》卷359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

[205] 《全唐诗》卷214高适《广陵别郑处士》。

[206] 《桂苑笔耕集》卷13《许权摄观察衙推充洪泽巡官》。

[207] 《水经注》卷30《淮水》。

[208] 《吴志》卷9《吕蒙传》。

[209] 《南齐书》卷14《州郡志》。

[210] 《梁书》卷28《夏侯夔传》，亩产十石，疑有误。

[211] 《北齐书》卷38《辛术传》。

[212] 《太平寰宇记》卷128《淮南道》。

[213] 《全唐诗》卷363刘禹锡《历阳书事》；参看《太平广记》卷339罗元则条。

[214] 《淮南子》卷18《人间训》；参看《全后汉文》卷47崔寔《四民月令》，《汉书》卷28下《食货志》。

[215] 《后汉书》卷76《王景传》；《水经注》卷32《肥水》；《太平寰宇记》卷129《江南道》。

[216] 《文物》1960年第1期，殷涤非《安徽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

[217] 《魏志》卷15《刘馥传》，《晋书》卷26《食货志》；参看《魏志》卷1《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七月，《太平寰宇记》卷125《淮南道》。

[218] 《文献通考》卷6《水利田》引宋人刘公非《七门庙记》；《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庐州庐江县，记刘馥修筑七门堰，灌田1500顷。

[219] 参看《吴志》卷2《孙权传》，《水经注》卷32《肥水》，《太平御览》卷66《地部》引刘澄之《豫州记》。

[220] 《晋书》卷46《刘颂传》。

[221] 《宋书》卷48《毛修之传》。

[222] 《宋书》卷51《刘义欣传》；《通典》卷2《水利田》。

[223] 《南齐书》卷22《垣崇祖传》。

[224] 《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

[225] 《梁书》卷28《裴邃传》，又《裴之横传》。

[226] 《隋书》卷73《赵轨传》；《册府元龟》卷678《兴利》作五十顷，误。参看《隋书》卷31《地理志》。

[227] 《通典》卷2《屯田》。

[228] 《晋书》卷26《食货志》。

[229] 《南史》卷59《任昉传》。

[230] 《太平寰宇记》卷104《江南东道》。

[231] 《新唐书》卷41《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103《江南东道》。

[232] 《全唐诗》卷707殷文圭《九华贺雨吟》。

[233] 《宋人集·丙编》陈岩《九华诗集》《化城寺》。

[234] 《后汉书》卷21《李忠传》。

[235] 《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

[236] 《晋书》卷76《张闿传》；《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作“新丰湖”。

[237] 《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东道》。

[238] 《昭明文选》卷5左思《吴都赋》。

[239] 《文苑英华》卷813樊珣《绛岩湖记》；《全唐文》卷445。

[240] 《全唐文》卷316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

[241] 《全唐诗》卷189韦应物《送张侍御秘书江左觐省》，又卷192《襄武馆游眺》。

[242] 《东观汉纪》卷18《第五伦》；《北堂书钞》卷74引《续汉书》文同；《艺文类聚》卷72《米》引《东观汉记》称“受俸禄，常求赤米”。《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不记此事。

[243] 参看《魏志》卷13《王朗传》及裴注引《魏略》。

[244] 《宋书》卷67《谢灵运传》；参看《宋诗》卷2谢灵运《会吟行》；又《白石岩下径行田》。

[245] 《新唐书》卷41《地理志》；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饶州贡秔米；《新唐书》卷37《地理志》，京兆府贡水土稻。

[246] 《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太平御览》卷66《地部》引《会稽记》，参看《通典》卷2《水利田》，《全唐文》卷695韦瓘《修汉太守马君庙记》。文中说“至今千有余年”，可能此文非唐人所作。

[247] 《元丰类稿》卷13《序越州鉴湖图》；参看《宋史》卷173《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卷7之61《水利杂录》。

