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祁连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踞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1] 。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2] 。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123《大宛传》因云：“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 [3] 。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 [4] 。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 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 [5] 。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如汉明帝时耿秉所言，“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 [6] 。汉政府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做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7] 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特牧场，汉武帝时，新野人暴利长在敦煌渥洼水一带屯田，“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四年师古注引李斐语）。说明汉征服河西后，河西敦煌等地仍有大量野马存在。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相当安定。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武帝派他出使。“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 [8] 。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也就是说，“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9] 。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霍去病进军湟中时，“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汉书》卷28《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讠孛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以畜产为命” [10] ，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汉书·武帝纪》所说“徙民以实之”，正是指的这类人。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地理志》）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地理志》称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今流勒河）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县，师古注引“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前105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龙勒县，氐置水（今党河）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民田”自是百姓们的田地。居延简记：

24·1A：三 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 [11]

37·35：候长 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 [12]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 得都是属于张掖郡。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 [13] 。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民畏寇抄，多废田业”，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我们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赵过推行代田法时，“又教边郡及居延城” [14] 。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卷29《河渠书》），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汉书·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此不赘引。居延简127·6云 [15] ：

第十三 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2.5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卑鞮侯井，孟康注云：“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 [16] 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难以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17] 。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史记》卷30《平准书》云：“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可证河西是国内重要屯田据点。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 [18] 居延简513·23，303·39云 [19] ：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前113年）“秋，马生渥洼水中”。注引李斐言：“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份屯田敦煌。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居延简常见“田卒”、“戍卒” [20] ，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21] 。塞卒即是既戍且耕。《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前85年）冬，“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居延新简》E.P.T52·105云 [22] ：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

居延简303·15，513·17云 [23] ：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前85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骍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居延地区的甲渠、肩水、广渠等，都是人工开凿的水渠。田卒中之河渠卒，即是专门担负田地灌溉而使用的。《居延新简》云 [24] ：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卌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卌一顷卌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记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原件作三□□日，疑有误），共计27143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按简文所记，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那时，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居延新简》E.P.T52·15及E.P.T52·488分别记 [25] ：

豤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卬（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前29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 [26] 。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内有一简36·2云 [27] ：

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太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20世纪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 [28] ，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西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殷富”，颇为有名。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五郡（四郡外，加金城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 [29] 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东汉初，武威北有匈奴，南邻羌人，“民畏寇抄，多废旧业”。任延为武威太守，选集武略，追讨叛逆，“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后汉书》卷76《任延传》）。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 也占一定比重。 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303·50云：“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 ，卅石粟。”当代字书也明示 为谷类 [30] 。《居延新简》第197页云“……马食 六石 ”，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为农田。因地制宜，且照应河西长期是民族杂居的传统，农牧兼作便成为汉代以及后世在河西进行农业经营的重大特色。

伴随统一汉帝国的瓦解，河西地区或归属中原政权，或由占领当地的统治者独立建国，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况。

汉魏之际，华北大乱，河西地方豪强“驱略羌胡”追随张掖人张进作乱，酒泉人黄华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人并起抄掠，武威太守向中原告急。曹魏任命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出兵救援，胡人降服，进而围攻张掖，杀了张进，平定河西。社会秩序初步得到安定。 丘俭父兴，黄初中，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苏则。“张掖番和骊轩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卹，使尽力田” [31] 。

因为“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魏明帝时，徐邈为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大力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换取羌人的粮食。由此看来，河西羌人当时也在从事农作。徐邈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32] 。少雨的河西居然开辟出了少量水田耕作，取得了良好成绩。保证百姓日食，供应当地驻军外，有盈余换取钱财，以供通商费用。他进而在境内兴办学校，禁断淫祀，羌胡人犯小过错一律不咎，犯了大罪的，先通报他们的部帅，然后才量刑处理，以此很受羌胡信任，彼此和平相处。

1993年，在酒泉市西沟村发掘魏晋时二座画像陵墓，出土画像砖二十余块，内有农夫以牛犂地、拉耙碎土整地，乃至播种和收获，均有图像，砖画中还有羊群和马以及男人持弓射猎图像 [33] ，呈现出河西汉人以农耕为主，山区存在游牧为生的实况。

