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我国人民常吃的果品（水果、干果），除苹果等为晚清时自海外传入栽培的而外，大多在我国古代已相继培育成功。上古时期，到处野果林丛生，人们茹毛饮血，采集使用，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人工培植的果树。随着人口增加，消耗量增大，野果日趋减少，才诱发人们自觉加以栽培果树，并在生产实践中逐步改良和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

笔者往日读史，粗知我国先秦时期已有了众多的果品名称，至迟在汉代，已出现了大面积人工栽培的果树。《汉书》卷91《货殖传》云：“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陆地牧马二百蹄……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由此表明，全国大一统的汉朝，南北不少地方存在着人工栽培的果树，它的经济效益竟可以和当时一千户人口交纳给侯爵的租税二十万钱相等。与之相匹敌的还有陆地养马，水居养鱼，山居植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初学记》卷28、《太平御览》卷969所引《汉书》有关种植的这段文字，“萩”作“梨”，其余文字并无不同。《白氏六帖事类聚》卷30云：“汉河济之间千树之梨，其人与千户侯等。”可知唐宋时几部重要类书均作“梨”，而不是“萩”。然而，今本《汉书》记载曹魏时孟康和唐初颜师古对“萩”字所作解说；《齐民要术》卷7《货殖》引《汉书》也是作“楸”。如此看来，唐初以前确是作“萩”，改“萩”为“梨”乃是后人所为。不仅如此，《汉书》这一段话是沿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原文是“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汉书》仅改易“常山以南”为“荥南”，这也同样表明，今本《汉书》作“萩”无误。可是，《史记》、《汉书》都在枣、栗、橘之前，明白说了“山居千章之萩”，在随后的并列句中又谈“千树萩”，如此重复叙述同一事实是很令人费解的。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0梨条引“司马迁《史记》云：‘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梨，其人千户侯等’”，将这段引文归入《史记》固然有误，但他是为“梨”而引用史籍的。上引唐宋几部重要类书引《汉书》均作“梨”，这么做至少是文从字顺，可备一说。它对我在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我看来，日常生活中的果品名目固然很多，汉代业已广泛栽种的枣、栗、橘、梨首先具有重大经济效益，除此而外，桃、李、梅、杏以及分布南北的其他果品也很值得注意。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分裂混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时，果品生产状况若何，笔者拟就此稍作粗浅考察。

西晋初年，左思经过“十年构思”，撰写《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对蜀汉、孙吴和曹魏的首都所在分别作了多角度的考察。就果品而言，蜀都“户有橘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柹（杮）、梬（羊枣）、楟（山梨）、榹桃（毛桃）函列，梅李罗生，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朱樱（樱桃）春熟，素柰（沙果）夏成，紫梨津润，榛栗罅发，蒲陶乱溃，若榴（石榴）竞裂”。吴都是“丹橘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柳叶无阴，龙眼、橄榄，棎（实似梨，冬熟味酸）、榴御霜”。魏都有“真定之梨，故安之栗，信都之枣……若此之属，繁富夥够。”三都赋文字简练，却是非常鲜明地将南北各地的主要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南阳盆地位处南北之冲，自然环境和气温有较多的南方气息，东汉南阳人张平子《南都赋》云：“若其园囿，则有……樱、梅、山杮、侯桃（山桃）、梨、栗。梬枣、若榴，穰橙、邓橘”（《昭明文选》卷4），可知当地果品生产是兼有南北的特色。

