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

1岁 12月4日，出生于湖南宁乡世代农家，父母皆是文盲。

1937年

9岁 始入山顿湾小学读三年级。我年幼即随家父务农。入学时，识字很少。阿拉伯字也不识，加减乘除符号更不知。常受老师责怪。小学仅仅一个老师，只有国语、算术二门课。学生人数不多，都挤在一个房间上课。

1939年

11岁 进入离家约30里的宁乡县立第四高小住宿上学，翌年毕业。在进入高小以至初中、高中读书时，放假回家，仍照往常一样，参加农活。由此之故，我对南方水田农作和种植业，都粗有所知。而学习根底很差。

1941年

13岁 进入私立友仁中学（今宁乡六中）读初中，校址离家约70里的大成桥一所谢氏祠堂。一切吃喝洗漱用水，均取自同一池塘，生活条件极差。连仅有的一个篮球场，也是学生自己动手伐树挖土建成。1943年，我身患疥疮，全身痒痛，多处流脓，无医可治，只好休学一年，在家用草药敷治。1945年夏，初中毕业。

1945年

17岁 考取湖南省立一中，抗战期间，校址在安化县七星街一所旧祠堂内，旧楼连栏杆也没有，又无灯烛照明。一位男生夜间起床小解，竟坠楼而亡。“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该校有民主传统，我从那里读到了不少古代作家的爱国诗文，内心大受激励。

1946—1947年

18—19岁 1946年暑假，学校迁回长沙市小吴门外，距校址约300米外，便是飞机场，整天声音嘈杂。那时，教学条件艰苦，除数学、物理有教科书外，国语和英语，也都依靠临时刻蜡板油印的文章，史、地、生物、化学等都是老师口头讲，学生边听边记。学校分文、理科，我是文科班学生。自己仅有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一本小地图，别无他书；我能背出内地诸省一千多个县名和重要山川名，很受地理教师文士员喜欢。化学老师郭德垂为人老实，教学很认真。每当飞机声响起，班内73个学生，绝大多数学生跑出去看热闹，大多老师遇此情况，也就停止了讲课，郭老师仍照常讲课，作实验。历史课老师口才尚好，但思想比较右倾，我不时通过作文加以评议。中山大学毕业的语文教师刘家传数次在我写的文末批注，君好议论，奉劝多读《东莱博议》和《读通鉴论》，增强说服力。由于校内民主空气浓厚，我居然看到了石印本《中国往何处去？》（即《新民主主义论》）、薛暮桥《政治经济学》等书，思想随之有所变化。1947年6月，长沙发生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我情绪激昂，大呼口号，走在队伍前列。暑期收到学校通知，责令家长必须严加管制。事后得知，是教化学的郭老师以自己生命担保我不是共产党，得免开除。而他的儿子却被正式开除了（湖南解放后，其子在衡阳地委工作，很可惜，1957年，他是“右派”，被整死了）。

1948年

20岁 暑期毕业，赴武汉参加高考（因为长沙考点少）我分别报考了清华、北师大和浙江大学。仅参加前二校考试，后全身发热又畏冷，未能考浙大，便提前回家了。随后收到北平二校录取通知，令我经由长江出海，自天津至北平报到。那时，我疟疾未愈，电报请假无回音。病愈后，在家乡教小学。

1949年

21岁 长沙解放未久，我持录取通知书至省府，要求北上复学。王首道亲自接见，指出新旧社会不同，此已失效。劝我报考即将开考的湖南大学。不久，《新湖南报》刊登录取名单，史学系录取24名，我名列第5。由于经济困难，我回老家，在友仁初中任教。那时，教师奇缺，史、地、政治、国语课，我都教，还代他人教过化学和英语课。每周上课不少于30节，还当班主任和教研组长。年纪轻，精力充沛，教学颇受同学欢迎。

1952年

24岁 湖南益阳专署分管教育的官员找我谈话，调我去益阳市一中教高中。我胆怯不去。他果断地通知我，不可能再回原校教初中了。过了几天，通知我升大学。中南区内的大学任我自选。于是，我以调干生名义，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我的基础很差，听专家讲课，甚为费力。那时，全校学生一律学俄语，我中学的英语有一定基础，经系主任特批去外语系学英语。由于全班同学大多不愿学俄语，反映强烈，我身为班干部，要起示范带头作用。由是被迫回本系学俄语，当时考试成绩虽不错，可现在连俄语字母也多不认识了。