汉末大乱时，敦煌有二三十年没有郡级官，“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仓慈在曹魏时出任太守，面对贫富差异的现实，采取扶贫和抑挫权豪的政策，按人口占地多少分等交税，以使负担相对合理。又从宽处理属县的狱讼案件以纾民困。西域胡商常受豪族阻隔与欺负，积怨甚深，他大力推行改革，胡人如果愿去内地洛阳，主动协助办理过所，自内地回西域路经敦煌的，平价收购所带货物，并以当地物品与他们交易，然后派吏民护送他们上路。这些举措很受胡汉人们的拥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注意到当地人的田作技巧不娴熟，引水浸泡土块很烂，然后才进行田作，以致耗水过多。早在西汉时，中原内地已用耧犁播种，敦煌却迟至曹魏时尚不知晓，“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上任，推荐以耧犁播种，且行且摇，种乃随下，省力又省粮种。他还教育人们节约用水，实行衍溉。如此办理，年终一结帐，“其年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34] 。

晋初，段灼表陈时政云：“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曹魏出兵灭蜀，从凉州招募勇敢善战的羌胡，表明汉代关西出将的尚武风习至魏晋时仍在沿袭。

魏晋之际，河西混乱，地方豪族和羌戎的矛盾错综复杂。鲜卑树机能乘机起兵，泰始七年（271年）和咸宁四年（278年）先后杀死凉州刺史牵弘和杨欣。在朝廷鼎力支助下，武威太守马隆出兵，削平了叛乱，河西获得了初步安定。西晋中年，国内政局日趋不稳。汉人张轨目睹凉州地位重要，请求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注意安定境内，发展实力。“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派参军杜勋向朝廷献马五百匹， 布三万匹。及西晋大乱，派步骑与胡骑各二万声援朝廷。“永嘉元年（307年），嘉麦一茎九穗生姑臧” [35] 。《西河旧事》云：“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 [36] 张天锡谈到西土所出是，“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妬心” [37] 。这一切显示凉州的畜牧与农作并存，畜牧优胜。前凉晚年谷贵，“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 [38] 。剥削很重，也正是凉州田作不旺的曲折反映。

前凉立国七十余年亡于前秦，苻坚盛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以利促进河西农作。不久，前秦丧败，河西地区为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所分割，大致形势是后凉据姑臧，南凉据乐都，北凉据张掖，西凉据敦煌、酒泉。

氐人吕光受苻坚命出征西域。回归东土时，得知苻坚已死，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其时“谷价湧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此后十余年内，南凉、北凉常来攻伐，“河西之民不得农植，谷价涌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採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 [39] 。自汉代以来，姑臧长期是河西的重要城市，十六国荒乱，使它破败若此。

后凉为了对抗北凉攻袭，主动向南凉求援。南凉秃发氏原是河西鲜卑，乌孤在位，“务农桑”，很想据守姑臧，迫于形势，只好迁于乐都，称河西王。为适应形势，强化统治，“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即是让汉人务农，鲜卑人作战。和敌军交战时，“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一次向后秦姚兴献马3000匹，羊30000口。凉州主簿胡威为此对姚兴说，“若军国须马，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表明凉州依旧盛产马匹。南凉所部乙弗不听命，秃发傉檀率骑出征，“获牛、马、羊四十余万” [40] 。北魏太武帝出征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 [41] 。这都很足以说明河西鲜卑及其属部对牧事的依赖。另一方面，南凉大臣孟恺为劝阻出征谈到了国内形势是“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秃发傉檀承认“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面对同一困境，君臣谋求解脱的方式很不相同。联系到南凉指责北凉，“掠我边疆，残我禾稼”。沮渠氏确曾“遣其将运粮于湟河” [42] 。这一切表明，南凉国内并未彻底废弃田作。

