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平原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北倚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东临大海，西以太行、王屋山与山西高原为界，南以黄河毗连黄淮平原。包括今北京、天津与河北省大部（冀北山地、张北高原除外），山东省黄河以西以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白河（潮白河）、永定河（桑干河）、大清河（唐河）、滹沱河（子牙河）、大运河（卫河），有如扇状流贯其间，地势低洼，故称之为海河平原区或河北平原区。

秦汉以前，海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已是源远流长。战国时，燕、赵、中山等国建国于此区。北方的燕国，原是西周初年所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卷34说是“燕国殷富”，而北邻胡人。司马迁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苏秦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 [1] 它表明燕地盛产马匹，林野极富枣、栗等干果，旱地种粟，显示农、林、牧业全面发展，因而能抗衡六国，与关中、蜀中同样拥有“天府”之称。

1964年，燕下都（河北易县）第22号遗址出土不少铁制生产工具，如、锄、镰、斧、刀等等。旧燕国境内多处还出土了铁制农具 [2] 。很可以推知燕国农业生产颇有较高水平，才能使“燕国殷富”。

《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记燕国末年，太子丹养壮士，“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因袭刺秦王”。督亢乃今河北省涿州、固安、安新、雄县地。《续汉书·郡国志五》涿郡条注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史记》卷34记司马贞《索隐》云：“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可见督亢是燕国重要农作区。直至两汉以后，人们仍屡屡提及，且循旧迹修渠以溉田。

《史记》卷129《货殖传》称：“燕代田畜而事蚕。”燕地畜牧滋盛，是当地最有名的马产地，遂使燕国拥有众多骑兵。燕地还植桑养蚕，为此后河北地区历代盛产丝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山国位于燕国之南，实力尚不及燕。《战国策》卷33记其国事于全书之末卷，“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史记·货殖传》因称：“中山地薄人众。”它常与赵国交战，最终灭于赵。学者从河北灵寿遗址所出中山国的铜、铁器和陶范进行研究，揭示中山国前期主持政务的鲜虞族，是以牲畜为其立国的经济基础，并兼营农业。至中山国后期，迁都灵寿。当地出土的、铲、锄、镰等生产工具，用以翻土、中耕和收割，迄今未见有犁具出土，适足以表明其生产较为落后 [3] 。

赵国立国于海河平原南面，《战国策》卷3记张仪对秦王说：“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它建都邯郸，在战国诸雄中，位于魏之北，燕之南，韩之东，齐之西，居民兼诸国之民，故称“杂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重大成功的范例，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赵灭中山后，兼有其地。《汉书·地理志》云：“赵、中山，地薄人众。”说明赵国生产也并不兴旺。史称“赵之田部吏”赵奢，向平原君赵胜家收租时，杀其用事者九人，以此威望大增，“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其后，赵奢子括将赵王所赐金帛，“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名医扁鹊给赵简子治好病，“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4] 。对田地如此垂涎，自是农作受到重视的曲折反映。《史记》卷69记苏秦对赵肃侯说：“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由此可知，建国于河北南部兼有山西部分地域的赵国是农（粟）、牧（马）业很盛。赵主被苏秦说服后，以重礼约会诸侯，礼品中包括了“锦绣千纯”，反映赵地桑蚕丝织业已颇有名。

秦汉大一统期间，河北大地分置幽、冀二州。幽州在北，不时面临塞外匈奴、鲜卑、乌桓的扰乱，杀掠相寻，边防任务很重。《史记》卷60《三王世家》云：“燕土 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瘠薄而有草地，颇宜牧畜。《周官·职方》记幽州“畜宜四扰（马、牛、羊、豕）”。《禹贡》所记九州地域，虽难与汉制等同，大体轮廓应为近似。先秦时，《左传》记“冀之北土，马之所出”。汉灵帝时，蔡邕疏称，“幽冀旧壤，铠马所出” [5] 。说明河北北部确以产马驰名。

