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地处阴山山脉以南，是整个蒙古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里草原丰厚，原是匈奴人的良好牧地。

战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榆中在唐代胜州北，即今鄂尔多斯地，秦灭六国，蒙恬领兵三十万逐胡出塞，“收河南，筑长城”。贾谊《过秦论》云：“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1] 河南即内蒙古伊克昭盟所在，今鄂尔多斯市所辖，此地先后为匈奴、赵国和秦国所占有。秦占河南后，在黄河边设置边塞，并派蒙恬攻占了五原以北的高阙山，驱逐匈奴，迁徙一批犯罪的人去充实那里，还将黄河北岸的大批田地出假给贫民耕种，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地区由此正式开始有了农田种植的记录。但为时不久，蒙恬病故，“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 [2] 。在社会混乱期间，被谪徙的人乘机跑了，匈奴迅速夺回了河南地，继续在那里畜牧营生。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等出兵北伐匈奴，获牛羊百余万，再夺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还把河南地区称为“新秦中”。武帝从陇西“北出萧关（宁夏固原东南），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3] ，说明新秦中等地在汉朝控制下，同样繁殖牧畜，朝廷实施优惠政策，支持在新秦中发展畜牧业，假以母马，为设亭徼，边民无警，便于人们安心牧畜生产。

那时候，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由此可知，秦朝在朔方进行的垦殖曾取得了良好成绩。武帝采纳他的建议，收回河南后，于其地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4] 。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水灾，“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东汉应劭、晋人臣瓒都针对“新秦”作出自己的解说，一致肯定秦逐匈奴得河南地，筑城郭，徙民充实，称之为“新秦”。应劭且说：“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臣瓒云：“今（指汉代）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 [5] 正因为迁徙了大批关东贫民到达新秦中，既从事耕作，又大大充实了边防力量，国家由是减少了北边的戍卒。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天汉元年（前110年）秋，“发谪戍屯五原” [6] ，先后迁徙去边地的民众安排在那里进行农作，使原来的牧地逐渐部分地向农耕区转化。

河南地区不仅徙民耕作，官府还组织了集中屯垦。武帝于“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南），朔方（治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西河（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南）、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师古注云：“开田，始开屯田也。斥塞，广塞令却……以开田之官广塞之卒戍而田也。” [7] 《匈奴传》还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上述置田官的地域，有些已超越了“河南”地区，显示出汉朝对边境屯田的高度重视。1973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汉城址中，出土了汉朝官印“西河农令（治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南）” [8] 。《汉书》卷79《冯参传》和卷100《叙传》中一再记“上河农都尉”（治今银川市南），“农都尉者，典农事”。可见汉政府对西河地区的农垦非常重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属和林格尔还发现了东汉的牛耕壁画，绘有两牛挽犁、一人扶犁而耕的图像 [9] 。应是如实反映汉代内蒙古地区牛耕的景象。东汉顺帝时，尚书仆射虞诩疏称，《禹贡》雍州之域，“北阻山河，乘阸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 [10] 。“河南”地区曾做到了军食饶足，乃是屯垦的重大成果。《匈奴传》记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呼和浩特市南）、五原郡（包头市）转谷二万斛以给焉”。这也反映出河套地区农作的发达兴旺景象。

当然，社会现象极为错综复杂。昭帝元风三年（前78年）正月诏：“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注引应劭曰：“武帝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北边自是属于三边之列，屯田是由官府供给犁牛。《盐铁论》卷3《园池篇》记御史大夫言：“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北边军防费用开支大，屯田收入往往不够官府开销。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夏四月，罢北假（今巴彦淖尔盟五原县左右）田官 [11] 。大概是因屯田效果不够理想而采取的措施。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派赵并出使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12] 。准此而言，河套地区土地肥沃适宜种植，王莽政权因此派遣专人主持，在当地以戍卒屯田，藉以补助军粮。不过，当时已是社会大动乱伊始，河套屯田自然不会取得良好成果。

