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地域辽阔，先秦时代，大多分属巴、蜀两国，所在山川险阻，各地发展水平参差很大。人们通常以西蜀成都平原代表整个四川，那是以偏概全。关于西蜀地区的现有研究成果比较多，无须在此赘述。这里拟将古代巴国所属地域，说得更确切些，把北纬28°～33°和东经105°～110°之间包括嘉陵江流域和沱江下游地区在六朝、隋唐间的经济状况略加探讨，粗疏错舛，敬请批评。

春秋时，巴地所属，“东至鱼复（奉节），西至僰道（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1] 。战国后期，秦出兵灭巴、蜀，在今四川地区分置巴、蜀二郡，汉代沿袭。史称“巴蜀之民”与运“巴蜀粟” [2] ，即是指的四川地区的民众与粮食。实际上，川东巴地的经济状况长期内远比西蜀逊色。

以巴郡为核心的川东地区在上述经纬度所说的范围内，汉以后七八百年间的发展变化比较显著，兹就旧史所记汉、唐间当地县城设置和编户数略作简表如下：

六朝时，川东地区编户数大大减少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汉末以后，蜀汉最先建国于其地。此后，经晋、宋、齐、梁以至魏、周，还包括西晋末年巴氐李氏所建成汉国（301—347年）都曾据有其地。现存旧史只有晋、宋二代保留有户口数。就全国而言，东汉盛世有960万户，晋代为247万户，刘宋时为90万户，上表所列刘宋川东地区的编户数比东汉时大减，是和同时期全国各地在籍人户普遍锐减的总趋势相一致的，但汉、晋间川东地区编户下降率（81%）大于全国（74.2%）的平均水平。

其次，川东地区六朝时编户减少是有其特殊原因。少数族人在西南的大量聚居是这时期的重要特色，蛮、僚两族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汉末，巴郡蛮民和黄巾军一道反抗过汉朝的统治。蜀汉后主时，涪陵民夷又共同武装反叛。成汉后期，僚民大量涌出，《魏书》卷101《獠传》：“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 [3] ，人数几十万，“历代羁縻，不置郡县” [4] 。例如普州（四川安岳），“李雄乱后，为僚所没” [5] 。渠州“东晋末，为蛮獠所侵，因而荒废”。“李寿乱后，地为诸僚所侵，郡县悉废” [6] 。遂州“其地多僚，官长力弱，不相威摄” [7] 。古代巴国所在巴州，“晋、宋之间为夷僚所据，不置郡县” [8] ，《太平寰宇记》卷139《山南西道·巴州》据《四夷县道记》云：“至李特孙李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历代羁縻，不置郡县。至宋，乃于巴岭南置归化、北水二郡以领獠户。”蛮、僚人既是大量不入编户，而大批汉民为赋役所困，“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 [9] 。那时，江淮间的南豫州等地，以蛮民所居，已分别设立郡县，而在西南川东地区却无类似措施。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自然导致了朝廷所控制民户大为减少。

尽管如此，川东地区自汉末以至唐宋之际，其实是存在着较大的发展。

第一，有如上表所列，汉、宋间川东地区的设县数字是在直线上升，县数增加，表明朝廷对政区控制的强化。县的建制充分反映出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和政治地位的重要。

第二，在正常状况下，编户人数增加颇能很好地反映出所在地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在特殊状况下，编户数难以准确反映现实情况。刘宋沈庆之说：“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卒难擒剪。” [10] 此虽是就雍州蛮而言，与之同属廪君蛮的川东蛮民当亦从事农作，“廪君子孙布列于巴中，秦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邑人谓赋为 ，遂因名” [11] 。 人赋钱始于秦、汉，成汉建国者巴氐李氏是“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 [12] ，“李特之党类皆巴西人，率多勇壮”。可见，巴西的地域很广，李特党羽是蛮汉杂居，同事劳作之众。所以，西魏时“巴西人谯淹煽动群蛮，以附于梁。蛮帅向镇侯、向白彪等应之” [13] 。宋明帝初，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三年，认识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他实施宽大政策，“蛮僚怀之，竞饷金宝” [14] ，他谢而不取，并放还所掠蛮僚，郡内由是非常安定。但在那时候，客观的现实通常是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均很严重，因而导致纷繁复杂的民族斗争。刘宋时，“巴东（奉节）、建平（巫山）、宜都、天门（石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时尤甚” [15] 。蛮民“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16] 。南齐初年，朝廷为此特立巴州，统辖巴、巴东、建平、涪陵四郡二十县 [17] 。大量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导致了不少民户流散，例如西魏在东巴州所置集州境内，“流离人”多，“人户寡少”，只好寄治于梁州 [18] 。