枣主要产于北方，汉代所称安邑千树枣便是代表。汉末，曹操的宠臣刘勋私下给河东太守杜畿写信，索取当地优质好枣（《三国志》卷16《杜畿传》）。魏文帝曹丕对臣僚们说，“凡枣味莫言安邑御枣也”。河东安邑枣质地最佳，因而被选充御用。安邑以外的其他不少华北地区也以产枣著称。早在战国时期，苏秦便对燕文侯说，燕地“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卷69《苏秦传》）。三国魏明帝时，杜恕也说，冀州地广人多，“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三国志》卷16）。卢毓批驳何晏等人所说“冀州土产无珍”时，特别指明，“安平（河北安平）好枣，地产不为无珍”。左思《魏都赋》称，“信都之枣”。信都即是安平郡的治所，该郡所治枣强县，长期以产枣驰名。毗邻冀州的兖州也出产好枣，曹操为兖州牧上书，以所产椑（杮）、枣两箱进献朝廷（《曹操集》卷1）。南朝陶弘景说，“今青州（枣）出者形大而核细，多膏甚甜”（《本草纲目》卷29引）。《英雄记》云：孔融为北海（山东潍坊东南）相，被乱兵攻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枣赋与战士”，以枣充军粮，可知青州产枣量多，官枣的储存量就很不少。魏、齐实施均田制，规定每户的桑田，课种桑、枣、榆树，并允许杂莳余果，于是广大华北地区的枣果生产更是纳入了法定的生产范围。

栗产于南北各地，以北方所产质地较优。上引苏秦说冀州产栗，三国时何晏、卢毓等人一再说，“中山（河北定县）好栗”。左思说，“故安（河北涞水）之栗”，用以充御。陆玑《诗义疏》称“栗五方皆有之，周、秦、吴、扬特饶，惟濮阳（河南濮阳）及范阳（今北京市）栗甜美味长，他方者不及也”（《本草纲目》卷29引）。郭义恭《广志》说，关中产栗，“大如鸡子”（《齐民要术》卷4引）。《华山记》云：西山有“栗林，萧森繁茂”。郦道元说，汝南上蔡县（河南汝南）城北有栗园，“栗小”，质量不及故安所产，但“树木高茂，望若屯云积气矣”。栗产“岁贡三百石，以充天府”（《水经注》卷21汝水）。

栗、枣都是干果，经常是二者并提，且用以充饥，上述苏秦对燕文侯所言即是事例。三国时，袁淮《正论》云：“岁比不登，唯得卖枣、栗、瓜、梨。”饥年出售它们，表明其时山林果树生长较少受政局混乱的影响。有些地方官如京兆太守颜斐“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三国志》卷16注引《魏略》），因而收入了较多果品，有可能将它投向市场。孔融以枣充军粮，在于它耐饥且味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的贵族家甚且贮干枣于漆箱，置放厕所，以便上厕时用以塞鼻，屏除臭味。相传王敦与公主结婚后，在其家上厕，看到红枣，取而食之，从而闹出了笑话（《世说新语》卷下《纰漏》）。《邺中记》载石虎园中有西王母枣，又有羊角枣。都是三子一尺。梁武帝时，国力一度强盛，军威深入中原，在一次盛大宴会上，武帝以枣戏投旧好萧琛，琛立即取栗还击，击中武帝面颊，处此难堪的场面，萧琛自宽自解说：“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报以战栗”（《南史》卷18《萧琛传》）。藉枣栗立言，语意双关，因而获得武帝谅解，一笑了之。

前面辨解汉代“河济之间千树梨”的提法，有助于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梨产地的探讨。《广志》云：“洛阳北邙张公夏梨……常山真定（河北正定）、山阳钜野（山东巨野）、梁国睢阳（河南商丘）、齐国临淄（山东益都）、钜鹿（河北平乡）并出梨。上党（山西长治）楟梨，小而甘。广都（四川华阳）梨……新丰（陕西临潼）箭谷梨、弘农（河南灵宝）、京兆（陕西长安）、右扶风（陕西泾阳）郡界诸谷中梨，多供御。阳城（河南登封）秋梨、夏梨。”众多产梨地点除广都一地而外，都位于淮河以北、常山以南的广大华北地区。直至明代的李时珍仍认为，梨品甚多，“盖好梨多产于北土”（《本草纲目》卷30）。