东汉初，匈奴内部分裂，北匈奴远徙，漠南地空。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郡，“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注引《汉官仪》曰：“使匈奴中郎将屯西河美稷县（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于是，云中（内蒙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五原（内蒙五原县东）、朔方（内蒙鄂尔多斯西部）、北地（宁夏吴忠市西南）、定襄（内蒙呼和浩特东）、雁门（山西代县西北）、上谷（河北怀来西南）、代（山西阳高西北）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弛）刑補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注引《东观记》曰：“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悔前徙之。” [13] 所称悔徙，是指建武十五年（39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当时是为了逃避匈奴的侵扰而迁徙。十几年后，北匈奴远徙，南匈奴归附，东汉政府便将沿边八郡包括河北怀来至陇东的长城内外各地都交给南单于统治。同时，又将八郡居民迁回原居地。《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范晔评论说：“匈奴争立，日逐来奔……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即让他们在水草丰美地区从事放牧。例如，“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 [14] 。汉、匈习俗不同，相互杂居。匈奴牧畜，汉人务农。牧民免税，农民要交贡赋。包括河套及鄂尔多斯地区在内的牧畜由是必有较大发展，出现农牧并举的局面。

东汉继续以谪戍屯田五原。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度辽将军初置于当年三月，“屯五原曼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市东北）”。屯田劳动者即是去朔方、五原一带，也就是河套地区。永平九年（66年）春三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后来，和帝曾赐五原民下贫者谷。桓帝时，崔寔出为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太守，“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 [15] 。这些事例表明，去朔方、五原等地的劳动者为数大概不少，生产仍不够发达，耕者大多贫困。

总之，阴山以南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草原广阔，原是匈奴人的天然牧场。秦汉政府攻占以后，或徙民种植，或使戍卒屯垦，单纯游牧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开始出现了农牧兼营的局面。

东汉后期，北方鲜卑强大，檀石槐曾统一诸部，建牙帐于弹汗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尽据匈奴故地，游猎为生。檀石槐帝国虽然迅速瓦解，但鲜卑诸部仍是长期控制了河套及河南地区，经魏晋至十六国时期都无例外。代人燕风出使前秦时，对苻坚说：“（鲜卑）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云中川（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 [16] 由此略可概见他们拥有牲畜的盛况。

前已指明，河套鄂尔多斯地区是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开垦的朔方、五原郡所在。西晋末大乱以后，它相继为后赵、前秦、后秦、夏和北魏所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16针对夏国疆域所写按语说：“朔方、云中、上郡、五原等郡自汉末至东晋，久已荒废，赫连氏虽据有其地，然细校诸书，自（赫连）勃勃至昌、定世，类皆不置郡县，惟以城为主，战胜克敌，则徙其降虏，筑城以处之。”勃勃在夏州筑统万城以为国都，他称赞那里“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领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 [17] 。可是，他们在夏州“地广人稀，逐水草畜牧，以兵马为务” [18] 。这种情况正如《北周书》卷27《赫连达传》所说，直到北朝末期的周武帝时，赫连达为夏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属乌审旗西南）总管，夏州胡人仍以牧畜为主，实是前后一致的。

前秦灭亡代国后，将其地分割治理，“自河以西属（刘）卫辰，自河以东属（刘）库仁”。卫辰在朔方，怨恨前秦袒护居于云中、雁门一带的库仁，乃出兵诛杀了前秦五原太守，但迅速被刘库仁击败。不久，库仁也死于内乱中，其弟刘眷摄政，“徙牧于牛川（呼和浩特东北）”，旋为库仁子刘显所杀。卫辰在朔方，送马三千匹结好后燕慕容垂，使其子出稒阳塞（内蒙古包头市东北），袭击已经复国的拓跋魏，为魏道武帝战败，缴获牛羊二十余万，并乘胜自五原金津（包头西南）渡河而南，进入卫辰境内，追杀了卫辰父子，河南诸郡皆降。“簿其珍贵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19] 。其后，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十一月，“行幸稒阳（包头东），驱野马于云中（今和林格尔），置野马苑” [20] 。野马成群，数量很不少，形成了狩猎局面。

还需要提到，河套所在的永丰镇地区（内蒙古巴盟临河市）在永嘉乱后，长期为匈奴刘卫辰父子所据，一直延续至赫连昌时，始为北魏攻占。在那里，“地居碛卤，田畴每岁三易，自汉、魏以后，多为羌胡所侵，人俗随水草以畜牧，迫近戎狄，唯以鞍马骑射为事，风声气习，自古而然” [21]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河套中枢及其附近，野生和饲养的牲畜确实很多。