1953年

25岁 武大历史系教师很不齐备，本年应开出的宋辽金元史课，没有老师。我持系主任亲笔信去武昌湖北省图书馆请馆长方壮猷先生来教宋史。那时全校都没有开选修课，各系开课不多。课余，我常去偷听别系的某些课，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有次在中文系偷听黄焯先生讲古汉语课，被他发现，硬是把我赶出了教室。

1954年

26岁 当年，武汉出现了百年未遇的洪水大灾。从6月下旬至10月下旬，全校停课抗洪，我是全身心投入。

1955年

27岁 这一年，我在校学生会工作。事多，会多。当年，开展对胡风的大批判，我受命监管班内几位持有异议的同学，但没有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

1956年

28岁 仍任班主席。大学毕业，面临工作分配。9月1日，通知我到北京历史一所工作。同时分配至历史所的还有四位（陈炯光、舒振邦、吕叔桐、智天成）。至京报到后，分配我学习秦汉史，由于唐长孺教授当时在历史一所、二所分别兼任研究员。11月，所领导决定让我回武汉当唐师助手，好好学习秦汉、六朝史。回武汉大学后，唐师指定我读《史记》、《汉书》和《高僧传》，如有疑问，可不定期去请他答疑。

1957年

29岁 4月至9月，我随唐师至京，经常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阅看显微胶卷，摘抄唐师所需要的敦煌资料。还不定期地参加历史所内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会议。9月15日，返回武汉后，全力投入异常激烈的反右斗争了。

1958年

30岁 年初，学校指定我随武大的学生去湖北红安县搞党史调查。当年，红安等地大旱，实际是全力投入车水抗旱。晚上家访，找老红军谈斗争经历，在微弱灯光下，边听边记。然后作出初步整理，最后写成专书。后来，所作调查，均未能发表。经历半年多的光线暗淡写作，视力开始变成了近视。10月，自红安返校，投入大炼钢铁劳动。11月，历史系党组织找我谈话，武大留我在校工作，不再返京。唐师做不了主，令我写信请示。很快，历史所向武大人事处、唐长孺和我本人发了五个电报，说有重要工作，催我立即返京。我在武汉二年，除了去北京半年外，其他时间，我和唐师很少在一处，无从向他学习。

1959年

31岁 2月至11月中，我被借调去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筹备工作，分配我搞秦汉和六朝时的文物陈列工作，并写出解说词，培养讲解员。过去，我没有学过考古，这次有机会读了建国十年来的相关文物考古文章，使我大有收获。

1960年

32岁 正月初五，离京至山东曲阜参加劳动锻炼一年。下乡首要任务是大力组织村民办公共食堂。在麦收前几个月内，没有吃过粮食，还要大干农活，全身迅速浮肿。整天下地劳动，使我对北方旱作农业第一次有了具体领会。11月，下乡几十人，同时返京。我入住同仁医院治疗。

1961年

33岁 困难岁月，大讲劳逸结合，开会少了。但仍然白天搞批判、谈马列。气氛缓和，我虽有病，利用难得的机会每天彻夜读古书、抄卡片甚多，并在1961—1962年间写出近18万字秦汉史论文。两年的夜间长期工作，导致了失眠症的加重，浮肿病至1963年夏，基本消失，失眠症在此后大为加重。

1963年

35岁 调我进入隋唐组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调动原因，我至今不明。分工写民族、对外关系、思想文化部分，还让我顺便搜集唐代客户资料，并提出自己看法。是年，我由实习研究员提为助理研究员。

1964年

36岁 历史所接受外交部下达编撰《中国古代东北史资料》，起自上古以至辽初，我在张政烺、孙毓棠二位领导下，分工摘抄六朝、隋唐部分的相关资料，工作异常紧张，日夜辛勤，整整干了一年。是年，《历史论丛》第1辑发表拙作《唐代的客户》，此文在国内和一些日本学者中，获得了好评。