曹魏时卢毓说，“常山好梨”。何晏和左思先后赞誉“真定好梨”，即是《广志》所云常山真定之梨。魏文帝诏称，“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烦释渴”。正定梨个大味甜肉脆，利于消食止渴。西晋潘岳《闲居赋》所称“张公大谷之梨”，东晋王廙《洛都赋》说，“梨则大谷冬紫，张公秋黄”，都是《广志》所云“洛阳北邙张公夏梨”。葛洪《西京杂记》卷1记上林苑植梨十种，“紫梨、青梨实大，芳梨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瀚海梨、东王梨、紫条梨”。有些便是魏晋时的著名梨品种。兖州牧曹操说，“山阳郡（山东菏泽地区）有美梨”，他曾将甘梨二箱进呈汉献帝（《曹操集》卷1）。《三晋山险记》载“山阳县（河南焦作）北有谷，通得驴马，石勒十八骑昔在此啖梨生树，今有梨园”。段龟龙《凉州记》载后凉“吕光时，敦煌太守宋歆献同心梨”。《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报德寺，“周围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含消梨，重十斤，从树着地，尽化为水”。大谷含消梨，就是上述张公梨，它的个大水分多，大不相同枣、栗之类的干果，由是形象地说，它着地后要化为水。

南朝刘宋时，朝廷以河上梨一千个赐与王弘，弘上表感谢，“远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逮，俯增祇愧”。可证南方上等好梨是来自河域。王玄谟在宋元嘉中，领军北攻滑台（河南滑县），未克。他不善于治军，“又营货利，一匹布责民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宋书》卷76《王玄谟传》）。布、梨的不等价交换，曲折反映出河上梨是进入了市场贸易。前引袁淮《正书》称，梨在饥年与枣、栗等同样出售，也是梨进入市场交易的例证。史传记孔融四岁时让梨的故事，可以察知民间食梨是很广泛普遍。南朝张邵、张敷父子的小名分别为梨与查，宋文帝戏问张敷：“查何如梨？”敷迅速回答：“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宋书》卷42《张敷传》）此虽以果品名辨明父子强弱，也是如实反映梨比查（山楂）更受人们看重。鉴于梨在水果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晋朝法令，“诸宫有梨守护者置吏一人”。通过上述诸事例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梨的产地是在汉朝的基点上继续有所增益。

橘产于南方，汉代“蜀汉江陵千树橘”已可证明。早在战国时，苏秦游说赵肃侯，“君诚能听臣……楚必致橘柚之园……”（《史记》卷69）。表明立国于江域的楚国是橘柚生长地。左思记吴都，“其果则丹橘、余甘、荔支之林”。蜀都“户有橘柚之园”。这正是江域盛产柑橘的例证。

孙权送大橘给曹魏，魏文帝诏示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止裂人牙，时有甜耳。”晋人王廙《洛都赋》云：“若夫黄甘、荔支，殊远之珍，虽非方土之所产，重九泽而来臻。”生活在华北的曹子建撰《橘赋》云：“有朱橘之珍树……播万里而遥植……背江洲之暖气，处玄朔之肃清”（《曹植集》卷1）。由于气温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在北方很难推广种橘，自先秦以至汉代，人们已常说橘逾淮而为枳，乃是真实的经验之谈。

柚、柑常与橘并称，是和橘颇有异同的南方水果。通常可以这么说，橘小，皮薄而红。柑大于橘，皮厚而黄。柚皮更厚，其实有甜有酸。橙实似柚而有香味。大致说，柚是柑属之大者，橙是橘属之大者。总之，柑、柚、橙都可归入橘类。三国孙吴时，地方官李衡指派他的奴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湖南汉寿）汜洲上作宅，种柑橘千株。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柑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335—342年），其宅址枯树犹在”（《三国志》卷48《孙休传》注引《襄阳记》）。《水经注》卷37云：“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汜洲，洲长二十里，吴丹阳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太史公曰：江陵千树橘，可当封君。此之谓矣。吴末，衡柑成，岁绢千匹，今洲上犹有陈根余枿，盖其遗也。”《齐民要术》卷4引谚曰：“‘木奴千，无凶年’。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谷也。”这些论述，对种柑橘的经济效益表述得十分清楚明确。

