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地上，长期居住着多种民族。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伊始，历代掌握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调整国内的民族关系以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秦汉时，朝廷设置属邦典属国，分掌归顺的少数族人，任命夷蛮酋长以治其民，保存各族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制度，由是各族间的联系有所加强，来往也日趋密切。这一基本国策后世大体沿用。例如东晋南朝时，所在设置左州左郡、俚州俚郡便是类似的事例之一。

长期来，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除了若干短时期存在对抗和兵戎相见而外，各族人民之间始终存在相当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往来。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诸族互通有无的商贸联系也是早已存在。《唐六典》卷22《互市监》云：“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宋人由是认为：“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欤！爰自汉初，始建斯议，由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册府元龟》卷999《互市序》）这是认真总结了汉族政权与边境诸族的互市经验。实际上，在我国古代还存在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族政权如苻秦、元魏和辽、金等国政权对江淮以南的汉人政权进行互市或设榷场的贸易。建都洛阳的元魏政权，“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魏书》卷110）。这种互市很难使用上述解释，只能视为南北不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是另一种形式的互市。甚至当后赵石勒占据河北，祖逖北伐，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时，石勒致书祖逖，“求通互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晋书》卷62）。这类互市，史策所记也不少，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属于前一种情况。

匈奴是汉朝北方最强大的劲敌，至迟自景帝时开始“通关市”。武帝时，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史记》卷110）。东汉章帝同意武威太守请求，允许北匈奴与汉吏民合市，由是，匈奴派人“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卷89）。其后，鲜卑崛兴，“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曹魏黄初三年（223年），轲比能等竞“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 [1] 。到了北朝后期，突厥在塞外兴起，“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周书》卷50）。诸如此类的边市贸易，对于中原政权，有如《盐铁论》卷1《力耕》所云：“外国之物内流……异物内流则国用饶。”通过互市，内地的生活用品包括丝织品以及不少生产工具进入了边地，有利于促进少数族人的社会发展；而边疆诸族通过交市所提供的马、牛等牲口，也成为中原政权的战马与耕牛的重要来源，丰富和促进了中原内地社会经济的繁荣。

互市贸易需要和平环境，因此，中原政权如何处理好与边境诸族的关系乃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唐朝建国，继承了历代重视和周边民族友好的优良传统，制定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绥怀弱者，抑制强横，使朝廷与各族之间长期保持相当密切和比较融洽的政治、经济联系。

唐代边境诸族的分布，东北有奚、契丹、靺鞨（渤海）等族，除契丹族在武周时数度侵扰并在五代初独立建国，创立契丹文字，制定法律，攻灭渤海，发展为“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辽史》卷2）的强大辽政权与中原诸王朝兵戎角逐而外，东北边境长期比较平静。在北方，先后有突厥、薛延陀、铁勒、回纥诸族。北朝后期以来，突厥常威胁中原政府；唐太宗时，先后击败突厥与薛延陀，稳定了北方防务。回纥在突厥故地兴起，长期与唐朝和好，极少武装对抗。唐初，西突厥控制了西域诸国，扼制了唐朝与西域的交往，随着唐朝声威的远播与伊、西、庭诸州的设置，增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高宗出兵击败西突厥，促进了唐与西域的友好相处。在西南，吐蕃崛兴于隋、唐之际，攻灭吐谷浑后，向唐争夺西北地区。兴起于云南的南诏，也俟机进攻西川与安南，对唐屡和屡战。晚唐时，吐蕃、南诏相继转衰，西北、西南相对转入宁谧局面。西面的党项羌人虽已日趋强大，与唐五代政府大体仍是相安无事。

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经济文化，又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它采取了比以往朝代更为宽松的羁縻政策，多次以公主与沿边的突厥、回纥、吐谷浑、奚、契丹、吐蕃、南诏诸族的上层人物联姻，正如恩格斯所云，“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因而是一种重大政治行为。唐政府还将大批降附或征服的边地少数族人纷纷移入内地，如太宗时，东突厥十余万，武周时，西突厥六七万，武宗时，回纥人数万。《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就是唐朝先后设立的羁縻州，共计857个。“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唐政府任命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并设六个都护府和边州都督，用以统辖羁縻州府。《唐六典》卷30称：“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设羁縻州是比较切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对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力量的加强，全国大一统局面的相对安定以及各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羁縻州府的具体分布：关内道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共计29府90州；河北道有突厥、奚、契丹、靺鞨和高丽降户共计14府46州，陇右道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河西内属诸胡、西域诸国及其四镇所属共计51府198州；剑南道有羌、蛮，分设261州；江南和岭南道有蛮人，分设51州和93州；此外，党项州24置地不明。综合考察，其设置是有着若干重大特点：

（甲）羁縻州府设置于中原政权的四周边境，在中原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域并不设置。

（乙）羁縻州设置于唐初以至玄宗盛世，中唐以后，唐朝国力转衰，此制不再具有强大威力。

（丙）唐在突厥、回纥、吐谷浑、契丹、靺鞨等族人聚居地设羁縻州府，大多经历了双方实力较量，然后才得以设置，成为唐朝的政权机构。李大亮认为：“诸称藩请附者宜羁縻受之，使居塞外……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所谓行虚惠收实福”（《新唐书》卷99），很受太宗赞赏和采纳。

