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

历史学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通常是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和交互影响的。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导致了统一的汉帝国迅速瓦解。此后四百年间（189—589年），中国大地长期陷于离乱分裂，与其前后大一统的汉、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六朝时期以此被学人视为乱世。前辈学者很有些人对此作了很大努力，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等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终受其研究体制的局限，实难说有重大突破。

当然，不能说六朝史的研究没有进展。特别是陈寅恪先生以其睿智，开拓视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一批严谨论著，揭示了六朝社会发展的内在真谛，六朝史研究开始漫入新境界，日趋摆脱了黑暗时代的阴影。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引下，不少学者纷纷对六朝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六朝史由是旧貌换新颜了。

作为观念形态的六朝时史学，时至今日，也已发生了今非昔比的重大变化。就我所知，蒙文通先生乃是这一领域变革的重要开拓者，今年是蒙老110周年诞辰，草此短文以资纪念。

近年来，巴蜀书社出版了六卷本《蒙文通文集》。其中第三卷《经史抉原》收有《致柳翼谋先生书》和《中国史学史》，都分别谈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对六朝史学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很值得后人重视的。

1935年，蒙老在上引论著中清楚地揭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又说：“六朝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他在上引信中指出，“于六朝史学拟讨其体制”。《中国史学史》分目论述了六朝史学的众多特色。扼要解说了魏晋学术与史学，史学与江左清谈，史学与六朝俪文，史学之民族国家思想、史家之君臣观念、史例之进步、史体之发达、史识之必要以至南北朝史学之差异等等，都很富有新意。

这种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三阶段论实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特别引人注目。但所言是否符合实情，人们是否信服，当然有待社会实践的检验。为此有必要介绍当代史学界同行的若干富有代表性的看法，以资佐证。

1940年前后，史学大师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反不逮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发达则远不逮宋人” [1] 。陈先生所言宋代史学之盛，与蒙老见识一致。宋代史学发达，现在已成为世人的共识，无须再多费口舌。

1944年，金毓黻先生刊印《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全书九章，分述自上古以至清代史学发展演变状况，它没有明确区分史学发展的阶段。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始末”列为第四章，非常认真细致地写了这一时期的史学业绩，凸现出六朝时修史的巨大成就，实有异于其他诸章，那是非同凡响的。

1985—1990年间，周一良先生先后发表四篇论述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要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2] 。从各个角度较为全面地剖析了六朝史学发展的重要特色。谈了不少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非常实际地揭示了六朝时期史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1998—2000年间，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出版了两本有关魏晋史学的论著 [3] 。《魏晋史学的时代特质》一文说，“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在魏晋与两宋，而非汉、唐”（3页）。又说，“魏晋史学超越两汉，睨视隋唐”（6页）。另一篇《魏晋史学的双层发展》一文说，“无可否认，魏晋是中国史学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史学转变的时代”（15页）。“魏晋以来的史学范围远超于前代”（19页）。他还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论文中，转引另一位台湾学者沈刚伯说，“魏晋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代，更是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29页）。台湾的学者有可能并未读过《经史抉原》，他们的认识与蒙老所说也是多么一致与合拍。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宝国先生《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收录相关论文九篇。书名《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所讨论的核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且对若干前辈学者讨论过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创新见解。该书第20页引证蒙文通先生《经史抉原》谈到《世本》与《史记》关系时所说：“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为了究明真相，胡先生将清代茆泮林所辑《世本》文字详为引录，并对它做了细致考查，得出“不能判定《世本》一定就有世家、列传”的结论，实难以据此否定司马迁《史记》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我很同意《史记》的体例在中国史学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我又注意到胡先生往年分析《史记》和《汉书》对籍贯的不同书法中，曾得出过相当重要的结论和启示，这就是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观念上的结束战国却在汉代 [4]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书也说：“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西汉，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我认为这也是同样讲得很对的。

