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即栖息于祖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大地上。秦统一六国后所置闽中郡，福建便正式列入了中原政权的版图。自兹以后，福建政区建置日繁。50多年前，劳幹先生撰《汉晋间闽中建置考》，认真剖析了汉晋时闽中的郡县建制，纠正了旧史记事的某些讹误，弥足珍贵。论文说：“盖汉代闽地之发达皆由沿海而内地。”虽未就此具体论证，其持论是正确的，我认为并可同样适用于六朝隋唐时期。

秦置闽中郡，并未在闽中置官治理。汉高帝五年（前202年）诏：“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武帝以后，闽越国废，闽地设冶县，为会稽郡所属。孙吴永安三年（260年），析其南部立建安郡，分领七县。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立晋安郡，领五县。南朝宋、齐大致沿袭。梁天监中，再增置南安郡，分领三县。陈代建安郡，领七县，晋安郡，领三县，南安郡，领五县。隋统一南北后，减省郡县，废除闽中三郡，只置建安郡，统领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

福建濒临大海，海域宽阔，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当地居民早已习于航海。《昭明文选》卷5，左思《吴都赋》云：“槁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翫灵胥。”孙吴立国江东，大力发展河、海水运，水手来自闽、粤，驾船远航，北至辽东、高丽，南至南海等地。

海船制造需要木料，福建山林密布，盛产松、杉、樟、楠等优质木材，宜于造船。孙吴在闽中设典船都尉，职司修造。其时，大船上下五层，可容战士三千人，福建成为孙吴重要造船基地。孙皓执政时，会稽太守郭诞，侍中、中书令张尚先后受谴“送建安作船” [1] 。其时，建安郡治今建瓯，出海远航，船只当顺闽江东下，至侯官出海起航。例如建衡元年（269年），孙吴出兵击交趾，其中一支吴军即“从建安海道”出发 [2] 。在此之前，汉末会稽太守王朗被孙策击败，“浮海至东冶”；再战，又失败 [3] 。同一件事，《虞翻传》记作“东部候官”，裴注引《吴书》及《虞翻别传》均作“候官”。候官、东冶均是现今福州。《元和郡县志》卷29记福州，“郡又有冶县……后汉改为东候官，吴于此立典船都尉，主谪徙之人作船于此”。由此推知，孙吴建安造船很可能是由建安浮江运木至候官作船，便于出航。《宋书》卷36《州郡志》云：晋安郡“原丰令，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它也表明建安典船设在福州。温麻即今福建东北霞浦县所在，是吴、晋时造船基地。这些事例表明，福建东北沿海地域的造船业在六朝时是相当发展。随着造船和航海业的发展，所在社会经济也随之兴旺起来。

当然，福建沿海造船航运业并非孙吴时突然出现。《后汉书》卷33《郑弘传》记章帝“建初八年（83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指南朝刘宋时）遂为常路”。章怀注：“东，冶县，属会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宫，今泉州闽县是。”唐初所称泉州，为现代的福州。由此说明，福州在东汉前期已是南海北航的主要通道，因当时航海危险性大，郑弘建议在五岭另开通路，运送交州贡物。自东汉再向前追溯，汉武帝建元初（前140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告急。武帝派庄助以节发兵会稽，“浮海救东瓯” [4] 。《汉书》卷64上《严助传》记刘安就这次发兵，上书谏称：“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西汉时期，现今浙江、福建地区同属会稽郡治。举此事例推知，闽、浙沿海久已海上通航，汉代越人习知以舟航海，不待吴、晋而始创造船航海者也。

孙吴以后，有关福建航海重大资料较为罕见，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东晋末年，孙恩起兵失败后，《宋书》卷1《武帝纪》称，元兴二年（402年），刘裕破卢循于永嘉，“追讨至于晋安（福州），循浮海南走”。卢循兵败于温州，浮海至福州，再失败，义熙元年（405年），“浮海破广州”，可见东南沿海海航畅通。

卢循所率败兵到达晋安，东晋晋安郡守张茂度与建安太守孙蚪之“并受其符书，供其调役”，俟卢循南逃广州后，这二位地方官均被免官 [5] 。事例表明，其时福建郡守的军政实力很不强。

南朝梁武帝时，羊侃、臧厥相继为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郡内开始安定。这是以暴力控压土豪势力。臧厥在晋安，“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党，皆 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 [6] 。他采取软硬兼施，百姓畏之如虎。可知官府对地方的控制是有显著增强。