橘柚产于淮水以南。汉末，袁术在九江（安徽淮南市东）见到六龄童陆绩，“术出橘，绩怀三枚”，归以遗母（《三国志》卷57《陆绩传》）。南朝宋刘桢《京口记》云：“京城东门射堂前柑树十余株。”会稽虞氏家，“中庭橘树冬熟，子孙竞来取之”（《南齐书》卷53《虞愿传》）。南朝末年，陈后主下令将建康“绕城橘树，尽伐去之”（《隋书》卷23《五行志》）。可证长江下游的江东各地，存在大量橘树。北魏与刘宋在彭城一带对峙交战之余，派人向宋朝求送甘蔗及柑橘等南方果品（《宋书》卷46《张畅传》）。藉以调剂北人的饮食生活。

前已说明，战国时楚地产橘。庾仲雍《湘州记》称，州故城内相传有汉代贾谊所种柑橘树。晋人张华说：“橘生湘水侧，菲陋人莫传，逢君金华宴，得在玉阶前”（《晋诗》卷3）。湘水侧产红橘，自战国、汉、晋以来历代驰名。另外，沅江所在有李衡所种柑橘，盛弘之《荆州记》云：“枝江有名柑，宜都郡旧江北有柑园，名宜都甘。”张华《博物志》曰：“橘柚类多，豫章郡出真者。”刘敬叔《异苑》云：“南康（江西南康）皈美山石城内有甘、橘、橙、柚。”由此可见，长江中游所在种柑橘很不少。《博物志》又曰：“成都、广都、郫、繁、江原、临邛六县生金橙，似橘”。结合《蜀都赋》所述，可知长江上游四川境内同样是柑橘众多。《太平御览》卷966引“晋令曰：阆中县置守黄甘吏一人”。表明川橘的生产备受朝廷重视。

汉人已说，“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盐铁论》卷5《相刺》）。“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同上卷3《未通》）。准此而言，《齐民要术》卷10引《异物志》云：“橘树白花而赤实，皮馨香，又有善味，江南有之，不生他所。”谨案历代以《异物志》为其著作名称的很不少，但以东汉杨孚所撰为最早。纵令上引该书确是杨孚所作，东汉时柚橘产地应包括江南与岭南。六朝时，裴渊《广州记》曰：“别有柚号为雷柚，实如升大。”岭南产柚、柑是无可置疑的。晋人周处《风土记》曰：“柑，橘之属，滋味甜美特异者也。有黄者，有赪者谓之胡（壶）柑”。对橘类品质作了高度的评价。

栽植柑橘当然要有特定的地点。说汉武帝平南越以为园囿，自是言之太泛。李衡在武陵沙洲上派人作宅种柑，所在可称为李氏柑橘园。任昉《述异记》云：“越中有王氏橘园。”如此之类为数不少。大概编户齐民和一般官吏所设果园需要向国家交税。例如李衡的橘园要“岁上一匹绢”。任昉说，“越多橘柚园，越人岁多橘税”。就是具体事例。大贵族官僚家的果园就不然，西晋石崇在洛阳金谷的园苑，“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杂果几乎万株”（《世说新语》卷中《品藻》）。南朝谢灵运在会稽的山居，“百果备列”（《宋书》卷67）。北朝元欣在长安“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北史》卷19）。这些人的果园并不见征税。《邺中记》称，暴君石虎在邺，“引漳水于华林园，虎于园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虎作虾蟆车……搏掘根面去一丈，合土栽之，植之无不生”。这种劫夺民间果树移栽的御用果园自是拥有特权的。那时候，官置果园照例要设吏进行管理与守护。除前引阆中县置守黄柑吏而外，《太平御览》卷971引“晋令，诸官有秩者守护橙者置吏一人”，都是良好事例。

综上所述，枣、栗、梨、橘自汉代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是社会上的常见果品，没有看到因社会动乱而产生重大消极影响。除此而外，桃、李、梅、杏、林檎、柰、石榴、枇杷、柿、榛、楂、葡萄、荔枝、龙眼、橄榄、杨梅、胡桃、甘蔗等多种果品也有不少生产。