两汉之际，《后汉书》卷18《吴汉传》记南阳宛人吴汉“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他对渔阳太守彭宠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与此同时，同书卷19《耿弇传》记耿弇对刘秀说，“发此两郡（渔阳、上谷）控弦万骑”，可轻易击败割据邯郸的王郎。凡此皆可概见冀北产马众多。同书卷8记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正月，初置 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搉，马一匹至二百万”。朝廷征调全国各地马匹，自是优先从产地挑选，豪右们藉此垄断价格牟利，毫无例外包括河北产马区在内。

马以外，河北还盛产其他牲畜。涿郡高阳人王尊少孤，叔伯使他“牧羊泽中” [6] 。公孙弘年青时，“家贫，牧豕海上（渤海郡）” [7] 。钜鹿人路温舒，也曾牧羊泽中 [8] 。就是河北各地畜牧盛行的几例。

幽州的种植业，《禹贡》说它产稻，但史文未见有实例。《后汉书》卷31记建武中，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北京顺义）开稻田八千余顷，助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极为清楚地揭示，东汉初在北京地区种稻成功，而又种麦、植桑，双双取得了丰硕成果。

渔阳在西汉置有盐铁官，两汉之际，渔阳太守彭宠利用盐、铁贸易，收购粮食，囤积珠宝，进而积兵反汉。幽州牧朱浮上疏云：“今秋稼已熟，复为渔阳所掠。”诏书答称：“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秋稼与夏麦并举，秋稼当是指稻或粟。光武帝准备亲征彭宠，大司徒伏湛上疏说：“渔阳之地，逼接北狄……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至，当已收之……渔阳已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现今荒耗，岂足先图。” [9] 幽州所产粮食颇难满足当地消费，直至汉末仍大体如此。同书卷73《刘虞传》记灵帝时，“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便可揣测当地生产水平不高。

建武五年（29年），接受匈奴资助的彭宠被汉军彻底击败了。渔阳太守郭伋严惩凶狠奸猾的渠帅，整顿兵马，匈奴不敢入塞扰乱，“民得安业，在职五年，户口增倍”。社会安定了，生产得到了发展，张堪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在渔阳发展稻、麦种植的。章帝时，李恂出使幽州，“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大受朝廷嘉奖 [10] 。由此看来，东汉在幽州置有屯田，藉以巩固边防，有助于推动当地生产发展。

汉灵帝以来，乌桓、鲜卑相继侵扰幽、冀、青、徐诸州。熹平六年（177年）秋，护乌桓校尉夏育疏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建议未被采纳。不久，刘虞出任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劝督农植（桑），开上谷（河北怀来）胡市之利，通渔阳（北京密云）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 [11] 。由此看来，幽州农业生产在汉末曾短暂颇有成就，容纳来自山东的新增流民百余万，其时粮价低廉，应是粮食增多的体现。

在权力争夺中，公孙瓒擒杀了刘虞，尽有幽州。不久，袁绍与刘虞余部协同作战，击败公孙瓒于鲍丘（潮河流经渔阳境），瓒退保易京（河北雄县），“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积谷达三百万斛。《太平御览》卷35《凶荒》引《英雄记》云：汉末，“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得自供给”。由此很可以看出，其时幽州大地生产很不稳定，粮食收入远非丰富。

涿郡（涿州市），汉初始置，两汉地志均未记当地产铁和设置铁官事。而《汉书》卷27《五行志》记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铁官铸铁时出了事故，显示涿郡冶铁业颇有一定基础。《后汉书》卷4记永元十五年（102年）七月，“复置涿郡故安铁官”。是知东汉仍在涿郡继续冶铸。生产铁农具自是铁冶的重要任务之一。

