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平原位于海河平原以南，东临大海，西以伏牛山界豫西山地，南以桐柏山、大别山和淮水，以与荆湖及东南区相邻。它包括了今河南与山东二省大部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水以北地区。源出桐柏山的淮水，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等书所记，它在汉、唐时期是单独流入大海，没有与黄河、长江相混。它自西向东，散存不少河湖，所在地势低洼。今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平原地域概称黄淮平原。平原大地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境内，又可别称鲁豫平原。严格说来，山东中南部与胶东半岛地域颇多山地丘陵，自然地貌与大平原区存在较多差异。不过，高山所占面积不大，众多低山与丘陵的起伏平缓，且分布有若干小盆地和山间平原，山地特性尚不十分突出，因此，本文将它合并为整体进行讨论。至于黄河以北的鲁、豫地区以及豫西山地和南阳盆地，宜分别纳入海河平原、黄土高原和荆湖丘陵分别进行研讨。

黄淮平原与海河平原同属黄淮海平原，两相比较，黄淮平原受季风影响及其年降雨量均比海河平原为多，气温也相对较高。它同样存在着春旱和夏季雨水集中等不很有利于农作的自然特性。低平坦荡的广大原野，存在数以百计的湖泊沼泽，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努力，上古以来，它已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产区。

黄淮平原诸地的很大部分原是先秦时楚国的地域，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秦汉时，除了秦汉之际的鏖兵以及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有过短暂破坏而外，长期处于相当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农业经济由是出现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河南大地在春秋战国时，大致存在宋、郑、陈、蔡、韩、魏、楚等国，各自在其占领区内作出努力，进行开发。《史记·货殖传》云：“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非常扼要地说明了梁、宋等国在先秦时盛行农作种植业。

秦汉时，河南是中央政权的直辖区。洛阳是河南府的核心，位于伊洛盆地中央和邙山以南，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朝古都所在。

《史记》卷4《周本纪》记西周周公、召公积极经营洛邑，使其地位日趋重要。“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洛阳由是成为东周首要政治、经济中心。《史记》卷69，记战国时，年青的洛阳人苏秦游说四方无所成，受到兄弟妻妾们嘲笑，内心很愧疚。其后，游说有成，身为纵约长、六国相。他很感概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显示战国时人已广泛重视和珍惜田地和种植。

《史记》卷85，记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就国河南……食十万户”。受封的十万户人一律依法向吕不韦交租。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秦汉时，地主官僚占地日益增多。东汉初，面对兼并田地的恶性发展，朝廷一度努力想加扼制。建武十六年（40年）秋，河南尹张伋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度田不实，下狱而死”。可见包括京畿在内的田地兼并已很严重，官府想要核实私人占田数量，竟以失败告终。

《禹贡》记豫州以洛阳为中心，“伊、洛、瀍、涧，既入于河”。“田，中上，赋，错上中”。豫州土质在全国为第四等；交赋仅次雍州，位居第二等。《周礼·职方》记河南豫州，“畜宜六扰（马、牛、羊、 、犬、鸡），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二书都揭示了秦、汉以前，豫州种植业在全国拥有较重要的地位。

《汉书·食货志》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唐颜师古注，五谷是黍、稷、麻、麦、豆。古代，大麻与菽均为主食。西汉《氾胜之书》记“种麻、预调和田……浇不欲数。养麻如此，美田则亩五十石及百石，薄田尚三十石”。麻子即为食粮。《淮南鸿烈集解》卷四《坠形训》称：“河水中浊（？调）而宜菽，洛水轻利而宜禾……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可知河洛地域在西汉前期盛产豆、粟、麻等。《后汉书》卷47《冯异传》记赤眉军与汉军在豫西交战，出于诱敌需要，赤眉军“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是知汉代尚以豆为主粮。

河南平原比麻、豆更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麦、黍、稷。建武五年（29年）夏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诏，久旱伤麦，秋种未下”。陈留人董宣任洛阳县令五年，自奉廉洁，死后，家中仅有大麦数斛 [1] 。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五月诏称，蝗灾已连续七年，“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阳嘉三年（134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民食困乏”。河南中牟县之圃田泽，民众以牛耕作，种植粟、黍，争夺田产相当激烈 [2] 。《晋书》卷26《食货志》记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作常满（平）仓，立粟于（洛阳）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这些资料表明，洛阳、河南地区是广泛种植麦、粟，蝗旱灾重，地方官却隐匿灾情，虚报成果，大增民困。由此还可看出，洛阳、河南地区的饲养业甚盛，亦很值得注意。