[248] 《文苑英华》卷950杨炯《杨公墓志铭》；《全唐文》卷195文同。

[249] 《四明志》卷14《奉化县志》；《四明图经》卷3文同。

[250] 《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它山歌诗》，参看《四明志》卷12《鄞县志》。

[251] 《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

[252] 《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

[253] 《旧唐书》卷178《于颙传》；《全唐文》卷729王彦威《赠太保于颙谥议》。

[254] 《艺文类聚》卷9范云《治西湖》；又《文苑英华》卷163。

[255] 《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册府元龟》497《河渠》。

[256] 《晋书》卷78《孔瑜传》。

[257] 《元丰类稿》卷19《广德湖记》。

[258] 《史记》卷30《平准书》；《汉书》卷6《武帝纪》。

[259] 参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60] 《隋书》卷24《食货志》也有类似说法，同样是不确切的。

[261] 《盐铁论》卷1《通有》。

[262] 《晋书》卷26《食货志》。

[263] 《晋书》卷77《殷浩传》。

[264]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265] 《宋书》卷80《豫章王子尚传》。

[266] 谈钥《吴兴志》卷4《山、乌程县》。

[267] 《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二年条注引；又《史记》卷30《平准书》注引。应劭所谈除草技术，现在颇难通解。

[268] 《梁书》卷3《武帝纪》。

[269] 《梁书》卷32《陈庆之传》。

[270] 《艺文类聚》卷26《人部》引《玄览赋》。

[271] 《徐仆射集》卷2《广州刺史欧阳 德政碑》；《艺文类聚》卷52《善政》引；《全陈文》卷11。

[272] 王桢《农书》卷11《围田》，“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圩田，谓叠为圩岸，扦护外水，与此相类”。说明二者有区别。《文献通考》卷6《水利田》记有“圩田水利”，此外，把“湖田、围田”另立标题，也说明圩田和围田有区别。

[273] 《梦溪笔谈》卷24《杂志》。

[2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丁卯；《宋文鉴》卷43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

[275] 沈括《长兴集》卷21《万春圩图记》。

[276] 《吴志》卷19《濮阳兴传》。

[277] 曾巩《元丰类稿》卷19《广德湖记》。

[278] 《全唐文》卷314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

[279] 《全唐文》卷370刘晏《奏禁隔断练湖状》。

[280] 《全唐文》卷871吕延祯《复练塘奏状》，又《练湖碑铭》。

[281] 《文献通考》卷6《湖田》引《涑水纪闻》言，王介甫欲兴水利，有献言欲涸梁山泊即得良田万顷者，介甫然其说，复以为恐无贮水之地，刘贡甫言，在其旁别穿一梁山泊则可以贮之矣。介甫笑而止，当时以为戏谈。今观建康之永丰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282] 《全唐诗》卷671唐彦谦《蟹》。

[283] 《全唐诗》卷534许浑《村舍》。

[284] 《全唐诗》卷692杜荀鹤《辞杨侍郎》。

[285] 《全唐诗》卷648方干《镜湖别业》。

[286] 《全唐文》卷676白居易《钱塘湖石记》。

[287] 《全唐诗》卷506章孝标《上浙东元相》。

[288] 《全唐诗》卷431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289] 《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