梁、陈之际，陈宝应一家为晋安郡豪。“梁代晋安数反，累杀郡将”。侯景之乱时，陈宝应父子乘机获得晋安郡军政大权，“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海、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资产，士众强盛” [7] 。说明梁、陈之际，不仅海运畅通，且可看出福建东部沿海地域农产丰收，郡豪通过海运粮食去浙江各地进行货卖。晋安丰沃，基于福州所在是福建地形中少有的福州平原，因而成为福建经济发达最早的地区。

孙吴所置建安郡基本上包括现今福建全部地区。西晋分置晋安郡，将闽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分割了去。由是晋朝的建安郡便只保存武夷山、杉岭与仙霞岭及鹫峰山之间的山地了，它毗连开发较早的临海郡与东阳郡（原来会稽郡的西南部分），成为福建内地较早开发的地区。东晋末年，孙蚪之镇守建安，已是建安与晋安并存。梁、陈之际，陈宝应称雄晋安（福州）、建安（建瓯），“水陆为栅，以拒官军” [8] ，并资助周迪、留异，对抗陈朝。陈文帝派章昭达领兵止于建安，又使余孝顷自临海沿海南下，攻袭晋安。章昭达据闽江上游，命军士伐木为簰筏，利用闽江水力顺流而下，击败了陈宝应。从陈羽、陈宝应父子在建安、晋安的活动，可以看出，福建的开发是从东部沿海以及东北山地逐步向南推进的。

章昭达战败陈宝应，有功于陈，其子章大宝为丰州（即闽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陈后主时，他居然袭杀前来继任的刺史李晕，并率兵进攻建安，“建安内史吴慧觉据郡城拒之” [9] 。台军至，大宝溃逃入山。这一事例反映建安与闽州处于政治经济上相互依存的重要地位。

隋统一南北后，江南土豪一度掀起反隋活动，越州（今浙江绍兴）高智慧等自称天子，被隋军击败，“遁走闽越” [10] 。“泉州（今福州）人王国庆，南安（今泉州）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作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隋军汛海速至，国庆匆忙逃散。杨素派人劝说王国庆，许他将功折罪，国庆于是“执送智慧，斩于泉州” [11] 。其支党纷纷投降，江南平定。可见隋朝闽、浙间的海上往来相当频繁。直至陈、隋之际，福建地区仍以东北地域开发较快。萧梁时，南安郡的分设以及南安豪族王国庆的出现，反映福建开发已在逐渐向东南发展。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3称：“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这种落后局面的重大改变是在孙吴、西晋之后。

唐代，福建开发进入了重要转折时期。其行政建制已分设福、建、泉、汀、漳五州二十五县。到了宋代，更在五州外，增设南剑州和邵武、兴化两军，达到八州军四十二县，合称“八闽”，大致已与近代福建省的建制相差无几了。《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云，“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治福州”，是为福建正式命名之始。次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漳、潮二州隶岭南道经略使”。此后，漳、潮二州或隶福建，或属岭南，常有变动。上元二年（760年），升福建都防御使为节度使。进入宋代，雍熙三年（986年），正式建置了福建路。

唐代福建开发仍是沿着自北而南，先沿海后内地的进程。

唐人说，隋炀帝修通大运河后，“自杨、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12] 。表明汴渠通航，闽中也被纳入了全国的水运网络。武周时，崔融疏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13] 。同样体现出福建和全国水运的密切关系。

天宝初，鉴真在 （宁波），筹划东渡扶桑，派人“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 [14] 。是知福建所造海船已成为市场的商品。《太平寰宇记》卷102记唐、宋之际，泉州和漳州的海舶乃是国内著名的重要土特产。可见福建东南沿海的海船制造是很有名气的。宋代，“漳、泉、福、兴化（莆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 [15] 。自中唐以来，闽人北航高丽，南至交趾等地营商，有人多年外出，乃至终生不归，福建的海外侨民，实是肇始于唐、宋。

随着航海事业发展，不少外人海航到福建。唐人薛能说，“船到城添外国人” [16] 。包何谈到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17] 。表明海外来福建的人已是不少。文宗太和八年（834年）诏，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交纳关税后，“听其来往通流，不得重加率税” [18] ，可见福建已成为外商来华的重要贸易据点。唐末，王氏所建闽国，“招来海中蛮夷商贾” [19] 。福建海运是在继续向前发展。