汉代河南郡设铁官、工官；冶铸大量农具，洛阳出土了不少汉制犁、铲、锹、锸、锄、镰等铁制农具 [3] ，那是极有助于当地种植业的开展。位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收贮山东等地运来的大批租粮。《史记》卷60《三王世家》载汉武帝言：“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阸，汉国之大都也。”由此之故，敖仓成为汉代兵家必争地。

洛阳地区至迟在战国时已种植了水稻，《战国策》卷1记洛阳东、西周为种植稻、麦而争夺水源，“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东周……今其民皆种麦”。是知洛阳在旱作麦外，利用水田种稻。汉末，桓彦林《七设》云：“新城之秔，雍丘之梁，重穋代熟，既滑且香。” [4] 新城今名伊川，位于洛阳南伊水岸，可证汉代洛阳地区仍继续种稻，成就且比较突出。东汉冀州安平人崔寔撰《四民月令》，按月安排农事，包括耕地、播种、中耕、收获以及林果经营等等，但没有指明具体地点，作者曾在五原及洛阳等地做官，书中记事颇疑以洛阳地区为基准。它记录了“三月，可种粳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稻，尽夏至后二十日止”。农历三月种稻，远非塞外五原气温所宜，按田地质量好坏，分别稀稠下种，这是长期种稻经验的总结。秧苗分栽，乃是前所未见的种稻措施。汉灵帝时，洛阳地区新出现翻车和渴鸟（虹吸管），有可能已开始用于灌溉农田。

在发展农作同时，河南府所在畜牧、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突出事例，如《汉书》卷58记河南人卜式，自小牧羊，年长仍以田畜为事，兄弟分家，他主动让田产与弟，取百余只羊入山畜养，经历十余年，发展为千余头，购置田宅，且献家财一半与官，资助朝廷以打击匈奴入侵，他本人仍入山田牧。反映出帝都所在河南府，颇多牧草，以资畜牧。另外，洛阳等地还饶渔产，《后汉书》卷4和帝永元九年（97年）六月，蝗虫伤稼，诏令“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十一年二月，十二年二月，十五年六月，一再诏令灾民、流民或鳏寡人陂池渔采。由此可见，不少水陂富有水产，可资民众采捕为生。

《续汉书·郡国志一》记河南新城有广成聚、广成苑，乃是供皇帝游猎场所。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二月，将广成游猎地“假与贫民”。三年三月，“诏以鸿池假与贫民”。注引《续汉书》曰：“鸿池在洛阳东二十里。”“假，借也。令得渔采其中”。四月，“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说明广成苑内的可耕地已开垦为民田。然而，《后汉书》卷66《陈蕃传》，记延熹六年（163年），桓帝幸广成校猎，陈蕃疏称，当前面临三空（田野、朝廷、仓库）困厄，“又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主意也”。农作很不景气，秋种大忙时，汉帝仍在征调夫役以供狩猎，是知广成苑内仍养育了不少野兽。那时，外戚窦宪执政，《后汉书》卷34《梁冀传》记冀在河南府“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他圈占千里地为林苑，且在河南城西兴建长达数十里的兔苑以供取乐，自是必然要伤害不少民众利益，很不利于种植业的正常进行。

王充《论衡》卷12《程材篇》云：“襄邑（河南睢阳）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胛也。”河南民间织锦业盛行是和田野广泛种桑、养蚕密不可分。《后汉书》卷84《列女传》记河南乐羊子妻为激励丈夫上学，引刀断织机杼，正是民间普遍存在丝织的一个具体事例。

颍川（治禹州市）是汉代人口稠密、生产发展的大郡，《史记》卷45《韩世家》记秦灭韩，以其地置颍川郡，它毗邻京师，所在大姓宗族横恣。颍阳（今许昌）人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田、田园、宗族、宾客为榷利” [5] 。家有食客，并占有陂地、田园的宗族大家，专横一方，很不利于所在种植业的顺利发展。汉宣帝时，太守赵广汉诛灭首恶原、褚等家，豪右震惊，不法行为有所收敛。韩延寿继为郡守，提倡礼让，问民疾苦，消除怨仇，民俗发生了较大变化。黄霸任太守，力倡耕桑、种树、畜养鸡、猪，办事细致公道，在郡八年，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大有发展 [6] 。颍川属县阳城（登封东南），盛产铁，置铁官。生产铁工具有利促进当地的生产。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秋，河南、颍川大水，免当年租赋。《续汉书·五行志三》记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六月颍川大水，伤稼”。可证颍、汝等水流与颍川郡农作收成具有密切联系。