[290] 《全唐诗》卷280卢纶《送朝邑张明府》。

[291] 《全唐诗》卷299王建《原上新居》。

[292] 《全唐文》卷731贾饣束《李德裕德政碑》。

[293] 《全唐诗》卷207李嘉祐《赠王八衢州》。

[294] 《全唐诗》卷200岑参《晚发五渡》。

[295] 《全唐诗》卷510张祜《江西道中作》。

[296] 《全唐诗》卷676郑谷《野步》。

[297] 《全唐诗》卷543喻凫《晚次临泾》。

[298] 《全唐诗》卷587李频《及第后还家过岘岭》。

[299] 《全唐诗》卷260秦系《题镜湖野老所居》。

[300] 《全唐诗》卷307鲍防《状江南孟春》，又《状江南孟秋》。

[301] 《全唐诗》卷526杜牧《秋晚怀茅山石涵村舍》。

[302] 《全唐诗》卷382张籍《野老歌》。

[303] 《全唐诗》卷671唐彦谦《第三溪》。

[304] 《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

[305] 《后汉书》卷80上《杜笃传》；《太平御览》卷56《地部》引《魏名臣奏》。

[306] 《晋诗》卷16陶潜《和刘柴桑》。

[307] 《陈诗》卷5徐陵《新亭送别应令》；《艺文类聚》卷29；《文苑英华》卷266。

[308] 《陈诗》卷3张正见《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艺文类聚》卷29；《文苑英华》卷266作徐陵诗。

[309] 《旧唐书》卷117《严震传》。

[310]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

[311] 《太平寰宇记》卷122《江南西道》；《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

[312] 《宋高僧传》卷11《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

[313] 《刘宾客文集》卷27，又《全唐诗》卷354《畬田行》。

[314] 《全唐诗》卷363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参卷577温庭筠《烧歌》。

[315] 《全唐诗》卷475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

[316] 《旧唐书》卷37《五行志》。

[317] 《隋书》卷81《流求传》；《太平寰宇记》卷175《东夷·流求》。

[318] 《岭外代答》卷8《月禾》。

[319] 《汉书》卷28上《地理志》。

[320] 《续汉书·郡国志四》。

[321] 《旧唐书》卷40《地理志》。

[322] 《全唐文》卷164陈元光《请建州县表》。

[323] 《册府元龟》卷694《武功》。

[324] 《齐民要术》卷1《耕田》。

[325] 《朝野佥载》卷1。《全唐诗》卷137储光羲《田家即事》称，“双驾耕东菑”。

[326] 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畫耕作图看唐之寺院经济》；《考古》1959年第2期，黄文弼《新疆考古之发现》。

[327] 《全唐文》卷801陆龟蒙《耒耜经》。

[328] 《汉书》卷72《贡禹传》。

[329] 《文物》1976年第3期，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

[330] 《后汉书》卷76《王景传》。

[331] 《吴志》卷2《孙权传》；《晋书》卷26《食货志》。

[332] 《晋书》卷67《温峤传》。

[333] 《太平寰宇记》卷169《岭南道》。

[334] 《淮南子》卷16《说山训》。

[335] 《续汉书》《百官志五》。

[336] 《唐六典》卷7《工部》。

[337] 《旧唐书》卷164《王起传》。

[338] 参看《敦煌资料》第一集（中华书局印）第188页，记王弘策为寿昌平水，此敦煌之平水官。高昌之平水官，见建初二年（406年）功曹书佐谦奏，记翟定为西部平水。《魏志》卷16《杜恕传》注引《魏略》，记孟康在曹魏正始中，为弘农太守，郡亦有平水官。

[339] 《全唐诗》卷585刘驾《江村》。

[340] 《事物纪原》卷9《农业陶渔部·水车》。

[341] 《北周诗》卷3庾信《和李司录喜雨》；《文苑英华》卷153。

[342] 《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太和二年。《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作大历二年，误。

