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春,中原大旱,饥民流离失所。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知府。中枢权力层的动荡对陕西交子也造成了影响。熙宁四年那种颇为激进和前卫的方式不再被高层选用。掌权者力图弥补缺陷,尽量让陕西交子能够平稳地运营下去,使其成为帮助宋廷弥补财政空洞的工具,而非引起新混乱的导火索。熙宁七年,中书门下(最高决策机构)提出在陕西发行一笔交子的建议,他们在写给皇帝的奏疏中谨慎地指出:
有臣僚上言乞复行交子,多云每年出钱可百万缗,此不知行交子之意。今若于陕西用交子,止当据官所有见钱之数印造。假如于边上入中万缗,却愿于某州军纳换,即须某州军纳换处有钱万缗,画时应副支给。如此则交子与钱行用无异。
这段奏疏十分重要,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我在此处只截取了与发行交子直接相关的部分,其他部分将在后文中出现。
这段话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中书门下的官员们批驳了其他臣僚的建议。那些人也提出在陕西重新发行交子的建议,认为每年可以因此多出百万贯经费。在中书门下看来,提出这种建议的官员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交子、怎样推行交子。也许今天的学者专家在掌握多种更为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后,会告诉我们其实有办法不蓄本钱发行纸币,且流通顺畅。
不过中书门下的官员明显不这么看,他们在这段话的第二部分告诉皇帝必须以官府所拥有现钱的数量来印造陕西交子。随后举了一个例子:假设商人将一万贯现钱运送至边境获得交子,并表示愿意去某个州军兑换。那么这个州军兑换交子的地方必须准备好一万贯现钱可供人随时兑换。只有官府做好准备随时兑现,交子才会在流通中和现钱几乎没有差异。皇帝对此很满意,诏永兴路皮公弼、秦凤路熊本并兼提举推行本路交子,以知邠州宋迪提举永兴、秦凤两路推行交子,落实中书门下的意见。
这份奏疏反映出当时高级官员对交子的认识仍然保持在可兑现的阶段,将交子的功能定义为与“飞钱”差不多。换言之,他们觉得交子终归会重回现钱,只是在被人兑现之前可以作为与现钱一样的货币流通;对于本钱的看法也远较设计官营交子的四川官员保守,陕西交子的理想状况为100%本钱,而四川交子仅有28.65%。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四川交子与陕西交子的关系,可以得出二者性质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既然二者不完全一样,那么官员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运行机制自然是应有之义。
从熙宁七年中书门下的建议分析,此次发行的交子与熙宁四年发行的交子很不相同。表3-1简单对比了两次陕西交子的发行机制。
表3.1 两次陕西交子的发行机制对比
可见熙宁四年和七年两次发行的陕西交子,虽然都名为“交子”,但实在无法把二者视为一样的东西。即使仅从功能上看,前者主要作为日常流通货币,而后者则主要承担汇兑职能。熙宁七年交子可谓是天圣、庆历年间帮助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那批交子的继承者,而熙宁四年交子似乎只是一个异类。此后的宋代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如熙宁四年交子一般向民众借钱作为本钱的纸币发行机制。又或许,宋朝丧失了一个将交子改造为公债,再经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的机会呢。
回头看,宋神宗和王安石回应文彦博的话不完全是虚言,宋廷在西北军费上的确陷入了长期困境。因此,即便熙宁七年中书门下以较为谨慎的态度发行交子,甚至要求准备100%的本钱用于兑现,依然无法阻止有关部门在实践中超发交子。“空券”成为当时舆论界最常出现的词语之一。其实官府超发交子也很容易理解,甚至有时即使官府没有主动超发,民众依然不容易即时兑现,因而造成了与超发十分类似的结果。
交子的发行量超过本钱数,自然属于超发现象。其中包含两种可能:第一,各地方官府按照要求储备本钱,但交子发行量过高;第二,交子发行量没有超过规定,但各地方官府没有储备足够数量的本钱,或以某种形式将本钱挪作他用。当然,最可能的现象是上述两种情况在实践当中同时发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几个问题。为某种纸币储备100%的本钱能否保证这种纸币必然顺利流通?即便官府将熙宁七年陕西交子作为“飞钱”使用,是否有必要仍然储备100%的本钱?100%的本钱储备是不是一种资源浪费?读到此处,想必各位心中都已有了明确的答案。
交子数量等于本钱数,也会出现类似于超发的现象。比如商人集中至某州要求兑现,数额超过了该州储备的本钱数。商人在该州碰了一鼻子灰,而其他州军门可罗雀、少人兑现。再如商人集中兑现的时间与各州军储备妥本钱的时间不一致,比如上半年兑现十分紧俏,而下半年兑现不用排队。所以,不只是总量,时间与空间都是影响陕西交子兑现的重要因素。只有十分老练的当地官吏才能在政策实施之间发现这些不安因素,政策的实际运行状况往往令那些朝堂之上的设计者颇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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