王莽末年，刘秀起兵反对王莽，更始元年（23年）三月，攻下颍川所属昆阳（今叶县）、定陵（今郾城西）、郾县（今郾城），“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随后且攻下颍川。反映颍川郡种植业（谷物）与养殖业（牛、马等）的兴旺。汉光武帝在位，密切关注各地垦田和户口的增减。陈留吏牍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河南帝京，多贵显，南阳皇帝老家，多皇亲国戚，权贵们田宅逾制，官吏们是无可奈何。都城近郡颍川，朝廷加倍注意控制，招怀反叛者“遣归附农”，或从外地徙民于颍川、陈留，以使之农作 [7] 。从颍川许人陈寔主动将绢二疋交给小偷的故事，很可以察知郡内各地桑蚕业很兴旺。

颍川郡东南的汝南郡与颍川并称为两汉著名大郡，它立郡于汉初，治今驻马店市。汉武帝时，“汝南、九江引淮……皆穿渠溉田，各万余顷” [8] 。说明汝南郡引淮水溉田，成就颇不小。汝南上蔡人翟方进十分了解本郡低洼地遭水涝的情况，《汉书》卷84《翟方进传》记“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丞相，“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他奏请毁陂去水，由是导致旱灾频仍。毁陂以前有陂蓄水，缺水年份可引水灌溉，且养育鱼鳖，予民有利；若是遇上多雨年岁，陂塘水溢，易成灾害。陂既决毁，旱年无水可溉，遂致颗粒无收。因此，人们纷纷要求恢复原陂。东汉光武帝时，汝南太守邓晨任命通晓水利的许扬为都水掾，“扬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陂池修复了，新增耕田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 [9] 。我们不大明白，两汉鸿郤陂存在时，人们是否已利用陂水种稻，可以肯定的是，自东汉初年修理陂池后，汝南郡已置有若干水稻田。

《后汉书》卷29记汉明帝时，鲍昱在汝南，“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同一件事，《北堂书钞》卷74《太守》引《续汉书·鲍昱传》云：“昱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水恒不足，作方梁石洫止之，水方足也。”二书所记不同，很可能是分别就水旱不同年岁情况而言。但同样说鲍昱在职，以石为梁，作水门，且有桥梁相通，便于排泄或截止水流，既然都说“作方梁石洫”，应是有利于农作。只是不清楚，水稻田仍否继续存在，有无新的发展，但“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应是种植业大发展的结果。

汝南地势低洼，易遭水患，《汉书》卷27上《五行志》记高后四年（前184年）秋，汝水流八百余家。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夏、秋大水，汝南、颍川等地大雨，“坏乡聚民舍，水流散人”。水灾害人，实是不浅。《后汉书》卷43记：和帝时，何敞在汝南，“修理鲖阳旧渠（河南新蔡北），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汝河上的鲖阳旧渠未知建于何时。东汉中叶，经过修浚，垦田大增。两汉地志均记汝南郡有富陂县，东汉光武建武二年（26年），封王霸为富陂侯。《水经注》卷30，淮水注引《十三州志》曰：“汉和帝永元九年（87年），分汝阴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今皖北阜阳南）。这充分揭示了水利对农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汉书》卷53记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东北）人周燮，“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非身所耕渔则不食”。山坡陂田应是水稻田，陂池养鱼，在淮北地区养鱼种稻，颇具有新创特色。《后汉书》卷82上记汝南平舆（今平舆县北）人廖扶，将家中积存数千斛谷物在荒年分与宗族姻亲。平舆位在正阳北，家中的积谷大概是粟，那些宗族姻亲自是困难户。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北）人黄宪，“家世贫贱”，“父为牛医”，他为当地百姓的耕牛治病，极有利于耕畜饲养，并推动农作发展。同书卷79记精研尚书，八代皆为博士的汝南太守欧阳歙，竟坐赃千余万，自是文化人中的败类。

汝、颍以外，陈留郡治今开封东南，《汉书》卷43记秦汉之际，郦食其对刘邦说，“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说明秦汉之际其地旱作已相当好。东汉建武初，浚仪（今开封）令乐浚说，武帝元光时（前134—前127），“人庶炽甚，缘（河）堤垦殖”。是知武帝前期，众多百姓集居在黄河堤岸，努力垦种一切可耕之地。其后，河决瓠子（濮阳），二十余年不修，“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 [10] ，随着黄河决口，河水横流，破坏耕地，漂溺人民，人们畏惧黄泛，居民由此大为减少。河渚低洼地牧草丛生，《后汉书》卷64记长垣（河南长垣）人吴祐家贫，“常牧豕于长垣泽中”。与他相类似的公孙弘、梁鸿、孙期等也都在汉代牧豕为生。《后汉书》卷76记考城（今民权县东北）人仇览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他重视种植粮食，又留意林果菜疏以及畜养，桑蚕兼及农家子弟的识字、就学等方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局部地域的繁荣和发展。

