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是人们庆贺的日子，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诞节只是众多节日中的一种，每个人都各有诞日，但在何时开始庆贺生辰，我未见有明确记载。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云：“魏晋以前，不为生日。”人们庆贺生辰既要有观念上的认识，还要有经济上的实力。上层统治阶级掌握政权声势赫赫，不少臣僚会利用诞日阿谀逢，迎推波助澜，逐渐形成诞节。本文重点对唐五代的诞节作些考察。另外，鉴于唐人广泛信仰佛教和道教，唐政府还分别为二教创始人建置了诞节，因而也就一并讨论。所言有误，敬请读者批评。

现代人祝贺生辰已是习以为常，但就我所知，从秦汉直至唐初未见聚会庆贺生辰，偶记诞日，如战国孟尝君田文、晋宋之际的王镇恶、隋唐之际的崔信明，都因为五月五日出生犯俗忌而为时所贱 [1] ，更谈不上庆贺了。贵为王侯与帝皇的汉高祖刘邦与燕王卢绾是同里同日出生，他俩一生并未有庆祝生辰。统治全国50余年的汉武帝刘彻一生也不见诞辰祝贺，自此经东汉以至魏晋六朝同样也不例外。唐朝颜真卿和王泾等人一再谈到古来帝皇并无降诞日为节假乃是言之中肯的 [2] 。

隋、唐之际，唐太宗不主张在自己生日时庆贺，为了怀念父母生育之恩，心情十分沉重。与此相仿，隋文帝为报其父母劬育之德，在生辰日下令全国为亡父母断屠一日。在隋以前，南朝梁元帝的生母健在时，在每逢诞日“常设斋讲” [3] 。这都证明自南朝以至唐初，帝皇诞辰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

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唐太宗所说，“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颜之推云，“江南风俗”在子女周岁时，“亲表聚集，致宴享焉”。此后每遇生辰，只要双亲健在，“尝有酒食之事”，有的父母已经谢世，仍“酣畅声乐”。唐人封演也说，“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这都说明至迟自南朝后期以来庆贺生日，已开始成为民间习俗所尚，并很快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而加以发展。唐中宗神龙时，唐绍为太常博士，“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者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 [4] 。既是祭死“如事生”，自可理解为活着时受庆贺。《唐会要》卷29记神龙二年（706年）四月诏，自今生日不得辄有进奉。联系到中宗在诞日于内殿宴群臣，君臣仿作柏梁体诗，它清楚表明，那是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诗形同而实异，李峤、郑愔等人为中宗诞宴分别撰诗，“今日宜孙庆，还参祝寿篇”，“地逢芳节应，时睹圣人生”。由此可见，至是已对生辰有了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变化。“国朝以来，此日皆有宴会”那是并非偶然的。玄宗在没有建置诞节前，诞日“大置酒张乐，宴百僚于花萼楼下”，亦是很好的例证。

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宰相张说等人提议，“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节乎！……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 [5] 。玄宗下令：“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宜付所司。”北宋初，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最先指出，“生日为节名，自唐玄宗始也”，这是庆贺生辰日的重大转折。自此以后，宋人王钦若、赵升、叶梦得、洪迈、赵彦卫、吴曾……以迄清人顾炎武、钱大昕等等都一致认定生日置节祝寿是始于唐玄宗。至天宝七年（748年），再改千秋节为天长节。池田温先生在探讨日本宝龟年间（770—780年）设置天长节源流时，曾着重讨论了唐玄宗置诞节过程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6] 。因此本文对千秋节与天长节不必再多叙述。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开元中，正是唐代的盛世，也是中国中古社会的重大转折关头。诞节的正式建立，正是增强王权凝集力的重要表现。下面拟将唐代的诞节作几点综合性说明。

第一，玄宗以后，唐五代帝皇除个别例外，生辰皆置诞节，玄宗的诞节，延续至德宗初废除，但至宪宗时，仍有人怀念它，其余诸诞节，通常在皇帝亡故后，便自行废置，新帝即位，另立节名，为简便计，列表如下：

