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宋仁宗用交子购买粮草的政策并非人人赞同,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严肃地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该政策将反噬四川交子体系。他们的核心意见是:四川交子体系原本运行得挺好。现在用数十万贯交子帮助秦州购买粮草,却没有储备相应数量的现钱。将来商人持交子要求兑现,四川官府应当如何是好?交子体系将因此受连累。如果一定要推行相关政策,请朝廷筹措、调拨一笔资金用于兑现交子。还有人认为,原本就一直有官员反对官营交子,只因交子确有便利之处难以废除。这批给予秦州的交子原本都能换成铁钱,现在因为资金储备不足不能及时兑现,甚至还折支新一界交子,定将造成交子流通困局。
平心而论,反对意见有其道理。特别是原本承诺兑现而实际很难执行这一点,既损害了交子的信用及运行机制,又伤害了商人与官府贸易的信心和意愿。可回过头来一想,这批由秦州支配的交子理论上可以随时兑现,与天圣四年那批同样供陕西采购粮草的交子似乎不同。至少从史料记载看,天圣年间的官府没有承诺交子可以立即兑现,他们只是给予商人选择要铁钱还是要交子的权利而已。
从庆历年间川陕之间的交子发行—流通—回笼方式看,这些作为粮草采购货款的交子不是一般的流通货币,而是近似于汇票的财政票据,与唐代“飞钱”的性质几乎相同。既然设计了即时兑现机制,宋朝官方很可能认为贸易于川陕之间的商人不会长期持有这些交子。此种认识似乎与交子便民的通常看法不同。我想最具可能性的解释或许是这些交子作为财政票据使用,无法进入四川本地的流通领域。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看法,认为交子由兑现转为不兑现,特别是由新一界交子兑换旧交子,恰恰发生于此时。 即便如此,粮食采购中的交子的性质也仍然是财政票据。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交子务等官方机构动用哪些经费用于兑现?我想主要资金恐怕就是作为交子本钱的三十六万贯铁钱。前面的章节说过交子本钱“新旧相因”,不增加也不减少。假如所有售粮商人都来兑现交子,交子务显然没有支付六十万贯铁钱的能力,只能请其他机构帮忙筹措。这恐怕是论者反对用交子帮助陕西收购粮草的制度原因。虽说作为货款的交子数额大体与粮价及其溢价等值,可毕竟粮食被陕西消耗而没有作为“本钱”储备。这些交子“凭空”发行,又需要用“真金白银”兑现,四川官府怎么可能长久维持呢?
在臣僚屡次反对后,宋仁宗终止了川陕财政之间的交子流动。
3.
陕西交子
那么,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资金该从哪里补足呢?其实陕西自有其物产——盐。现在的山西运城在当时叫作解州,属于陕西地界。解州有一片面积非常大的盐湖,这片盐湖出产的盐供陕西乃至开封等地使用,为陕西军政带来了大量资金收入。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经费之中,盐利占到相当高的比例。
以盐利支撑军需开支也不是一帆风顺。粮草毕竟是稀缺物品,不仅作为整体的陕西急需,作为个体的各个州军也需要完成采购任务。受此影响,地方官府频频提高粮草的收购价,同时降低盐价以吸引商人至其辖区售粮。当这些商人拿着地方官府虚开的票据到开封,找到负责专卖事务的机构——榷货务要求提盐或兑现为现金时,榷货务的官员大惊,怎么花了这么多盐和钱才买到这么一点粮草?虚耗财政经费的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宋仁宗统治时期,陕西盐法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改革,中央支出的费用得以大幅减省,军需物资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在陕西本地解决。
图3-3 运城盐池(王申摄)
以盐利支撑军需开支的另一大问题是,盐的产量和需求是有限的,而军费膨胀则是无限的。即便通过提高盐价增加额外收入,价格也不可能超过一定程度。盐价过高,民众将少吃甚至不吃盐,还可以选择购买私盐。事实上从西夏境内流入的私盐一直令宋朝官员十分头疼。总之,单纯改革盐法其实无法解决经费收入和支出的矛盾。随着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宋廷还得寻找其他财源弥补亏空。
时间来到宋神宗统治时期。年轻的宋神宗崇尚“有为”,希望积极变革国家现状,在与同时代其他政权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他任用同样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为宰相,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推行新政。在西夏策略方面,宋神宗和王安石积极争取周边少数民族的支持,让他们成为宋朝抗拒西夏的屏障。宋军在熙宁年间向西攻取唃厮啰政权,收复熙河地区并建立熙河路,以求威慑和孤立西夏,在宋、西夏竞争中占据优势。这场史称“熙河开边”的拓边活动扩展了北宋疆域,极大地提高了宋人的自信心,却又把国家财政拖入泥淖。无论备边、作战、交往还是巩固新土都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战争烧钱自不必说,哪怕在和平时期,新成立的熙河路也几乎没有造血能力,需要靠陕西其他地区长期大量输血才能维持。宋人自己明明白白地说,自从建立熙河路后,每年耗费日常经费四百万贯;熙宁七年(1074年)之后财政状况稍有改善,每年的日常经费减少为三百六十万贯。还有人指出熙河开边以来,陕西民众的生活日益困顿,朝廷财用日益消耗。原因正是熙河路的大部分财政花销仰赖陕西州军和朝廷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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