匈奴在东汉衰败后，某些称为“赀虏”的匈奴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钞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这些人长期存在。十六国时，沮渠蒙逊的从兄男成“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酒泉）建安” [43]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仍旧逐水草为生，史籍没有证明。我们知道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氏是以张掖为其主要根据地。早在东汉章帝时，居于武威、张掖间的卢水胡曾进行反叛 [44] 。张掖是汉代屯田重点区。魏晋以来，当地农作基本态势未变。久居其地的卢水胡估计已逐渐参与农作。后凉与沮渠氏交争。“烧氐池、张掖谷麦”。南、北凉相攻，秃发傉檀率兵“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氐池位于张掖东南，现今民乐县地，赤泉在氐池县北。由此看来，北凉所在张掖附近的田作仍较兴旺。沮渠蒙逊曾经下书说：“戎车屡动，农失三时之业，百姓互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说明战争对农作的严重影响。尝因春旱，蒙逊下诏自责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此后，其子兴国为西秦所擒，他派人送谷30万斛求赎 [45]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39页收北凉玄始十二年（423年）翟定辞为雇人耕 事，凡此种种，约略可见北凉境内的农作是比相邻诸国较盛。

汉人李暠原为敦煌郡守，进称凉公。“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改元建初，迁都酒泉。他将前秦时徙自内地的民众，“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 [46] 。他注意到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使其子李让为郡守，“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斯113号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11户56行残籍（《敦煌资料》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约略可以察知西凉兵户的役事实况。

西凉国留意“敦劝稼穑”，曾经“年谷频登”，但“国狭民稀”。力量甚弱，北凉侵袭，“大芟秋稼而还”。强敌当前，汜称建议“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国主李歆没有采纳。沮渠蒙逊亲自率兵二万进攻敦煌，“三面起隄，以水灌城” [47] ，西凉遂被灭亡。

鲜卑拓跋氏所建代国为前秦所灭，及苻坚败亡，拓跋氏复建魏国。北魏太武帝曾在短短八年内（431—439年），派李顺出使北凉八次，了解敌情，其后，采纳崔浩、伊馥等人计谋，进攻北凉。太武帝看到河西“姑臧城外，水草丰饶” [48] ，认定为发展牧畜的好场所。

随着北凉覆灭，吏民三万余户被迁往平城，不少河西文士也受吸引而去。北魏留兵镇守河西。良好的畜牧环境适应了拓跋族人的游牧爱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至孝文帝时，“河西之牧弥滋” [49] 。总的说来，北魏太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官府在河西的地方行政，不论是设军镇戍，或是置郡县，长期都没有对农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魏孝明帝时，凉州刺史袁翻议论边防军事涉及所在农事云：

河西捍御强敌，惟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缺。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 [50]

显而易见，直至北魏后期，凉州、敦煌、酒泉等河西地，并无一片完土与乐园。河西自西汉中叶以来，田作原已日趋发展，西海即汉代居延地区，屯田成绩卓著，经历五百年后，虽然仍是土沃可耕，面前却是一片荒凉景色。努力且田且戍，方可免予转运，聊供边防军用。北魏统治者对田作的长期不重视，致使河西今不如昔，农作处于艰难低下的水准。

北魏末年，王室衰微，河西扰乱，魏孝武帝西迁，开始了西魏、北周的统治。大统十二年（546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独立，西魏实权人物宇文泰派独孤信出兵，活捉宇文仲和，迁凉州民六千户去长安。回首南凉时，凉州仅有三千户，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居民有了较大增多。平定凉州，史宁起了积极配合作用。他两任凉州刺史，战败“抄掠河右”的柔然，“前后获数万人”。他听任突厥可汗“假道凉州”袭击吐谷浑，突厥与吐谷浑都是随水草畜牧为生，凉州居民多杂戎夷。周明帝时，吐谷浑入侵凉州，杀刺史是云宝，贺兰祥出征檄文称，吐浑“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 [51] 。这些事实说明，凉州地区的游牧经济相当突出，和东汉时的经济状况相比较，确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居张掖之地为西凉州”。韩褒任刺史六年，“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其时，原州刺史李贤曾随独孤信平凉州，“又抚慰张掖等五郡” [52] 。张掖曾是汉魏间河西农作发达地区，经历五凉以来的社会大动乱，民族杂居，羌胡日趋汉化，贫富差异增大。