[343] 《太平广记》卷250《诙谐·邓玄挺》。

[344] 《全唐文》卷948陈廷章《水轮赋》。

[345] 《汉书》卷29《沟洫志》。

[346] 《通典》卷2《水利田》。

[347] 《册府元龟》卷105《惠民》。

[348] 《魏书》卷56《崔楷传》。

[349] 《宋史》卷300《王沿传》。

[350] 《新唐书》卷38《地理志》。

[351] 《旧唐书》卷115《李承传》；参看《新唐书》卷41《地理志》；楼钥《攻媿集》卷59《泰州重筑捍海堰记》。

[352] 《新唐书》卷166《杜佑传》；《权载之文集》卷11《杜佑淮南遗爱碑》。

[353] 《新唐书》卷41《地理志》。

[354] 《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唐语林》卷2《文学》。

[355]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志》；参看《新唐书》卷41《地理志》。

[356] 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它山歌诗》。

[357] 《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参看《宋史》卷348《毛渐传》。

[358] 《农政全书》卷13《水利》引（元）任仁发《水利集》。按，《水利集》，今佚，原文仅见于此。

[359] 《全唐诗》卷268《赠严维》；参看《全唐诗》卷586刘沧《怀汶阳兄弟》，记有山东沿海的“海田”。

[360] 《新唐书》卷41《地理志》作贞元时筑，《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作贞观时筑，疑以《新志》为是。

[361] 《新唐书》卷41《地理志》。

[362] 《齐民要术》卷1《种谷》。

[363] 《齐民要术》卷2《水稻》引。《太平御览》卷839《百谷部·稻》引。

[364] 《齐民要术》卷2《水稻》；参看陈旉《农书》卷上《耕耨之宜篇》。

[365] 《广志》原书今佚，此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元明以来，认为郭义恭为晋朝人，最近有人考订其书是北魏前中期作品，见《文史》48辑，1999年。

[366] 《齐民要术》卷端《杂说》，又卷3《蔓菁》。

[367]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印本。

[368] 《全后汉文》卷47《四民月令》。

[369] 《四时纂要》卷2“三月种水稻”条。

[370] 《全唐诗》卷645李咸用《和吴处士题村叟壁》；参看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养种》，“今俗间扎草人画面目持竹旗挂响铃以驱鸟啄……可妨鸟害”。

[371] 《全后汉文》卷47崔寔《四民月令》；《齐民要术》卷2《水稻》引。

[372] 《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汉书》卷58《高五王传》都记载刘章《耕田歌》说，“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当时，这是政治诗，但就耕种方面来说，反映当时注意深耕和稀植苗的耕作技术。那时候，旱作和水田，大概都是如此的。

[373] 《四时纂要》卷3。此条还说，“栽早稻，此月霖雨时，拔而栽之，栽欲浅，植根四散”。同书卷2“二月条”说，“种早稻，此月中旬为上时……如概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苗长者亦可拔之，去叶端数寸，勿令伤心”。案，《四时纂要》这两段文字，基本上和《齐民要术》卷2《早稻第十二》相同。现实生活中，没有农历五六月栽早稻的事，“早稻”显系“旱稻”之误。另外，从《四时纂要》全书农事观之，偏重华北地区，而在北方，是没有早晚稻的分别。

[374] 《太平御览》卷823《资产部·种殖》引《氾胜之书》。

[375] 《淮南子》卷20《泰族训》。

[376] 《晋书》卷94《陶潜传》；《昭明文选》卷45陶潜《归去来辞》。

[377] 《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378] 《旧唐书》卷9《玄宗纪》。

[379] 《全唐诗》卷449白居易《太和戊申岁（二年，即828年）大有年，诏赐百寮出城观稼，谨书盛事以俟采诗》。

[380] 《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当然，就纬度来说，曲靖、滇池一线，也是相当于岭南地区的。

[381]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旧唐书》卷197《南蛮传》。案，稻粟一般都是秋热，说“稻粟再熟”，甚为可疑，除非是早稻晚粟，或早谷晚稻，否则不能并存。

[382] 《全唐诗》卷444《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参看《全唐诗》卷748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又《村行》。

[383] 《齐民要术》卷2《水稻第十一》引。

[384] 《北周诗》卷4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全梁文》卷66庾肩吾《谢东宫赍米启》。《文苑英华》卷226。

[385] 《全唐诗》卷160孟浩然《荆门上张丞相》。

[386] 《晋诗》卷17陶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按，庚戌乃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农历九月中收稻，不知何以称“早稻”。

[387] 《全唐诗》卷446白居易《春题湖上》，又卷449白居易《和（元）微之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