第二，诞节照例铺张庆祝，例如玄宗诞日，“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 [7] 。群臣献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做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然后坐饮，“朝野同乐” [8] 。张说颂为“何处无乡饮，何田不报神”。《新唐书》卷22记载了在诞日的各种具体乐舞等盛大庆祝活动。梁锽云：“日月生天久，年年庆一回。”张祜说：“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是千秋。”玄宗自诩，“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为庆寿诞，四品以上官可获得金镜、珠囊、缣丝赏赐，五品以下官可得绢帛。有的丰收年，诞节日召京兆父老赐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皆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 [9] 。个别年岁诞日时，令“天下百姓租庸，并宜放半” [10] 。

第三，诞节庆贺与佛、道协调。唐朝在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都比较开放，宗教信仰比较自由，儒学和佛学、道学兼容并包。不少皇帝利用诞节广度僧道、暂停屠宰、缓判大辟罪。肃宗诞日三殿置道场，梵香赞呗，设斋奏乐 [11] 。代宗诞辰，常度三僧、五僧、七僧 [12] 。五代朱梁朝诞节，设斋僧道，京内外允许于寿诞度僧。后唐每逢诞节，允许诸州府奏荐僧道 [13] 。尤其有意思的是德宗和文宗寿诞日，使三教讲论。《刘宾客嘉话录》记“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鉴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诸人皆谈毕。鉴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皇帝陛下是南赡部洲之圣人”。《旧唐书》卷135《韦渠牟传》记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德宗诞日，三教代表12人“讲论儒、释、道三教”。《新唐书》卷161《徐岱传》云：“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赍予有差。”它说明往往每年利用诞日，三教进行辩论，由开始互相嘲谑，最终能得到统一。白居易记大和元年（827年）十月，唐文宗诞辰，“奉勅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所撰“三教论衡”，扼要记载了三家的要旨，说明“三殿谈论，承前旧例” [14] 。《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大和七年（833年）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帝对宰臣说：“降诞日设斋起自近代，朕缘相承已久，未可便革。”宰相路隋等奏，“诞日斋会诚资景福，本非中国教法”。这些是文宗没有恢复诞节前的情况。其后复置诞节，也同样没有终止在诞日三教论衡活动。《旧五代史》卷3记“故事，内殿开宴，召释、道二教对御谈论”。朱梁大明节时，才下令废罢。然而，以唐室正统自居的沙陀后唐明宗应圣诞节日，“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循近例也” [15] 。这个传统自后晋以至赵宋时仍在继续。宋人洪迈说：“国朝命僧升座祝圣，盖本于此。”三教在诞节进行论辩，除了文化上富有学术讨论意味而外，还在于它是中唐时佛、道都建立了诞节之后的聚会，因而，它不能不同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第四，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朝文献不记设置诞节。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御史大夫李元素上表云：“德宗、顺宗即位，虽未别置节日，每至降诞日，天下亦皆休假。” [16] 穆宗初即位，太常礼院奏称，“虽不别置节名，其休假献馈如旧” [17]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四月，“中书门下奏皇帝降诞日，准故事，休假一日。从之” [18] 。宪宗诞日，上殿接受臣僚朝贺，甚至大宴群臣三日 [19] 。凡此种种表明，未置诞节的五朝同样存在诞日休假，少则一日，多至三日，与过去无甚差异。更有突异的是穆宗诏称：“今（七）月六日是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宫中上寿，朕既获申欢慰，亦欲公卿大夫同之，宜以今月六日平明，于光顺门集百僚及命妇进名贺，皇太后御光顺门内殿与百寮相见，永为常式。” [20] 这是一次创举，唐人元稹为此说是“同沾就日之荣，实庆溥天之乐” [21] 。宋人一再说，诞日如此“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22] 。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比玄宗设置诞节时更有新的发展了。所谓“献馈如旧”，有如德宗时国子主簿侯喜所说：“群臣献万寿者，外尽四海，罔有不至。” [23] 或如刘禹锡所云：“凡在臣子，合有献陈。” [24] 史文所记上述五帝诞日宴会及赏赐百官钱物和茶酒等等都不比过去逊色，可见除了没有正式诞节名称而外，和以往并无本质差别。