涿郡太守严延年在汉宣帝时，果断地诛杀了当地大姓东、西高氏，清除了社会毒瘤，郡内由是相对安宁，有利社会生产正常进行。汉和帝时，中山王刘焉亡故，征发涿郡与钜鹿、常山等地的黄杨杂木为冢墓，从侧面反映出所在尚是杂树交错，垦植有限。《汉书·地理志》称，“上谷（怀来）至辽东（辽阳），地广民稀，数被胡寇”。它正是幽州境域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

渤海郡位居渤海之滨，两汉时，分隶幽州与冀州，其南半部是先秦时齐国旧地，为地势低平的贫困区，汉民不时在此地进行武装反叛。《汉书》卷89记宣帝时，龚遂为郡守，他严格区分真假“盗贼”的界限。下令属县，不要盲目拘捕反叛者，“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迅速导致郡内和平安定。他还注意到当地风俗好奢侈，不重视农作，乃率自俭朴，劝民重视农桑，规定每人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薤，五十棵葱，一块地韭菜，每家养母猪二头，鸡五只，鼓励民户卖剑买牛，从事农作，“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使种植业与养殖业很好地结合，增进了郡内社会安定与生产的发展。

《地理志》称幽州“有鱼、盐、枣、栗之饶”。它包含了水产与山林产品。《货殖传》说“燕、秦千树栗”，很看重林产干果。种桑多，桑葚不少，用以救荒充饥，也丰富了人们的食品。

冀州地处幽州以南，颜师古说：“两河间曰冀州。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 [12] 因地势低洼，水流横行，故须优先治理。通读两汉史册，很难见冀州诸郡有农作记录。从《汉书》的《王子侯表》、《功臣表》中，不难发现幽、冀二州不少郡县常被赐封给王室与功臣，例如《汉书》卷41记汉初右丞相郦商食邑涿郡五千户。《后汉书》卷42记汉光武帝子刘辅封中山王，食常山郡，如此等等。《后汉书》卷29《郅寿传》云：“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宴客放纵，类不检节。”在自然环境不够好的前提下，诸王侯食邑制必不可能促使该地的生产形势迅速好转。

幽、冀二州低洼平原区排水不畅，滨海地域尤为严重，且多盐渍土。司马迁说：“今天子（汉武帝）元光之中（前132年），河决于瓠子（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二十余岁，岁因数不登。” [13] 河决水泛，影响了不少地方几十年的种植业。《盐铁论》卷10《申韩》记御史大夫言及河决之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类似情况，《汉书·沟洫志》记成帝、哀帝时，还曾数次发生，“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汉书》卷10记鸿嘉四年（前17年）正月诏：“农民失业，怨恨者众……青、幽、冀部尤剧。”面对河水灾害，《沟洫志》记贾让在哀帝时提出了治河的上、中、下三策，主张将旱、涝、盐碱进行综合治理。他所提中策云：“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旱则开东方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14] 所言虽系揣测，但有一定依据。以淡水冲洗卤土，很有利种植粮食作物。

《续汉书·五行志一》记永建四年（129年）和六年，“冀州淫雨伤稼”。《后汉书》卷6记阳嘉元年（132年）二月，“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汉代海河平原地区淫雨频频成灾，与排水不畅密切相关。西汉末，汴河决败六十余年，有人认为河水入汴，“幽、冀蒙利”，而“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从而出现了“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明帝时重修汴渠，“河、汴分流，复其旧迹”，且将“滨渠下田，赋与贫人”耕作 [15] ，农田水患暂得以缓解。

海河平原沿海地域地势更低，极易出现海水倒灌，以致严重妨碍农作。鸿嘉四年（前17年）“秋，渤海、清河河溢，被灾者振贷之”。永康元年（167年）八月，“渤海海溢……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 [16] 。低洼地的排水相当困难。加以河水泛滥，海水倒灌，沿海诸地自难正常进行粮食生产。