关于晚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学者们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但迄未有人公然否认它是处于重大变革的时代。凡是看过童书业《春秋史》、杨宽《战国史》的读者，恐怕谁也不能否定春秋战国确是发生重大变动的时代。蒙文通先生在他的论著中也同样有过明确的表述。1962年，他发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论文，明白说过，“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应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约。在考察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首先就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只有在时代和地域明确以后，才能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 [5] 。正是具有了如此朴素的社会史观，1951年，蒙老发表的《对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论文，已有专节论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剧变及乡遂制度的崩溃”。其中说到，“春秋前期，兵制和田制二者在诸侯国中也开始变化，到战国大概就不存在了”。他列举若干具体事例后，进一步指出：“这都说明，周初对农民的束缚。春秋以下，已经瓦解了。在人民普遍当兵，任意迁徙，普遍建学以后，同时也就开了布衣卿相之局，世族世卿制度也就崩溃了。” [6] 综观众多学者对晚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论述，参照学术发展的常规，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深刻反映往往相对较为迟缓。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一重大变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最终结束是在汉代盛世的武帝时代，或者换一种说法，汉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55年）实是居于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不能忘怀，在儒术独尊时代，儒经是学术的准绳。《汉书·艺文志》中，确是没有史学的重要席位。博通经史的蒙文通先生在他留下的众多论著中反复谈到了经史关系。他说：“传统史学，本于儒家。”“余之撰《经学抉原》，专推明六艺之归……《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 [7] 表述是非常清楚的。我很同意司马迁《史记》为划时代重要著作的意见。但就两汉史学整体而言，不能否认，那是尚未摆脱经学束缚而完全独立。与之同时代的国内诸胡族更是没有自己的史学传世。由是观之，蒙先生推重晚周史学，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开创阶段，自有其合理的依据。

不能忘记，距今七十年前的旧中国正处于听任列强宰割的困苦状态中，文化领域同样是非常滞后。蒙文通先生在那时竟能洞察出中国史学发展的三阶段论，表述简练明白，纵或留下某些可资商榷之处，实无损他那博学通达的智慧光芒。随着当前学术研究的向纵深发展，中国史学的探讨必将日趋周详细密。

综上所述，蒙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史学发展三阶段盛世的学说，是他通晓古今，纵观全局的科学结论。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从各自研讨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与蒙先生殊途同归的论断。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敬佩蒙先生当年作出的科学论断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令人叹为观止，是晚生后辈们治学应予认真学习的楷模。

六朝的史学有重大发展，在当今学界已无异议。它的具体内涵且已有了多方面的论说，是否还有其他可供置喙的余地呢？在这几百年间，国内诸民族的活动十分频繁，它在史学上应有必要的体现。就笔者所见，治六朝史学史者似乎对它罕有论述。因拟就此谈点浅见，所言是否有理，敬祈方家教正。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国家，战国至西汉盛世，匈奴长期雄踞北方，《史记》专设《匈奴传》记述其族人活动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和平交往与战争等关系。那时，南方越人与西南夷的活动频繁，因撰夷越传以记其实。随着与西域交往的增加，《汉书》在《史记·大宛传》基点上，增添《西域传》，记诸行国、居国的种种实况，明显是在国史中增多了民族史的内容。东汉时，周边诸族国的盛衰变异很不少，匈奴的南北分裂，乌桓、鲜卑的崛兴，羌人在西方的骚动，南蛮西南夷的活动超常，东北诸族也很不寂寞。所有这一切，在《后汉书》记事中相应有了较多的体现。然而，这些活动于边地的诸族，都未见他们有主动撰写本族历史的作品。

汉魏以来，边境少数族人入居中原内地者增多，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相互交织，造成了六朝时期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汉、胡诸族所建政权交替涌现。记录我国几千年古文明的“二十四史”，六朝时四百年间竟占有十二史。十二史中，只有《隋书》是记载统一了南北的隋王朝，其余十一史基本上是记录南北分裂诸国的历史，它既有汉族人所建诸国的历史，也包含少数族人所建北魏、北齐、北周史。从北齐以至唐初所修魏、齐、周书，显示了史学编撰中重视少数族人所建王朝的新动向，是六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应当指出，上述史学创新动向的出现并非偶然的。当短暂统一了中国南北方的西晋政府垮台后，中华大地主要是华北先后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政局。“五胡”名称最早出自苻坚之口，具见于《晋书》卷104《苻坚载记》，这是陈寅恪先生早已揭示了的 [8] 。十六国称号肇始于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十六国中，前凉（317—376年）、西凉（400—421年）、北燕（407—436年）三国是汉族人所建。其余十三国，都是境内少数族人所建，它包括了匈奴族人所建前赵（304—329年）、北凉（397—439年）、夏（407—431年）三国，鲜卑族人所建前燕（337—370年）、后燕（384—407年）、南燕（398—410年）、西秦（385—431年）、南凉（397—414年）五国，羯族人所建后赵（319—351年），巴氐人所建成汉（304—347年），氐人所建前秦（350—394年）、后凉（386—403年）二国，羌族人所建后秦国（384—417年）。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立国最长的前凉（59年）以及为时短暂的南燕（12年），无一例外都撰有自己的史书传世，那是以往汉代匈奴王国、鲜卑檀石槐帝国等所未有的。唐初，刘知幾撰《史通》，本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原则，将十六国史附于“古今正史”内叙述，实是意味深长的。