第五，唐末国内混乱，南北分裂。北方五代诸帝沿袭唐制设置诸诞节，已详见前表所列。与五代并存，主要立国于江南的十国诸政权是否也同样设置了诞节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因诸国传世资料稀少，而又非常分散，今只知其概略。十国中，吴越、荆南与楚三国始终没有称帝。吴任臣《十国春秋》载三国都曾派使向华北诸政权贺诞节，馈送礼品，北方诸政权也曾派生辰国信使南来，祝贺各国国主生辰。后唐诏书提到吴越王钱元瓘“比为诞节斋僧”。出仕吴越的罗隐颂贺钱镠生日，“兴唐宗社作诸侯” [25] ，说明吴越这样的国家也是建立了诞节。至于那些业已称帝的国家，南唐李昪十二月二日生辰置仁寿节，闽、汉、吴越多次派使专程祝贺，据说是“岁以为常” [26] 。冯延巳为南唐后主诞节撰词，“侍臣蹈舞再拜，圣寿南山永同” [27] 。前蜀王建生日置寿春节，现存贯休诗中有15首是为寿春节祝福，“恭唯千万岁，岁岁致升平”，撰写“尧铭”、“舜讼”，大力讴歌诞圣节。前蜀后主王衍七月十五日生辰置应圣节，后蜀后主孟昶诞日置明庆节 [28] 。南汉后主刘钅长四月诞日建置乾德节，届时都有庆祝活动。

值得注意的，在华北边境所建大辽国君皇诞日，也是建置了诞节。众所周知，契丹族人自北朝以来，长期生活在东北边疆地区，唐梁之际建立辽国，也相应建置诞节，显然是标志着民族习俗在迅速与汉人日趋一致；在山西建国的北汉政府一再派专使去辽，祝贺天清诞节。随后，赵宋代周，随后统一了南北，两宋诸帝的生辰都各立嘉名圣节，有的母后临朝亦立诞节。金人灭辽，雄踞华北，诸帝也和辽朝一样各建诞节。这是中唐后社会风俗习惯的重大转折，经历元、明、清而不衰。

前已说明，南北朝后期以来，民间已存在祝贺生辰风尚。唐中宗以来，此风转盛。玄宗开元初，柳婕妤妹为夹缬，“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 [29] 。其后，王皇后失宠，她哭泣对玄宗说：“陛下独不念阿忠（按：忠是指王后父仁皎）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帝闵然动容。” [30] 这些是玄宗建置诞节前业已存在祝贺生日的例证。

朝廷正式建置诞节后，社会上庆贺生辰的活动更为活跃了。《杨太真外传》记天宝中，宫中养有众多刺绣织锦及雕镂器物之工，以“供生日及时节庆”。安禄山正月二十日生辰，玄宗和杨贵妃所赐衣物宝器酒馔极多 [31] 。杜甫对儿子宗武说，“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以示纪怀。《因话录》卷3记太尉西平王李晟生日，“中堂大宴”，已经出嫁的女儿都回家祝寿。《金华子》卷下记文士李郢在外地，急于赶回家“为妻作生日”。不期为友人挽留，只好寄诗妻子，“鸳鸯交颈期千载，琴瑟和谐愿百年。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唐末高骈每逢生日，幕僚崔致远等多次献物，撰文祝福。《五代史补》记荆南节度使成汭生辰，“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徐温在吴国掌握军政大权，他诞生日，养子徐知诰每年送大礼以固恩宠。吴庐州刺史、安西大将军张崇生日，“僧道献功德疏，祈祝之词，往往上比彭宋”。武安节度使周行逢“生日，诸道各遣使致贺” [32] 。前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酿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羁贫独无庆献”，乃寻找借口，把该县令沉入江中 [33] 。在大讲排场送礼成风祝贺生辰的社会条件下，有位张县令竟贴出告白，某月某日他生日，“诸县人不得献送”。一位县吏看后对旁人说，县令如此告白，明显是让众人知晓。生辰日，“各持缣献之曰，续寿衣。宰一无所拒” [34] 。如此倚仗权势借生日为名搜括下属，可视为皇帝诞节具体而微的新体现。