梁国（今商丘市）位于陈留郡东南，汉文帝窦后所生刘武，由代王转封梁王，《汉书》卷47记，“梁孝王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百姓殷富”。汉景帝时，吴、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赵等七国发动叛乱，聚兵击梁，“梁王城守睢阳（今商丘）……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杞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梁王坚决阻击，杀虏叛军甚多。孝王利用当地的财富，筑东苑，大治宫室，府库大为充实。

梁国以南的沛郡，即今皖北宿州地域，汉属豫州。北境亳州，是上古商汤都邑，《汉书》卷28下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续汉书·郡国志二》称“谯，刺史治”，曹腾、曹操、华佗等人都是沛国谯人。谯是汉代军事要地之一，两汉不少战役都在谯地进行。南阳集团出身的光武帝刘秀也曾亲临谯县视察，军事政治地位相当重要。若就农事而言，直至汉、魏之际，当地生产并不兴旺。

需要指出，豫东地势低洼，水涝易成灾，河决为害尤大。《汉书·食货志》记武帝时，“河决，灌梁（今商丘）、楚（今徐州）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筑堤塞河防水，一俟坏决，危害更甚。后来，虽如《沟洫志》所言，“卒塞瓠子（濮阳西南）……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地复宁，无水灾”。所称无水灾，只是相对洪水而言，平原大地其实仍是水害不少。《汉书》卷24记西汉成帝“元始二年（前15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害，人相食”。《后汉书》卷5记安帝延平元年（106年）“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未下，赈赐贫人”。永初元年（107年），从南方扬州五郡调运租米赡给陈留、梁国等受困贫民。诸州郡地势低洼，常受水害困扰，生产很不稳定。

《史记》卷29《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在豫鲁平原诸地，穿渠引水，以利灌溉，史家说是“莫足数”。众多水渠引水溉田，很有利于农业生产使用。现今尚传世的《管子》，成书时间复杂，学界大多认定其中《治国篇》撰成于汉，它说：“常山之南，河、汝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它清楚地指出河南存在粮食作物的复种，所谓四种五获，必将促进粮产增加。汉宣帝时，大司农丞奏设常平仓，从京畿近处籴粮充。过去，“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 [11] 关东谷，主要是来自河南、山东地区。

《货殖传》称，“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 [12] 。还有《史记》卷47《外戚世家》记汉文帝窦后弟窦广国，幼年时家贫，“为人所略卖……至宜阳（今洛阳西南），为其主人山作炭”，与他同作的百余人晚睡在山岩下，晚上岩崩，广国以外，全部丧生。事例说明，鲁豫平原大地在汉代林木分布相当多。“千树萩”唐、宋时人或引作“千树梨”。但《史记》、《汉书》均作“萩”，或作“楸”，而且与“千亩漆”等相连称，楸木用以造船，种子以入药，显然是指经济作物。汉代黄淮平原存在不少林地与果木，是自然界赋予人们的宝贵财富。

山东平原开发，存在着时间先后和地区的差别。先秦时，山东有齐、鲁等国，齐大而鲁小。《货殖传》云：“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说明齐、鲁分处泰山南北。胶东地区主要有莱夷，以畜牧为生。春秋时，齐相晏平仲，便是莱夷维人。

上古时，齐地荒闲未辟，经济落后。《史记·货殖传》云：“太公望封于营丘（淄博），地泻卤，人民寡。”《盐铁论》卷3《轻重篇》记御史言：“昔太公望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汉书·地理志》记：“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湊。”姜齐在山东，关注当地鱼、盐丰富的特点，本末兼营，“非独耕桑农也”，并不单纯只从事农业生产。

就农事而言，管仲相齐，《国语》卷6《齐语》称，已用铁农具耕地，有利开垦荒田，提高生产率。提倡“深耕而疾耰之”，深翻土地有助增产。“相地而衰征”，则是按土地质量及其产品分等收税，极大地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史记》卷46记田齐代替姜齐。齐威王时，“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即墨（山东平度东）一带，“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这说明从姜齐至田齐，齐地农作一直是向前发展。《战国策》卷8记苏秦对齐宣王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同书卷11记鲁仲连对封地在薛（山东微山）的孟尝君说：“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后宫十妃，皆衣缟纻，食粱肉。”上述诸例表明，先秦时的山东大地生产菽、粟、绢、布，种植业已相当发达。

《汉书·地理志》转录《禹贡》及《周礼·职方》的记事，表明汉以前，兖、青等地已生产漆、丝，种植黍、稷和水稻。遗憾的是史文缺乏相应的具体说明。

秦统一全国后，山东大地设置了临淄、济北、胶东、琅邪、薛郡等。《汉书》卷64上记汉武帝时，临淄人主父偃言：“秦皇……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今龙口）、腄（今烟台）、琅邪（今临沂地区大部）负海之郡，转输北河。”反映胶东山地在秦代已拥有粮食外运。