1965年

37岁 受命撰文从政治上批判《略评南朝经济试探》一书的修正主义思想。我思想上不通顺，写成学术讨论性文章，刊登于本年《历史研究》第5期。

1966年

38岁 派往郊区斋堂公社搞四清。不久，调回机关搞“文化大革命”。很快，学部大院成为国内新闻中心，大批各地群众来院内看大字报，乱纷纷一片。我是逍遥派，冷眼旁观。

1967—1968年

39—40岁 工军宣传队进驻学部后，我先后被派搞历史专案与“516”专案的部分工作，日夜劳累，宣传队负责专案领导人多次批评我右倾。

1969年

41岁 盛夏，全所工作人员一律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干过多种重体力劳动。还让我监管二位态度强硬的同事，由干校下放到生产队劳动。

1970年

42岁 我老母在湖南病故，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宣传队强调政治运动压倒一切，不批准我回家乡探望和料理。

1971年

43岁 林彪逃亡摔死后，全体下放人员迅速撤至河南明港，没有活干了。除传达学习中央文件外，生活自由，无人管束。但初下放时，已正式通知，不准个人带书下乡，因此，无书可读。

1972年

44岁 是年秋，历史所全连成员调回北京。宣传队规定非《中国史稿组》写作成员，不许向图书馆借阅书刊，每天要大家学《毛选》。

1973年

45岁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受命不向我们借书，我只能每天早早去那里等候开门，借阅新版《文苑英华》，至傍晚闭馆时回家，长达几个月，天天如此。

1974年

46岁 先后主动向宣传队提出请求，批准我参加由唐长孺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不允，且批评我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不久，我又提出参加汉简整理工作，仍不许。随后，让我搞《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975年

47岁 反击右倾翻案风盛行，我自动中止了农战史工作，请在《史稿组》工作的同事，从所图书馆借出《全唐诗》和《唐六典》《四时纂要》，通看了《全唐诗》，抄了不少卡片。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只好将国内几百年没有出版的《唐六典》全文照抄，分订为上、下二册，共计40万字。又抄出《四时纂要》约一万余字。

1976年

48岁 “四人帮”垮台，我加速完成《唐五代农战史资料汇编》，岁末送交中华书局，他们让我续编魏晋南北朝部分。

1977年

49岁 《魏晋南北朝农战史资料汇编》按当时所领导人的安排，是分配历史所内其他四五位同事干的。结果谁也没有动手。中华书局负责同志力劝我为之。从1977年2月18日开始至11月，我编成《魏晋南北朝农战史资料汇编》，采纳朱大渭口头提出将资料分成三类的意见，由我独自操作完成，于1977年12月，送交中华书局。

是年初夏，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约，三年内，写出《隋唐五代经济史》。该社将约稿书名和作者，已印发全国。为此，我在交稿时，谢绝了中华书局让我再编《秦汉农战史资料汇编》的要求。是年，历史所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报考唐长孺的竟有28人。所领导以唐先生人在外地，令我代看试卷，考生成绩都比较好。最后，决定录取二名，还动员了几位成绩好，又自愿去武汉的北京考生去了武汉。在唐师所出考题中，有释《寄庄户》一词，无一人答案令我满意。写《唐代寄庄户》一文，也算是一份答卷，刊登在《文史》第5辑；是年，与王曾瑜合作，撰写了《从北朝九等户至宋代五等户》一文，由王曾瑜交给拟于明年创刊的《中国史研究》编辑部。

1978年

50岁 从1977年冬开始，我着手清理资料卡片，编写经济史提纲，拟分户口、土地、赋役、阶级、工、商、农业共七章，预计写50万字。刚刚开始写几千字，盛夏，猝发心肌梗塞，几致亡身。次日，协和医院诊断患了冠心病。6月，我去信上海人民出版社，请求毁约。从此，我停止夜间工作，放慢工作速度。是年，我被评为副研究员。应约审看郭朋手稿《隋唐佛教史》提了些意见。同年，陈高华约我写“中国古代史料学”秦汉、六朝、隋唐三章，我只承诺写六朝史学一章。

同年初冬，我开始写作《汉唐时期水稻生产》一文，至1979年内完成。

1979年

51岁 应陈高华一再要求，同意增写隋唐五代史料学一章，秦汉章因牵涉第三节要写考古文物事，我所知太少，而坚辞。是年，撰写《唐代衣冠户与形势户》一文，修订旧作《汉唐时期茶叶》一文，又与王曾瑜、郭松义合撰《略论战国至清代粮食生产》一文。是年，谢绝所领导几次动员我招收硕士生的建议。