（丁）江南、岭南、剑南诸蛮族居地设羁縻州府400余，约占全国总数之半。除极少数外，大多没有动用武力，蛮人慑于唐之威力而归附置州。如东谢蛮、南谢蛮在贞观初归附，牂柯充州蛮酋主动入贡而置州（《资治通鉴》卷193），即是显著事例。

（戊）关内道北部、陇右道西部、剑南道南部、岭南道西南部与河北道北部所设若干羁縻州，超越了现今中国疆域。唐朝对周边诸族及其相邻的远方诸国，采取同等对待。唐朝盛世，域外广大地区为唐所有。例如黑龙江以北包括窟说部（库页岛）在内的广大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为黑水都督府所治，威力远及流鬼国（堪察加半岛）；又如葱岭以西、波斯以东诸羁縻州府是灭亡西突厥后，“其所设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其后，又“以吐火罗、 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州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部护府”（《资治通鉴》卷200）。

需要指出，唐朝对于“绝域”诸地，原则上并不滥用武力。以中亚地区为例，早在唐初武德七年（624年），康国、曹国便派使来唐，很敬佩李世民的功勋（《册府元龟》卷170），可以视为唐在中亚设置羁縻州府的思想基础。高宗时，大食战败波斯，雄霸中亚，安西诸国自认为唐之保护国，纷纷请求帮助。开元七年（719年）二月，安国表称：“自有安国以来，臣种族相继作王不绝，并军兵等并赤心奉国，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请敕下突厥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赐一员三品官。”俱密国王也同时上表云：“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伏乞天恩处分大食……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更有康国的表文，叙述多年来与大食苦战情况，今被围困于城内，“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开元十五年（727年），吐火罗表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册府元龟》卷999《请求》）开元十九年（731年），康国王上表，“请封其子咄葛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玄宗复信表示，“所请各依”（《册府元龟》卷964《封册》）。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以宗女为和义公主出嫁宁远国王，并颁发了感情充沛的敕书。天宝四年（745年）曹国王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册府元龟》卷977《降附》）聊举几个事例，足以说明唐在中亚地区设置羁縻州很受当地的欢迎。

当然，毋庸讳言，唐朝创置羁縻州是专制帝皇的统治政策，不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记史臣说：“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威惠即以强力胁使接受唐朝的统治，然后再给予某些优惠，因而，羁縻政策必然带有某些民族压迫性质。鉴于其时周边诸族的生产明显落后，难以对他们进行征课，于是屡行优惠，只责令贡纳当地土特产品，这是汉、晋以来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延续。《通典》卷六记唐代，“诸边远州有夷、僚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必同之华夏”。《唐六典》卷3记“诸国蕃胡内附者”，据资产多少区分九等，按上、中、下三等输轻税。岭南诸州征税原则，不同于内地。黔州都督府所在，且不见有征税记载。在羁縻州体制下，各族首领为所在地区都督刺史，世袭其职，统一听命于唐廷。

通过羁縻州府的建制，发展了前代与边境诸族和亲、互市、册封等一连串怀柔政策，唐廷迅速赢得了四周诸族的拥戴。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四月，俘获突厥颉利可汗，“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贞观二十年六月，击破薛延陀，“八月，幸灵州……铁勒、回纥……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乞置汉官……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于是，北荒悉平”（《旧唐书》卷3）。贞观四年诏：“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唐会要》卷100）非常清楚，天可汗为西北诸族对唐帝的尊称，东北、西南诸族是不在此列的。

唐军打败了东突厥，声威大震，曾没于突厥的汉人八万回归故土，党项内属者三十万人，西域焉耆等也派人来唐。贞观八年（634年），高祖李渊说：“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因此欢呼，“胡汉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旧唐书》卷1）。贞观二十年，太宗自诩：“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册府元龟》卷170）廿一年五月，太宗夸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那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太宗非常高兴地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剔除这几次谈话中的吹嘘成分，我们应该承认，唐初建立起来与周边诸族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需要简单说明，本文将“贡纳”列入变相商贸和互市范畴的缘由。前已指出，自汉以来，历代中原政权把周边诸族与绝域的外国往往同样视为夷狄。汉成帝时，杜钦已针对罽宾遣使来汉，说“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实质是“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汉书》卷96上《西域传》）。正因为如此，《三国志》卷30记倭女王遣使贡纳，魏明帝回赠不少丝织品，诏书说是“答汝所献贡直”，清楚地表明了贡赐式的贸易实质。唐代情况，《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2《蕃夷进献式》引“主客式：诸蕃夷进献，若诸色无估价物，鸿胪寺量之酬答也”。法令明文规定对贡献物要准估酬钱。玄宗开元五年，康国、安国等贡献珍异甚多，玄宗召见使者，指出进献诸物不适合唐朝需要，“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册府元龟》卷168）。这种做法，唐以后仍在延续，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大食舶主贡献，太宗下令赏赐，“准其所贡之直”（《宋史》卷490）。南宋绍兴廿六年（1156年），三佛齐国王“以珠献宰臣秦桧。时桧已死，诏偿其直而收之”（《宋史》卷489）。元人马端临考察历代有关贡献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其慕义而来？”（《文献通考》卷331）这实在是对中国专制主义条件下特定商贸方式的很好概括。