《史通》卷11《史官》云：“伪汉嘉平初（按：指刘聪嘉平元年即311年），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324—346年），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秃发）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事例表明，胡、汉诸族国都很重视修史。羌人姚和都特意为本族人所建后秦国撰《秦纪》，其意向非常明确。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与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十足说明少数族人非常注意要为本族国编撰史书。过去，照例由汉族人为本朝修撰起居注和实录之类的方式，至六朝时，诸胡族国也在同样办理，实在是非同寻常的重要举措。

十六国中，后赵、前燕、前秦诸国都曾短暂统一广大华北地区，且维持统治达三十年以上。终因邻国间战事不休，占领区极不稳定，使政权建置、经济恢复工作难以有效进行。若将它们与北朝末年也是立国短暂的北齐、北周作比较，很可以看出其处境与命运的异同。主要立国于河西荒漠的前凉，前后维系近六十年，建国者罕有作为。唯一在南方巴蜀立国的成汉，制定政策措施有力，并依赖富饶的成都平原经济供给，政绩较为突出，实为其他诸国所罕见。

十六国的具体状况彼此互异，各国史书的流传情景也是大不相同。《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区分为十三类：十六国史之类的著作大都列入霸史类。今以其所列为主，参考其他史籍，分别疏理和解说十六国史事如下。

前赵：《前赵记》十卷，和苞撰。按《史通》卷12《正史》云：“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止于当年，不终曜灭。”由此看来，匈奴人刘渊建国未久，已深知修史的重要，立马派人修撰本国纪传体史书，开创了少数族人为本国修史的新局面。其后，刘曜又下令和苞修当代史，因其写作精良，存世长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至《宋史·艺文志》均有记录。

后赵：《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二石传》二卷，晋北中郎参军王度撰。《二石伪治时事》二卷，王度撰。上引三部后赵史书的作者都不是后赵时人。谨案《晋书》卷105《石勒载记》记后赵开国者石勒平生重视历史，他多次下令修史，又命参军修撰《大单于志》。《史通》卷12《正史》云：“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是知石勒时期所修诸史，悉遭石虎毁弃。《隋志》所记后赵诸史出自后人追记。田融《赵书》，《梁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水经注》卷9《淇水》所引，均称为《赵记》。两唐志所记与隋志相同。《新志》于《二石传》外，别记《二石书》当是复出。清人汤球有《二石传辑本》一卷（广雅书局丛书本），可藉以略知石勒、石虎事梗概。宋初编撰的《太平御览》仍屡引《赵书》，反映它流传相当长久。

成（汉）：《汉之书》十卷，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按，《颜氏家训》卷6《书证篇》云：“《蜀李书》，一名《汉之书》。”《史通》卷12《正史》云：“璩为李势（343—347年在位）散骑常侍，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蜀李书》，两唐志均作九卷，颇疑为去其原序所致。《新志》又记《汉之书》十卷，则是一书复出也。《华阳国志》至今完整传世，它不限于记载成汉国兴衰，实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自上古以至成汉时的重要史地著作。

前燕：《燕书》二十卷，记慕容儁事。伪燕尚书范亨撰。该书在当代享有盛誉，经隋、唐至宋，长期存世。《史通》卷12称：“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其书今佚。《魏书》卷52《崔逞传》，记逞仕慕容 （360—370年在位），“补著作郎，撰《燕记》”。这部前燕史书，至隋已不传，当是魏末因战乱毁弃。

