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陕西省南部自西而东的秦岭是整个秦岭山脉的主体。秦岭淮河共同构筑了我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陕西境内的秦岭别称终南山，西汉东方朔对武帝说：“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埌肥饶。” [1] 东汉班孟坚撰《两都赋》也分别提到了它 [2] ，可知其源久远。

秦岭山北是著名的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山南是多山的丘陵与盆地。秦岭作为天然屏障，对冬、夏季风都有阻滞作用。山南北的气温和雨量明显不同。岭北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主要推行旱作农业；岭南是亚热带湿润气候，颇多水田种植。

秦岭以南，米仓山和大巴山以北是汉中盆地、安康盆地和秦巴山地。汉中地域较广，又长期是汉中郡所在，故以之概述其他诸地。晋人常璩说：汉中“其地东接南郡，南接于巴，西接武都，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3] 。所称汉中境域即是上述地理范围。说汉中土壤肥沃，产品与贡赋大致与三蜀（蜀郡、广汉、犍为）相同，很可以看出汉中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战国策》卷3《秦策》载，“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也是将汉中与巴、蜀联为一体。所谓“北接秦川”，是指岭北关中平原。诸葛亮对刘备说，“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即是指北取关中。《南齐书》卷15《州郡志》云：“汉中为巴蜀扦蔽，故刘备得汉中，云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是以蜀有难，汉中辄没。”它概述了汉中与巴、蜀关系十分密切。《汉书》卷28下《地理志》称，汉中“与巴、蜀同俗”。由此亦可见汉中生活习俗和四川地区颇为一致，而与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大有差异。

汉中与巴蜀关系密切已久，是众所周知。长安是西周、秦、西汉、隋、唐诸代首都。史称周平王东迁洛邑，以避犬戎，“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强大，政由方伯” [4] 。上述四国在周室衰弱的春秋时，于中原四周开始强盛。楚最先据有汉中，《史记》卷5记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云：“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显示楚国实力甚强。但在汉中早已拥有基地的秦人对此很不甘心 [5] 。秦惠文君后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得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华阳国志》卷3《蜀志》亦记周赧王三年（前312年），“分巴蜀置汉中郡”。汉中便长期为秦所有，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任鄙为汉中（郡）守” [6] 。境内大山终南山由是称为“秦岭”。贾谊《过秦论》说：“秦南取汉中，西举巴蜀。”在汉中置郡，增强了秦对它的政治统治。

秦汉之际，西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 [7] 。同时，又封秦降将三人为王，三分关中，藉以阻挡汉兵北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汉王要越秦岭，北向中原争霸也确是困难重重。因此，手下不少将士纷纷奔亡，乃至治粟都尉韩信也出走，赖丞相萧何将他追回。萧何诚恳地对汉王说：“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8] 刘邦的谋士智力超群，得以倚恃汉中，急取巴蜀人力物力，并因此由弱变强。《华阳国志·汉中志》称：“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充分说明他是调动了汉中百姓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在秦汉之际曾获得了较好发展。《史记·六国年表》称：“汉之兴、自蜀汉。” [9] 汉中的地位，由是大为提高。

非常遗憾，汉代汉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具体状况，现代所知极少。西汉初，田叔任汉中守十余年，时称长者 [10] 。对当地社会安定的生产发展可能作出过重要贡献。

《宋史》卷95《河渠志》记“兴元府（汉中）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作”。传说很难说必是信史。联系萧何在汉中足食足兵事，可能修堰事并非子虚。千余年后，至赵宋一再修复，“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畂”。《水经注》卷27《沔水》记它流经成固县，“有张良渠，盖良所开也”。这是又一传言汉初在汉中修水利事。详情今已难明。汉中地区位于汉水上游，气温适宜，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为岭北地区的两倍。但夏雨有时偏少，需依赖人工灌溉。因此，在丘陵山地发展水田农作，更要注意多蓄水，以供稻苗需要。《水经注》卷27《沔水》注引《汉中记》称，南郑北面洋川，是汉高祖宠妃戚姬出生地，“夫人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帝为驿致长安”，可证汉水地域早已盛产稻米是实。

《汉书》卷28上《地理志》载汉中郡沔阳县“有铁官”，沔阳今陕西勉县。铁官就近冶铸铁工具，供应当地使用。《续汉书·郡国志五》亦记“沔阳有铁”。铁工具的推广使用，对汉中地区农业发展有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1978年，汉中西北勉县出土四座东汉墓，内有持锸俑三件和陶水田、塘库、陂池模型七件 [11] 。锸是起土铁农具，汉人广泛使用。《汉书·沟洫志》记汉代民歌，“举臿为云，决渠为雨”。以锸为代表的大量铁农具不仅用于耕作，且在山地修建大量储水陂塘，以利作物需要水时能及时灌溉。陂塘养鱼，殖荷，盛产鱼、虾、莲、藕。水田模型有田埂，有放水孔，有蛙、螺、鱼、鳖，完全是现实水乡生活的真实反映。