桃、李同是常见水果。汉人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称颂李广将军说：“谚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史记》卷109）桃、李的果实好，不需要它自我夸耀，人们自然会默默前往，在桃、李果林下踏出一条路来，实实在在的表明人们对它的向往。左思记蜀都、吴都所产均有桃，《邺中记》载石虎苑圃有勾鼻桃，重二斤，《广志》记桃有冬桃、夏白桃、秋白桃、襄桃、秋赤桃等品种。桃树易于成活，且结实早。因此，南北产桃地域很广。陶潜《桃花源记》所述夹岸数百步，别无杂木，尽是桃花的寓言，在现实生活中实属常见。《西京杂记》备述了十种桃，十五种李。《广志》也记李的品种十五个，但彼此所记名称互不相同。它的成熟有早晚，颜色有不同，口味有差异。谢灵运的山居，“桃李多品”。周处《风土记》云：“南郡细李，四月先熟。”傅玄《李赋》赞誉北方河沂所产黄建李，南方房陵产缥青李，甜酸得宜。李的品种虽多，良种较少。王戎年少时与同伴玩于道旁，李树结实甚多，群儿竞去取李，戎认为路旁李子无人摘取，必是苦李，验之果然无误（《晋书》卷42），他后来做了大官，家有好李，恐别人得其佳种，便钻其核而后出卖（《世说新语》卷下《俭啬》）。还有西晋人和峤，也是家有好李，人们很难得到它。王济利用他入朝上直时，率人闯入其家吃李伐树，弄得和峤哭笑不得（《世说新语》卷下《俭啬》）。那时，受到人们广泛称道的好李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房陵（湖北房县）产李很好，《荆州记》、《闲居赋》、《洛都赋》都一致对它大力赞扬。

梅主要产于南方。汉朝人已注意到每年夏历五月梅成熟时，要刮落梅风，应劭《风俗通》称它为信风。其时，江南霪雨不休，称为黄梅雨。这都表明江南地区植梅甚多。《世说新语》卷下《假谲》所记望梅止渴掌故，说曹操行军时，三军皆渴，曹操诡称前有大梅林，梅实多，又甜又酸，很利解渴。士兵听了，口内流涎，忘了干渴，从而顺利行军直达水源地。如果士兵们没有吃过梅，便很难产生流涎的止渴体验。

杏与梅同类，但二者非一物，它主要产于华北，夏历五月中收摘。卢毓、何晏都说魏郡（河北磁县）杏极好。《广志》记荥阳有白杏，邺中有赤杏、黄杏、柰杏。潘岳在洛阳的居处梅杏并繁。《齐民要术》卷4引《嵩高山记》云：“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饿，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贾思勰说：“杏尚可赈贫穷，救饥馑，而况五果蓏菜之饶，岂直助粮而已矣。杏子人（仁）可以为粥。”他是比较全面评估了杏的使用价值。

柰，或称频婆，是香果、槟子一类果物。《广志》记柰有白（素）、赤（丹）、青（绿）三种。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如收藏枣栗”。直至唐代，甘州（甘肃张掖）仍是上贡冬柰（《新唐书》卷40）。左思记蜀都“素柰夏成”。曹植《谢赐柰表》称：“柰以夏熟，今则冬生，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口为厚。”（《曹植集》卷3）北朝洛阳城内景林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景阳观山南百果园，果列林木……（有）柰林”（《洛阳伽蓝记》卷1），城南“承光寺多果木，柰味甚美，冠于京师”（同上卷3），城西白马寺前亦有柰林（同上卷4），可知洛阳种柰很广泛。弘农华阴（陕西华阴）人杨氏一门四世同居，宅前“有柰树，实落地，群儿咸争之”（《北齐书》卷34《杨愔传》）。据陶弘景说，“柰，江南虽有，而北国最丰，作脯食之”（《本草纲目》卷30引）。

林檎，今称沙果、果子或花红。《广志》认为黑琴似赤柰。晋华林园有林檎十二株，温桲六株。郭毅生《述征记》曰：“林檎果实可佳，其温桲实微大，其壮丑，其味香，关辅有之，江淮南少。”是知林檎、温桲为二物。石声汉、辛树帜二位先生认为《广志》之榠查即是温桲，它的气味芳香，主要栽培于关辅。左思赋蜀都有“林檎、枇杷”。谢灵运赋会稽的山居，“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是林檎产于南方的良好例证。