瓜州是敦煌镇的改置，它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首站，在中西交通地位上享有盛名。北朝后期，涌现出了一批瓜州“首望”、“义首”、“豪右”。西魏末年，“三辅著姓”韦瑱出任瓜州刺史，“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53] ，任期届满，仍受吏民恋慕。

敦煌出土斯613号文书，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考定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的计帐文书。他的意见迅速获得众多学者的广泛赞许和支持。文书残卷是迄今发现北朝均田税役制的唯一出土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此件文书问世前一年，瓜州（敦煌）城民张保杀害刺史成庆，响应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公开对抗西魏朝廷。晋昌人吕兴又杀郡守郭肆以声援张保。明显看出西魏政府当时并未稳固地统治河西地区。号称“西土冠冕”的敦煌令孤整伪装依附，乘机集众诛杀吕兴，张保也被迫出奔吐浑。西魏使臣申徽参与平叛有功，因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546—551年），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 [54] 。显而易见，瓜州敦煌地区大统十三年的均田税役计帐，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制订，并获得了边民广泛支持的。

鉴于残文书所记有关受田、赋役、户等、台资等等内容，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且与本题关涉不大。在此毋需赘述。这里，只简单提示尚少讨论的几项特色。

其一，残卷所记诸户主与妻室姓名以及各户四至的主人名字，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广泛存在汉、胡杂居，户主刘文成、候老生与少数族户主共天婆罗门等等便是明显的事例。

其二，少数族人家庭，如户主王皮乱，妻阿雷处姬，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出嫁给受（寿）昌郡民泣陵申安和効谷县斛斯已奴党王叔子，其家成员和亲戚都是少数族人，他们和汉人同等受田，同样交纳税役，说明他们业已脱离游牧，从事田作。

其三，河西地区虽是地广人稀，但所在可耕荒田并不多，加以豪族们的霸占。因而很难按田令依法授足田亩。

其四，按各户受田状况，说明它不是按北魏大和均田令实施，同样也不符合北周的田令规定，而是在西魏新统治区内按当地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权宜措施，以利促进社会安定和加强统治。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乱世里，如果说，西晋灭亡以前，河西地区有魏晋政权控制，乱事影响较小，田作仍在持续进行。此后，五凉分裂统治一百多年间，河西经受了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与多民族的交叉统治，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破坏，畜牧经济也蒙受了重大创伤。北魏占领河西后，有意让当地发展畜牧业，河西畜牧业由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田作则是萎缩不振。其后，西魏北周的统治者比较关心农事，田作是稍有复苏，但处境维艰，很难说达到了汉魏时期的生产水平。

隋唐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大国，河西作为与西方商贸的枢纽，发挥了重大作用。

隋代，河西常受吐谷浑与突厥的侵扰。先后任命贺娄子干与乞伏慧为凉州总管，便与“边塞未安”密切攸关。文帝让凉州总管“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上书云：“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相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 [55] 由此可知，隋初在河西营田，得不偿失，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还有社会环境不宁的影响。宇文弼谈到突厥侵扰，“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若绝絃，若欲追蹑，良为难及”。因此，优先安定社会环境乃是田作的重要前提。《旧唐书》卷62《杨恭仁传》记“隋仁寿中，恭仁累除甘州刺史，不为苛察，戎夏安之”。其后，炀帝在政局纷扰时，《隋书·炀帝纪》称，“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这种短暂行为，肯定不会有积极成果。

隋唐之际，“家富于财”的武威姑臧人李轨乘乱起兵，很快占有五郡，与吐谷浑、突厥交结，嚣张一时，但被“凉州奕世豪望”安兴贵兄弟“引诸胡众”迅速击败了，由此可知，凉州境内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唐太宗贞观初，东突厥灭亡，凉州都督李大亮疏称“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 [56] ，充分展示了社会安定对农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定高昌后，每年要调发千余人去那里防守。褚遂良疏谏称：“王师初发之 ，河西供役之年，飞刍 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自长安至西州五千多里，其中半数以上里程要跨越河西地区，运粮应役，困累无穷，如果在途中发生乱事，则将前功尽弃。玄宗开元时，韦凑反对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瓘募兵五万人出征安西，他严肃地说：“一行万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驮，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纵令必克，其获几何？” [57] 举此二例，可知河西地区对长安与西域间的交往承担了很繁重的负荷。