汉中地区位当南北交通要冲，山道险阻难越，随着生产的发展，很需要加以改变。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 [12] 。武帝同意之后，任命御史大夫张汤儿张卬为汉中郡守，征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路真是既便利又近了，但水多湍石，不可通漕。这一事例，突出反映了随着汉中地区的逐步开发，人们已急于设法将汉中所产粮食外运而开通道路。

那时候，全国最富饶地区，有如司马迁说，关中人口居全国十之三，“然量其富，计居其六”。但关中平原窄小，生产量有限，汉政府开销的大量衣粮物资要依赖外地供应。自关东运进，三门底柱之险，长期无法克服；往南从巴蜀输送，又因终南山险难越，诸如褒谷、斜谷、子午谷等都是著名难通的山谷。为改善通道，自汉代以来，常在不断努力开拓改进。西汉想开凿褒斜谷道以通漕运的计划，因水道湍急，水多石埂，难以通航，暂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它具有较大实用价值，此后仍在致力改进，使汉中众多农林产品粮食和林木竹箭之类得以输送至关中。

汉中西接武都，武都地属黄土高原，长期来，是羌人重要聚居地。东汉初年以来，武都羌人多次反叛，甚且入扰益州。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十一月，先零羌人进犯三辅，杀汉中太守郑炳。四年春，“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 [13] 。褒中位于汉中市北，是汉中郡属县。《华阳国志》卷2记褒中县，“昭帝元凤六年（前75年）置，本都尉治也”。安帝时，因与羌人交战累年，“年荒民困”，显示战争对粮食和桑蚕生产事业破坏性很大。翌年，安帝嘉奖与羌人作战阵亡的“冠盖子弟”25名，分别赐其家谷自500斛以至1000斛不等，这批粮食自是从汉中郡本地所产支付。

位于秦岭以南的秦巴山地商洛地区，汉代行政建制中是划归司隶部领，不由汉中郡管辖。就其地形而言，商洛地区与豫西渑池、卢氏等地都应划为黄土高原的边缘区域。

商洛山区在汉代未见有农业生产记录，但并不能说那里是无人区，完全是荒野。史称“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这些隐士世称为商山四皓，他们“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 [14] 。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没有禄秩；又不是地方豪强，可依赖仆从驱使。他们多年生活在商洛山区，绝非餐风饮露，茹毛饮血所能维持。必是商洛地区已有一定农业产品为其生活源泉，才有可能做到衣冠甚伟。《太平寰宇记》卷141记金州、商州事，颇有异言。如记金州（安康）风俗云：“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巴中渠帅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唐宋之际）犹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可知商洛地域的居民，至少有一些人的先祖是秦汉之际自巴地迁来。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本来很落后，来到山区，经历了千余年十分闭塞的生活，山民们依旧保留了狩猎采伐为生的习俗。

汉末以后近四百年的长期社会大动乱，汉中地区的农作经历艰难曲折而有所发展。

汉朝末年，益州牧刘焉使张鲁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世为五斗米道徒的张鲁由是顺利据有汉中，他在那里作“义舍”，安顿信徒。“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从而形成了独立性的地方区域统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汉中生产自必有新的发展。其时，有人劝张鲁称汉宁王，巴西人阎圃谏阻说：“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 且不称，勿为祸先。”建议得到采纳 [15] 。由此看来，张鲁在汉中30年间，实施了较为民主又兼照顾老弱的统治。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作乱于关西，关西民越子午谷归投张鲁的有数万家。汉中新增数万户居民，可以推想，土沃田良的汉中境内，其时是安定祥和的。

建安廿年（215年），曹操征汉中，张鲁封库藏不毁，为此很受曹操赞赏。《三国志·魏武帝纪》称，“公军入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巴、汉皆降。”《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杨暨表云：“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因就民麦以为军粮。”陈群在魏太和中（227—232年）指出，“太祖昔到阳平（陕西勉县西）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 [16] 。魏将张既“别从散关（陇山渭水南）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可见其时汉中地域种麦已是非常广泛，包括少数族氐人也是无例外地种麦为生。汉代关中才开始种麦，汉中地区种麦，当自关中引进推广而来。

曹操大军征汉中，京兆尹郑浑“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 [17] 。为此大受嘉奖。自关中运粮是为了支援前线以供军，派百姓屯田汉中，没有人逃亡，有利于发展汉中地区的农作。