后燕：《隋志》不记后燕有史。《史通》卷7《直书》云：“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同书卷12《正史》云：“建兴元年（386年），董统受诏草创后（燕）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386—396年在位）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由此可见，董统《燕史》初受当权派的奖宠，终因史德太次，迅速受到社会唾弃。至唐、宋时仍然存世的范亨《燕书》，并非后燕专史，而是兼叙前、后燕事。另外，《魏书》卷32《封懿传》记懿“仕慕容宝（396—398年），位至中书令、民部尚书。宝败，归阙……撰《燕书》，颇行于世”。这部魏齐时仍然存世的后燕史，隋唐时不复再见，当是散佚不存了。

南燕：《南燕录》五卷，记慕容德（398—405年）事。伪燕尚书郎张诠撰。《南燕书》六卷，记慕容德事。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南燕录》七卷，游览先生撰。按，张诠《燕史》，新旧唐志均作《南燕书》，《新志》且记为十卷。《史通》卷12《正史》云：“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慕容）德、（慕容）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北燕），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新旧唐志所记相同。但徐坚著《初学记》卷6《渭水》引为王景晖《南燕书》，是其书别有异名。另外，《隋志》记有《南燕起居注》一卷，我疑是王景晖所撰。游览先生的情况不明，且唐代已无其书，当已散佚。

北燕：《燕志》十卷，记冯跋事，魏侍中高闾撰。谨按，《魏书》卷54《高闾传》记他好为文章，不云撰史或主持修史。同书卷60《韩显宗传》记他“撰冯氏《燕书》、《孝友传》各十卷，颇传于世”。高、韩同为北魏孝文帝时人，《燕志》实为韩撰。两唐志均记其书，《旧志》且不书作者名，当是别有用意。《太平御览》引书目有高闾《燕志》，自是沿用旧习。

前秦：《秦书》八卷，何仲熙撰，记苻健事。《秦纪》十一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 [9] 。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按，《梁书》与《南史》均不见有席惠明其人。新旧唐志记作注者为杜惠明，或得其实。裴景仁书，《太平御览》记为《前秦纪》。《史通》卷12《正史》云：“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成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439年）起，至二十八年（451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如此看来，前秦史的修撰迭经磨难。车频《秦书》既经裴景仁改编为《秦纪》，理应其书不再存世。可是，清代汤球辑《三十国春秋》（丛书集成初编本），从类书所辑裴景仁《秦纪》只有14条，而所辑车频《秦书》多达33条，经逐条查核无误。由此不难推知，被改编后的车频《秦书》依然存世。

后秦：《秦纪》十卷，记姚苌事，魏左民尚书姚和都撰。谨按《史通》卷12云：“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姚）泓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10] 可见后秦史的编修存毁历程颇为复杂。两唐志已不载《秦纪》，当已散佚。宋初，《太平御览》引书目列有《后秦纪》，很可能是转引《修文殿御览》之文。南宋郑樵《通志略》记《秦纪》全同《隋志》，自是咄咄怪事。

前凉：《凉纪》八卷，记张轨事。伪燕右仆射张谘撰。《凉书》十卷，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西河记》二卷，记张重华事，晋侍御史喻归撰。谨按《史通》卷12《正史》云：“前凉张骏十五年（338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纪》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这是说明，前凉史除了《隋志》所开列三种外，另外有《凉国春秋》和其他二种《凉书》。张谘《凉纪》今已不存，而新旧唐志均记其书十卷，差池原因不明。刘昞《凉书》，喻归《西河记》，仅见于《新唐志》。唐《元和姓纂》卷8引《姓苑》云：“东晋有喻归，撰《西河记》三卷。”所记卷数颇疑有误。

西凉：《敦煌实录》十卷，刘景撰。按，《魏书》卷52《刘昞传》称，敦煌人，隐居酒泉，“著《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并行于世”。《新唐志》记二书卷帙同《魏书》。西凉之《凉书》，《隋志》不载。《敦煌实录》记为十卷，不同于《魏书》所记。《宋书》卷98《沮渠蒙逊传》记元嘉十年（433年），蒙逊死，第三子酒泉太守茂虔袭位。十四年，表献方物，馈赠《十三州志》十卷 [11] 、《敦煌实录》十卷、《州书》十卷。同时，请刘宋返馈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种，获得了满意的回赠。此例说明，其时各自国家的史乘可作为礼物相互交流赠送。