玄奘西行求法，目睹“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 [58] 。所称凉州自然是就城区而言，并不涉及凉州所辖广大地区。其后，陈子昂在武则天执政时说：“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 [59] 可见经历了六七十年发展，凉州农作仍不够发展。

唐代河西仍是多民族聚居地。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不时在此交争，贞观六年（632年）契苾族酋长何力率部落六千余家降唐，被安置于甘、凉之间，经历了八九十年，至开元八年（720年）十一月，突厥战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才被迁往他处 [60] 。

唐高宗时，吐蕃与吐谷浑连年交战，吐谷浑失败，“走投凉州，请徙居内地”。不久，突厥势力复兴，攻占铁勒在漠北的故地，迫使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居甘、凉之间。玄宗“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 ”，切断了安西通往长安的通路 [61] 。《旧唐书·地理志》记吐浑、兴昔等“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说明众多少数族人确是聚居于凉州。开元时，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镇守凉州，“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他建议双方“各去守备”，撤除守备后，“吐蕃畜牧被野” [62] 。可知彼此大设关防，是很不利于生产发展。

随着唐朝国力增强，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边疆局势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高宗时，王方翼在肃州（酒泉）修筑壕堑以固城，造水碾硙获利以济贫，收效良好。武则天有句名言：“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恭勤不怠”的娄师德，在河陇等地检校营田长达四十多年，“民夷安之” [63] 。由是，自武周以至玄宗盛世。唐代河西屯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武周垂拱二年（686年），陈子昂纵论河西形势说：“河西诸州，地居边远，”“比者国家所以制其（指吐蕃）不得东侵，实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而目前却是凉州地广，存粮甚少，“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现在所 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屯田广远，仓蓄狼藉……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然则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矣……得甘州状称。今年屯收用为善熟，为兵防数少，百姓不多，屯田广远，收获难遍，时节既过，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过二，人力又少，未入仓储，纵已收刈，尚多在野” [64] 。他如此具体地揭示了凉甘地区发展农作的不平衡，甘州地区自西汉以来农作已有较大发展，随着唐代的屯田经营，生产是继续有了新的长进。

凉州地区的田作，此后也有了迅速发展。武则天晚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突厥、吐蕃不敢侵扰，“夷夏畏慕，牛羊散野”，又使“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 [65] 。说明凉州都督区内屯作和畜牧业均有发展。《唐六典》卷7记开元盛世的河西屯田数，赤水（武威西）36屯，大斗（甘肃永昌西）16屯，建康（今高台县）15屯，甘州（张掖）19屯，肃州（酒泉）7屯，玉门5屯。其中赤水、大斗、建康均在凉州境内，按《通典》卷2记开元廿五年（737年）令，“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显而易见，凉州屯田在唐代盛世是有了重大进展。陈子昂说武则天时，甘州有40余屯，开元时仅存19屯，说明屯田规模是在不断发生变化。沙州仅玉门5屯，陈鸿《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 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所言显有夸大，但敦煌有屯田大致不会虚假。唐代屯田收入，《通典》卷2记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岁收一百九十一万多石，河西屯收二十六万多石，约占全国的14%。

需要顺便说明，唐前期所置十道或十五道中，并无河西道。它是景云二年（711年）五月，自陇右道分置。在此之前，元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 [66] 。天宝盛世，“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 [67] 。

官府屯田而外，河西还有更多的民间田作。《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2—343页引大谷2835号文书，记武周时，沙州逃户在甘、凉、瓜、肃等州，“例被招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类若家僮”。河西诸州招怀沙州的逃户参加田作。说明诸州民间都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沙州敦煌出土武周、唐玄宗与代宗时的众多户籍残卷，分别记录了当地各户受田的具体情况，诸如口分田、永业田的差异，已受田、未受田的不同。在田地各段的四至中，可以看到诸如买田、自田、官田、勋田、观田、墓田、退田等等田名。斯2593号《沙州志》云：“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 ，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 [68] 沙州民户广泛田作，那是一目了然的。