曹魏大军初克汉中，侍中和洽建议及时撤军“徙民”，未被采纳。曹操回师后，杜袭“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18] 。另一记载云，张鲁归降，雍州刺史张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曹操由拒绝徙民转为徙汉中民外出，那是和其时刘备顺利进军汉中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

其时，法正劝刘备利用曹操北还时机，进取汉中，“广农积谷，观衅伺隙……广拓境土”。犍为人杨洪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亡蜀矣。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这都突出说明汉中与蜀汉存在密切利害关系。男子出战，女子运输，一切为了支援前线。建安廿四年（219年），蜀军自阳平（褒城）南渡沔水，在定军山杀夏侯渊及魏益州刺史赵颙，遂据有汉中。秋七月，刘备称汉中王，“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自己还治成都。以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镇汉川，由于曹操已将不少汉中民外徙，人们因此称刘备“得地而不得民” [19] 。在蜀汉据有汉中期间，汉中农作比汉代有了新的发展。

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上表北伐，督师进驻汉中，使赵云屯田赤崖，《水经注》卷27《沔水》记其支流褒水，“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当时，赵、邓二人所领是偏师，人员不多，时间也很短暂，屯田成果不可能很大。不过，《赵云别传》记子龙请将军资余绢“悉入赤崖府库”，说明赤崖确有不少物资积累。

当诸葛亮在南郑与群下商讨北伐事宜时，丞相司马魏延自请“领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亮认为此举太险而未采纳 [20] 。《水经注》卷27《沔水》引《汉中记》称：“峻崿百重，绝壁万寻，既造其峰，谓已逾崧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言陟羊肠，超烟云之际，顾看向途，杳然有不测之险。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树木，十围皆倒，山殚艮阻，地穷坎势矣。”子午道所经是如此山峦重叠险阻，野物既大且多，可以概见其原始植被覆盖甚为丰茂，尚保存未被垦殖的山区原貌。

诸葛亮北伐出兵重点在陇东，马谡街亭大败，亮“拔西县（甘肃礼县东北）千余家，还于汉中”，以图再举。并在汉中地区加强生产建设。《水经注》卷27记沔水经成固县，“有兴势坂，诸葛亮出洛谷，戍兴势（洋县北），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平川夹势，水丰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回从汉，为山行之始”。可见蜀汉时，山谷间局部平地是在努力发展生产。建兴十年（232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青龙二年（234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所称黄沙疑为汉水支流黄沙水，“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曰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其水南注汉” [21] 。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很可能是诸葛亮的屯田据点。劝农黄沙，使诸军运米，可以推知，蜀汉推行军事屯田和发展民间生产，藉以积累军粮。

那时，汉中太守吕 “兼领督农，供继军粮”，即由地方官兼领屯田事务。其后，扬威将军刘敏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中，所在“男女布野，农谷栖亩” [22] 。可证蜀汉在汉中地区长期保持有较好的农业生产。

蜀汉灭亡，汉中全归曹魏。未几，西晋统一南北，于汉中分置汉中郡，隶梁州。统八县，1.5万户。别置魏兴郡（治安康）隶荆州，统六县1.2万户。及西晋乱亡，巴氐成汉，氐人前秦与仇池，以及东晋谯纵，南朝宋、齐、梁和北朝魏、周诸政权都曾先后据有汉中地区。长期社会混乱，有关汉中情况难以一一细述。《晋书》卷120《李特载记》云，晋元康中（291—299年），关西大乱，又连年饥荒，“百姓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晋派李苾前往慰劳，苾上表说，“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他建议使流民散居梁、益诸处，《晋书》卷5记永嘉五年（311年）八月，前赵刘聪攻陷长安，“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可见两晋混乱之际，汉中仍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南齐书》卷15《州郡志》综述汉中在社会大乱时的重要地位：“梁州，镇南郑。魏景元四年（263年）平蜀所置也……每失汉中，刺史辄镇魏兴（安康）。汉中为巴蜀扦蔽……是以蜀有难，汉中辄没，虽时还复，而户口残耗……后氐虏数相攻击，关陇流民，多避难归化，于是民户稍实。”汉中是南北交汇区，北方大乱以来，汉中先后侨置了秦、雍、凉、并等州不少郡县 [23] ，侨民增多，有利于汉中的生产恢复与发展。

南朝刘宋“元嘉九年（432年），仇池大饥，梁、益州丰稔。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氐帅杨难当因此寇汉中……难当焚掠汉中，引众西还” [24] 。烽火连天的南北纷争岁月，梁州汉中等地仍获丰收。引致饥饿的仇池氐人南来掠夺。