后凉：《凉纪》十卷，记吕光事。伪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按《史通》卷12云，“段龟龙记吕氏”，而未记其他。《新唐志》文同《隋志》。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宋李昉《太平御览》多处引用，称为《凉州记》，今存张澍辑本。《隋志》另记有《段业传》一卷，亡。段业其人，是后凉建康太守，旋称凉王，为蒙逊所杀，事见《晋书》卷10《安帝纪》，又卷129《沮渠蒙逊载记》，此亦有关后凉之史事也。

北凉：《凉书》十卷，沮渠国史。《凉书》十卷，高道让撰 [12] 。这两部北凉史书，今皆不存。《史通》卷12《正史》云，“宗钦记沮渠氏”，别无下文。《魏书》卷52《宗钦传》，金城人，仕蒙逊为中书郎。凉州平，入魏，拜著作郎。“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是可称”。被人瞧不起的这部《蒙逊记》，应即是上述沮渠国史。

南凉：《拓跋凉录》十卷，佚名。按《史通》卷12《正史》云：“失名记秃发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4云：“托跋凉录，当是纪南凉事，秃发即托跋声之转也。”因此，隋志所云，当即本书。新旧唐志所记相同，是其书至唐仍存。

夏：《隋志》不记有夏国史。《史通》卷12《正史》云：“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419—426年），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可见极端残暴著称的赫连暴君，也是非常重视修史。《魏书》卷52《赵逸传》云：“逸字思群，天水人……父昌，石勒黄门侍郎，逸仕姚兴，历中书侍郎……（征夏），为（赫连）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年逾七十，手不释卷。”他所撰夏国史伴随夏国亡灭而被悉数焚毁。

西秦：《隋志》亦不记有西秦史。《史通》卷12《正史》云：“西凉（李氏）与西秦（乞伏氏），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按西凉有《凉书》已见前述。他邦所录西秦史今已不明。但唐人仍知它是具有国史的。它立国于皋兰、秦陇间，屡受后秦、大夏等国威逼，终为夏国所灭，史籍毁而罕存。

上述诸国以外，其时华北大地尚有冉魏、西燕、仇池、拓跋代、翟辽，皆未列入十六国行列，也未见他们自身有修史记录。唐修《晋书·载记》遂没有为它们分置专篇。《隋书》卷33记梁有《诸国略记》二卷，亡。未知其中有否记诸国部分史实。

《史通》卷5《因习》云：“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梁代）阮氏（孝绪）《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东晋南朝政府一贯视华北诸政权为僭盗。阮孝绪（479—536年）撰《七录》，例称北方诸国史为“伪史”。隋统一南北后，政治对立格局已是彻底改观，观念上理应“事须矫正”（刘知幾语）。但实行起来很不易做到。唐初参加修撰《隋志》者难以摆脱旧意识的 绊，列十六国史为“霸史”，未能以之与正史等列。其后，刘知幾撰《史通》，对它有所匡正。随着唐代盛世的过去，正统观念增强，竞相标树，改写史书，《旧唐书》作者将上述十六国史依旧称伪史，且进而将汉末三国中之蜀、吴也改称“伪史”。赵宋初，编纂《太平御览》，为适应其时政治需要，将十六国、三国中的蜀、吴、北朝的北齐以及南朝宋、齐、梁、陈诸国一律改编入偏霸部。这类称谓名号的迭相变换，并非针对十六国存在民族敌视，而是与当代所争正统地位密切相关。

此外，六朝时长期生活于青海高原地区的吐谷浑与南北朝诸国都有不少交往，与南朝诸国关系尤为密切。刘宋新亭侯段国撰《吐谷浑记》二卷，《隋志》也将它纳入霸史，亦是独霸一方的民族群体。

《史通》卷3《表历》称：“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所云崔鸿著表，《魏书》卷67《崔鸿传》记录甚详：“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贬褒焉。”由此可知，《十六国春秋》是将那时存世的诸国别史统一加工而成。魏宣武帝时，崔鸿表称：“自晋（惠帝）永宁（301年）以后，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他锁定十六国目标，积年撰成十五国95卷书稿。鉴于在南方立国的成汉史，在分裂混乱的华北地区很难获得。他只好“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正光三年（522年），购得了成汉史，他才得以最终撰成《十六国春秋》。