柿，主要产于北方，晋华林园有柿六十七株。《广志》记小柿形似小杏，柿味有似软枣（君迁子）。晋阳（山西太原）所产肉细而厚，用以供御。张衡记南阳有樱、梅、山柿等果品，朱柿有盛名。《太平御览》卷971记刘宋江夏王义恭赞扬华林园柿，“滋味殊绝”。

石榴，或称若榴，晋人张华、陆机等人都认为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内地的。它有甜、酸二个品种，汉末以来，在南北各地广泛滋生。潘岳在洛阳《闲居赋》云：“若榴蒲陶之珍，磊落蔓延于其侧。”《艺文类聚》卷86引潘尼说，石榴是“九州之名果”，“华实并丽，滋味亦殊。可以乐志，可以充虚”。《邺中记》载石虎苑中有安石榴，果实大而不酸。左思记蜀都“若榴竞裂”；吴都“棎榴御霜”。晋安帝时，湖南武陵临沅县所产石榴，个大如碗，其味不酸。宋文帝元嘉末，与北魏对峙于彭城，北朝派使要南方增送甘蔗、石榴。宋沛郡太守张畅说：“石榴出自邺下，亦当非彼所乏。”（《宋书》卷59《张畅传》）魏、齐之际，洛阳白马寺前的石榴大者重六七斤，味道很好。当时人说：“白马甜榴，一实直牛。”（《洛阳伽蓝记》卷4）北齐安德王高延宗娶赵郡李祖牧女为妃，众人不明白妃母何以赠送两枚石榴，魏收解释说：“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北史》卷56《魏收传》）藉石榴寓意，创新富有特色。

胡桃，别称核桃。《博物志》云：“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西京杂记》云：“上林苑有胡桃。”晋洛阳华林园有胡桃八十四株。《广志》曰：“陈仓（陕西宝鸡）胡桃皮薄多肌，阴平（甘肃文县）胡桃，大而皮脆，急促则破。”潘岳在洛阳的居处，“三桃表樱胡之别”，其中就有胡桃、樱桃。大致来说，胡桃著名产地集中于陕洛间，其壳大多较厚，一般要椎之方破。

榛，自先秦以来，长期在华北大地生长培育，常与栗并称。关中所产颇为有名。蜀中兼具南北气候特点，因而蜀都是“紫梨津润，榛、栗罅发”。榛、栗、梨原是北方果品，在气温适宜的四川盆地中也多生产。榛、栗都是干果，梨是水果，彼此颇有不同。

葡萄，自汉代由西域传入内地。《广志》记葡萄有黄、白、黑三种。晋洛阳华林园有葡萄一百七十八株。《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魏晋时，不少官僚住宅前（如钟会、潘岳等）也都纷纷栽植。魏文帝称赞它“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 （热）”。葡萄酒“善醉而易醒”，“他方之果，宁有匹者”。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以至洛阳广大地域都栽有不少葡萄，《洛阻伽蓝记》卷4记城西白马寺前的葡萄，果实比枣还大，“异于余处，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原）”。东魏侍中李元忠在邺京家园内，“罗种果药”，他从中挑选一盘葡萄奉送实权人物高澄，高澄以绢百疋酬答（《北齐》卷22《李元忠传》），表明他对葡萄及其主人的崇重。

荔枝、龙眼已见于汉代载籍。司马相如《上林赋》作离支。《后汉书》卷89记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将纟采缯锦及橙、橘、龙眼、荔枝送给南匈奴单于。《西京杂记》卷4云：南粤王赵佗献荔枝于汉高帝。所言有可能并不真实，但自西汉后期以来，从南方向中原贡送荔枝已是不少。左思记吴都、蜀都，均有荔枝。魏文帝对臣僚们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今以荔枝赐将吏啖之，则知其味薄矣。”充分说明北人对南方荔枝等水果具有某些轻蔑心理。晋朝河南人晋灼说：“离支大如鸡子，皮粗，剥去其皮，肌如鸡子中黄，味甘多酢少。”（《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注引）他对荔枝的介绍比较公正。《广志》称“荔枝壶橘，南珍之上”，“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齐民要术》卷10引）。从现有记载来看，六期时的荔枝，主要产于两广和蜀中，闽中产荔枝尚不见著录。龙眼或称益智、桂圆，成熟比荔枝稍晚，主要产于广州及庐山等处。东晋末年，卢循在广州曾以龙眼分送刘裕和惠远法师，很受时人重视。