梁武帝时，西戎校尉、北梁（汉中）、秦（天水）二州刺史裴邃“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廪盈实，省息边运，民吏获安”。按洪 孙《补梁疆域志》卷4北梁州治南郑。是知梁在汉中地区建置屯田，收成颇好，因而可以减省自内地运粮去边防。此后，萧修任梁、秦二州刺史，“在汉中七年，移风改俗，人号慈父。长史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责……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食虫遂尽而去” [25] 。这一传奇故事反映了地方官劝农力耕，有助汉中生产发展。顺便指出，上述一人任二郡太守事，清人钱大昕揭示为：“双头郡者，两郡同治，一人带两郡守也。” [26] 南朝时，此类一人带两郡守的事例颇不少。

北魏宣武帝时，南朝萧梁的梁、南秦二州刺史夏侯道迁以汉中等地归降北朝，政治形势至是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拟开拓梁、汉旧路，让崔猷“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遂任命他为梁州刺史。及宇文泰亡故，山南不少州郡俟机反叛，“唯梁州境内，民无二心”。猷派兵六千支援利州（四川广元市），送米四千斛给信州（重庆市奉节县），“二镇获全，（崔）猷之力也” [27] 。由此可见。汉中政治隶属虽已由南朝转归北朝，当地兵强粮多，生产发展，社会秩序也相当安定。

汉魏以至北朝，汉中、巴蜀等地有大批少数族人聚居，首先是獠人。《三国志》卷43《张嶷传》记：“建兴五年（227年），丞相（诸葛）亮北住汉中。”注引《益部耆旧传》云：“平南事讫，牂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这些是从南中迁往汉中的獠人。《水经注》卷27记沔水“东迳西乐城（勉县）北，城在山上……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这批为数不少的獠人似乎并非是新近从南中北迁的。《北史》卷95《獠传》称，“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居于汉中等地的獠民尚处于渔猎为生阶段。《周书》卷15《李辉传》记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年），“出为总管梁、洋等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时渠、蓬二州生獠，积年侵暴。辉至州绥抚，并来归附，玺书劳之”。这批来自巴蜀的獠人被称为“生獠”，自是有别于早已居于汉中的獠人。上引《獠传》记北魏后期，汉中地区獠人，“近夏人者安堵乐业，在山谷者不敢为寇”。足以说明獠人生活状况已出现了不小变化。《隋书》卷29《地理志》称：“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陕西安康市）、房陵（湖北房县）、清化（四川巴中市）、通川（四川达州市）、宕渠（四川渠县），地皆连接，风俗颇同。”它没有说獠人有生、熟之别，但与夏人通婚，衣着、住宅、言语也与夏人极少差异的獠人，在生产方面亦必如是。生獠很难说都是不事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和汉族政权或是其他执掌朝政的政府发生联系是可以肯定的。

汉中地区除獠民外，还有氐人。《北史》卷96《氐传》记仇池氐杨盛，“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遂有汉中之地，仍称蕃于晋”。其后裔杨难当派人袭梁州，“遂有汉中之地”。“杨文德后自汉中入统汧、陇，遂有阴平（甘肃文县）、武兴（陕西略阳）之地”，与南朝关系密切。西魏废帝二年（552年），宇文贵任大都督兴州（陕西略阳）刺史，“先是，兴州氐反，自（宇文）贵至州，人情稍定。贵表请于梁州（汉中）置屯田，数州 足” [28] 。按《元和郡县志》卷22记兴州，战国时，为白马氐之东境，“晋永嘉末，氐人杨茂搜自号氐王，据武都，自后郡县荒废，而茂搜子孙承嗣为氐王”。兴州与武都毗邻，宇文贵面对氐人骚扰，乃在兴州地区开拓军事屯田，取得了良好成效，民心由是安定。明年，西魏出兵取蜀，“以达奚寔行南岐州（陕西凤县）事，兼都（督）军粮。先是，山氐生犷，不供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寔导之以政，氐人感悦，并从赋税（役），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 [29] 。显而易见，居于陕陇间的氐人早已务农，而习性较为粗野，抗拒税役。经过有效调理，氐人提供了大批粮食，并馈赠牲口，使魏、周军队粮饩充实。

《隋书》卷30《地理志》云：“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可见商洛地区的居民除土著外。还有西汉初自巴地迁来的渠率七姓，他们虽被强制迁入后，仍长期保持其原有风俗。它和《太平寰宇记》卷141记商州“至今尚存”巴中渠率七姓旧风俗的记述完全一致。这些人从事生产相当原始，长期来也很少进步。

在生产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汉中各地涌现了不少地方豪族。例如，安康人李迁哲“世为山南豪族”。二十余岁仕梁，为安康郡守，并与西魏抗争，战败归国，宇文泰以其“信著山南”，使他协助贺若弼平定直（安康西北）、洋（洋县）等州人的叛乱。并领兵南下，攻取梁之巴州（巴中），“自此巴、濮之人，降 相继”，以功迁直州判史。他是“累世雄豪”，“妾媵至有百数”，“沿汉（水）千余里间第宅相次” [30] ，分处妾媵及其子女，藉此可以推知他的豪富和地产之广了。