唐朝与边疆诸族间的频繁往来依赖于若干交通干道。它们是官方使节和民间商旅往返的重要道路。

其一是参天可汗道，史称贞观廿一年，“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 [2] 。此路或称“参至尊道”。“逐水草”以置邮驿，“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它就是《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所说中受降城入回鹘道。自中受降城（内蒙古包头西）经鹈泉（内蒙古杭锦后旗北），北行经砂碛至回鹘牙帐。也和《新唐书》卷217下《黠戛斯传》记“西受降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北三百里许至鹈泉，泉西北至回鹘牙千五百里许，而有东、西二道，泉之北，东道也”是一致的。这是唐朝通往西北诸族的重要通路，极大地密切了唐朝与西北诸羁縻州府的联系。

其二，是营州入安东道：它是贾躭所记通往四夷的第一条通路。由营州（辽宁朝阳）出发，经燕郡城（辽宁义县）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从安东西南至都里（旅顺口东南）海口，西至建安城（营口东南），南至鸭绿江北泊汋城（丹东市东北），又自都护府东北行，经蓋牟（抚顺东）、新城（沈阳东北）以至渤海王城（黑龙江宁安城），这是唐朝和奚、契丹、渤海间的重要通道。

其三，是登州海行入渤海道：它是贾躭所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登州（山东蓬莱）出海，北渡乌湖海（黄洋川海面）至马石山（老铁山）东之都里镇，沿海岸东行，过青泥浦（大连），以至乌骨江（丹东）；再自鸭绿江逆航至泊汋口，进入渤海国境，逆流而上至丸都（吉林集安），东北行至神州（吉林临江），再陆行至显州（吉林和龙），北行以至渤海王城（黑龙江宁安南）。这是渤海向唐贡献和派遣留学生的重要通路。

其四，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它是贾躭所记通往边塞的另一条通道，从夏州（陕西白城子）北渡乌水（无定河上游），西北行至宥州（内蒙古鄂托克旗），经胡洛盐池、丰州（内蒙古五原），以至天德军（内蒙古乌拉特旗）。《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所记此道的不少地名，今多为砂碛，难以一一辨明。唐朝的北方劲敌突厥、回纥都在此线上，唐朝在黄河岸筑有三受降城，设有天德、振武、横塞等军，先后设燕然、安北、单于都护府，成为北方军事据点。在唐代驿道上，驿使和商旅往来很盛。《元和郡县志》卷4云：“从天德军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长安）。”

上述诸通道都在北方。唐和西南的吐蕃、南诏也有交往，交通路线史书缺乏专门记述。《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记唐蕃间历次交战以及不少和平交往，例由长安西北行，经陇西，自河湟青海以入吐蕃。双方使节往来，文成公主西去，乃至商旅经行，都必然要经行这一艰险的道路。

唐与南诏间至少存在南、北二道。《蛮书》卷1，云南境内途程，记“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州至云南，谓之北路；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两路都直通成都，“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乃是唐诏间的主要通道。德宗贞元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凿清谿道以和群蛮，使道蜀入贡”（《新唐书》卷215上），也就是走这条重要的南路。

唐朝与周边诸族的互市是在上述相对和缓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以及比较方便的交通条件下正式开展起来的。西北地区盛产大牲口，唐政府很注重通往北境诸族的通路，因而，《宋史》卷186称“隋唐通贸易于西北”，乃是准确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甲）与突厥互市。隋初打败突厥后，其可汗致函隋文帝，“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纟采，都是此物”。随后，“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隋书》卷84）。双方以牲口与丝织品进行互市。

李渊父子起兵时，接受过突厥资助。唐初，突厥态度傲慢。其后，突厥为唐所打败，不少突厥人迁居幽州至灵州的北方沿边，入居长安的近万家。高宗时，将归降突厥处于丰（内蒙古五原）、胜（内蒙古托克托）、灵（宁夏灵武）、夏（陕西白城子）、朔（山西朔县）、代（山西代县）六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兴，不断骚扰唐边境，又要求唐归还六州降户，给予谷种、丝帛、农器。唐送去谷种四万斛、杂丝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玄宗开元初，采纳姜晦建议，以空名告身向突厥换马，获得了不少良马。开元九年（721年），给毗伽可汗诏称：“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丝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册府元龟》卷980）这种在和平环境下所开展的互市，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各得其所。开元中，唐与突厥议定以西受降城为互市场地，唐朝每年以缣帛几十万匹买突厥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唐会要》卷94）。天宝初，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旧唐书》卷103）。所称“诸蕃”，自然不限于突厥人，但以突厥人为主。《新唐书》卷50《兵志》云：“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唐朝马匹多而好，是和互市获益密切相关的。