那时，冀州等地生产条件较差，又有严重自然灾害，大批民众被迫流亡。武帝诏称，渤海等郡受灾，“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预虑其难，使至于此”。说明地方当局对民困应负重大责任。安帝永初二年（108年）二月，派使往“冀、兖二州，禀贷流民”。延光二年（123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督录盗贼”。冀州巨鹿人张角等历经十余年努力，连结幽、冀、青、徐、兖、豫等八州苦难民众，掀起震惊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皇甫嵩蛮横镇压义军后，出任冀州牧，“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 [17] 。他特别提及冀州租，很值得注意。随后，《朱 传》记常山人张燕与中山、常山、赵郡、河内贫苦大众联合，众至百万，称为黑山军，“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河北大地先后涌现的黄巾与黑山军，充分反映所在大众的生活困厄与生产方面的落后。

常山郡置于汉初，位于太行山东侧较高地带，治今河北元氏县。汉同姓诸侯赵国据有其地。七国之乱时，镇守邯郸的赵王遂败亡，其地乃为汉朝廷所有。邯郸在汉代仍保有先秦以来的重要地位 [18] ，郡所辖蒲吾县、都乡县均置有铁官。章帝元和元年（84年），鲁丕任赵相，任职六年，迁东郡（河南濮阳南）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发展农田水利，自是促进生产发展。巨鹿郡（河北柏乡东北）民困增剧，纷纷逃荒。安帝时，樊准任太守，“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 [19] 。这些事例揭示海河平原西侧较高地域的农作，远比濒海低洼地域发达。

《地理志》记中山国为故国，地薄。纪、传等亦未见有中山的农业状况。《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收有铁、斧、凿等生产工具，仍不见有铁犁。大概在西汉时，当地仍保持战国晚期遗风。中山以东的河间国，是故赵国地，西汉时为“国”或“郡”，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分乐成（信都）、涿郡、渤海为河间国，以封河间王刘开，也未见当地有具体农作记载，在当时生产技术状况下，低洼易涝地实难开拓种植，不可能出现良好收成。

冀南、豫北及其相邻山西部分地是战国时魏国地，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推行改革，社会面貌一新。司马迁说：“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 [20] 《汉书·食货志》录其农作规划，一家五口治田百亩，亩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乃是全家衣食和解决病困以及赋敛等开支的根本。官府严重关切岁收丰歉，善于运用价格杠杆实施平籴与出粜，取有余以补不足，使农户不至轻易贫困破产。他的谋划付诸实施，魏国由是富强。

《史记》卷44《魏世家》云：“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卷29《河渠书》记“西门豹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卷126《滑稽列传》载邺令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良田，田皆溉……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食”，由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 [21] 。

然而，上述记事却出现了非议。《汉书》卷29《沟洫志》记史起对魏文侯曾孙襄王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谨查《沟洫志》文字乃是简单节录《吕氏春秋》卷16《先识览·乐成篇》，司马迁必然看过它，但未予重视，或者说是不相信。另一位和《汉书》作者班固同时代人王充，撰《论衡》卷2《本性》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可证西门豹引漳灌邺并不能轻率否定。看来，史起后为邺令，亦有业绩。西晋左思《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如此认识，似乎比较公允。《水经注》卷10《浊漳水》记：“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元和郡县志》卷16也都是将西门豹、史起并提。《册府元龟》卷678《兴利》记五代时磁州水田，亦云：“西门豹、史起所理漳滏十二澄之遗迹。”如此叙述，都很正确，实在不能忘其祖西门豹也。

水渠使用要常加检修，以利充分发挥效益。《后汉书》卷5记元初二年（115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诏令河内（河南武陟南）、赵国（河北邯郸）等地，“各修理旧渠，通利水运，以溉公私田畴”。由此可见，邺城、魏郡等地的农田水利工程，自战国以至东汉，长期备受重视。因此，水田和旱地种植业得以兴旺发展。