又如傥城兴势（洋县）人杨乾运是“方隅豪族”，父为南齐安康郡守。北魏末，乾运亦任安康郡守，西魏时任梁州刺史、安康郡公。

上甲黄土（陕西旬阳县）人扶猛，世为白虎蛮渠帅。仕梁为郡守、刺史。侯景之乱，“猛乃拥众自守”，西魏废帝时归降，宇文泰“以其世据本乡，乃厚加抚纳”，命为罗州（湖北房县西北）刺史。其时，魏、周大力攻梁、益州，使之随贺若敦进袭信州（重庆市奉节县）。“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扪葛，备历艰阻。雪深七尺，粮运不继，猛奖励士卒，兼夜而行……遂入白帝城，抚慰民夷，莫不悦附” [31] 。非常具体显示出秦巴山地荒闲未辟，情状异常艰苦。但当地已有不少蛮民生活其间，从事初步垦殖。

安康是秦巴山地的中心。《水经注》卷27称，其地“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汉末为西城郡，建安廿四年（219年），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魏兴郡”。六朝时期，安康是汉中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它哺育了诸如李迁哲一类豪族和扶猛那样的蛮族渠帅。这么一批政治代表人物的登场是和所在逐步得到垦辟，生产有所发展密切相关联的。

商洛地区自然条件复杂，深山峡谷又多，自秦汉以来，已是南北重要通道之一。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氐人苻健称帝，定都长安，“遣（苻）菁掠上洛郡（陕西商州市），于丰阳县（陕西山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 [32] 。由此可知，前秦政权对山南商洛地区相当重视，并从那里获得山区多种特产，导致国家用度充足。两年后，东晋桓温率兵四万北伐，进攻上洛，俘执苻健荆州刺史郭敬。与此同时，晋军司马勋部被秦军击败于子午谷（秦岭以南，安康西），桓温北伐大军在关中也因缺粮退归。这一战例表明，商洛地域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当地生产尚处于很不发展的阶段。

当然，商洛地区生产比前代已是大有长进。“世雄商洛”的上洛丰阳（山阳县）人泉企一家，自其曾祖以来，“世袭本县令”。“自晋东渡，常贡属江东。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439年），率乡里归化，仍引王师平商洛”，以此依旧世雄乡里。泉企十二岁任本县令。不久，迁上洛郡守，统率乡兵三千人，击败雍州刺史萧宝夤的叛军。宝夤派兵“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也被泉企领兵击溃。其后，他任东雍州（陕西华县）刺史，“每于乡里运米以自给” [33] ，前已指出，自汉初迁商洛的巴渠七姓，至唐、宋之际，仍大体保持其原来习俗，生产后进。然而，魏周之际的泉企在外地任高官时，却从家乡运米自给，可以窥见他是拥有大地产，并进行良好的粮食生产。“上洛豪族泉、杜二姓”的情况亦相类似，他们在重山险阻中艰难地拓殖出良好的成果。

另一“世为豪族”和“商洛首望”的上洛人阳氏，阳斌为上庸郡（湖北竹山）守。子阳猛，北魏末，领兵抗击万俟丑奴等立功，先后任河北郡（山西平陆）守和华山郡（陕西华县）守。阳雄累以军功除洵州（安康北）刺史：“俗杂 渝，民多轻滑。雄威惠相济，夷夏安之。” [34] 从阳雄家世看，他是商洛地区的华夏族人。洵州“俗杂 、渝”，或称“夷夏”，居民是蛮（巴、獠）夏混杂，夏人早已务农，巴人亦有较高文化水平。彼此能安定相处。不难察知，商洛地区的农作比以往是很有进展。

汉中地区在隋唐大一统岁月里，农业生产获得了新的发展。晚唐社会大动乱以至五代十国时期，约略以大巴山为界，山北为五代诸政权所有，山南则属前蜀、后蜀，农业生产未见有新的具体变化。

《隋书》卷29《地理志》综述南北朝至隋代汉中地域状况，“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多事田渔是指居民多从事农作，夏人和已汉化的少数族人如此。另一些深林野处的少数族人仍是畋猎渔伐为生。生活在汉中周边诸地的富豪们通常是霸占山林湖泽，奴役少数民族，且拥有世袭特权，俨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这是自南北朝以至隋代所共有的社会风向。