北魏灭夏以后，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置大兴郡，西魏改为五原郡，再改为盐州（陕西定边），它位于长城边界地区，所在砂碛，罕有农作。宇文贵十一岁时，随从父亲宇文宪“猎于盐州，一围之中，手射野马及鹿十有五头” [22] 。可知当地野生畜类众多。《太平寰宇记》卷37记盐州风俗：“以牧养牛、羊为业。”“地居沙卤，无果木，不植桑、麻，唯有盐池。”此虽是宋初人记述，参照下文引用唐宣宗敕文所言，盐州沙荒，实非短暂时日所形成。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历经战乱以后，游牧经济确是有了很大回潮。

尽管如此，却不能说这一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农田都变成了牧场，恢复到原来的草原状况了。早在北魏初期，派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稒阳塞（包头东北）外”，史称“分农稼，大得人心”。一年后，后燕军进犯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置黑城（在五原河北）。进军临河，造船为济具” [23] 。清晰地表明务农成果很显著。代人和跋临刑前，对前往向他告别的兄弟们说：“灅（今桑干河）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 [24] 此例很可看出早在北魏前期，重农已是多么深入了人心。

北魏太武帝以来，河套平原等地的可耕田地得到了新的垦殖开发。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四月，刁雍出任薄骨律镇（宁夏灵武南）将，总领诸军以保北境安全，兼“督课诸屯，以为储积”。鉴于当地的降雨量稀少，极需依赖渠水灌溉。“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艾山渠很可能是上古时的旧迹，沙石堵塞，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已经不能用于灌溉。刁雍为此建议在河西高渠北八里处开凿新渠，需要四千人，四十日功，才能修成，“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赡”，开渠引水溉田的方案得到朝廷的赞赏与支持。水渠修成后，直到唐、宋时期仍然灌溉获利 [25] 。在回乐县（今宁夏吴忠县）南六十里的薄骨律渠，至唐代中叶仍可溉田一千余顷。北魏又在汉富平县旧薄骨律镇仓城所在，创设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隋于此改立弘静县 [26] 。由军镇向县级政权建制，自是农业人口增多的结果。周建德三年（574年）曾迁二万户于汉朝富平县地置郡及怀远县，隋开皇三年罢郡，仍保存怀远县名。北魏太和初，平定三齐后，徙历下人至汉富平县地，因称为历城，北周于此置历城郡，附近有薄骨律渠流过，还有长五十里、宽十里的千金陂 [27] 。由此可见，北朝政府在灵州地区努力发展农田水利，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真君七年（446年），刁雍上表说，朝廷指令从高平（宁夏固原）、安定（甘肃泾川）、统万（陕西白城子）、薄骨律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去沃野镇（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以供军粮”。他认为以车子陆运既费时间，又“大废生民耕垦之业”。提议充分利用黄河水运，“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从水、陆运粮一事看来，位于今陕、甘、宁、蒙边境诸地的粮食生产，当时曾获得过良好的成绩。

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十二月诏，“六镇、云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属和林格尔）、高平（宁夏固原）、二雍（甘肃泾川）、秦州（陕西天水），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有流徙者，谕还桑梓” [28] 。六镇何所指，史无明确记述。清末沈垚以来，不少学者撰文各抒己见，意见颇有参差，在此无须赘述。但沃野镇（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武川镇（内蒙古呼市武川县）、怀朔镇（内蒙古包头固阳县）、抚冥镇（内蒙古乌盟四王子旗）、柔玄镇（内蒙古乌盟集宁市东南）、怀荒镇（河北张北县）以及薄骨律镇均在北方沿边，且多在距离河套不远的地区，诏文所谈六镇及其他诸州灾旱连年，说明这些地区是经常广泛有人进行种植。

综上所述，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在战乱纷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生产种植业虽受到较大影响，但业已存在的农作并没有完全废弃。特别是河套平原的前套和后套地区，农田水利和农耕成果还大大超越了汉代。宜农则农，宜牧则牧，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的不少草原地区牧畜业是继续繁荣，农牧并存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没有理由说是恢复为单一的游牧为生了。

北朝后期在塞北崛起的突厥曾不断南下侵扰北方沿边，使周、隋边境深受其害，在他们势力所及地区畜牧业也随之有了相应发展。

隋代，突厥内讧，启民可汗受到别部袭击时，隋政府为了保护他，先在朔州筑大利城（内蒙古呼市和林格尔县东南）让他居住，仍不得安宁。于是“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陕西白城子）、胜（内蒙古托克托）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 [29] 。说明隋代盛世，河套地区的牧畜饲养是相当盛行。