在此顺便提一下与生辰有关的洗儿贺礼。杨贵妃洗安禄山为儿的传奇性故事乃是首开其端。此后，其风不可止。韩偓《金銮密记》载唐末大乱时，昭宗被宦官劫持出奔凤翔李茂贞，天复二年（902年），朱温发兵声讨，其时“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政治形势如此恶劣严峻，洗儿贺礼之类赏赐仍难停废。诚如宋人洪迈所言，“盖宫掖相承，欲罢不能也” [35] 。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陈希烈上奏，提到“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说明在此之前佛诞日已定为官节。开元十七年（729年），张说等建议设置诞圣节的报告，业已谈到“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 [36] 。所称孟夏、仲春的佛道崇祀未知其确切含义，是指民俗祀日，还是官定节日不易判明。从开元天宝时的事迹看来，有可能佛道诞节已先于诞圣节而建立。

关于佛祖生日，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云：经论记佛生之月日有二月八日与四月八日二说，其中多以周岁建卯四月八日为正当。《长阿含经》四曰：“二月八日佛出生。”《灌佛经》曰：“十方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时生。”《萨婆多论》曰：“二月八日生。”《瑞应经》曰：“四月八日生。”今虽用夏历，而以四月八日为佛生日。谨案上述四经分别为后秦、西晋，唐、孙吴时的译经。说明经论所记佛生确有不同说法，难以辨明真伪或孰是孰非。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信徒日增，中国人谈论佛祖生辰大都是四月八日。《弘明集》卷1所收汉人牟子（牟博？）《理惑论》，已有“佛从何出”的答问。他说：“四月八日，从母右胁而生。”这是我所知华人谈论佛生日的最早记载。其后，南齐顾欢所作《夷夏论》，他是比较偏袒道教的隐士，文中引用《道经·玄妙内篇》所述，说老子西去天竺，乘国王夫人净妙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佛 [37] 。撇开道士们的离奇编造，四月八日佛出生是与佛经所述相一致的。东晋孝武帝时，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以母灌，因悲泣不自胜”，人们视为“家之孝子” [38] 。晋、宋之际的江南隐士沈道虔“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悲恸焉” [39] 。梁武帝在天监十八年（519年）“四月八日，发弘誓心受菩萨戒……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大赦天下，率土同庆” [40] 。说明东晋南朝的人们通常是以四月八日为祀佛日。

在北方，十六国中的后赵崇佛非常出名。“石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 [41] 。在西域焉耆等地，“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 [42] 。二月八日祀佛，北朝时在内地却难以看到。《魏书·释老志》云：“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世祖初即位，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与诸佛像行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这是北魏初期的祀佛情况。其后，北魏皇室京兆王子推之子元太兴请求出家，“时孝文南讨在军，诏皇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并施与绢帛 [43] 。所有上述南北诸地祀佛的事例表明，各地祀佛乃是自发的民间性活动。

隋唐时期，同样大量地是以四月八日为佛生日，《隋书》卷35《经籍志》云：“释迦当周庄王之九年（前688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胁而生，姿貌奇异。”《法苑珠林》卷14《千佛篇》引《因果经》云：“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唐代宗、德宗时人顾况说，“四月八日明星出，摩邪夫人降前佛” [44] ，他随即笔锋一转，进而称道，“八月五日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前已说明，唐玄宗出生于八月五日。作者以佛祖母子关系为喻，旨在美化玄宗及其生母窦太后。玄宗虽然比较倾向道教，对佛教有所压抑。可是，若干迹象表明，确定四月八日为佛诞节，休假一日，很可能是在玄宗时。正因为四月八日是法定的佛诞节，佛法无边，所以诗人将千秋节与佛并提。《八月五日歌》写于何年，颇难确定。其时，玄宗（683—767年）可能已经亡故，但玄宗的诞节却仍是多年未废；开元天宝盛世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为世人所缅怀，文人为之咏歌，即是对佛祖以及人间圣皇的高度赞扬。

唐后期，文宗大和时，兵部尚书王起说：“周桓五十年（前710年）岁在甲午，四月八日佛生。” [45] 所称佛祖生年，虽与隋志所记有出入，但对佛祖出生月日，却并无异说，大概是受官方正统之说的影响。晚唐懿宗时，多次在四月八日祀佛，特别是咸通十四年（873年）“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至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 [46] 。显然是把佛诞节的祀佛活动推上了新的高峰。