唐初，梁州总管庞坚执杀叛乱的巴山（四川南江县）獠头领，深入穷追余党，颁发命令，“谷熟，吾尽收以馈军，非尽贼，吾不反” [35] 。巴山集州，毗邻汉中，揭示了山南獠民已广泛种植粮食作物。

唐代汉中地区依旧是水旱并作，岑参说，在梁州的春日，“芃芃麦苗长，蔼蔼桑叶肥” [36] ，唐德宗诏，谈及当年春夏之际，他流亡汉中，“宿麦过时而不获，睹此妨夺，弥增感伤” [37] 。至于水田农作，郑谷说，在洋州（洋县），“开怀江稻熟，寄信露橙香” [38] 。明白揭示汉中洋县稻谷与甜橙同时丰收。《太平寰宇记》卷133记梁州南郑县西南五十里有黄牛山，“山下有黄牛川，《十道记》云，黄牛川有再熟之稻，土人重之”。唐代称为十道图志的书至少有五种以上 [39] ，未知上引出自何人所撰。要之，位于山南的汉中地区种稻多，不足为怪。所称再熟稻可能是再生稻，秦岭以南的黄牛川出产再生稻也是正常的，当地稻、麦并作，但很难轻易地说，那里已是稻麦复种的了。

唐建中四年（783年）十月，长安发生泾原兵变，朱泚称帝。德宗被迫出奔，自奉天（陕西乾县）至梁州（汉中），“依剑蜀为根本”，在梁州不满半年 [40] ，“山南地贫，粮食难给，宰臣议请幸成都府”。史称“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稆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自安史乱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洎六师驻 ，（梁州刺史严）震设法劝课，鸠聚财赋，以给行在，民不至烦，供亿无缺” [41] 。所称十五州郡为“梁、洋、兴、风、金、开、通、渠、集、蓬、利、壁、巴、阆、果州”。前面五州是汉中地区，开州以下十州，是四川东北地域。说“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梁指梁州汉中郡，汉指金州安康郡，唐肃宗时，曾改名汉阴郡。梁汉之间，是汉中地区最发达的地区。德宗一行在汉中，自是就近取给。山间小盆地的生产成果自难充分供应新增庞大人群的巨大开销，说梁汉间大地仍是刀耕火种，那是言过其实了。

《汉书·地理志》将汉中郡列入楚地，那里是火耕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与荆楚乃至同时的吴越大体一致。荆楚、吴越自东汉以后，面貌改观甚快。岂能说经历七八百年后的汉中仍然停留在原始农业耕作模式。《全唐文》卷794孙樵《兴元新路记》记自关中入汉中，沿途所经诸驿的很多具体情状。褒斜道上，“往往涧旁谷中有桑柘；民多丛居，鸡犬相闻……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桑柘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亩，谷中号为夷地，居民尤多”。显示山地农作并非刀耕火种。上述黄牛川的再熟稻肯定不是刀耕火种产物。说梁汉间民以采稆为事，稆或称穞，是不种自生的野生粮食作物，江淮以南稻作区所见稆颇为不少 [42] ，民间采穞、采稆，岂能说是极为落后的吗？

当然，汉中地区的生产发展很不平衡。《文苑英华》卷813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云，西汉水畔的兴州（略阳），“西为戎居，岁备亭障，实以精卒，以道之险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德宗时，刺史严砺面对“崖谷峻隘，十里百折……盛秋水潦，穷冬雨雪”的严峻现实，“即山僦功，由是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畚锸之下，易甚朽壤，乃辟乃垦……决去壅土，疏导江涛……公命屯田，师有余粮……增石为防，膏我稻粱，岁无凶灾，家有积仓”。从中很可看出，略阳地区在中唐时的开发种植成果相当好。《太平寰宇记》卷135记兴州风俗，“语带蜀音。然山高水峻，人居山上，种植甚微，惟以负贩为业”，那里有接溪山、青泥岭、武兴山、大小景山。山多，耕地相对较少。宋乾德二年（964年），大将王全斌领兵伐蜀，“遂取兴州，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 [43] 。大批兴州军粮，应主要产于兴州地区。

路振《九国志》卷7《武漳传》记漳任后蜀山南节度使，“以褒中（汉中北）用武之地，营田为急务，乃凿大洫，以渠泉源，溉田数千顷，人受其利”。生动展示了在山区修建渠堰，发展水利，乃是增进生产极为重要的诀窍。北宋文同说：“本府（兴元府）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衍）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 [44] 南宋邓昂说：“汉中陆田少，湿田多，种禾、麻、菽、麦，则为浸湿所害，因其卑湿，修为水田种稻，则所收可无虚岁矣……闻之老农，耕不再则苗不盛，耘不再则穗不实，苟不能革日前之弊，而望多稼之田，其可得乎？” [45] 唐代汉中种稻的技术及其水利设施较宋代为差，但自汉至唐、宋，汉中皆是水旱兼作，以水稻生产为主体则是客观存在不争的事实。