1980年

52岁 是年，提前完成杨向奎先生指定我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三章《中国屯垦史》的编写。杨先生在屯垦史《叙例》中说：“当历史所的张泽咸同志，已经交出魏晋六朝隋唐屯田史稿件时，上述几位先生还没有开始写作，形势逼人，只得加强组织。”由于有些先生交稿推迟，《屯垦史》一书，延至1990年始出版。从本年度开始的近十年内，我对六朝、唐、宋时期的徭役比较看重，分别写出了多篇论文。从本年开始至1990年夏，王毓铨先生长期关注我对役事的研究，或面谈或给我写信，帮助良多。六七月间，我去北戴河休养一个月。10月，在西安召开全国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唐耕耦邀我参加会议，所领导指示，我俩只听大会而不发言。

1981年

53岁 从本年开始至1996年我审看过的研究生论文超过100篇。我应邀参加国内多所高校研究生论文答辩，共计67次。大致1985年前，是硕士生答辩；1985年以后，多数为博士生论文答辩。我对每篇论文审读着重核实所引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观察论文论点，有多少创新。我据以写出的书面意见，或在答辩会上提出的意见，都是很严厉。本年开始，我与日本学者佐田靖彦交往，以后，与日本国研究中国汉魏六朝隋唐史学者联系日趋增多，送书给我的人数也是不少。

是年，我与方积六、任三颐合编《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00—1981），内容包括港台和日本人的有关作品在内。是年，我结束《唐五代赋役史草》写作。开始写《唐代阶级结构》一书；断断续续至1984年完成。

1982年

54岁 按上级通知，参加编选“历代退休资料”上交。撰写《唐代江南实施均田小议》一文。接受孙毓棠先生一再敦劝，我应邀参加撰写大百科全书条目。为此撰写“五代十国”长条和若干中短条。12月，所领导决定写作出版多卷本《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找我撰写《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史》专著，我迅速写作，刚写完二章半，心脏病发作，休假一月。领导迅速换人写作，此后我未再参与其事。

1983年

55岁 与王曾瑜合撰《汉宋间乡村雇佣劳动》一文。个人写《杨炎与两税法》一文。《文史》第18辑发表拙作《汉唐间的水稻生产》。一年后，北京农林科学院作物所李增高先生来信说，读后“深受教益”，“我们从事水稻育种研究工作，还有些问题想当面请教”。随后，他至历史所，和我畅谈了近三小时，我在所内复印了拙文一份送他。是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料学》。此后几年间，我收到8封对拙作的来信，有质疑的，有询问资料出处的，有感谢的。是年，我写《唐代屯田》长文，其后，《平准》刊物索去，砍头去尾，分作二篇发表。11月，参加武汉大学校庆。

1984年

56岁 王毓铨先生赠送《莱芜集》。一年内，五次给我写信，多为商谈徭役事。写《唐代部曲》一文，力辩“部曲佃客制”之说不能成立。

写《唐代门荫》一文。开始起草《唐代工商业》。自汉至宋，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卡片，原想写一部汉宋间的工商业专著，因涉及工业技术，我是外行，难以写作。因此，写《唐代工商业》时，珍惜所收资料，在书中多少录用了一些，主要是作为源流使用，遂使篇幅增大，有位先生责备我没有写生产关系。我认为建国以来，谈此已多，了无新义。何况，我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一书中，已就国内各阶级状况，有所论述。全书在1989年完稿。

8月19日，中州古籍出版社总编庄昭来家约稿，承诺明年七一前，我寄去《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他保证一年内出书。次年6月15日，我提前寄去书稿，被该社积压12年，至1996年出版，且不经商量乱加删改，错讹颇多。书首《绪论》，华东师大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刘精诚先生来长信赞誉，说是一篇全面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的佳作。