《汉书》卷1下，记高帝六年（前201年）冬，田肯说：“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黄）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刘邦采纳其言，因以胶东（即墨）、胶西（高密）、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莒县）共73县，立长子刘肥为齐王，建都临淄。《汉书》卷38记主父偃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汉景帝三年（前154年），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等王国响应吴、楚，发兵对抗中央，攻围齐都临淄，但乱事被迅速扑灭，对社会生产的消极影响不很大。临菑在汉代设有铁官、服官，居民包括五民（士、农、工、商、游子），仍是全国重要都会之一。《史记》卷60《三王世家》载汉武帝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极大地肯定了齐地的富庶。

山东大地在汉代分隶豫、青、兖、徐等州，大抵青州在北，豫、兖、徐诸州在南。汉在山东的千乘（乐安）郡、济南郡、齐郡、山阳郡、泰山郡、东莱郡、临淮郡、东海郡，皆设铁官，铸造铁工具，就近供应，有利发展生产。

汉武帝时，山东民众已很注意农田水利，“东海（山东郯城）引钜定（泽），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13] 。今虽不明其水流走向，可以肯定水渠兴修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后汉书》卷3记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充分证实鲁南诸州郡已是广泛向朝廷交租。

兖州所属山阳郡（金乡西北），张敞在宣帝时为郡守，有9.3万户，50万人 [14] 。《汉书·地理志》记平帝元始二年（2），该郡是17.2万户，80.1万人。可见宣帝以后的六七十年间，山阳郡户口明显大增，推知当地生产必有较大发展。东汉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封族兄刘顺为成武侯。成武乃是山阳郡属县，《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二侯传》云：“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诸家。”可以证明，那时山阳郡的生产形势确是相当好。

章帝建初元年（36年）三月，山阳、东平等地发生强烈地震，民生困苦不堪。正是这时，秦彭出任山阳郡守，《后汉书》卷76记他提倡礼治，不轻易用刑，在任六年，“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 ，无所容诈”，朝廷视其行事为楷模，让其他各地参照实施，分等收税。秦彭在鲁西南兴起稻田，是汉代初见于史册的山东水田，《禹贡》、《周礼》记兖、青等地，秦以前已种水稻，在史书中却尚未有明确证据。秦彭以后，历任山阳郡守也不再提及种稻，估计有水灌溉处是会沿用种植，但可能没有创新发展。

山东平原诸郡，或直属朝廷，或是分封王国，民生均很艰苦。《后汉书》卷40上记章帝元和元年（84年），分东平郡为任城国（今济宁市），辖任城、亢父、樊三县，以赐任城王刘尚，他遂享有三县编户岁租。《后汉书》卷7记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任城、梁国饥，民相食”。《后汉书》卷76《刘岱传》记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诛兖州刺史刘岱。可见苦难深重的民众武装反抗很是激烈。

直属朝廷诸郡的百姓生活也很困苦。《汉书》卷8载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四月诏：“乃者地震北海（今潍坊）、琅邪……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同书卷10记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正月诏：“农民失业，怨恨者众……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被灾害十四以上，民訾不满三万，勿出租赋。”人们遭受如此严重自然灾害，官府才对极少赀产的人酌情免租，是知平日收租必是相当苛刻。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平帝元始二年（2年）“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末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者死道路，壮者入贼中”。《汉书·食货志》称，“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这些事例表明水、旱、虫灾等对山东平原的农业生产影响极大，百姓贫困，纷纷流散逃亡。西汉末，声势赫赫的赤眉军便主要由青、徐饥民组成。

《沟洫志》记西汉贾让已指出“齐地卑下”。山东平原地势低洼，易生涝灾，甚至出现海水倒灌，都要严重影响农作。《汉书》卷9载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七月诏：“北海水溢，流杀人民。”《后汉书》卷55《章帝八王传》载：“质帝立，梁太后下诏，以乐安国土卑湿，租委鲜薄，改封鸿渤海王。”《后汉书》卷6记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五月，“海水溢……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这些事例说明，低地积水或海水倒灌，极不利于生产发展，严重影响农业的收成。

齐地泰山郡地势较高，赢（今莱芜西北）产铁，汉置铁官，生产铁农具有助当地生产。《后汉书》卷62记东汉后期，泰山民公孙举反，有众三万人，“守令不能破散”，“废耕桑”。韩韶为赢县令，“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开仓赈之，所禀赡万余户”。这些贫困户都来自田农。同书卷63记李固任泰山太守，“时泰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为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郡兵千人不能压服的反抗大众，只用百余人就招引归农，将问题彻底解决了，足以说明重视耕桑的极端重要性。