福建在唐代诸政区中的地位，中唐人颜真卿说，“福建大藩也。其地东带沧溟，南接交广，居民若是其众也” [20] 。独孤及甚至说，福、建、泉、潭、汀五州，“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遗俗，号曰难治” [21] 。说唐代福建与巴蜀埒富，似乎言之过甚，但福建生产确已有了较大发展。

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指出福建道是朝廷依靠的东南八道之一。懿宗时，南诏攻陷安南，唐廷自湖南经兴安运河运粮不济，润州陈磻建议，自福建海路运粮，“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五万石至广州” [22] 。唐军由是遂不缺粮。足以说明福建已有余粮外运。

漳州龙溪人林昌业家有“良田数顷”，舂谷出米至城出售 [23] ，亦可显示所在粮产的发展。因而福建有余粮北运关中，南运岭南。《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记元和时，福建并合一些县治，所在旧县设置场官，“征其租税”。穆宗诏令江南包括福建在内，在水旱灾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半价出粜以惠贫民”，不让豪家收籴 [24] ，可见福建境内和全国其他各地同样设仓贮粮，以赈灾歉。

粮食而外，其他产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茶叶始盛于唐，陆羽《茶经》记福州、建州产茶。李肇《国史补》卷下记福州方山之露芽为名茶。毛文锡《茶谱》记建州方山之露芽及紫笋，“治头痛，江东老人多味之”。《新唐书》卷54记穆宗时新增茶税，包括福建在内的各地产茶，由盐铁使王播亲自掌管征税。唐末，福建产蜡面茶且用以进贡。南唐时，福建京挺茶，质量超过江东阳羡茶，朝廷指定为贡品 [25] 。

关于绢布生产，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建州刺史叶颢已向朝廷进献练布 [26] 。但在唐前期，泉、建、闽三州所产丝绵、麻布在全国只能列入第八等。此后，质量不断改进提高。中唐后，泉州产蕉布、丝绵、葛布著称，福州蕉布已列入土贡，质量大为提高。章碣、皎然等诗人对福建产绵，歌咏不已。王氏所建闽国且以白 棉布输向中原后唐境内。

福建矿业生产在唐以前毫无所闻，唐代，福、建、泉、汀四州有八县产铁、五县产铜、四县产银、一县产金。另外还有六县产盐，候官且是全国十大盐监之一。宪宗诞辰，福州刺史裴次元遵任土之贡，进献银器、衣箱乃至女口 [27] 。其后，王氏闽国设“百工院”，集中大批工匠制作，福、泉二州铁器颇为有名。到了宋代，官府只许福建民间打制铁器自用，禁止私贩下海外销。

自然，有必要指出，福建地域开发很不平衡。武则天时，陈元光表称：“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 [28] 垂拱二年（686年），分福州西南沿海地置漳州，含漳浦、怀恩二县。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以户口逃亡，废县” [29] 。首任漳州刺史陈元光说：“臣州背山面海，旧有蛇豕之区，椎髻卉裳，尽是妖氛之党，治理诚难，抚绥未容。” [30] 这种情况不仅漳州如此。宪宗元和时，薛謇为福建都团练观察使，“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 [31] 。晚唐昭宗诏称：“闽越之间，岛夷斯杂。” [32] 福建境内各地居住有众多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大多刀耕火种，生产相当落后。

唐代福建五州，内地建、汀二州的开发进程大致和沿海三州同样是自北而南逐步开发。如前所述，建州毗邻两浙，自汉末孙吴以来，其地已在逐步开发。唐人权德舆称建州为“东闽剧地” [33] ，当地多山，产茶而外，垦殖远不及滨海平原地区。位于建州以南的汀州，迟至玄宗开元中，“检责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而置州，所在“多山鬼淫祠” [34] 。张籍因称汀州“地僻寻常来客少” [35] ，所在是福建后进开发的地域。

安史乱后，吐蕃常内侵关陇，唐廷指令全国州郡每年派人赴关中防秋，福建岁派一千五百人，因路远往来增费，由当地按人征收二十贯钱，“市轻货送纳上都以备和籴” [36] 。唐末黄巢起义以后，朝廷敕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加强士卒训练以为警备 [37] 。唐政府将福建与内地州郡同等对待，而对岭南两广就没有上述诸要求。由此可知，唐代福建地位有别于岭南，那是和闽中发展密切相关的。