1985年

57岁 修改大百科全书条目20条，有的基本是改写。

为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写《历代屯田》条，费时数月，十分费力。

6月，写《唐代杂徭》一文。

西北大学葛承雍为写研究生论文《唐代的库》与我长谈，颇多新意。写《田亩税在两税法中的地位问题》一文，以驳两税是户税说。

12月，去王毓铨先生家商谈阶级关系士庶等问题，见解互有异同。

是年，我晋升研究员。本年，我接受王毓铨先生劝告，邮寄《唐代赋役史草》一本给美国崔维德教授，他迅速回了信很客气。其后，王先生具告，崔教授拟请我去美国讲学半年，我谢绝了。

1986年

58岁 10月，我去四川广元参加一次唐史会议，会议尚未正式开始，历史所急电令归，要我任“顾问”，为美国人汤维强搞一份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具体资料，并让其他几位同事参加搜集，分别列表，由我复核后寄往美国。此事费时数年，颇费精力。

中华书局送来唐师《山居存稿》抄写复印稿，错讹众多，我全力投入，进行核查和加工整理，其中有关辽、金、元史诸文，我请陈高华先生先读，提示修改意见，我费时半年修订，然后送交中华书局排印。

写《唐宋变革论》论文。

是年，通过译者与一位德国教授座谈前、后蜀史二天，他很满意。邀请我去德国讲学三年或五年，我谢绝了。

是年，科研处布置搞一个“汉唐时期开放资料”。

1987年

59岁 5月，完成《晋代军制中的几个问题》，交《中国史研究》编辑部。8月，编辑部以文字与内容太多太长，令我压缩与删节。

6月，参加历史所部分人员在香山召开《社会生活史会议》，确定全书七册，每卷25万字左右。1992年完成。我在会上声明，不任卷主编。返所后，迅速写出全卷提纲，打印20份，分送科研处与作者。

8月，上海师范大学聘我为兼职教授，寄来聘书。11月，我去该校为研究生讲授《汉宋间寺院生活与寺院经济》，长达一月。

审读北师大博士生论文《晋唐寺院经济》（26万字），写了七千字书面意见，何兹全先生复信称，此为他一生所见如此认真提出具体意见的第一人，深表感谢。

审读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书稿，他在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后记中，列举了我的具体帮助。

12月，白钢找我写《唐代政治制度史》，我没有空闲，改聘为顾问。

1988年

60岁 在大百科全书工作的杨川等同志持周一良先生亲笔信，让我与田余庆、陈得芝三人在三月至半年内，通改《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史卷》，我深感自己力不能逮，为免因我加入，工作而出差错，三次谢绝，十分遗憾。

审读武大牟发松的博士论文，七人参加的答辩会，进行一整天。唐师指名要我多提意见，这是我参加67次答辩会时间最长的一次大会。

参加南开张国刚，山大齐涛、李玉福等人博士论文答辩，山东大学正式聘我为兼职教授。之前，该校领导找我谈，动员我调去山大，可不迁户口，来去自由，分给我住房，待遇优等。我谢绝了，乃改为兼职教授。此次论文答辩会后，山大领导安排杨向奎、张政烺、何兆武和我等同登泰山游，大家十分快慰。此后数年，多次去山大参加论文答辩。

6月，接待军科院刘昭祥先生，具体讨论历代军制条目。

8月，逐一审改军科院所送两晋、十六国隋代军制条目。

10月，去重庆参加长江上游开发讨论会。很使我意外，川籍学者大多认为宋以后，四川落后了，自称盆地思想，情绪不高。我为此多次发言，肯定自巴国以后，经秦汉至隋唐，川东地区在日趋发展，我还重点谈到了宋元时代川东的进步，并没有落后。发言颇受与会者欢迎。

是年，为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唐史卷写出提纲。在提纲讨论会上，我发言谈了若干意见，会后，白钢让我重新改写魏晋南北朝卷提纲。

写点校本《建康实录》书评校勘很精，标点不理想。

是年（1988）至1998年，任所学术委员10年，在此期间，不计个人恩怨，对所有送审论著，每一份都认真通读。因此，与会发言多，累累受会议主持人阻挠。

1989年

61岁 白钢组织写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郭正忠组织写《中国古代盐业史》，都找我帮忙。我推荐黄惠贤写《六朝政治制度史》，以及上古至六朝的盐业；推荐吴丽娱写《隋唐盐业》，他们所写书稿，都交我复读。另外，他人所写《秦汉政治制度史》和《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也让我复看，所都提意见，多被作者采纳。