唐初打败东突厥后，突厥降众十余万人按照“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的原则，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地（朔方）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附近），右置云中都督府（内蒙古巴盟乌拉特旗地）以统其众” [30] 。即将大批突厥降部安置在蒙古高原南缘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地区，让他们继续从事放牧。

贞观十五年（641年），突厥颉利部李思摩率领十余万众、马九万匹在今内蒙河套以北的地区放牧，那里本来是宜于畜牧的好地方，经历了三年，他不孚众望，“残众稍稍南度（黄）河，分处胜（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夏（陕西白城子）二州” [31] 。就是说，突厥残部已自河套平原南下，到达鄂尔多斯高地放牧。

高宗麟德中（664—665年），灵州都督府司马崔知温建议将灵州居住的斛薛、浑部落万余帐迁往黄河以北，获得朝廷批准。被迁徙的部落，开始时很有怨气，当他们到达迁徙地后，发现那里“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以此日益富足 [32] 。可见河套平原地区是非常适宜放养牲畜的。

高宗武则天时，突厥一度复兴，“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实力很盛。中宗景龙三年（708年）春，朔方大总管张仁愿利用默啜可汗主力出征西突厥的机会，在黄河北筑三受降城，将黄河北岸的拂云祠建为中城，使与东、西二受降城相距各有四百里，三城皆据要津，遥相应接，改变了过去唐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的传统，向北拓地三百余里，并于牛头朝那山（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北置烽 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 [33] 。说明突厥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广为放牧，张仁愿的措置限制并缩小了突厥的放牧地域。

我们充分肯定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适宜畜牧，但仍需着重指出，在汉人和边境诸族人的共同努力下，隋唐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作耕垦比前代是有新的进展。

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生产条件相当艰苦。前已谈到十六国混乱时，大夏国赫连勃勃当政时，这一地区山清水秀，农作并未彻底摧毁。夏州朔方人梁师都世代为本郡豪族，他仕隋为府兵将领，隋末大乱，便乘机据郡称帝，为了取得突厥支持，“引突厥居河南之地”，“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李世民设法进行离间，“频选轻骑践其禾稼，城中空虚，”师都为此迅速被杀 [34] 。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夏州地区农作仍有相当发展的。

鄂尔多斯地区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农田灌溉比其他地区更为急迫。贞元七年（791年）八月，“夏州奏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 [35] 。《唐六典》卷七记开元中，夏州设有屯田二屯，约有耕地一百顷。我们注意到《新唐书》卷35《五行志》记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便可明白当地耕作实是艰难。唐宣宗敕称：“盐州（治今陕西定边）深居沙塞，土乏农桑，军士衣粮，须通商旅，沿路堡栅……差兵建筑防守。” [36] 正是荒漠化的土地导致了农桑缺乏。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荒漠无限扩大，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定边城川原广远，土地衍沃，西夏昔日于此贝宁粮，今投来蕃部日众，可以就给土田，使之种植” [37] 。唐宣宗诏敕颁布二百多年后的夏州定边地区，犹有不少沃地可耕，足以说明以偏概全是并不恰当的。

宥州宁朔郡，唐“调露元年（679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 [38] 。以唐人为刺史的六胡州不是羁縻州。居住在六胡州的胡人依旧继续养马。唐玄宗时，曾派人去六胡州买马，便是著名的事例。众多被编附的胡人在那里已逐步进行农作，开元九年（721年）六月诏：“河曲之地密迩京畿，诸蕃所居旧在于此，自服王化列为编甿，安其耕凿积有年序。” [39] 这些“久从编附”的胡人，在开元九年曾发动武装反叛，被朔方节度使王晙击败，并宣布废除六胡州，将这批人迁徙去中原地区。经过若干年后，玄宗派专使加以安抚，说这些人为此失业，且有不少出逃各地。因此，“委侍中牛仙客于盐（陕西定边）、夏（白城子）等州界内，选土地良沃之处，都置一州，兼量户多少置县” [40] 。《太平寰宇记》卷39记“以六州之残人置宥州于夏州西南长泽县之地，以宽宥为名，及延恩、怀德、归化三县，领诸降户”。也就是将曾被迁徙于江淮的诸胡以及逃散的胡人，安置在今内蒙鄂尔多斯市鄂托旗境内，从事农垦劳动。