生产好坏，牵涉着劳动者本身的生活，也与食邑收租者利益攸关。西汉著名酷史张汤孙张延寿历位九卿，《汉书》卷59云：“别邑在魏郡（河北磁县），租入岁千余万。”其后徙封平原（山东平原），“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清楚显示出同在海河平原的不同地域，生产水平存在大有差异。魏郡有不少内外园田，官府通常以之出租，“分种收谷，岁数千斛”，延平元年（106年），郡守黄香将园田分给百姓，“课令耕种，时被水年饥……荒民获全”。农民自有了耕地，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灾年仍获得了较好收成。永康元年（167年）八月，魏郡嘉禾生 [22] ，嘉禾自是农民精心培育的良好品种。

魏郡东南有东郡（河南濮阳南）是兖州属郡，西汉时，黄河数次在此决堤，成帝时，郡守王尊率众上堤抢险，大振士气，水不为患。宣帝时，郡守韩延寿“广谋议，纳谏争……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目……在东郡三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他施政比较民主，收租赋相对合理，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前已提到东郡守鲁丕兴修水利，很有利促进农作兴旺发展。东郡南有泲水（濮渠水），流经今河南原阳、封丘一带，东注入大野泽。《淮南子》卷4《坠形训》称：“泲水通和而宜麦。”可证西汉时这一地域已是盛产小麦著称。

“三河”在汉代颇负盛名，《货殖传》云：“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狭，民人众。”人多地狭的三河，是指“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后人对三河虽有不同解说 [23] ，其差异在于河内与河北。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因位于黄河以北，乃有河内或河北的异称。《后汉书》卷67记魏朗为河内（河南武陟西南）郡守，刘祐为河东（山西夏县）郡守，都说是“政称三河长”，是知三河乃是经济发展、开拓很早的地区。

河内郡是汉代畿郡、名郡。位于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是黄河、卫河的冲积平原，隆虑山一带地形险峻。邓禹说：“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两汉之际混乱期间，“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廪实”。河内太守寇珣“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24] 。很可以概见河内所具有独特政治与经济地位。户口多，仓廪实。建初七年（82年）九月，章帝亲临河内视察秋收，显示当地农作很出色。

汉武帝时，河内郡守王温舒“令郡具私马五十疋为驿，自河内至长安” [25] 。由此可知，河内是当时养殖大牲畜（马）的良好场地。东汉寇珣在河内养马二千匹，表明河内确是农牧兼宜地。

袁宏《后汉纪》卷20载，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九月，朱穆奏云：“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皆出于民。”它揭示了河内大地桑蚕业发达，有大量丝织品可供外调。

《汉书·地理志》记河内郡林虑县（林州市）有铁官。《后汉书》卷67载桓帝时，夏馥“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积二三年，人无知者”，此冶家很可能是私冶。河内有官、私冶铸为种植业提供大量生产用具自是很正常的。

顺帝时，崔瑗为河内郡汲县令，《后汉书》卷52云：“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崔氏家传》记其事更具体，“开沟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曰……穿渠广溉灌，决渠作甘雨” [26] 。他用大量淡水冲洗卤土，改卤地为稻田。西汉贾让所提治河三策中所提出改良卤地的方案，东汉崔瑗在汲郡付之实施，使稻田获得新进展。

虽然如此，河内农作仍很不稳定。《汉书》卷50记西汉时，汲黯已提及河内贫人万余家为水旱所苦。《后汉书》卷8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京畿地区的人间悲剧自是农村苦难加深的恶果。

元和三年（86年）二月，章帝发表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守、相书，谈到他经过魏郡、平原等地，出访常山，沿途见闻不少，“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27] 。上列六郡除东平（山东汶上县）地处黄淮平原外，另外五郡都在海河平原，诸郡存在不少可耕垦殖的肥田，说明这里尚处于地广民稀状态。