6月，参加河北大学多名研究生论文答辩、一位女研究生在通过后，走到我面前，说我太厉害了，今天在我面前死了一次。她大汗淋漓，头发、上衣皆汗湿了。反省自己，对每个研究生所提问题太多，是有点过分了。

烟台师院任士英找我进修一年，我每周六给他讲课答疑。

撰文参加诸葛亮躬耕地望学术讨论会。

写《唐代的诞节》一文。写《唐代的五金生产》一文。

填写博士生导师申请表。

复读方积六《五代十国军事史》。

写《唐代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一文。

1990年

62岁 1月参加历史所“五老祝寿会”。3月，参加明史组主持庆王毓铨先生80寿辰会。

自知无能，坚决谢绝《文史知识》编辑多次让我写治学经验谈，深表遗憾。

开始整理熊德基先生遗稿三篇，延至1993年完成，计6万字。

写《山居存稿》书评偶尔发现贾循在《新唐书》有传，我整理《山居存稿》时，竟疏忽未能改正，是不对的。

2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8月，应日本中国都市研究会邀请，赴日考察古代日本城市遗址并参加有关研讨会。在京都，励波护教授热情送我专书，还主动陪我参观和介绍相关情况，还有十余位日本学者来住处看望和赠书，相处很友好。遗憾的是在京都和东京的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提出汉代的一个考古问题，我们一行数人（内含一位专治秦汉史者）无人能答复，深为惭愧。

10月，所领导通知我招博士生二名。

1991年

63岁 应台湾文津出版社邀，我与郭松义合撰《中国屯垦史》、《中国航运史》。审读牟发松为山东大学组织编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的《唐代经济史》，质量相当好，我很满意。其后总主编田昌五、漆侠也都很满意通过。

审读程喜霖《汉唐间的过所》书稿，帮他作了些修补。

为海南林巨兴《韦执谊评传》撰写序言。

5月，去军事科学院军制部，参加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有关“军制”条目讨论，我提意见甚多。

写略评《唐代盐政》。受命主编《通鉴事典》。次年写《通鉴事典序》，该书由旅游出版社出版。

8月，应邀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参加1991年隋唐五代史国际研讨会，我提交了《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一文，会晤了多名港台学者。台湾政治大学王寿南在11月和12月，两次来信邀我访台。

1992年

64岁 写《六朝隋唐间福建的发展与海运》一文。

8月，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唐史研究会。理事会一致通过我任会长，因无力办事，坚决辞掉。

写《谱牒与门阀士族》一文。

从本年开始，上海、山东、吉林、湖北、北京和本所6位朋友先后来信或找我面谈，要求跟随我念博士后，有人且将博士论文直接寄来，我自知无能且已退休，因此，一律没有向所领导反映，直接回信谢绝了。

认真审看唐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打印稿，并批注我的意见。审读历史所交下《通鉴语译》，提出具体意见。

从本年度开始，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1993年

65岁 1月，写文评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六朝、隋唐）。

3月，博士生考试集中阅卷，最终录取谢宝富，拟订培养计划。

7月，又一次填写申请博导（经济史）表。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任中国经济史博导。

10月，应邀去武汉大学参加该校第一次由本单位进行的博导评审工作。

是年，拙作《唐代赋役史草》获第一届历史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3年，1995年，1997年，台湾唐史学会开会，每次来函邀请，我一次也没有去。

1994年

66岁 从1990年以来，一直酝酿写《汉宋时期农业》，有空隙，即清理所抄数百万张卡片，进行分类，按我掌握内容，在本年度，初步拟订出分十个方面编写，估计写成，将达400万字。为避免资料使用交叉重复，将卡片反复摆弄、移易，颇费思量。由于健康原因，业已安排就绪，从秦汉至南宋末分十方面写作的计划，迅速化为泡影。1996年，预感到情况不妙，赶紧调整，退而只集中力量写一个方面。适当吸收其他方面的少量资料。即使如此，宋、辽、金、夏部分仅写出二章初稿，再也无力继续写下去。长期收聚的绝大多数资料变成了废纸，这是个人始料所不及的。