在西域的西突厥突骑施别种苏禄，玄宗妻以公主。苏禄每年遣使朝献，并派人以马千匹到安西与唐互市。杜暹在安西数年，绥抚壮士，夷夏安定。

（乙）与回纥互市。唐与边境诸族互市以回纥为最多，已有学者撰专文讨论 [3] 。这里只略言其梗概。

回纥协助唐军打败安史叛军有功，唐朝每年无偿送绢数万匹 [4] 。另外，“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旧唐书》卷195）。唐朝财政困难，常欠负马价。代宗和德宗时，回纥可汗几次当面责备唐朝所派使臣，唐政府为什么不及时归还马价。《册府元龟》卷199，记贞元六年（789年）至太和元年（827年），唐廷11次归还回纥马价绢共1312000匹。外加贞元三年，还回纥马价绢50000匹。太和三年，还马价绢230000匹。则知自德宗至文宗的四十多年，唐政府归还回纥马价绢，至少在1592000匹以上。

《金石萃编》卷106《李辅光碑》云：“国朝故事，每一马皆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王府空竭。”史称唐肃宗时，一匹马值四十匹绢。宪宗元和初，变为五十匹绢换一匹马。宪宗给回鹘可汗写信说：“顷者，所约马数，蓋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白居易集》卷57）唐政府明确提出马绢交易“宜有定约”的限制，在于切合双方的实际支付能力。

晚唐时，回纥为黠戛斯战败，走散于西北各地。直至唐末，仍“时时以玉、马与边州相市”（《新唐书》卷217下）。五代后唐明宗时，回纥来交市的马皆瘦弱，难以作价，明宗指令，“可以中等估之”。后周太祖时，允许百姓私下与回纥交易，“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五代会要》卷28）。玉价降低是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了正常的作用。

回纥人善于经商，《封氏闻见记》卷6记回鹘人来唐，进行茶、马交易，“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不少回纥人衣汉服和汉人杂居，与汉族妇女结婚。在长安，“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长安西市就居住了不少回纥商人。唐文宗诏书说：“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借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册府元龟》卷999）可见唐代长安市内允许唐人与回纥互市，甚至官僚、军人、商人和一般市民，也常向富裕的商人借钱，有的人欠负甚久而不能偿还，以致影响回纥富商继续进行贸易活动。

（丙）与吐谷浑互市。吐谷浑是晋代从东北向西迁徙于西北青海一带的鲜卑人，在北朝末东、西魏对峙于华北时，吐谷浑同时向对立的双方进行通商活动。

隋炀帝曾出征吐谷浑，就地设置了西海、河源等郡。隋末大乱，吐谷浑乘机恢复故地。唐初，李安远出使吐谷浑，“吐谷浑请为互市，边场利之”（《新唐书》卷80）。“武德八年（625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唐会要》卷94）。由此可见，吐谷浑和突厥所提供的大批耕牛，对于医治隋末社会破败的创伤，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积极作用。

（丁）西域通商。西域是个地理概念，并非民族称号。西汉时，所在建有36国，后发展为55国。《汉书》卷96上称：“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武帝以后，内地与西域商路开始畅通，“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李广利出征大宛获胜，“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新疆尉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自汉至唐，西域包括了现今新疆和中亚广大地区，尽管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整个生产的水平不高，因位于丝绸之路要冲，在海上航路尚不够发展时，这条穿越西域的通路便成为重要国际通路。

就西域与内地而言，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库车）来汉，汉赐给绮绣、杂缯、奇珍数千万。大批丝织物由此西传，不少西域商人纷纷来汉。《后汉书》卷24《马援传》记耿舒云：“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李贤注云：“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即是成批来到内地经商。

魏晋北朝时，西域不少商人常来内地通商，敦煌、张掖等地成为重要过往的中心。某些奖励通商的地方官，如曹魏时的敦煌太守仓慈等很受西域商人的尊重和爱戴。

高昌地处西域与内地交往的枢纽。隋炀帝“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胡商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隋书》卷24）。据裴矩《西域图记序》称：自敦煌至西域有三条通路：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南道从鄯善、于阗。“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唐之际，南线被阻，“西域朝贡，皆道高昌”。高昌却勾结西突厥，“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发布《讨高昌王麴文泰诏》：“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琛赆遭其寇攘，道路由其拥塞。”（《唐大诏令集》卷130）十四年，平定高昌，于其地设置西州、安西都护府，“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新唐书》卷216上）。

高昌平定后，唐政府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西州出土文书记贞观末年，庭州人米巡职带了奴婢、驼、牛等，“望于西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公验”。垂拱元年（685年），康尾义罗施等人申请过所，自称“罗施等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请乞责保，被问依实”（《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8、89页）。可见确有不少西域商人是来内地经商。S.1344号文书，记“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日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可见唐政府公开允许诸蕃商胡可自由到内地进行交易活动。中亚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旧唐书》卷198），这里只是举例说明，中亚商人经由西域来到内地营商。玄宗开元时，“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新唐书》卷221上）。唐在西州设驿馆、长行坊等，为信使往来与商旅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盛唐时，丝绸之路盛极一时，是与西域道途畅通，商旅往来频繁密切相关的。