僚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巴州生僚并皆不顺” [19] 。渠州邻山县“自晋至齐，地并为夷僚所据，梁大同三年（537年），于此置邻州及邻山县” [20] ，实为羁縻，户口与赋税罕有记录。梁武帝时，巴西郡守张齐“上夷僚义租，得米二十万斛” [21] 。此前不久，巴西郡人姚景和聚合蛮僚起兵，“抄断江路”，被张齐击败，这批“夷僚义租”，自是来自被战败的夷僚民。还是梁武帝时，益州刺史招抚僚民在普州设置普慈郡，刺史临汝侯对僚民说，“可率属子弟奉官租，以时输送” [22] 。这些官租显然不是僚民主动乐输的。

上述事例说明，川东地区蛮僚人数甚多，而正式列为编户者很少。那些交纳“义租”的人绝大多数也并未入官籍，因而很难武断地说六朝时，川东地区的人口很少。当然，若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它比同一时期的成都平原地区自是明显落后的。

第三，隋唐五代时，川东地区大多数蛮獠已与汉民同化，列入编户，因而蛮獠的记载显著减少，编户总数是在大量增加。

《隋书》卷29《地理志》记梁州“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又有獽狿蛮 ，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它正好说明汉末以来大量涌现的蛮、僚已是迅速汉化。《太平寰宇记》136渝州条云：“大凡蜀人风俗一同，然边界乡村有僚户，即异也。”和隋志所言基本意旨相符合。

隋唐时，川东仍有一定数量的蛮、僚民。唐初，开州（重庆市开县）蛮酋冉肇则率众攻陷通州（四川达州市），进逼夔州（重庆奉节），击败唐将李孝恭，终为李靖所战败，俘获五千余人 [23] 。太宗时，巴（巴中）、洋（西乡）、集（南江）、壁（通江）诸州山獠反叛，被唐军击俘近两万人 [24] ，类似事例在唐初还有若干。壁州（通江）和蓬州（仪陇），“杂以僚户” [25] 。从总的趋势看来，唐政府的实力是向川东境内纵深推进。武德三年，开南蛮置南州（綦江），分设南川、三溪二县 [26] 。太宗至武则天时，泸州除直辖四县而外，招怀生蛮、僚，或开山洞，新置羁縻16州56县，“每岁畬田，刀耕火种”。生夷僚则“巢居岩谷，著斑布，击铜鼓” [27] 。中唐时，以山川洞远，从渝、普、泸、资（资中）、荣等州边界地设置昌州，包括现今四川大足、永川等县，风俗是“无夏风，有僚风，悉住丛菁，悬虚构屋” [28] ，显然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本民族特色，尚处在汉化初级阶段。上述唐初蛮人反叛激烈的开州，中唐以来，那里“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即用牲解赛” [29] ，地方官上报朝廷，“开州（开县）独称殷实” [30] 。可以概见川东地区社会经济已是有了新的显著发展。

川东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成都平原乃至中原大地是大致相同，但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已。

秦汉以来，川东地区先后涌现出一批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和著名姓氏。《华阳国志》记巴郡江州县冠族有波、鈆、母、谢、杨、白、上官、程、然、盖、常；枳县有章、常、连、黎、牟、阳。临江县有严、甘、文、杨、杜；平都县有殷、吕、蔡；垫江县有黎、夏、杜；巴东郡朐忍县有扶、先、徐；巴西郡阆中县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南充县有侯、谯；安汉县有陈、范、阎、赵；宕昌郡汉昌县有勾氏；梓潼郡梓潼县四姓文、景、雍、邓；涪县有杨、杜、李；江阳郡江阳县（今泸州）四姓王、孙、程、郑，八族赵、魏、先、周也；汉安县（今内江）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李、赵。众多姓氏，既有少数族人，更有中原存在的大姓，如此等等，反映出这批姓氏在各地拥有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同时也是所在土地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的写照。同书记载川东不少地方广开稻田，发展盐业和林副业以及大姓世掌部曲之类，都是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很好说明。

蜀汉延熙十三年（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 [31] 。《三国志》称这次战乱为“民夷反”，“杀都尉”，邓芝“枭其渠帅” [32] 。明显是汉族大姓裹胁少数族人进行的武装叛乱。

晋以后，川东的地主大姓没有专书系统介绍。一般说来，过去诸大姓原则上会历代长期留存下来。以南充县谯、侯二姓为例，东晋末，企图割据一方的谯纵就是巴西南充人。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称成都王，以其弟谯洪为益州刺史，弟谯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领兵五千人屯白帝，又派族人谯通福以重兵守涪 [33] 。涪和巴州都是地处巴东，反映出川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谯氏一家的权势。侯瑱是巴西充国人，“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梁武帝时，受命出征农民军，为义军张文萼所杀。侯瑱为父报仇，统率将士反击取胜，进而征服“山谷夷僚不宾附者” [34] 。由此可见，谯、侯二姓自汉末以至东晋和南朝末年，长期在南充占据重要地位。