4月，写《唐代评定户等与田产的关系》一文。

参加历史所第一次自评博导会议。

写《魏晋至唐宋时夫役》一文。

博士生入学考试，录取栾贵川。

1995年

67岁 5月，参加北大、武大几位博士生论文答辩。

9月初，去襄樊，首次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议。游三峡，甚快慰。

评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3卷（上古秦汉）。

12月，参加续修四库全书修撰会议。是月，《唐代工商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又重印一次。

11月，去研究生院，对文史哲学生讲“中国中古史与西欧中世纪史的异同比较”。

1996年

68岁 1月，意外地收到清华大学三篇硕士论文，颇有不同时俗新观点。

2月，再次参加续修四库书史部的会议三天，我提了不少意见。

5月，收看复旦《东汉政区地理》论文，别有新义。

6月，坚辞李斌城《唐代文化》让我参加写作二章，10月，坚辞为该书写《导论》。

写《六朝唐宋间农业劳动者的身份地位问题》一文。

参加何兹全先生祝寿会，发言谈何先生对奴隶制、军制和寺院经济研究的贡献。

10月，看晏长贵论丹江口水库地区的地理考察论文，颇有新意。

博士生谢宝富通过答辩毕业。

1997年

69岁 收到学位委员会寄来全国性博士和硕士点申请大批资料，我二次致电坚辞，请今后不再寄送我。

收台湾高明士信，约我写一本唐代经济方面著作，20—25万字，明年4月交稿。自1991年香港会议以后，高明士教授主动与我密切联系，来信甚多，先后送我10本学术著作，主要是有关教育与贡举方面的专著，质量较高。他是一位热爱中国的学者。

武汉柳春新所写政治史博士论文，颇有特色。

博士生栾贵川通过答辩，留研究生院工作。

1998年

70岁 4月，如期给台湾寄去《隋唐时期农业》书稿。本书与后来所写《汉晋唐时期农业》不同，它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比较全面地作了简明论述。台湾回信，我是所约10人中第一个交稿者。

两位韩国学生（张甫仁、李重远）被录取入学。

写《我与汉唐史研究》一文。

因病入北京医院住院，双目动手术。

任《文史》编委。

1999年

71岁 4月，脑血栓大发作，双手也发抖，秦斌大夫判断是帕金森病，我坚持每天去医院针炙，长达11个月。输液几乎无停顿。自此，头脑常晕眩，记忆力锐减。

9月23日，历史所通知，自10月1日起停止回聘，我正好以此停带研究生。

10月21日，抱病出席主持沈冬梅博士后出站学术讨论会。

2000年

72岁 缓慢删削《汉晋唐时期农业》书稿，个别则有补充。

指导韩国张甫荣如何着手读《魏书》，以配合论文写作。

草写完《汉晋唐时期农业》序章，请张弓帮忙理顺、修订。

让李重远汉译他在韩国的硕士论文（《中唐后江南农业经济之发展》），使我心中有数，便于指导他旧题新作。

写《汉中地区在汉唐间的农业生产》一文。

12月，收《中国史研究》编委会聘书。

韩国二生作开题报告。

写《汉代吴越平原农业生产刍议》。

2001年

73岁 写《汉晋唐时期农业》结束语，全部书稿托人送交北大交罗新先生，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重远要求休学一年。该生所译本人硕士论文，内容与题目名实不符。

写《六朝士族探析评议》短文。

审看《唐代城傍辨析》一万字，有创新见解。

应兰州大学出版社之邀，自编一论文选集，取名《一得集》。

2002年

74岁 1月，李重远送交提纲，不能用。此后与他反复谈，始终未再交出提纲。

《唐代工商业》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的三等奖。

6月，韩国张甫荣通过博士论文答辩，7月回国。

2003年

75岁 写短文，评王承文著《晋唐道教》。写《温故与怀念》，纪念唐师去世10周年。

写《六朝史学发展与民族史的崛兴》，纪念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

2004年

76岁 缺血性脑中风发作，住院治疗。

任《文史》学术顾问，寄来聘书。

2005年

77岁 写《永远的怀念》，悼怀石泉先生。

2006年

78岁 修改2003年起草的《汉魏六朝时期的吏部运作述略》一文。

8月，授予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12月，拙作《汉晋唐时期农业》荣获第六届历史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7年

79岁 4月，拙作《汉晋唐时期农业》荣获第六届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

10月，写《律令与晋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