汉代山东平原广泛种植粟、麦与豆。《汉书》卷9载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七月诏：“岁比灾害，民有菜色……今秋禾、麦颇伤。”《后汉书》卷39记章帝时，青州刺史王望目睹“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因开仓赈粟，并为他们添制褐衣。同书卷66，记延熹元年（166年），陈蕃疏云：“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因旱减产，民户吃食豆类也是严重不足。

《汉书·地理志》称，“齐地……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东莱、胶东与琅邪部分地域皆在山东半岛。自秦始皇以来，多位帝皇巡察胶东，以宣扬威德。胶东所在，低山密布，华夏民已于其地耕作。《汉书》卷64下《终军传》记武帝元鼎中，徐偃出使，“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他假托圣旨，让胶东、鲁国铸农器，以满足农民春耕时所需农器。《汉书》卷76记宣帝时，张敞言：“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又卷89记王成为胶东相也是在宣帝时，“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盗贼或流民都是和农产失收密切攸关。《后汉书》卷17记东汉初，贾复“封胶东侯，食胶东国六县”。即是胶东六县民众都要向胶东侯交租。《后汉书》卷76《童恢传》记他任不其（山东即墨县）令，“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还是他，贾思勰《齐民要术序》云：“僮种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综上所述，说明胶东东莱郡一带已处于迅速发展中，山地丘陵有虎，不足为怪。令民养鸡豚，象征民间饲养业和耕织业同时在发展。大学者郑玄是北海高密人，年青时家贫，《后汉书》卷35记他“客耕东莱”，“假田播殖”，颇与一般农者近似。《太平御览》卷180引《郡国志》云：“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墓侧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世号万匹梁。”案今存《续汉书·郡国志》不见此条，如果宋人所记无误，则是汉代胶东地区已有很可观的稻田。

还有必要指出，山东沿海自古已有鱼、盐之利，朝廷征收过重海租，极大影响渔业生产。《汉书》卷24记东莱人徐宫说：“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记成帝时，北海出大鱼。哀帝时，东莱平度出大鱼。所称鱼出与不出，当与官府税收政策及渔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密切攸关。

鲁地小于齐，位于山东南部。《地理志》云：“鲁地……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史记·货殖传》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说明鲁地有山水河湖，宜五谷、桑、麻和饲养六畜。《韩非子》卷9《内储说》记：“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这是春秋末年鲁哀公时（前494—前476年）在山野烧泽而田的火耕制生产方式，说明春秋时，鲁地已处在日趋开发中。

周灭殷商，封周公旦于曲阜，《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记其地已生产粟禾。贾谊《新语》卷6《春秋》记鲁南小国邹穆公下令，喂鸟要用秕糠，不许用粟。他说：“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显见鲁南诸地，春秋时已有人使用牛耕，盛产粟谷。《史记》说鲁地无林泽之饶，可是，《国语》卷4《鲁语》记鲁国设置了掌山泽禁令的官员“水虞”。鲁宣公（前608—前591年）在泗水等地滥捕鱼，受到了里革的谏阻。《史记》卷47记鲁人孔丘“曾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是知鲁国境内已是养牲不少。鲁地经济发展，文化亦随之兴旺，成为古代著名儒学中心。

司马迁说，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汉书》卷52，记御史大夫韩安国非常形象地说：“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用当地蚕丝织成的鲁缟相当结实，竟可以抵挡住弩的射击。

《汉书》卷37称楚汉相争之际，楚人季布协助项羽攻打刘邦，及项羽败死，“布匿濮阳周氏”，在十分无奈状况下，乃将季布“之鲁朱家所卖之……买置田舍”。朱家素以义侠著称，以季布置田舍，自是用于农作。《汉书》卷29《沟洫志》记贾让在哀帝时上奏说：“齐地卑下……河水东抵齐堤……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河岸积淤泥地通常肥沃宜农。著名经学家贾逵在汉和帝时出任鲁相，《后汉书》卷36云：“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回归本土之流民自是力农之辈。