玄宗开元中，瓜州刺史张守珪打败了入侵的吐蕃，“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终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 [69] 。它很形象地说明了河西少雨，修渠的迫切性和使用雪水在内灌溉的重要性。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云：“敦煌太守才且贤……太守到来山出泉，黄砂碛里人种田。” [70]

敦煌出土户籍残卷记各户每一地段所在位置以及它的四至，广泛与水渠密切相关。如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程什住户，“一段伍亩永业，城西七里平渠。东渠，西渠，南河，北渠”。又如大历四年（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索思礼户，“一段玖亩口分，城西十五里瓜渠。东渠，西渠，南路，北渠”。如此等等，突出说明了当地田亩依赖水渠灌溉。

敦煌出土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甘泉水（今党河）“分水以灌田园，荷锸成云，决渠降雨，其腴如泾，其浊如河，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州城）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乡渠，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五谷皆饶，唯无稻黍，其水溉田即尽，更无流派”。“宜秋渠……在州西南廿五里……其渠下地宜晚禾，因号为宜秋渠” [71] 。将沙州水渠对农事的积极作用言之凿凿。敦煌出土伯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云，“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 [72] ，这是将河西用水溉田加以法制化了。早在武周时，陈子昂已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水是农业的命脉，河西水流更有其特殊性。敦煌因地制宜，大修水渠，使点滴水流都能得到充分使用。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利用上引图经并结合本人实际调查具体详尽地列举出当地大小干、支渠近百条，很可以看出，水对当地农作特殊重要的作用 [73] 。

唐代盛世，河西官私田作都获得了重大发展，屯田收入以外，官府仓储也大为丰满。《通典》卷12记河西正仓粮70万石，和籴粮37万石，义仓粮38万石，都大大超过了陇右道的收入。可以推知，河西的粮食生产实是盛况空前。唐人元稹说：“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74] 《新五代史》卷74《吐蕃传》称：“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这都说明河西地域在盛唐时期的经济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河西畜牧生产也很有利。《资治通鉴》卷207记凤阁舍人崔融言：“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一朝禁止，百姓劳弊” [75] 。一日不可缺的肉食习俗，正是以大量牲畜的繁殖为前提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五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开元时，突厥出兵“掠凉州羊马”，唐代凉州产马仍很负盛名 [76] 。

《元和郡县志》卷40甘州张掖县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作酥特好”。山丹县焉支山，“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甘州张掖人赵武孟“以驰骋畋猎为事” [77] 。瓜州普昌县，“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唐六典》卷3记“甘、肃、瓜、凉等州（贡）野马皮”。宋人程大昌云，野马皮制靴，骑而越水，水不透甲，极为可贵。

玄宗天宝末，安史叛乱发生，边防兵内调，吐蕃乘机迅速攻没河西诸地。法人戴密微撰《吐蕃僧诤记》第二章历叙吐蕃在占领区推行蕃化统治以及所在居民进行反抗诸事实。唐文宗时，遣使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欢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言语小讹，而衣服未改” [78] 。很可概见陷蕃百姓强烈反抗暴政的意识。宣宗时，“张掖人张义潮募兵击走吐蕃”，“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进献，“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唐授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由是开启了前后相继的张氏和曹氏的归义军时代。

吐蕃占领河西后，气势一度很盛，但其内部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增涨，鄯州都督尚婢婢与其宰相论恐热的交争尤为激烈，下层奴婢嗢末的反抗也是方兴未艾。吐蕃贵族统治正在迅速走向没落。原先被吐蕃安置在甘州一带的回鹘也是日趋衰弱。吐蕃人与回鹘人的畜牧生活固然仍在进行，敦煌文书中所见“牧羊人”例为胡姓，正是他们从事畜牧的良好例证。另一方面，吐蕃人与回鹘人也确有一些在从事农作。王建所述凉州吐蕃人，“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回鹘人在甘州，“其地宜白麦、青 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 [79] 。以驼耕地，种植春麦等粮食作物。