（戊）与吐蕃互市。吐蕃崛兴强大后，对唐“乍服乍叛”。玄宗开元二年诏：“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缯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册府元龟》卷118）。据《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所收资料统计，自唐初以至吐蕃王朝瓦解（846年）的二百多年中，吐蕃派使来唐125次，主要以马、牛、驼、黄金、银器、玉带等进献；唐使入蕃66次，带去大量绢、帛。《通典》卷190记吐蕃“其俗重汉缯”。开元七年六月，赏赐吐蕃使者丝帛5880段，“修用前好”。开元廿一年正月，唐派李嵩出使吐蕃，“以国信物一万疋，私觌物二千疋，皆杂以五采遣之”（《唐会要》卷6），代宗致赞普信称：“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赞普宁忘之乎？”（《全唐文》卷384）这都说明大量唐朝丝帛纷纷进入了吐蕃。在此之前，内地蚕种、造酒、碾磑、纸笔之工也都传入了吐蕃，有利于促进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吐蕃很注意与唐通市，《御史台记》云，“论钦陵必欲得四镇及益州通市乃和亲，朝廷不许”（《资治通鉴考异》卷11《吐蕃请和亲》条引）。吐蕃军事贵族钦陵企图在东西两条战线逼使唐朝让步虽未能成功，但仍能反映吐蕃急于要在益州与唐互市。居于鸿胪寺的吐蕃使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张 判云：“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蕃情。”很能反映出唐、蕃人民都很乐于互市。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35页记《格萨尔王传》引古谚云：“来回汉藏两地的犛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驼，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谚语流传很古，说明汉藏间长期的亲密关系。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出嫁赞普，“赐锦缯别数万（匹），杂使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工匠们大批进入吐蕃，自然有助于在当地发展生产。

玄宗开元十九年九月，吐蕃宰相来唐，“请于赤岭（青海日月山）为互市，许之”（《资治通鉴》卷213）。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十一月，“吐蕃欵陇州（陕西陇县）塞，请互市，许之”（《资治通鉴》卷239）。可知唐、蕃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国史补》卷下，记赞普对唐使夸耀其境内有来自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 湖诸地的茶叶。非常清楚，江浙、安徽、湖南、四川等地的名茶纷纷进入西藏地区，自是商贩们经营运去的。

晚唐时，吐蕃衰落。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甘肃天水市秦安北），光复河湟，诏令秦州至陇州一带，“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唐大诏令集》卷130）。说明蕃人在唐末仍来内地进行贸易。秦州与吐蕃接境，五代后唐时，王思同在秦州多年，仍设法招怀，“每蕃人互市，饮食之界上，令纳器械”（《旧五代史》卷65），以便双方进行和平友好的互市活动。

（己）与羌、党项互市。羌是国内非常古老的民族。唐代羌人分布于西南、西北地区。《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4羌互市格条：“金部格云：敕松（四川松潘）、当（黑水）、悉（黑水东）、维（理县）、翼（茂汶西北）等州熟羌，每年十月以后，即来彭州（四川灌县）互市易，法时（司？）差上佐一人于蚕崖关（灌县西北）外，依市法致市场交易，勿令百姓与往还。”表明唐朝是允许羌人不定期至彭州互市，而且确立了互市原则。《对熟羌市易判》云：“当州熟羌十月来导江（四川成都市灌县）市易，按察使科彭州刺史罪，诉云并蚕崖外，不伏。”唐人判称：“当州导江，山川虽间，贸丝抱布，来往是常……虽夷夏殊俗，而交易何妨。”（《文苑英华》卷530）说明剑南羌人秋收后常至彭州市易。导江和蚕崖关同属彭州，羌人按格式规定进行的互市很受唐人支持。直至宋代，“维、茂州地接羌夷，蕃部岁至永康（四川灌县）官场鬻马”（《宋史》卷315《韩亿传》）。是知川西北地区在唐、宋时常为民族间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

党项是西羌别种，北周后期，实力开始壮大。唐代常依附于吐蕃，受其支配。唐朝往往通过党项人，以次等丝织品向吐蕃廉价收购耕牛，以备农作使用。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旧唐书》卷198），说明在此以前，唐人商贾是自由地与党项部落进行贸易。元和中，“远近商贾，赍缯货入（党项）贸羊、马”。表明不少汉人与党项人进行羊、马、绢交易。长庆二年（822年），崔从为鄜州、鄜坊、丹延节度使，“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旧唐书》卷177），揭示出羌人与汉人通商经常需要先给地方官送礼。中唐后开始强大的党项羌人逐渐注意收购弓、矢、铠甲，以壮大自己力量。但地方官不许兵器外流，有些富商进入党项居民点收购牲口，地方官却已抢先强制收购，甚至不给报酬，所有这一切，迫使羌民怨恨，相率掀起反抗。

五代时，党项人继续与内地进行贸易，后唐明宗大力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集，而所售过常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去又厚以赐赍，岁耗百万计”。臣僚认为消耗太大，“乃诏吏就边场售马给直，止其来朝。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旧五代史》卷138）。唐明宗考虑本国产马不够用，吐谷浑、党项主动送马来，虽然要付马价，并给偿赐，终比派人远道采购合算。因此，他的做法很吸引边境诸族群众纷纷以羊、马前来贸易，长兴四年（933年）十月，范延光等人奏称：“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十之七。请委缘边镇戍择诸胡所卖马良者给券，具数以闻。从之。”（《资治通鉴》卷278）正因为买马所耗国家财政太多，乃改为奖励买良马。在灵武一地，自唐明宗以后，每年用费六千万，得马五千匹，从这一个侧面，揭示了西北地区买卖牲口是很繁盛的。