梓州射洪县陈子昂一家的世系颇能很好说明川东豪族的权势。他的八世祖陈祗，仕蜀汉为尚书令 [35] 。陈祗的子孙在蜀汉灭亡后不仕，与唐、胡、白、赵合共五姓在所居地新城郡，“四姓宗之，世为郡长”。南朝齐、梁之际，陈太平兄弟三人并有名。陈太平为新城郡（四川三台县）守，弟太乐为郡司马，弟太蒙为黎州长史、南梁二郡太守。自此子孙繁衍，或仕本郡，或隐居乡里，为新城著名人士。陈子昂叔祖陈嗣“辟良田、习山书、务农政……常乘乎肩 ，省农夫，馈田畯，刑以肃惰，悦以劳勤……居十余年，家累千金矣……非公事未尝至于州县也”。85岁死（607—692年），“乡里会葬者千余人” [36] 。子昂父元敬，“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于是远近归之”。22岁，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回归家乡后，“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乃是“西南大豪” [37] 。陈子昂本人仕武周为右拾遗，其后“带官取给而归”，乡居时，县令段简“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 [38] ，因致被害。子昂堂弟陈孜为时所重，“乡里长幼，望风而靡；邦国豪杰，闻名而悦服” [39] 。由此可见，陈氏一家至迟自南朝齐、梁以至唐代始终是富族强宗。陈子昂死后，他有二子五孙，大多进士及第，分别仕至刺史、县尉与御史等官 [40] ，直至中晚唐时，家世尚未衰颓。

梓州除陈氏一家外，盐亭严家也很有名。严震“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以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后为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 [41] 。震之从祖弟严砺任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等使，在东川“擅没吏民田宅百余所，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 [42] 。杜甫说：“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 [43] 严氏家族自是梓州著名豪富。

与梓州毗邻的阆州（阆中），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弟叔明为东川节度、遂州刺史，又移镇梓州，他在东川20年，“招抚氓庶，夷落获安”。德宗出奔兴元，“出家资助军”。他“总戎年深，积聚财货，子孙骄淫” [44] 。叔明裔孙鲜于侁，北宋时，举进士，宋神宗时，任利州路转运判官，治所接近阆中，他家仍是“姻戚旁午” [45] ，依然存在强大宗族力量。鲜于本是高车丁零族姓，唐代阆中尚有“夷落”，可知汉化了的不少族人已有若干贵族豪族化了。

类似上述川东诸豪富情况不再一一缕述。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官府赋役的繁重，必然要加强对农夫们的政治压迫与剥削，下层群众于是被迫纷纷逃亡。武周圣历元年（698年），陈子昂说：“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在蓬（仪陇）、渠（渠县）、果（南充）、合（合川）、遂（遂宁）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皆（不）入国用，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 [46] 所称蓬、渠、果、合、遂诸州皆在川东。此后几年，合州刺史陈靖以境内“大足川侨户辐辏，置铜梁县，以铜梁山为名”。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5年），刺史孙希庄又以人多，奏割以石镜和铜梁县部分地设置巴川县，以地在巴川为名 [47] 。说明户口增多正是新置县的前提。

同样的情况，玄宗天宝中，在渝州西部，“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回二百余里，诸州逃户多投此营种，官府为此设壁山县” [48] 。壁州东与通州接壤地界，“浮游所集，州县不便理”，开元中，敕设太平县，天宝时，改名东巴县 [49] 。梓州“四境遥远，人多草寇”，唐析置永泰县。其后，盐亭县出现了雍江草市，后蜀“以地去县远，征输稍难，寇盗盘泊之所”，就其地设招葺院。宋灭后蜀，升格为东关县 [50] 。

另外，开州之万岁县，通州（达州）之三冈县，都曾废罢，后“以人户多，废县不便”，中唐后再次复置 [51] 。果州南充县地广人多，唐前期先后分置西关、流溪二县 [52] 。凡此种种，较难一一细述。

州县的增设、户口的增多、可耕荒地的不断开发，促进了川东地区社会经济的新进步。到了宋代，全国分置十五路（细分为二十三路）中，四川地区即占有四路，除益州路（成都府路）外，梓、利、夔三路几乎都在川东地区。翻检《元丰九域志》、《新定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和《舆地纪胜》诸书，参以《宋史》纪传所载，可以充分看出，到了北宋中叶，川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是比隋唐时期有了长足的新进展。