金州是山地中开发较好的地区，仍是地广民稀。《太平寰宇记》卷141记金州户口散落。大历六年（770年），将所属平利县并入西城县，淯阳县并入洵阳县，石泉县并入汉阴县。永贞元年（805年），金州刺史姜公辅“以山谷重阻一千余里，来往输纳，民为不便”，乃于旧址复置石泉县。由此可知，当地生产不兴旺。《柳河东集》卷9《裴府君（瑾）墓碣》记裴瑾“刺金州，决高弛隟。去人水祸，渚茭原茅，辟成稻粱”。整修了汉江水利，有助稻作业发展。唐人姚合说：“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 [46] 是知安康地区同样水旱兼作，烧林旱作的畬田自是较原始的耕作方式。穆宗长庆时，张仲方任金州刺史，“郡人有田产为中人所夺，仲方三疏奏闻，竟理其冤” [47] 。金州去长安六七百里，宦官夺地竟越秦岭而至，估计是因其田地质量较好。总的说来，金州田作比汉中差。宋陈师道说：宋初，金州“名虽为州，实不如秦楚下县，山林四塞，行数百千里，水道阻险，转缘山间，悬流逆折，触石破舟……陆行凭陵，因山梯石，悬栈过险，修林丛竹，悍蛇鸷兽，卒出杀人” [48] 。山区交通不便，荒野未辟，毒蛇猛兽众多，开发尚少，金州生产财富尚不及内地一县。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金州“西城县（安康市）民葛德出私财修长乐堰，引水灌溉乡户土田” [49] 。努力发展农田水利，有助生产发展，因而受到朝廷奖赏。

商洛山区开发在汉中地区中最为滞后。《唐会要》卷86《道路》记“贞元七年（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请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兰田，东抵内乡（河南西峡）。七百余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华役功十余万……行者为便”。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生产滞后。李商隐说：“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梢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50] 所在荒野如此，实难说那里生产有多好。《太平广记》卷432引《玉堂闲话》称：“旧商山路多鸷兽，害其行旅。”又说：“襄梁间多鸷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井取之，以为职业。”唐穆宗时，房州永清县（湖北房县东南）令“为上帝所命，于金（安康）、商（商州）、均、房四郡之间，捕鸷兽，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 [51] 。广大商洛地区要设专职人员捕虎，可以想象其他虎患多么严重。它标志着该地尚未得到必要的开发。唐末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北宋王禹偁《小畜集》卷8《畬田词序》称，宋初，商州“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恶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砍伐树木加以烧毁，草木成了灰肥，直接播种其中，此后不再耘锄中耕，这是非常粗放的耕垦山地的方式。

就总体而言，汉中诸州府的编户在唐前期百余年内是在广泛增加，增户最少的商州和兴州，也都新增近一倍，洋州增户逾十倍，梁州（兴元）增户近六倍，风州增户三倍；金州唐初户口数字疑有误，颇难比较 [52] 。总的趋势表明，汉中地区已处于日趋开拓发展中。

位于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气温条件既与岭北迥异。其农产品便与岭北关中和黄土高原不同。《新唐书·地理志》记汉中、金州产茶，均以进贡。二郡且出产富有南方特色的柑橘、枇杷、橙等水果，金州且置橘官，负责相关事宜。就织物而言，汉中盛产丝縠（皱纹纱），褒城绢质量在全国品评为第六等，兴州绢居第八等。汉中诸地盛产麻、麻布、赀布。褒、洋所产赀布在全国位居第六等。金州赀布位列第九等。山南诸地山谷，盛产多种多样中药材，例如杜仲、麝香、枳壳、枳实、黄 、丹砂等，商州所产麝香列为贡品。金州、兴州产漆，更是名闻全国。汉中有如巴蜀，产芋极多。

刊《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 《昭明文选》卷1《两都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后汉书》卷40《班固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引诸正史，不再另注版本。

[3]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2，第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史记》卷4《周本纪》。

[5] 《史记》卷15《六国年表》，周定王十八年（前451年）“左庶长城南郑”。廿八年（前441年），“南郑反”。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取我南部”。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击蜀，灭之”。庶长为秦官爵名称，秦孝公曾以商鞅为左庶长，见《史记》卷5《秦本纪》，又卷68《商君传》。

[6] 《史记》卷5《秦本纪》；又卷15《六国年表》秦“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又卷73《白起传》。

[7] 《汉书》卷1下《高帝纪》，参卷31《项籍传》。

[8] 《汉书》卷39《萧何传》，参见卷34《韩信传》，又卷40《张良传》，又卷1上《高帝纪》。

[9] 《汉书》卷1《高帝纪上》二年（前205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并参看十一年六月条。