唐代河套地区的农作比鄂尔多斯地区更为出色。唐高宗、武后时，突厥复兴，攻围丰镇（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都督崔智辩被杀，军情紧急，有人建议废罢丰州，徙丰州民去灵、夏等地，州司马唐休璟坚决反对，《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记他上疏言：

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甘肃宁县）、庆（甘肃庆阳）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今若废弃，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

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由此可见，丰州地区在汉、隋之间的长时期是田畴良美，隋末丧乱，才迁其民去黄土高原的陇东地区农作。唐太宗盛世，决定募民充实丰州等地，促使北方获得安定。国家如果主动放弃丰州，必将使整个河南地区得不到安宁。唐政府保全了丰州，河套地区的安全也就得到保障。

武则天当政，任命娄师德为丰州都督兼管营田。并明确指示：“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身为高级将领的娄师德亲自“衣皮裤，率士屯田”。武则天嘉奖说：“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 [41] 丰州地区的生产效果极佳，有助于振兴军威，增强国力。

《唐六典》卷七记：玄宗开元盛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广设屯田，计有东受降城四十五屯、中受降城四十一屯、西受降城二十五屯、胜州十四屯、丰安二十七屯、单于三十一屯。按每屯五十顷地计算，即有耕地九百一十五顷。如果再加上位于今宁夏银川北的定远四十屯，在今河套及其附近便有一千多顷农田。就蒙古高原地区而言，这是很可贵的大片农田。胜、丰等州是唐代边州所在，诸地粮产增多，对于增强边境国防力量，也是大有帮助的。

德宗建中时。宰相杨炎请在丰州设置屯田，征集关辅民开挖陵阳渠，用以灌溉农田，京兆尹严郢说：“旧屯沃饶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复浚渠，其诸屯水利，可耕之田甚广，盖功力不及，因致荒废……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说明自武周以后，丰州农作由于种种原因是在逐渐毁坏。那时，回纥崛兴于北方，“丰州北扼回纥，回纥使来中国，丰乃其通道”。前任刺史多懦弱，滋长了回纥人的骄横。贞元时，丰州刺史李景略兼天德军西受降城防御使，“迫塞苦寒，土地卤瘠，俗贫难处，景略节用约己，与士卒同甘苦，将卒安之。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公私利焉。廪储备，器械具，政令肃，智略明，军声雄冠北边，回纥畏之” [42] 。按《新唐书》卷37《地理志》记丰州土贡为白麦、印盐、野马胯革（皮）、驼毛褐毡。非常恰当地反映出丰州农、牧兼行的现实。宪宗元和十二年（818年），吐蕃进犯盐（陕西定边）、丰（五原）二州，振武节度使高霞寓出兵五千屯拂云堆，吐蕃被迫撤兵，然后“浚金河（在内蒙古黄河北岸）溉田地数千顷”，水浇瘠卤，发展农作 [43] 。

另外，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王晙出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定远（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三城及侧近州军都受他节制，并移安北都护于中受降城安置，“兵须足食，理藉加屯，今正农时，务及耕种，”曾在河套河南地区“置兵屯田” [44] 。

灵州毗邻“河南”，是民族杂居地。唐高宗时，地方官崔知温将从事游牧的浑与斛薛部落民迁去黄河以北后，“灵州百姓始就耕获”。可知当地农作早有发展基础，农田水利也比较好。《元和郡县图志》卷4记灵州回乐县，“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溉田一千余顷”，灵武县有“千金陂，在县北四十二里，长五十里，阔十里。”“汉渠，在县南五十里，从汉渠北流四十余里始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余顷”。保静县西有贺兰山，“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或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宪宗元和末，李听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 [45] 。也就是旧渠延续至晚唐五代仍有水利溉田。长庆四年（824年）七月，“疏灵州特进渠，置营田六百顷” [46] 。五代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四月，“灵武奏开渠白河，引黄河水入大城溉田” [47] 。这些事例表明，灵州地区水渠很不少。显示着当地农田水利事业兴旺发达。