由于佛经对佛诞日本来存在不同的记载。唐朝虽然官方规定了四月八日为佛诞节，实际上有不少寺庙的祀佛日期并非一律，即使在长安也无例外。隋唐之际，长安寺庙“又以二月八日大圣诞沐之辰……每年比旦建讲设斋，通召四众，供食悲敬” [47] 。这种情况，和法显《佛国记》所述在中天竺摩羯提国所见，“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很是一致。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二月八日，诏葬佛骨于歧阳，在未葬之前，放置宫中供养，“倾都瞻拜，施财物累钜万” [48] 。《南部新书》卷乙记：“贞元后，每岁二月八日，总章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四月八日崇圣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河西敦煌所在寺院常以二月八日为行像日，张弓先生所撰《敦煌春月节俗探论》已作了详细说明。日本僧人圆仁目睹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八日，长安大庄严寺开释迦牟尼佛牙供养；从二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兴福寺亦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开佛寺供养；崇圣寺亦开佛牙供养 [49] 。这是唐代存在不同日期祀佛的事例。

五代宋初的著名高僧赞宁（919—1001年）所撰《大宋僧史略》卷中《浴佛》条，记唐僧义净去印度，看到人们每日以吉祥水浴佛，“然彼日日灌洗，则非生日之意”。然而，“东夏尚腊八，或二月、四月八日，乃是佛生日也”。这里又新增出十二月八日是佛生日的说法。验诸史事，亦非虚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八日，“相公别出钱，差勾当于两寺（扬州开元寺、龙兴寺）令诵汤浴诸寺众僧，三日为期”。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八日，“当寺官斋（长安）城中诸寺有浴”，即是很明显的一二例证。

宋真宗时，释道诚撰《释氏要览》卷中《浴佛》引“《譬喻经》云：佛以腊月八日现神变……今我请佛僧，洗浴身垢。原注：今淮北乃至三京皆用腊八浴佛。”又引“《摩柯刹头经》云：佛告大众，十方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子时生……时气和适，今是佛生日，人民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原注：而今江浙用四月八日浴佛。”说明北宋时，腊八浴佛在京师等地相当流行，四月八日，在江南等地盛行浴佛。而在华北立国的大辽，《辽史·礼志》记二月八日为佛诞，而《契丹国志》卷27却说四月八日为佛诞日，“京府及诸州……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这一点很类似唐代以佛诞日为“节”。我所看过的宋朝史籍，虽有浴佛、斋会等等活动，却不见有明文允许法定休假，很可能在宋代浴佛已只是民俗相传的节日，而不再是官定的节日了。

道教是中国汉代自创的宗教，它的形成和先秦以来流行的巫祝乃至老庄学说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东汉正式形成的道教主要是以三张为代表的教派。汉代的道教并不像佛教那样有明确的创始人，在其初期也没有多少具有理论性的经典，在它传播发展过程中，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和寇谦之等人的整理改造，才逐步条理化。开始出现了道藏中的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部诸书。《抱朴子·内篇》卷8《释滞篇》云：“道书之出于黄老，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自两晋南北朝至隋，道教的传播和信仰者日趋增多。南方“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北方的道教经过寇谦之的大力清整，“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正月、十月之十五日……拜而祠焉” [50] 。纵使如此，它并非固定的诞节。因此，我认为自汉至隋，史籍始终未见有关道诞日的明文记载。

李渊创建唐朝，自称与道教始祖李耳同姓，制造不少神话，大力推崇道教，在一段时期内道教简直成了国教，与世俗社会中帝皇诞圣节的出现相适应，随之相应新创了道诞日降圣节。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5指出，“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为老子生日”。他从历法计算角度出发，认为是搞错了。关于任之良其人其事，余识见浅薄，迄今仍不知所自出。老子的诞辰，《史记》卷53本传没有明白说，国内学人经过研究，大多认定出生于公元前571年，月日时期仍是不得而知。

《册府元龟》卷54记玄宗天宝五年（746年）“二月，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曰：谨案高上（？宗）本纪，大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斋之日，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唐会要》卷50记此事缺少“谨案高上本纪”一句。案之史传，唐朝最早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的是在高宗乾封元年（666年） [51] ，我由此怀疑“高上本纪”是“高宗本纪”之误。说道（老子）诞于二月十五日，未知有何依据。不过，由此可以肯定，早在唐前期，官方已规定二月十五日为道诞节了。