鲁南山地大致自琅邪而南，包括了沂蒙等地。《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越王勾践曾徙都琅邪（山东胶南县），起观台以望东海，且使楼船卒2800人砍伐松柏，琅邪诸地开始拓荒种植。《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记范蠡辞职后，“浮海出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很可能是史传有姓名流传于世在琅邪地区从事农作的拓荒者。《货殖传》记“沂、沛四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沂、泗水以北是包括了今临沂地区在内。临沂银雀山、金雀山汉墓群出土文物虽不很典型，亦可约略看出汉代生活在山区的人民已存在较高的物质文明。汉元帝时，琅邪人贡禹为谏议大夫，自称年老家贫，有田百三十亩，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自胶东以至长安，具体证实了胶东存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商品贸易行为。汉明帝时，琅邪姑幕（今诸城北）人承宫年少时为人牧猪，后与其妻去蒙阴山（山东蒙阴）“肆力耕种禾黍” [15] ，牧猪与种植的地点不同，但都是在鲁南山区。《汉书》卷71记东海兰陵（山东苍山西南）人疏广父子同为师傅，他说自家身世，“家自有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让子孙自食其力，耕种田地，说明大儒子孙亲自耕作与一般编户无异。《后汉书》卷27记另一位兰陵人王良，东汉初，为大司徒司直，有人目睹其“妻妾布裙曳柴从田中归”，同样是勤于农作。

山区自然环境高低错落，易于集结武装，造成武装割据。两汉之际，琅邪不其（即墨）人张步，曾短暂利用混乱局面割据一方。王莽末年，“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自称三老，在青、徐大饥前提下，饥民相继加入，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赤眉军。

泗水以南的枣庄一带也是山区，虽与司马迁所说鲁地位置有别，那里同样并非是世外桃源，存在压迫和兼并。《后汉书》卷82下《公孙穆传》记缯（今山东枣庄）侯刘敞，在当地非法侵占官民不少田地，证实当地土地兼并甚盛。在枣庄，已发现多处汉代冶铁遗址。枣庄西北滕州宏道院出土了汉代冶铁及牛耕画像石，它刻画二人一牛一犁，只用一牛挽犁，这是东汉时出现新的耕作形象。另一画像石是一人二畜（一牛一马）一犁耕作，在其右有人驱牛拉物摩田，左面有三人执钅且中耕。遗址出土了不少铁农具（犁、铧、铲、锛、锸等），反映当地耕作方式的多样性。汉墓且出土陶井，应是汉人现实社会生活的缩影 [16] 。

汉代徐州，地跨今鲁东南和苏北不少地方，所属东海郡朐县、彭城国彭城县、广陵郡堂邑县（今六合北）、盐渎县（今盐城）、下邳国葛峰山均产铁。

《汉书》卷81记东海承（枣庄南）人匡衡家贫好学，“父世农夫”，汉元帝时，衡为丞相，初封僮县（泗洪县北）乐安乡；十多年后，改封临淮郡（泗洪南），他派人至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受到司隶校尉等人的控告，“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衡被免官。可见他在泗洪地区“专地盗土”，侵夺苏北民众的生产成果，终被揭发而免职。

汉代临淮地区的生产状况，颇见诸现存实物图像。1984年3月，南京博物院清理泗洪重岗西汉画像石刻墓，内有粮食加工图与耕种图。耕种图且区分上下层。上图为二人二牛（耦犁）犁田，一人牵牛在前，另一人在后，左手扶犁梢，右手扬鞭驱牛向前，使用直辕，犁头为二等边三角形。下图为播种，一人在前撒种，后有二人耢耙，平土盖种。二图充分体现了由犁耕、播种以至平土盖种的全过程 [17] 。泗洪西北睢宁（徐州东，宿迁西）双沟镇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也是二牛抬扛，只有一人扶犁，不见有人牵牛。以二牛拉犁，至是已成习俗，从犁形可看出犁壁，它可使泥土分列两边，既能深耕，又可耕成田垄，从犁架结构看来，似乎已有控制耕犁入土深浅的犁箭，实是犁耕技术的重大进步 [18] 。

西汉元帝时，贾捐之议论国事称：“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所言齐、楚是指山东大地与西邻楚国（今徐州地区），说齐、楚困穷是和《汉书·地理志》所记“沛、楚之失……地薄民贫”，颇为一致。是知西汉后期，徐州地区生产形势并不很好。

当然，情况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汉武帝所置临淮郡，明帝时，改称下邳国。《后汉书》卷44记章帝元和三年（86年），下邳（今邳州南）相张禹以其附近有蒲阳坡（陂），“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兴修水利外，还借贷种粮，劝导种植，“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注引《东观记》云：“得谷百余万斛。”由此可见，苏北陂田在汉代得到不少垦殖，其中可能存在部分稻田。《后汉书》卷31记安帝时，苏章出任武原（邳州西北）令，适逢饥荒，“辄开仓廪，活之千余户”。县存粮多，是和淮北平原地域已处于日趋开发形势密切相关。