会昌六年（846年）五月五日赦：“灵武、振武（内蒙古呼市托克托县）、天德（巴盟五原县东）三城，封部之内皆有良田，缘无居人，遂绝耕种，自今以后，天下囚徒各处死刑，情非巨蠹者特许全生，并家口配流” [48] 。河套地区生产的不景气，原因固多，自然条件艰困自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强制罪犯及其家属去那里耕作。在此之前不久，不少党项族人自西南及陇右迁入灵（宁夏灵武）、庆（甘肃庆阳）、银（陕西米脂）、夏（陕西静边）等州境内 [49] ，党项人过去是“畜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迁来新住地后，开始了定居。大中五年（851年）四月诏：“令就银、夏界内指一空闲田地居住” [50] 。当他们的定居生活稳定后，通过辛勤劳动实践，所在地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在那里建立了拓跋大夏政权。“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银川）、灵（灵武）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51] 。水渠名曰唐来、汉源，是知河套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由来已久，所在农作自汉至唐，乃至党项羌所建西夏国时代，都在持续向前发展，那是并非偶然的了。

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 《史记》卷43《赵世家》，又卷88《蒙恬传》，又卷6《秦始皇纪》，又卷48《陈涉世家》。

[2] 《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书》卷94上《匈奴传》。

[3] 《史记》卷30，《平准书》；《汉书》卷94上《匈奴传》。

[4] 《史记》卷112，《主父偃传》；《汉书》卷6，《武帝纪》，又卷64上《主父偃传》。

[5] 《汉书》卷24下《食货志》；《史记》卷30《平准书》。关于臣瓒，颜师古撰《汉书叙例》云，“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郦道元《水经注》卷3《河水》条的引文，却一再称为薛瓒，未知何所根据。

[6] 《汉书》卷6《武帝纪》。

[7] 《汉书》卷24下《食货志》；《史记》卷30《平准书》。

[8] 陆思贤《内蒙古伊盟出土汉代官印》，《文物》1977年第5期。

[9] 《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期。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1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1] 《汉书》卷7《昭帝纪》；又卷9《元帝纪》。

[12] 《汉书》卷99中《王莽传》。

[13]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资治通鉴》卷44，建武廿六年。

[14] 《晋书》卷97《匈奴传》；参看《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15] 《后汉书》卷52《崔寔传》，又卷2《明帝纪》，又卷4《和帝纪》。

[16] 《魏书》卷24《燕凤传》。

[17]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夏州》引《十六国春秋》。

[18] 《大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夏州》，清金陵书局线装本。

[19] 《魏书》卷23《刘库仁传》，又卷95《刘卫辰传》，又卷2《太祖纪》，又卷110，《食货志》。

[20] 《魏书》卷4《世祖纪》。

[21] 《太平寰宇记》卷39《关西道·丰州》。

[22] 《周书》卷10《宇文贵传》。

[23] 《魏书》卷2《太祖记》，又卷15《元仪传》；《通鉴》卷108，太元二十年七月。

[24] 《魏书》卷28《和跋传》。

[25] 《魏书》卷38《刁雍传》；参看《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灵州》。

[26]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灵州》。

[27]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灵州》。

[28] 《魏书》卷5《高宗纪》。

[29] 《资治通鉴》卷178，开皇十九年十月；《隋书》卷51《长孙晟传》。

[30]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八月。

[31]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32] 《旧唐书》卷185上《崔知温传》。

[33] 《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

[34] 《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

[35] 《旧唐书》卷13《德宗纪》；《新唐书》卷37《地理志》。

[36] 《唐大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商务印书馆，1959年。

[37] 《宋会要辑稿·方域》8之27，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38] 《新唐书》卷37《地理志》；《旧唐书》卷38《地理志》。

[39] 《册府元龟》卷992《备禦》，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40] 《唐大诏令集》卷128《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敕》。

[41]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

[42] 《旧唐书》卷152《李景略传》。

[43] 《新唐书》卷37《地理志》；《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丛书集成1936年本。

[44] 《唐大诏令集》卷59《王晙朔方道行军总管制》；《通鉴》卷211，开元二年闰二月。

[45] 《旧唐书》卷133《李听传》。

[46] 《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新唐书》卷37《地理志》。

[47] 《册府元龟》卷497《河渠》。

[48] 《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大中元年闰三月。

[49]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

[50] 《唐大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51] 《宋史》卷486《夏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