橄榄，或称青果，生长于岭南，左思记吴都有“龙眼、橄榄”，说明它已是吴国名产。吴沈莹撰《临海异物志》认为橄榄和余甘，“同一果也”，出产于晋安侯官（福建福州）界中。郭义恭《广志》、梁萧绎《金楼子》都记述了橄榄。《本草纲目》说，余甘为梭形，核两头锐，初入口舌涩酸，饮水乃甘。它和橄榄形味相似，实是两种不同果品，所说颇有道理。

杨梅在汉代已有名，司马相如《上林赋》称“梬枣杨梅”。曹魏张辑注：“杨梅，其实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也。”（《汉书》卷57上）《临海异物志》云：“其子大如弹子，正赤，五月熟，似梅味酸。”《金楼子》卷5《捷对》记扬子州家以杨梅款待客人。沈氏《南越志》记熙安县（广州西北）白蜀里多杨梅。裴渊《广州记》称庐山盛产杨梅，人登山采拾，止能饱食，不能持归，所述可能是野生杨梅。新安郡（浙江淳安）有“蜜岭及杨梅”，长期为太守独占采用。梁天监中，任昉为太守，下令止绝，很受百姓拥戴（《南史》卷59《任昉传》）。山谦之《吴兴记》云，故章县（浙江安吉）之北有石槨山，出杨梅，常以贡御。张华《博物志》所称地名章必生杨梅就是指这一地区。由此可见，江南和岭南山谷乃是杨梅的重要产地。

枇杷是南方佳果，汉晋时期的首都御园也曾分别栽种，并不很成功。由于它不是北方的产品，《齐民要术》作者便将枇杷等南方果品列在“非中国（指华北）物产者”之列。大致说，从四川、湖北以至江苏以南包括闽广在内的南方地域都产枇杷，常以四月成熟上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果品，号称“众果”、“百果”，当然不限于上述诸种，已介绍的乃是最为常见的果品，其余果品，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分述。由此说明，诸种水果在汉代虽已多见于记载，魏晋南北朝之世，政局大多时混乱，由于果树生长环境与粮食作物很不相同，果林相对受破坏较少，加以贵族官僚拥有大量的私家果园，从而使果品生产更有较好的保障。南方所特有的水果更是随着江南日趋开发而迅速得到发展。

明人李时珍说：“木实曰果，草实曰窳，熟则可食，干则可脯，丰俭可以济时，疫苦可以备药，辅助粒食，以养民生。”（《本草纲目》卷29《果部序》）他充分说明了果品的使用价值。但果品的季节性强，果品如何保鲜或加工，果树如何选种？还有果树的栽培技术怎样？如此等等，都对果品生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果品生产确是历史悠久，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未见有关上述方面的成文总结。北朝贾思勰撰《齐民要术》10卷92篇，其中第四卷分别介绍了枣、桃、李、梅、杏、梨、栗、林檎、柿、石榴等果品的鲜藏与加工以及这些果木的栽培嫁接等技术，农史学家万国鼎、王毓瑚、石声汉、李长年、辛树帜、缪启愉诸位先生都对它有过很好的研究，集中到一点，乃是对以往和北朝时黄河流域地区农业生产进行科学总结，就果品而言，那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从事果品生产宝贵经验的结晶，它对推动果品生产的继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限于篇幅，拙文不作复述。由于贾思勰毕生生活在北方，对于南方诸种水果只在书末作了介绍，限于见闻，均未能记其种植技术，直至几百年之后的宋代，诸如韩彦直《橘录》（《说郛》卷105），蔡襄《荔枝谱》等，才有了一些介绍，那已是远离本题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刊《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