东海郡位于下邳国北，汉高帝时置郡，亦属徐州。所属朐县产铁，置铁官。《汉书》卷76记宣帝时尹翁归为郡守，为政明察，“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东海大豪郯（山东郯城县）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翁归至，论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东海大治”。在此之前，济南郡守郅都诛杀豪猾 氏，此后，琅邪郡守李章诛杀囚劫郡守的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都曾有过较大的震慑作用。郡内安定，颇有助于当地生产的发展。汉光武帝初封郭后所生儿子刘强为东海王，“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刘秀死后，刘强以自己无子，要求封其三女为小国侯，以食东海租税。东海郡位处东海之滨，地势低洼，《汉书》卷79，记冯立在成帝时为郡守，“下湿病痺”，溽暑蒸人，颇使不少人难以适应，它间接反映出当地生产尚处于较低水平。

徐州西北的丰、沛二县是刘邦在秦末首先起兵犯难之处。他初为沛县泗水亭长，《史记》卷8《汉高祖纪》云，“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中耨”，这是农家妇女家居的正常形象。沛郡沛县，汉属豫州，置有铁官，供应农家各种铁工具。《后汉书》卷26《牟融传》记东汉初，融为丰县令，“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显示丰、沛在汉代处于农作的正常发展之中。

《后汉书》卷7载永兴二年（154年）六月，彭城、泗水等地洪灾。桓帝诏云：“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明年六月，下令收葬水流掩死尸骸，房舍败坏，无食贫人，每人给谷二斛。这是官府在淮、泗等地严重水灾后采取劝民种菜，以菜代粮的应急措施。

汉末黄巾起义时，陶谦任徐州牧，“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 [19] 。由此看来，徐州地区在上述大水灾后三十余年间，生产得到了很好恢复与发展，陶谦使其同乡（丹阳）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恰当表明诸地户口增益，农业丰收。《三国志》卷49《刘繇传》，记笮融“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给生产事业蒙上巨大阴影。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征发大军进攻陶谦，彭城之战，陶谦大败，“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笮融乘机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杀死太守赵昱，得其资货，嗣后，曹操率大军来战，杀伤极大，徐州地区迅速陷于荒败境地。

总之，秦汉大统一的四百年间，黄淮平原大地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农业经济发展比海河平原活跃。东汉时的发展尤为突出。它是东汉时的重点治水区，由是奠定了兗豫平原农作迅速发展的雄厚实力基础。

原载（合肥）《学术界》2002年第2期，第199—212页

[1] 《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又卷77《董宣传》。

[2] 《后汉书》卷5《安帝纪》，又卷61《周举传》，又卷25《鲁恭传》。参《续汉书·邵国志一》。

[3] 《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洛阳农业考古概述》，第101—109页。

[4] 《北堂书钞》卷142《酒食部·总编》引，第634页，又卷144《饭篇》引第64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参《后汉书》卷37《桓彬（彦林）传》。

[5] 《史记》卷107；《汉书》卷52《灌夫传》。

[6] 《汉书》卷76《赵广汉传》，又卷89《黄霸传》；《通鉴》卷25，元康三年（前63年）。《汉书》卷76《韩延寿传》；《通鉴》卷26，神爵三年（前59年）。

[7] 参《后汉书》卷31《郭伋传》，又卷26《赵熹传》，又卷24《马援传》。

[8] 《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

[9] 《后汉书》卷15《邓晨传》，又卷82上《许扬传》；《水经注》卷30《淮水》。

[10] 《汉书》卷43《郦食其传》；《后汉书》卷76《王景传》。

[11] 《通鉴》卷27，五凤四年（前54年），按《史记》卷30《平准书》“孝惠、高后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12] 《史记》卷129《货殖传》；《汉书》卷91《货殖传》。

[13] 《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谨案，钜定泽在青州乐安境（今山东寿光北），离东海甚远，相对说来，兖州巨野泽距东海较近，似应从巨野泽引水，但《史记》、《汉书》均作钜定泽，今不改。但不明渠水的具体走向。

[14] 《汉书》卷76《张敞传》。按《通鉴》卷25元康元年（前64年），张敞已是山阳太守，同书卷26神爵元年（前61年），敞己任京兆尹，因知敞为山阳郡守是在宣帝时。

[15] 《后汉书》卷27《承宫传》；《三国志》卷60《钟离牧传》注引《续汉书》记承宫事，文同。

[16] 蒋英矩《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42—49页。山东枣庄市文物管理站：《从出土文物看汉代枣庄地区的农业》，《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49—253页。

[17] 南京博物院：《泗洪重岗汉代农业画像石研究》，《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第72—73页。参看《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第614—622页。

[18] 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第44—55页。

[19] 《三国志》卷8《陶谦传》；《后汉书》卷73《陶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