[10] 《史记》卷104《田叔传》；《汉书》卷37。

[11] 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第429—450页；又《浅谈陕西勉县出土的汉代塘陂水田模型》，《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127—131页；又《勉县出土稻田养鱼模型》，《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第252—253页。

[12] 《史记》卷29《河渠书》；《汉书》卷29《沟洫志》。

[13] 《后汉书》卷5《安帝纪》，又卷87《西羌传》。

[14] 《汉书》卷72《（逸民）传序》，又卷40《张良传》。

[15] 《三国志》卷8《张鲁传》。

[16] 《三国志》卷22《陈群传》。

[17] 《三国志》卷15《张既传》，又卷16《郑浑传》。

[18] 《三国志》卷23《和洽传》，又《杜袭传》；《通鉴》卷67，建安廿年七月。

[19] 《三国志》卷37《法正传》，又卷41《杨洪传》，又卷32《刘备传》，又卷42《周群传》。

[20] 《三国志》卷40《魏延传》注引《魏略》；《通鉴》卷71，太和二年正月。

[21] 《三国志》卷33《刘后主传》，《水经注》卷27《沔水》，商务印书馆，1958年。《通鉴》卷72，青龙元年末，二年春二月；参林成西《论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屯田》，《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2] 《三国志》卷39《吕 传》，又卷44《刘敏传》。

[23] 汉中境内，侨置了京兆郡、扶风郡、冯翊郡、安定郡、始平郡、金城郡、陇西郡、天水郡、南安郡、武都郡、略阳郡、阴平郡、仇池郡、宕渠郡、太原郡等等。

[24] 《宋书》卷78《萧思话传》；《通鉴》卷122，元嘉十年九月至十一年春。

[25] 《梁书》卷28《裴邃传》，《南史》卷52《萧修传》（此人《梁书》无传）。

[2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9《魏书·地形志中》，商务印书馆1936年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27] 《魏书》卷71《夏侯道迁传》；《周书》卷35《崔猷传》。

[28] 《周书》卷19《宇文贵传》。

[29] 《周书》卷29《达奚寔传》；《册府元龟》卷483《才略》，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30] 《周书》卷44《李迁哲传》。

[31] 《周书》卷44《杨乾运传》、《扶猛传》，又卷28《贺若敦传》。

[32]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33] 《周书》卷44《泉企传》；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瞎巴三千生啖蜀子》，中华书局，1985年。

[34] 《周书》卷44《阳雄传》。

[35] 《新唐书》卷193《庞坚传》，又卷222下《 传》；《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十月。

[36] 《全唐诗》卷198岑参《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中华书局，1960年。

[37] 《陆宣公集》卷4《重优复兴元府及洋风州百姓等诏》，四部备要线装本。

[38] 《全唐诗》卷674郑谷《送祠部曹郎中邺出守洋州》。

[39] 《新唐书》卷58《艺文志》记《长安四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十道图》10卷，李吉甫《十道图》10卷，梁载言《十道志》66卷，贾躭《贞元十道录》4卷。

[40] 德宗一行于兴元元年（784年）三月壬申（初一）至梁州，六月戊午（十九日），离开梁州返回长安，在梁州生活不满四月。

[41] 《旧唐书》卷117《严震传》；《新唐书》卷127《张延赏传》；《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三月。

[42] 例如：《宋书》卷29《符瑞志》，“元嘉廿三年（446年），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稻自生三十许种”。《梁书》卷3《武帝纪》，大同三年（537年）九月“北徐州（江苏盱眙）境内旅生稻稗二千许顷”。《唐会要》卷28《祥瑞》，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一日，扬州奏，穞生稻二百一十顷，再熟稻一千八百余顷，其粒与常稻无异”。《新唐书》卷5《玄宗纪》，开元十九年，“扬州穞稻生”。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乾德二年十二月，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册，1979年。

[44] 文同《丹渊传》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四部丛刊本；参《宋史》卷443《文同传》。

[45] 《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5《营田》，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九月，中华书局，1988年。

[46] 《全唐诗》卷497姚合《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

[47] 《旧唐书》卷99《张仲方传》。

[48] 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15《忘归亭记》，适园丛书线装本。

[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册，1986年。

[50] 《全唐诗》卷540李商隐《商於新开路》。

[51] 《太平广记》卷307《永清县庙》，中华书局，1981年。

[52] 《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金州天宝户14091，与《旧唐书》卷39《地理志》记金州贞观中户完全一致，显然不近情理。《旧唐书》卷39记商州，始置于武德元年，贞观十年州废，旧领户4901，天宝户8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