（庚）南诏。爨氏大族从南北朝以来，长期据有云南地区，称霸一方。隋初，朝廷曾派兵进驻滇池、洱海地区。爨氏仍是叛服不常。唐在洱海地区设置一批羁縻州县。玄宗时，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的六诏，开元廿六年（738年）九月，唐册封南诏首领为云南王，南诏势力自此日强。

南诏地处云贵高原，交通阻塞，唐朝与周边诸族国的商贸往来，以南诏记录最少。此与南诏产品不甚符合唐人需要有关。贝是战国、两汉以至唐、宋时在云南地区长期使用的货币。《蛮书》卷8，记蛮夷风俗，“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大致说，缯帛是它和唐朝进行交易充当货币使用的商品。

南诏擅长冶铸铎鞘铁剑，在剑柄饰金，非常名贵。另外冶铸鬱刀和浪剑也很精利。使臣常将这些名贵产品以及犀牛、马、羊等去长安进献，唐政府通常回赐金丝、银器、金银器、衣服等，以使与贡值大致相等。

（辛）奚与契丹。奚与契丹都居于东北边疆。十六国初，奚被前燕慕容氏所击败。北魏初，奚岁致名马，随即入塞与汉民交易。北魏献文帝时，契丹派人至平城，此后，诸部各以名马“皆得交市于和龙（辽宁朝阳）、密云之间”。隋初，契丹内附。唐战败颉利可汗后，契丹举部内属，唐于幽州、营州境内分设松漠和饶乐都督府。

唐初，奚与契丹分别向唐进贡名马（《旧唐书》卷199下）。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允许奚人远道至长安西市进行互市。天宝中，杨燕奇为平卢衙前兵马使。“世掌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韩昌黎集》卷24），所称诸蕃主要是指奚与契丹。《新唐书》卷219云：“契丹在开元、天宝间，使朝献者无虑二十。故事：以范阳节度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边防由是相对安定。

契丹在晚唐时日益强大。后梁初，其主耶律阿保机率众三十万进扰云州（大同），河东李克用与之和好，“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留马三千疋，杂畜万计以酬之”（《资治通鉴》卷266），这是变相的交市贸易。《五代会要》卷29记梁、唐之际，契丹常派人进贡良马、朝霞锦、貂鼠皮裘，朝廷通常以金、帛等物回赐。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八月，契丹请准在新州（河北涿鹿）互市（《旧五代史》卷38）。清泰二年（935年）十二月，“云州沙彦珣奏，十年前与契丹互市则例”（《册府元龟》卷999《互市》），表明后唐与契丹双方曾共同制定了在云州互市所要遵守的若干规定。

契丹设置回图务以便与内地进行贸易，任命回图使负责办理在汴京设邸存贮货物，便于契丹人南下贩易。耶律德光会同七年（944年）九月，“先是，河阳（河南孟县）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辽，辽帝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至是，（后晋宰相）景延广说晋帝囚荣于狱。凡辽国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 [5] 。由此可知，契丹人南下与后晋间的商贸往来曾是非常频繁的。

后汉末契丹入侵河北，郭威受命北行抗御。他分析晋、汉屡败于契丹的原因之一，在于“贪他羊、马互市，往来奸利之人两为间谍军谋，国事泄之于敌”。为此修缮城池，增置堡障，储存守备，如遇契丹小股侵入，镇戍就近追击，若是契丹大举入侵，“堡壁不得与蕃人交市，不得轻战邀功”（《册府元龟》卷8《创业》）。由此可见，即使在军情火急时，中原人民仍与契丹存在着互市往来。

南唐是江淮以南的大国，契丹曾越海与之进行贸易。陆游《南唐书》卷16云：“昇元二年（938年），契丹主阿律德光及其弟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烈祖从之”。这是契丹主动南下，收买江淮以南的丝、茶等物。南唐政府，也“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然契丹利其货，徒以虚语往来，实不为唐用也”（《资治通鉴》卷290）。由此可知，契丹与南唐双双越海进行贸易，既有相互间需要政治上的支持，更是有着经济上相互补充的需要。

（壬）与渤海互市。武则天执政时，靺鞨人在东北建立了渤海国，政治中心位于羁縻州勿汗州（吉林敦化）一带。渤海长期受唐廷册封，据《勃海国志长编》资料统计，它向唐五代政权进贡130次以上，进贡始于景云二年（711年），前后贡物主要有鹰、海豹皮、貂鼠皮、玛瑙杯、昆布、人参、松子、革、靴、虎皮、马、白附子等，唐廷回赐为纟采练、绢布、紫袍、金带、金银器等。

登州、青州是唐渤间进行交往与商贸的重要港口。登州城南渤海馆是唐朝迎送渤海使臣的招待所。温庭筠作诗赞誉相距几千里的渤海与中华乃是车同轨、书同文的一家。唐渤间的交往实是极为密切。