若是对史事作进一步稽核，唐朝的道诞节仍有某些疑难点。《旧五代史》卷39记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正月，“中书上言：旧制，遇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圣节，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勅，休假一日，请准近勅。从之”。所称“旧制”是指什么时候的制度呢？《册府元龟》卷54记同一件事，改称“旧制”为“假宁令” [52] 。该令为何时制订，唐律、六典和纪传志文，都无明文。从上述奏文可知，肯定是在会昌元年以前，但又并不是天宝五年的制度。《册府元龟》在同一卷内记述“武宗以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即位，二月敕，三（？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三日”。众所周知，武宗以尊道毁佛而出名，规定三日假为降圣节自有可能。不过，《旧唐书·武宗纪》记同一件事是说的休假一日。可以判明，两书记同一件事显有一误。《唐会要》前后两次记载会昌元年二月勅降圣节休假一日 [53] 。按常识推断，同一件事，上年已宣布休假三日，不应在一年后无缘无故地改为休假一日。《南部新书》卷丁云：“会昌元年（841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为老君降诞，假一日。”所书月日明显有错，休假一日是清楚的。《唐会要》卷50记：“会昌元年二月十五日敕，元元皇帝降诞日，近览天宝二年勅，我圣祖澹然常在，为道之宗……降诞昌辰，理难停废，宜改为降神圣节，休假。百官庶表贻谋之庆，以申严敬之诚。”此敕录文显有删节，提到休假却不记休假日期。开成五年，如果已规定降圣节休假三日，仅仅只过了一年，怎么能说道日休假已陷于停废状态呢？最大的可能是开成五年休假三日之说有误。大概在天宝以后的某个时期，降圣节的休假未能认真执行，会昌元年敕令休假一天，乃是重新作出规定。不论具体情节如何，至少可以证实，自唐玄宗以后经唐武宗以至五代后唐时期，官府明确规定了降圣节的休假制。

赵宋建国以后，自太宗开始已很信道。其后，真宗、徽宗崇道尤笃。真宗为使道教自立门户，竟因梦确立赵玄朗为道教太上混元皇帝，以区别于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并尊之为圣祖 [54] 。徽宗时崇道更甚，从全国访求道教仙经，设置道阶、道官，“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皇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 [55] 。然而，皇帝难以逆转长期的历史传统，李耳（老聃）声望远比赵玄朗高，朝廷只好下令李耳名号不许士庶渎侮 [56] 。宋室南渡后，地无分南北，崇道活动远不如北宋盛行 [57] 。吴自牧撰《梦粱录》卷1记杭州二月望日，“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说明杭州民仍以二月十五日为老君诞日进行祀典。如前所述，二月十五日为降圣节的最早确立是在唐朝。不仅如此，《史记》说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即是现今河南鹿邑县，该县潘又泉在一本书的跋语中说：“每逢阴历二月十五日，本县乡亲必在太清宫举行朝拜老子的庙会，并且认定这一天是老子的生日，这种一连四天的庙会是千百年来一脉相袭，从未间断过的民间活动。” [58] 看来，这一日期的最早确立，也只是在唐朝才有可能。

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期

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

1991年7月

[1] 《史记》卷75《孟尝君传》注引《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又见于《宋书》卷45《王镇恶传》，《旧唐书》卷190上《崔信明传》。但这种习俗随着诞节的正式确立，而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李）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人以其日相庆贺。”（《宋史》卷485《夏国传》）即为一例。