《史通》卷7《探赜》云：“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同书卷12《正史》云：“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缺，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勒为一百二卷……由是伪命宣布，大行于时。”非常清楚，《十六国春秋》不是简单地拼合十六国的国别史而成，是经历了细密考辨和增损褒贬的大量工作，将分裂的汉胡诸族国史，综合统编成一部条理清晰记述诸族国人建国及其兴衰的历史，这是“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的史无前例很有意义的标志性的成果。

《隋志》记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又《纂录》十卷，可能即是叙录和目录。《太平御览》卷119至卷127《偏霸部》，备引崔鸿《前赵录》、《后赵录》、《前燕录》、《前秦录》以至《蜀录》、《夏录》等等，正是《十六国春秋》传录的若干节文。赵宋时，崔氏原书已渐散佚。现存三种《十六国春秋》，有《汉魏丛书》收录的十六卷本，明屠乔孙所编百卷本，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皆已非崔氏原作面貌。

《隋志》在《十六国春秋》外，另记有梁湘东王世子萧方等（528—549年）撰《三十国春秋》三十一卷，列入编年史，而未编入霸史类。其书，《梁书》卷44，《南史》卷54，均有记录。但未书卷数。《太平御览》引书目误题为崔鸿撰。《通志略》记肖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外，另记《三十国春秋钞》二卷，极有可能出自宋人节抄。它的内容，《通志略》云：“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起汉建安，迄晋元熙，凡百五十六年，以晋为主，包吴孙、刘渊等三十国事。”此南宋初人的介绍。其后，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此南宋晚期人之说。萧方等书今已散佚，两位南宋学者对它的介绍颇不尽一致。自汉建安（196—220年）至晋元熙（419—420年），其间不可能是156年。三十国的国名很不了解，一说包含孙吴，一说只是刘渊以下，矛盾错乱，实难究明。可以肯定，它是记录六朝时诸族国关系的编年史书。

《隋志》另记（北齐）李概《战国春秋》二十卷 [13] ，其史源不明。两唐志把它分别编入编年体和霸史，显然是记述包括十六国在内诸族国间战事的专著。

还有唐人武敏之撰《三十国春秋》一百卷，两唐志均收纳。武敏之即贺兰敏之。《旧唐书》卷191《李嗣真传》记唐高宗时，嗣真受命于弘文馆，参赞贺兰敏之修撰。《新唐书》卷206《武士彟传》亦记其事。南朝人已撰有同名著作，未知唐初何以又加重修，卷帙且多达百卷，远比南朝人所撰卷数倍增。既称《三十国春秋》自必与十六国史相关，具体内容不详。汤球辑《三十国春秋》，所收内容不多，且将二者混同辑录，很难明辨其真实面貌。

《隋志》记霸史后序云：“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驳；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始命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由此亦可证明，崔鸿修《十六国春秋》时，各族国的史料相当齐全。经历魏末尔朱氏之乱（528年），史册多被散佚。但从《隋志》所收六朝诸胡、汉族人的国别史料，仍是相当可观。自此以至盛唐，官藏十六国史依旧不少。《唐六典》卷10记秘书郎所掌四部图书，乙部史书中，“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原注云：“《赵书》等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旧唐书》记“杂伪国史二十家”。《新唐书》记“伪史类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并具体开列了从《华阳国志》以至武敏之《三十国春秋》，都存于世。

自西晋覆亡以至北魏统一华北的百余年间，在分裂的中华大地上有着诸族国的存亡相继，这是不能无视的社会客观存在。逼真地记录诸族国活动的《十六国春秋》等史册有力地填补了历史混乱中的空白，实是功不可没。

隋唐间依旧存世的众多历史资源为唐代官撰史书提供了良好素材。《史通》卷12记唐太宗“敕史官更加纂录”，“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载记》三十”。在那号为胡汉一家的开明民族政策指引下，很留意吸收社会历史经验，将西晋末出现的十六国史统一改编入晋史。汉人张氏、李氏所建前凉与西凉，分别编为列传。对胡化很深的汉人冯氏所建北燕，以之与诸胡族人的立国同样列为载记。这种列传、载记的格式，原是东汉班固用于论述西汉末年诸武装集团的分划。唐人却巧妙地移用于诸族人的建国，非常恰当地表明，载记乃是六朝时民族史兴起的表征。