唐渤双方交往非常活跃，除了上述朝贡式的特殊贸易方式外，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靺鞨王子来朝，“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册府元龟》卷971《朝贡》），获得唐政府同意。渤海的不少外销特产如昆布、名马、虎皮、貂皮、海豹皮、人参、蜂蜜等都很有名。代宗大历中，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已“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旧唐书》卷124）。由于唐朝不许以银、铜、铁与诸蕃交市，开成元年（836年）六月，淄青节度使特别申请允许新罗、渤海以熟铜交市。开成四年八月十三日，圆仁在文登县青山浦看到渤海交关船停泊，很可反映出唐渤间平日存在相当密切的商贸往来。

后唐天成元年（926年）七月，契丹攻灭渤海，以其地为东丹国。长兴二年（931年）五月，青州报称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这些卖马的黑水靺鞨，只能是来自民间的靺鞨人了。

唐朝对边境诸族的贸易在商品种类、贸易时间和场地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并非无约束地听任百姓自由经商，朝廷设有专门机构分工管理有关商贸事宜，凡此等等，充分显示出主权国家采取了有利于自己的措施，以便长期有效地支配周边诸族人。

互市时间大致每年一次。玄宗《敕突厥可汗书》云：“比来和市常有限约，承前马数，不过数千……一年再市，旧无此法……遂乃不依处分，驱马前来，无理无信，是何道理？”另一书信云：“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约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交易，发遣易为”（《文苑英华》卷468）。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唐许在西受降城与突厥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资治通鉴》卷212），都说的是每年互市一次。

在社会实践中，互市时间与商货限量，事实上很难兑现。盛唐时，唐廷有力量简退老弱病马，或可宽容，“任其市易”。中唐以后，唐朝国力衰弱，回纥驱马互市，完全不遵守时限与数量限制，唐政府无力进行清简，致使国家财力难以承受。

唐朝对互市商品有着明文限制。《唐律疏议》卷8云：“禁物者，谓禁兵器及诸禁物并私家不应有者。”“依关市令，锦、绫、罗、縠、、绵、绢、丝、布、犛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 [6] 简单地说，唐朝不许将丝织品与矿产二大类物资越度西北边关。因此，疏议又说：“缘边关塞，以隔华夷”。“越度缘边关塞，将禁兵器私与化外人者绞”。本来，自锦、绫以下丝织品乃至金、银、铁等，原则上是允许私有，其所以禁止带出西北关外和沿边诸州进行交易，乃是为了保证本国的利益与安全。

唐政府一再声明，不许将铜钱带出境外，《新唐书》卷54，记“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旧唐书》卷14，记元和四年（809年）六月，“禁钱过岭南”。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新唐书》卷52记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户部尚书杨於陵上奏，谈到铸币，“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也就是大批铜钱随着商业贸易流入边境诸族国去了。《旧五代史》卷146，载后唐明宗同光二年（924年）二月诏，谈到铸币，“兼沿边州镇设法铃辖，勿令商人般载出境”。自此以至于宋代，大量铜钱随着商贸流入边地和外国，禁令实际很少生效。

唐朝设关，区分上、中、下三等。关多设于京城四周，而以西北、西南为重点。《唐六典》卷6云：置关“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禁？）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若赍禁物私度及越度缘边关，其罪各有差”。“蕃客往来，阅其装重”（《新唐书》卷46）。很清楚，设置关防乃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有过关人员及其所携物资均须持过所才能放行。过所上，要详细填写本人身份以及同行者人数及牲畜，说明他们的来源，将往何处，沿途所经处所，乃至本人走后，原先所承担的赋役由谁负责等等，都要一一具载，经过查核所记属实，才能发给过所。旅行人持过所在所经之处沿途逐一检验无误，然后签字放行。因此，周边诸族以及外商来唐进行贸易，携带货物出境，都必须持有过所核实以放行。

设关检查，禁止铜铁及兵器外流，在唐以前业已存在。汉律云：“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7] 。吕后执政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汉书》卷95），从而导致了赵佗反汉。其所以禁止铁与兵器出关，有如陈汤所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卷70）。东汉末，鲜卑“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鲜卑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后汉书》卷49《应劭传》）。孙吴交州刺史陶璜对广州刺史滕修说：“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滕修采纳这一意见，及时挫败了岭南敌人（《晋书》卷57《陶璜传》），东晋太元三年（378年）诏，“重为禁制”官、私贾人将铜出卖给岭南夷人。晋穆帝时，广州刺史邓嶽（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荆州刺史庾翼表称，“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晋书》卷73《庾翼传》）。聊举数例，足以说明，历代禁止铜铁与兵器外流是有其政治、经济缘由的。

唐太宗初即位，下令停废潼关以东缘河诸关，以便商旅通行，“其金、银、绫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并不须禁”（《唐会要》卷86）。其时，突厥进攻泾川、武功，长安戒严，形势严峻。太宗所弛关禁，乃是两河山东地区，并不放任西北地区自由通商。因此，其后所订唐律及疏议，仍对西北禁防作出严格规定。《唐会要》卷86记玄宗开元二年（714年）闰三月敕，内容与唐律卫禁律的有关条款基本相同，不许金铁之物度西北诸关。《唐大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载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四月敕：“边上不许以兵器作部落博易，从前累有制敕，约勒非不丁宁。近年因循，都不遵守。自今以后，委所在关、津、镇、铺切加捉搦，不得辄有透漏，其犯者推勘得实，所在便处极法……通商之法，自古明规，但使处处流行，自然不烦馈运，委边镇宜切招引，商旅尽使如旧，除禁断兵器外，任以他物于部落往来博易。”这时，吐蕃内乱，其实力有所削弱，沙州张义潮等逐吐蕃归唐，党项也是大体安定。唐宣宗所发德音，在鼓励发展通商同时，仍是坚决禁止以兵器与周边诸族进行贸易。《旧五代史》卷113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四月甲寅，禁沿边民鬻兵仗与蕃人”。依旧是沿用历代所坚持的禁防政策。