[2] 《封氏闻见记》卷4《降诞》引颜真卿说；《全唐文》卷695李元素《请禁以降诞日为节假奏》引王泾言。

[3] 《颜氏家训》卷2《风操》。

[4] 《新唐书》卷113《唐绍传》。

[5] 《张燕公集》卷9《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

[6] 《天长节管见》，载《日本古代社会与文化》，1987年。

[7] 《旧唐书》卷8《玄宗纪》。

[8] 《唐会要》卷29《节日》；《通典》卷123《礼》。

[9] 《册府元龟》卷110《宴乐》，又卷80《庆赐》。

[10] 《册府元龟》卷86《赦宥》，但卷490《蠲复》作“并宜放免”。

[11] 《南部新书》卷壬。

[12] 不空《表制集》卷1、卷2。

[13] 分别见《旧五代史》卷3、卷10、卷47。

[14] 《白居易集》卷86《三教论衡》。

[15] 《旧五代史》卷37《唐明宗纪》。

[16] 《全唐文》卷695《请禁以降诞日为节假奏》。

[17] 《册府元龟》卷2《诞圣》。

[18] 《唐会要》卷29《节日》。

[19] 《旧唐书》卷15《宪宗纪》。

[20] 《唐大诏令集》卷80《令诞日外命妇贺皇太后敕》。

[21] 《元稹集》卷26《贺降诞日德音状》；《文苑英华》卷635。

[22] 永亨《搜采异闻录》卷1；洪迈《容斋随笔》卷6《诞节受贺》。

[23] 《全唐文》卷732《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诞节献寿文》。

[24] 《刘梦得文集》卷22《为京兆尹降诞日进衣状》。

[25] 《全唐诗》卷657《饯尚父生日》。

[26] 陆游《南唐书》卷1《烈祖纪》。

[27] 《十国春秋》卷115《南唐拾遗》。

[28] 孟昶诞日，《五国故事》作十一月，《全唐诗》卷798花蕊夫人宫词云，七月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二说必有一误。

[29] 《唐语林》卷4《贤媛》。

[30] 《新唐书》卷76《玄宗王皇后传》。

[31] 《通鉴》卷216。

[32] 《类说》卷31引《续世说》；《十国春秋》卷73《徐仲雅传》。

[33] 《十国春秋》卷115《拾遗》。

[34] 曾慥《类说》卷19引《骇闻录》。

[35] 《容斋四笔》卷6《洗儿金钱》。

[36] 《册府元龟》卷2《诞圣》。

[37] 《南齐书》卷54《顾欢传》，《南史》卷75作“右腋”。

[38] 《宋书》卷47《刘敬宣传》。

[39] 《南史》卷75《沈道虔传》。

[40] 《续高僧传》卷6《释慧约传》；参《梁书》卷2《武帝纪》。

[41] 《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参《晋书》卷95《佛图澄传》。

[42] 《北史》卷97《焉耆传》。

[43] 《北史》卷17《元太兴传》。

[44] 《全唐诗》卷265《八月五日歌》。

[45] 《宋太宗实录》卷77，至道二年（996年）四月条引。按，《旧唐书》卷164《新唐书》卷167《王起传》只记文宗时为兵部尚书，不记佛生日事。但宋初人所撰实录，必有所据。

[46]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通鉴》卷252。

[47] 《续高僧传》卷22《释玄琬传》。

[48] 《册府元龟》卷52《崇释氏》；参《旧唐书》卷13《德宗纪》。

[49] 《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3。

[50] 《隋书》卷35《经籍志》。

[51] 《旧唐书》卷5《高宗纪》；《唐大诏令集》卷78。

[52] 假宁令始于何时，就笔者所见，《太平御览》卷634《治道部·急假》记范宁《启国子生假》条引“假宁令曰……”（第2844页）这是东晋时事，但《晋书》内未记有假宁令事。《北堂书钞》卷32《急假》条，记范宁上奏云：“伏见内外众官，皆陈假纷纭，烦默无已，臣谓宜去疾病假，解之故制，一年令赐假日，随其之适，任其取日多少。”所云故制，可能即是假宁令。《唐六典》卷6《刑部》记隋令三十卷，其第二十七为假宁令。2006年，中华书局新刊印《宋天圣令校正》一书，所记宋令中，记唐代假宁令附于卷二十七医疾令之后，整理宋令者将它定为唐开元假宁令，笔者认为所定是正确的，且可藉此释疑。

[53] 《唐会要》卷29《节日》，又卷82《休假》。

[54] 《宋史》卷104《礼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祥符二年二月，又卷79，祥符五年十月戊寅。

[55] 《宋史》卷22《徽宗纪》；《云麓漫钞》卷14“政和六年”条。

[56] 《能改斋漫录》卷13。

[57] 《佛祖统纪》卷44《法运通塞志》“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道教中原有之”。

[58] 秦维聪著《李耳道德经补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