[388] 《全唐诗》卷621陆龟蒙《刈获》。

[389] 《全唐诗》卷548薛逢《五峰隐者》。

[390] 《全唐诗》卷671唐彦谦《蟹》。

[391] 《全唐诗》卷631张贲《奉和袭美题褚家林亭》。

[392] 《晋书》卷26《食货志》。

[393] 《晋书》卷27《五行志》。

[394] 《昭明文选》卷5左思《吴都赋》。

[395] 范成大《吴郡志》卷30《土物》：“再熟稻，一岁两熟，《吴都赋》‘乡贡再熟之稻’，蒋堂《登吴江亭诗》云，‘向日草青牛引犊，经秋田熟稻生荪’。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细考之，当正皇祐间，今田间岁丰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撩稻，恐古所谓再熟者即此。”

[396] 《太平寰宇记》卷133《山南西道》。

[397] 《册府元龟》卷24《符瑞》；《大平御览》卷839《百谷部》。

[398] 《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

[399] 《宋史》卷64《五行志》。

[400] 《初学记》卷8《江南道》引《广志》。

[401] [日本]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

[402] 《太平寰宇记》卷158《岭南道》。

[403] 《太平寰宇记》卷169《岭南道》。

[404] 《太平御览》卷837《百谷部》引，同书卷821《资产部》所引，文义同，并且说，“温液所周，正可数亩，过此水气辄冷，不复生苗”。说明了这种复种是特殊事例。“一年三熟”是诸书的共同说法，只有《太平寰宇记》作“可一年二熟也”。二熟、三熟，未知孰是。

[405] 《太平御览》卷56《地部》引《傅子》；《宋史》卷176《食货志》陈尧叟上书引《傅子》。

[406] 《唐六典》卷7《工部·屯田郎中》。

[407] 《通典》卷2《屯田》。

[408] 《汉书》卷29《沟洫志》。

[409] 《汉书》卷29《沟洫志》。

[410] 《后汉书》卷5《安帝纪》。

[411] 《后汉书》卷5《安帝纪》。

[412] 《东观汉纪》卷3《安帝》；广阳在河北，其地不产稻谷，从上下文义看，疑为广陵之误。《后汉书》卷5《安帝纪》记此事，作“调滨水县谷输敖仓”，文字简略，意义难明，而章怀注引《东观汉记》，即是上引文字，故疑有误字。

[413] 《吴志》卷3《孙休传》。

[414] 《晋书》卷26《食货志》。

[415] 《隋书》卷24《食货志》。

[416] 参看《宋书》卷6《孝武帝纪》；《陈书》卷5《宣帝纪》。

[417] 参看《南史》卷5《齐明帝纪》；《陈书》卷5《宣帝纪》。

[418] 《通典》卷12《轻重》。

[419] 《通典》卷6《赋税》。

[420]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7之70《赋税杂录》，乾道三年（1167年）六月二十六日，嘉定七年（1214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等条。

[421] 《汉书》卷81《张禹传》。

[422] 《梁书》卷28《裴之横传》；参看《宋史》卷291《李若谷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明道元年（1032年）十二月壬辰条。

[423] 《晋书》卷41《李憙传》。

[424] 《全唐文》卷871吕廷祯《复练湖奏状》；《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新唐书》卷41《地理志》；《宋会要辑稿》《食货》8之28《水利》。

[425] 《宋诗》卷2谢灵运《会吟行》，参同卷《白石岩下径行田》；《昭明文选》卷28。

[426] 《全唐诗》卷605邹谒《岁丰》。

[427] 《全唐诗》卷673颜仁郁《农家》。

[428] 《宋书》卷72《刘休祐传》，参看《南齐书》卷54《顾欢传》。

[429] 《册府元龟》卷42《仁慈》。

[430] 《全唐诗》卷298王建《海运行》。

[431] 《全唐诗》卷267顾况《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