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征程中，汉、胡诸族发展虽有兴衰升降，始终只是国内民族间的沉浮，彼此递系相连，从来没有被外国侵略者灭亡过。《十六国春秋》及其相关史策的记述乃是国内民族史兴起的朕兆。它与魏、齐、周书以及辽、金、元史有异同，以国别史为基础的十六国史和《晋书·载记》正是体现了民族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赵宋以后，由于记述十六国史的原始素材日趋散佚，后人只能从《晋书·载记》获得较多的十六国史讯息了。

末了，再就十六国史事补充说几句。《十六国春秋》撰写完成，已有效地摒弃了某些质量太次的国别史。经历魏末社会大动乱，诸国史复多散佚。但至隋唐之际，包括《十六国春秋》和一批质量较佳的国别史仍然存世。当《晋书·载记》完成后，人们乐于使用它。而用作底本的《十六国春秋》不再受到更多的重视。相当长期以来，人们乐于摘抄某些常用的古籍以供使用 [14] 。宋代广为流行的《十六国春秋》节抄本，司马光《通鉴考异》便曾多次引用。再经历一段时期，节抄本之类也不复见。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不见《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等书，有可能诸书是不再传世，至《宋史·艺文志》便是一字不提及它了。

颇为奇特的是郑樵《通志·艺文略三》记霸史三十四部，五百十四卷。所列书目，除《桓玄伪事》二卷，《邺洛鼎峙记》十卷外，其余诸书都是记十六国史事书名。《隋志》记霸史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加上亡佚者，总共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五百多年后的两宋之际，有关十六国文献史料竟比南北朝晚年增多，有这种可能吗？郑樵记《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国春秋略》二卷，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武敏之《三十国春秋》一百卷，《三十国春秋抄》二卷，如此等等。如果《十六国春秋》至南宋仍然在世，且多达一百二十卷（原书仅一○二卷）。比郑樵早一百多年的司马光受命置局修《资治通鉴》，自称“穷竭所有”，“徧阅旧史”，“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为什么明摆着《十六国春秋》不用，却要去反复使用《十六国春秋抄》呢？《通志总序》云：“臣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就其史部霸史类所列书目观之，这位如此自负的郑渔仲先生能够说是完全讲了真话吗？

刊《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线装书局（北京）2005年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238页。

[2] 四文皆收入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7—115页。

[3] 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

[4] 胡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刊《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5] 《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36页。

[6] 《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第167、170页。

[7] 《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241页。《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第14—15页。

[8]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3页。

[9] 按《宋书》卷54《沈昙庆传》记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任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本伧人，多恶戎荒事，昙庆使撰《秦纪》十卷，叙苻氏僭伪本末，其书传于世”。

[10] 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羌人以都为名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页。

[11] 《十三州志》，敦煌人阚骃撰，事见《魏书》卷52《阚骃传》。《隋志》记其书十卷，新、旧唐志均作十四卷。《史通》卷10《杂述》云：“地理书者……阚骃所书，殚于四国……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对它评价很高，其书已佚。清人张澍有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北史地的重要参考著作。

[12] 《魏书》卷77《高谦之传》云：“谦之字道让……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谦之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北史》卷50《高谦之传》文同。

[13] 《隋志》记李概《战国春秋》，不云创作时代。按《北史》卷33《李概传》，为齐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后卒于并州功曹参军”，“撰《战国春秋》及《音谱》并行于世”，因知李概为北齐时人。

[14] 《隋书·经籍志》称，“自汉以来，学者多节抄，撮旧史自为一书……而体例不经”。说明史书的节抄本出现很早。《隋志》记“《汉书钞》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晋书抄》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张缅撰”。“《史要》十卷，汉桂阳太守卫飒撰，得《史记》要言”。“《史汉要集》二卷，晋祠部郎王蔑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新、旧唐志也记有某些史书的抄本。北宋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抄》，即属此类。《宋史》卷203《艺文志》已不见《隋志》所引诸史抄了，它将史部分为十三类，史抄类列为第四，所举七十部书，一千三百多卷，没有一部是专抄某一部史书的。同名“史钞”，内涵已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