附记 1988年秋，六朝隋唐二个学会联合在重庆召开长江上游经济开发学术会议，我考虑川西成都平原的经济发展，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会议既在重庆召开，我一生又未去过重庆，因此选择川东地域史事写一简单提纲，作为与会入场券。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与会的川籍同行纷纷发言，对汉代以后的四川经济状况广泛持悲观论，自称为“盆地思想”，我听了深不以为然，即席几次作了长篇发言，力排众议，分别对汉、六朝、唐、宋时期的川东经济状态作了几次讲话，受到一些与会学者的赞许，会下有数位与我交谈，情绪甚佳。会议其间，并未说会后要出书，一年多过后，1989年冬，突然收到《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放》一书，内收拙撰的提纲，作者未看校样，错别字不少，提纲未注明所引资料出处，读者难于查找，今事过近二十年往日即席多次讲话，内容已不复记忆，无法作有针对性的补入。仅将原书稿请人重新打印，改正错别字，并补注所引资料出处，其余一切均保持原貌，深为抱歉。

刊《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 《华阳国志》卷1《巴志》。

[2] 《史记》卷30《平准书》；《汉书》卷24《食货志》。

[3] 《华阳国志》卷9《李势志》。

[4] 《通典》卷175《州郡》；《太平寰宇记》卷139《山南西道·巴州》。

[5] 《太平寰宇记》卷87《剑南东道·普州》；《通典》卷125作“李雄之乱，为羌夷所据”。

[6] 《太平寰宇记》卷138《山南西道·渠州》。

[7] 《太平寰宇记》卷87《剑南东道·遂州》。

[8] 《通典》卷175《州郡》。

[9] 《宋书》卷97《夷蛮传》。

[10]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11] 《华阳国志》卷1《巴志》；《太平寰宇记》卷138《山南西道》；《晋书》卷120《李特载记》；《后汉书》卷86《南蛮传》。

[12] 《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13] 《周书》卷49《蛮传》。

[14] 《南史》卷70，《梁书》卷53《孙谦传》。

[15] 《宋书》卷97《夷蛮传》。

[16] 《周书》卷49，《魏书》卷101《蛮獠传》。

[17] 《南齐书》卷15《州郡志》，又卷58《蛮传》。

[18] 《太平寰宇记》卷140《山南西道》。

[19] 《魏书》卷101《獠传》。

[20] 《太平寰宇记》卷138《山南西道》。

[21] 《梁书》卷17《张齐传》。

[22] 《太平寰宇记》卷87《剑南东道·普州》。

[23] 《旧唐书》卷63《李靖传》；《资治通鉴》卷188。

[24]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资治通鉴》卷195。

[25] 《太平寰宇记》卷139、卷140《山南西道》。

[26] 《通典》卷175《州郡》。

[27] 《太平寰宇记》卷88《剑南东道·泸州、昌州》。

[28] 《太平寰宇记》卷88《剑南东道·泸州、昌州》。

[29] 《太平寰宇记》卷137《山南西道·开州》。

[30] 《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山南道·开州》。

[31] 《华阳国志》卷1《巴志》。

[32] 《三国志》卷33《后主传》，卷45《邓艾传》均作十一年。与《华阳国志》系年不同。

[33] 《晋书》卷100《谯纵传》。

[34] 《陈书》卷9《侯瑱传》；参《梁书》卷22《萧范传》、《南史》卷66。

[35] 参《三国志》卷39《董允传附陈祗传》。

[36] 《文苑英华》卷873《居士陈嗣碑》。

[37] 《文苑英华》卷961《陈公墓志文》。

[38] 《文苑英华》卷793卢藏用《陈氏别传》；参《全唐诗》卷220杜甫《陈拾遗故宅》。

[39] 《全唐文》卷216《堂弟孜墓志铭》。

[40] 《全唐文》卷732赵儋《陈公建旌德之碑》。

[41] 《旧唐书》卷117《严震传》；《新唐书》卷158《严震传》。

[42] 《新唐书》卷144《严砺传》。

[43] 《全唐诗》卷228杜甫《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

[44] 《旧唐书》卷122《李叔明传》；《新唐书》卷147《李叔明传》云“世为右族”。

[45] 《宋史》卷进344《鲜于侁传》；参《北朝胡姓考》高车诸姓。

[46] 《全唐文》卷211《上蜀川安危事》。

[47] 《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

[48] 《太平寰宇记》卷136《山南西道》。

[49] 《太平寰宇记》卷140《山南西道》。

[50] 《太平寰宇记》卷82《剑南东道》。

[51] 《太平寰宇记》卷137《山南西道》。

[52] 《太平寰宇记》卷86《剑南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