上述章帝所制定的优惠政策实施以后，经过近百年劳动者的辛勤耕耘，《通典》卷1引桓帝时崔寔《政论》云：“今青、徐、兖、冀，人稠地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这里只就海河平原地区而言，冀州诸郡人多地狭，幽州是地广人稀。幽、冀地域的生产形势已与战国、秦汉之际大有差异。冀州的种植业在东汉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汉末，董卓推举韩馥为冀州牧。那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其后，逢纪力主袁绍据有冀州，说是“今冀部强实”。颍川人荀谌对韩馥说：“冀州，天下之重资也。”沮授等人明白说：“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 [28] 冀州地位变得如此重要，就经济地位而言，是和它所在垦辟，种植业获得很大发展密切相关的。

总之，秦汉时期的海河平原地区克服了先秦时存在的列国纷立、各自为政的状态，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开垦了不少荒地，农业经济获得了稳定发展，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河北平原经济繁荣的良好基础。

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 《战国策》卷29《燕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史记》卷69《苏秦传》作“车六百乘，粟支数年”，其余文字与《战国策》同。

[2] 陈应祺《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石永土《战国时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 陈应祺《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4] 《史记》卷81《廉蔺列传》；又卷43《赵世家》，又记“敬侯元年（前386年）……赵始都邯郸”。《汉书》卷28下《地理志》：“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5] 《后汉书》卷74下《袁绍·刘表传赞》注引；又卷60下《蔡邕传》注引。

[6] 《汉书》卷76《王尊传》。

[7] 《汉书》卷58《公孙弘传》。

[8] 《汉书》卷51《路温舒传》。

[9] 《后汉书》卷12《彭宠传》，又卷33《朱浮传》，又卷26《伏湛传》。

[10] 《后汉书》卷31《郭伋传》，又卷51《李恂传》。

[11] 《后汉书》卷73《刘虞传》，又卷90《乌桓鲜卑传》；《通鉴》卷59初平元年（190年）四月，“农植”作“农桑”。

[12] 《汉书》卷28上《地理志》。

[13] 《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参《汉书》卷6《武帝纪》，元光三年（前133年）条。

[14] 《汉书》卷29《沟洫志》。

[15] 《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十三年（70年）四月。

[16] 《汉书》卷10《成帝纪》；《后汉书》卷7《桓帝纪》。

[17] 《汉书》卷6《武帝纪》，又卷74《魏相传》；《后汉书》卷5《安帝纪》，又卷71《皇甫嵩传》，又卷58《傅燮传》。

[18] 《汉书》卷28下《地理志》：“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史记》卷129《货殖传》：“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汉书》卷30《艺文志》：“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注引刘向《别录》云：邯郸人。

[19] 《汉书》卷28上《地理志》，又卷上《高帝纪》；《后汉书》卷25《鲁丕传》，又卷32《樊淮传》。

[20] 《史记》卷74《荀卿传》，又卷129《货殖传》：“魏文侯时，李克尽地力。”又卷30《平淮书》：“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显示李克、李悝为同一人。

[21] 《太平御览》卷75《地部·渠》引《邺城故事》曰：“西门豹为令，造十二渠，决漳水以溉民田，因是户口丰饶，今渠一名安泽陂是也。”《邺城故事》未知何时何人所作，《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列有《邺城故事》，亦未署作者姓名。

[22] 《后汉书》卷80上《黄香传》，又卷7《桓帝纪》。

[23] 《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师古注，三河为河东安邑，河内朝歌，河南洛阳。《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赞》李贤注，三河，河南、河北、河东也。又卷67《刘祐传》，李贤注“三河谓河东、河内、河南也”。

[24] 《后汉书》卷16《寇恂传》，又卷17《冯异传》。

[25] 《史记》卷122《王温舒传》。

[26] 《太平御览》卷268《职官部·良令》，又卷465《人事部·歌》引。

[27] 《后汉书》卷3《章帝纪》。

[28] 《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注引《英雄记》，又卷6《袁绍传》；《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