唐、宋时，福建的开发比较迅速，内地建、汀二州面积大于沿海福、泉、漳三州。而编户却反而较少。这是和生产发展紧密相关的。史载福建农田水利几乎全部集中于福州和泉州。福建五州，泉、漳、汀三州都创始于唐朝武周以后，州县的纷纷设置正是当地开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福、泉、漳三州分别建置于福建少有的福州、泉州、漳厦三个小平原地区。平原的开发本来比较容易，加以海运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进步，福州早在汉代已是自南海北航的中转站，泉州在唐、宋、元之世，海航贸易盛极一时，处于福建沿海最南端的漳州、厦门，晚至明、清之世才陆续兴起。这是和不少南宋人士对漳州、汀州内地在南宋时才日趋开发的描述是颇为一致的。由此可见，地区的开发是和社会条件以及所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宋间，福建地区户口情况对照表

上表所列唐代福建户口比照表，沿海三州与内地二州的面积大致是2∶3，编户数是4∶1，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以来，随着隐户的纷纷入籍，尤其是内地山丘的迅速垦殖，比例情况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宋初，闽人黄懋说，“本乡风土，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 [38] 。其后，宋真宗以江淮两浙路旱，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 [39] 。福建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约90%，因地所宜，选种旱稻，促使稻作业发展。北宋人秦少游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力至也” [40] 。可见北宋中叶，福建已是相当程度地进行精耕细作。浙东人叶适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 [41] 。我认为叶适关于福建在唐代，（主要在中唐后）大发展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顺便提及，随着经济发展，福建文化教育事业在唐代开始日趋发展，陈元光所说，“建州县”，“兴庠序”，在中唐后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限于篇幅，不拟在此赘述。

附记 1992年4月14日从图书馆借到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翻检一过，得知朱书全面论述了福建的发展过程，且大量引用明清方志，皆我所未读，拙文只就某一角度立论，幸而不与朱说雷同，因特附记，以免掠美之嫌。（1992年4月16日）

刊《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三秦出版社1993年

[1] 《三国志》卷48《孙皓传》，又卷53《张尚传》。

[2] 《三国志》卷48《孙皓传》。

[3] 《三国志》卷13《王朗传》。

[4] 《史记》卷114《东越传》。

[5] 《宋书》卷53《张茂度传》。

[6] 《梁书》卷39《羊侃传》，又卷42《臧厥传》。

[7] 《陈书》卷35《陈宝应传》。

[8] 《陈书》卷11《章昭达传》。

[9] 《陈书》卷11《章昭达传》。

[10] 《隋书》卷64《来护儿传》。

[11] 《隋书》卷48《杨素传》。

[12] 《元和郡县志》卷5《河南道·河阴县》，中华点校本。

[13] 《旧唐书》卷94《崔融传》。

[14] 《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页。

[15]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7《禁约》。

[16] 《全唐诗》卷559《送福建李大夫》。

[17] 《全唐诗》卷208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按，同书卷99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文字相同，张为武周时人，唐初，泉州乃今之福州。今之泉州，始置于景云二年（711年）。我取中唐包何说，可信度大，参见《文苑英华》卷271，亦作包何。

[18] 《唐大诏令集》卷10《太和三年疾愈德音》。按，此书系年误，应从《文苑英华》卷441，《全唐文》卷75，《册府元龟》卷91，作太和八年。

[19]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

[20] 《全唐文》卷337颜真卿《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

[21] 《文苑英华》卷847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

[22]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

[23] 《太平广记》卷355《林昌业》，中华书局，1961年。

[24] 《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

[25] 马令《南唐书》卷2《嗣主书》，四部丛刊本。

[26] 《册府元龟》卷168《却贡献》，中华影印本。

[27] 《文苑英华》卷641裴次元《降诞日进物状》。

[28] 《全唐文》卷164陈元光《请建州县表》。

[29] 《全唐文》卷513吴与《漳州图经序》。

[30] 《全唐文》卷164陈元光《漳州刺史谢表》。

[31] 《文苑英华》卷917刘禹锡《薛公（謇）神道碑》。

[32] 《文苑英华》卷457张玄晏《授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

[33] 《全唐文》卷490《送建州赵使君序》。

[34] 《新唐书》卷200《林蕴传》。

[35] 《全唐诗》卷385张籍《送汀州源使君》。

[36]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37] 《通鉴》卷252，乾符三年二月。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中华点校本第4册，1979年。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册，1980年；参《宋史》卷3《真宗纪》。

[40] 《淮海集》15《财用》，四部丛刊本。

[41] 《水心别集》2《军事中》，永嘉丛书本；《叶适集》第3册，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第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