《敦煌资料第一集》比较集中收录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多件贷麦（粟）契，借者或“无种子”，或“缺粮用”，借贷利息极高，若不按时交纳，“仍任掣夺家资牛畜，用充麦直”。契约通常注明使用汉斗。借贷人既有汉人、少数族人，还有出家的和尚。“敦煌大蕃，久陷戎垒”。但他们仍在继续广泛种麦。

五代后唐时，“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后晋时，高居诲出使西域，“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自甘州西始沙碛，碛无水，载水以行……四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由于雨少，“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北宋太宗时，“殿直丁惟清往凉州市马，惟清至，而境大丰稔” [80] 。这些都说明归义军时代的河西仍有相当发达的农业。

元朝人马端临曾经综合评论说，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 [81] ，所言大致属实。自汉至唐的统一安定时期，全国范围内一派生产兴旺景象，唐前期的天宝盛世，自长安西尽唐境，“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言虽有夸张，但有一定事实为基础。包括屯田在内的官私农作促进了河西的欣欣向荣。如果以一百多年盛世的唐前期和同样是一百多年的五凉混乱时期相比较，更可以清晰看出社会安定与否对河西社会的严重影响。有了良好生产基础，吐蕃占领时期的暴力也未能彻底摧毁农事，田作畜牧均在低调进行。《新五代史》卷74《吐蕃录》云：“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至北宋真宗以后，河西地区相继为西夏所占。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三月，契丹分兵三路攻打西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 [82] 。反映西夏占领时期，河西畜牧有所复苏。然而，《西夏书事》卷27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西夏银夏等地大旱，“运甘、凉诸州粟济之”。《契丹国志》卷21记西夏贡马、 、狐、兔等物。表明党项羌统治河西期间，它既是畜牧区，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已不复是过去那种单纯畜牧经济，且比晚唐五代进步，成为比较发展的农牧兼作区了。

刊《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 《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诸正史均同。

[2] 《史记》卷123《大宛传》；《汉书》卷96上《西域传》。

[3] 《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4] 《太平寰宇记》卷153《陇右道》，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第1页下。“后元六年”误，史无其年；《汉书》卷6作元鼎六年，又卷28下《地理志》作后元年。何者为是，待考。

[5] 《汉书》卷55《霍去病传》。

[6] 《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五年；参《后汉书》卷19《耿秉传》。

[7] 《史记》卷110《匈奴传》，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为《西河故事》；《太平御览》卷50《地部》引《西河旧事》，又引《凉州记》文字都相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8] 《汉书》卷61《张骞传》，又卷96下《西域传》。

[9] 《资治通鉴》卷20，元鼎二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0] 《汉书》卷69《赵充国传》。

[11]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12]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13] [日]永田英正《论礼忠简与徐宗简》，载《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5—57页。

[14] 《汉书》卷24上《食货志》。

[15]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16] 《汉书》卷96下《西域传》。

[17] 《后汉书》卷76《任延传》。

[18] 《汉书》卷7《昭帝纪》元风三年条注引。

[19]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23页。

[20] [日]尾形勇《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2—296页；参看《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221页。

[21] 《史记》卷30《平准书》，又卷123《大宛传》；《汉书》卷24下《食货志》及师古注，又卷61《李广利传》。

[22] 《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23]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7页；参看[日]吉村昌之《汉代边郡的田官组织》，《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84—205页。

[24] 转引赵俪生《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之性质与数额上之差异》，《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又见同氏《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第76页。赵先生说是1972年出土新简，我通读《居延新简》而未见，心存疑惑，持此请教谢桂华先生，确知未收入。“卒作簿”名，采用谢先生意见。

[25] 《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8、260页。

[26] 《汉书》卷61《李广利传》，又卷96下《西域传》。

[27]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28] 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考古》1962年第8期，第426—428页。