对于互市贸易场地，《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4《互市》引“关市令云：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 ，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由此可知，在与蕃人正式互市前，要布置好市场，并由官府出面与蕃人议定好价格，然后才在凌晨集中开市，让汉、蕃双方进行交易。《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金部郎中》，“凡有互市，皆为之节制；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蕃纟采，自外并不得交易。其官市者，两分（帛）纟采，一分蕃纟采，若蕃人须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那就是说，在内地，有官互市和官府监督下的私互市，汉蕃间用纟采帛进行交易，购买粮食和其他非禁物资。

以上所述，是官方直接控制下的互市贸易，若是汉蕃民间日常生活用品的交贸往来，那是不受限制的。

关于边境贸易的管理，隋唐政府极为重视。改变了汉魏以来通常由所在地方官吏主持与周边诸族进行商贸活动的旧传统。

隋文帝创制，“缘边交市监及诸屯监，每监置监、副监各一人，畿内者隶司农，自外隶诸州焉”。“诸缘边交市监……为视从八品”，“诸缘边交市副监……为视正九品”。表明隋代缘边互市，已特设交市监管理。炀帝即位，在长安建国门外，设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一使者署设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直、互市监及副、参军务一人。“录事主纲纪……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直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隋书》卷28）。表明隋朝互市领导机构也曾出现较大的变化。

隋文帝时，营州总管韦艺“与北夷贸易，家资钜万”（《隋书》卷47），他以地方官身份主持互市，由此发了大财。炀帝时，西域商人多来张掖互市，帝派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隋书》卷24），他是以特使身份主持互市。大业六年（610年），“诸蕃请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帝许之……珍货充积，人物华盛”（《通鉴》卷181）。这是特许在京师进行的互市贸易。

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朝廷很重视互市工作，太宗贞观六年（629年），改隋交市监为互市监，副职为互市监丞，官品分别为从六品下和从八品下。品级比隋代大大提高，并由少府监负责领导。互市监僚属中设置价人四名，注意市场商品议价等工作（《新唐书》卷48）。《唐六典》卷22云：“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凡互市所得马、 、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州府为申闻，太仆差官吏相与受领，印记。上马送京师，余量其众寡，并遣使送之，任其在路放牧焉。”由此可知，唐朝的互市很重视牲口交易。互市贸易长期以西北为重点是和制定政策的宗旨密切相关的。

《文献通考》卷20《市籴》引《宋三朝国史食货志》略言历代互市之概云：“互市者，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与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通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这一段简略的文字说明，历代互市，主要是由中原政权与四方诸族国进行交易，中原政权既可能是汉族政权，也可能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族人。当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分裂时，各国之间所进行的交易同样也是互市。各种名目的互市贸易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对于丰富各地的物质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刊《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 《后汉书》卷48《应劭传》；《三国志》卷30《鲜卑传》。

[2] 《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旧唐书》卷3，也作邮驿66所。《册府元龟》卷170，《新唐书》卷217上，《资治通鉴》卷198，均作邮驿68所。

[3] 马俊民《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4] 关于唐政府无偿送回纥的绢帛数，诸书记录差异不小，例如：（1）《唐大诏令集》卷129（《全唐文》卷367）《册回纥为英武威远可汗文》，至德二年十一月令，“每载偿绢五万匹”。（2）《册府元龟》卷965《封册》，至德二年十二月诏，“每载送绢二万匹给朔方军”。《全唐文》卷42录诏不记年月，《唐大诏令集》卷128误作至德六年十一月诏。《会昌一品集》卷2（《全唐文》卷711）《幽州纪圣功碑铭序》“特拜叶护司空，岁赐缯二万匹”。（3）《册府元龟》卷980《通好》，武宗时，“以回纥故事，自平禄山之后，岁赐绢三万匹，以为定制”。（4）《旧唐书》卷195《迴纥传》，代宗时，唐使刘清潭对回纥可汗说：“每年与可汗缯绢数万匹。”诸书记事互异，本文采《旧唐书》所言。

[5] 《契丹国志》卷2《太宗嗣圣皇帝》；《通鉴》卷283天福八年九月。

[6] 《唐会要》卷86《市》，开元二年闰三月敕，具体内容与《唐律疏议》卷8所记相同。《册府元龟》卷999《互市》，开成元年六月，京兆府奏文引建中元年十月六日敕，文义也相同。但建中敕文多“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句。京兆府奏文又说：“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这是唐律所未明白说的。

[7] 《汉书》卷50《汲黯传》，注引汉律。《史记》卷120《汲黯传》，《集解》引汉令，少“及铁”二字，当有夺文。今从《汉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