[29] 《后汉书》卷31《孔奋传》，又卷23《窦融传》。

[30]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499页；按许慎《说文》七上禾部，“ ，谷名”，中华书局，1963年；《宋本玉篇》卷15禾部，“ ，穄名”，中国书店，1983年，第288页。

[31] 《三国志》卷28《 丘俭传》。

[32] 《三国志》卷27《徐邈传》；《晋书》卷26《食货志》。

[3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34] 《三国志》卷16《仓慈传》注引《魏略》；《晋书》卷26《食货志》。

[35] 《晋书》卷86《张轨传》；《太平御览》卷838《百谷部》引《前凉录》，第3744页。

[36]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注引《西河旧事》，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46—147页。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上《言语》（83页）注引文同，中华书局，1984年。

[37] 《晋书》卷86《张天锡传》。

[38] 《晋书》卷86《张骏传》。

[39] 《魏书》卷95《吕光传》。所称“饿死千余口”，据《晋书》卷122《吕光载记》，《资治通鉴》卷112，第3536页，均记为“饿死十余万口”，疑近真实。

[40]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又《秃发利鹿孤载记》；《资治通鉴》卷114义熙二年四月，又卷116义熙四年五月。

[41] 《魏书》卷4上《世祖纪》。

[4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又卷129《沮渠蒙逊载记》。

[43]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44] 《后汉书》卷16《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

[45]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又《秃发傉檀载记》，又卷129《沮渠蒙逊载记》；《资治通鉴》卷121，元嘉六年夏。

[46] 《晋书》卷87《李嵩传》。

[47] 《资治通鉴》卷119，永初元午七月；《晋书》卷87《李歆传》。

[48] 《资治通鉴》卷123，元嘉十六年八月；《魏书》卷35《崔浩传》。

[49] 《魏书》卷110《食货志》，记“马二百余万匹”；《通典》卷25《太仆卿》作“马三百余万匹”，不知何所据，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50] 《魏书》卷69《袁翻传》；《北史》卷47文字全同。

[51] 《周书》卷19《宇文贵传》，又卷20《贺兰祥传》。

[52] 《太平衰宇记》卷152《陇右道》，第8页上；《周书》卷37《韩褒传》，又卷25《李贤传》。

[53] 《周书》卷39《韦瑱传》。

[54] 《周书》卷32《申徽传》，又卷39《韦瑱传》。

[55] 《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又卷40《王世积传》，亦言“凉州土旷人稀”。

[56] 《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

[57] 《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又卷103《郭虔瓘传》。

[58] 惠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1页。

[59] 《陈子昂集》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

[60] 《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又卷212，开元八年。关于“六千余家”，《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作“千余家”。

[61] 《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五月；《旧唐书》卷199《铁勒传》，又卷195《回纥传》；《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

[62]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

[63] 《旧唐书》卷185上《王方翼传》，又卷93《娄师德传》。

[64] 《陈子昂集》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

[65] 《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新唐书》卷122本传，记稻收丰衍，似在甘州种稻。

[66] 《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丛书集成本，1936年；《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五月；《新唐书》卷67《方镇表》。

[67] 《资治通鉴》卷215。

[68] 斯2593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69] 《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新唐书》卷133本传作“耕者如旧”。

[70] 《全唐诗》卷199。

[71] 伯2005号，转引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第110—114页。

[72] 伯2507号，转引刘俊文《敦煌吐蕃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8—329页。

[73]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74] 《元稹集》卷24《西凉伎》。

[75] 《文苑英华》卷768《断屠议》。

[76] 《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八年十月；《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作开元九年秋，《新五代史》卷74《吐蕃》。

[77] 《旧唐书》卷92《赵彦昭传》。

[78] 《旧五代史》卷138《吐蕃》；《新五代史》卷74；《五代会要》卷30《吐蕃》。

[79] 《全唐诗》卷298王建《凉州行》，中华书局，1979年；《新五代史》卷74《回鹘》。

[80] 《宋史》卷492《吐蕃传》；《新五代史》卷74《于田》；《宋会要辑稿·方域》21之14～15《西凉府》，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81]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

[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中华书局，1985年，第12册第40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