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官府选择超额印发交子,还能增加一笔收入。只是这笔额外收入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一旦交子不再被商人信任,整套以交子购买军需物资的体制便宣告破产。这显然得不偿失。北宋官方基本上在超额发行的上限“试探”。我们从史料里可以见到大量官员指出交子不可再多发的建议,还能读到关于交子贬值的记载。比如赵瞻认为:交子制度成立的根本在于有本钱,超额凭空印发交子,是欺骗民众的行为。 皮公弼说:交子可以用作飞钱,但如果没有积攒本钱,是不能凭空发行的。现在某些陕西州军冶铁数量非常丰富,应该大力铸钱一百万贯,作为今后发行交子的本钱。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命皮公弼主持陕西铸钱事宜。 随着宋廷在陕西和四川大规模发行交子,交子的币值亦一路走低。前文提及,有商人在陕西以四百五十文至五百文钱购买一贯交子,随后至四川要求按票面兑现。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已了解到当时交子发行量太大,导致“价贱亏官”。 四川本地的交子币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宋神宗时,四川交子曾经达到“大坏,价贱不售,法几为废”的程度,后经交子务官员调整才有所改善。
无论是陕西还是四川,宋神宗统治时期的交子发行机制一定出现了不小的弊病,否则交子不至于贬值。毕竟这种轻薄的票据具有相当高的实用性,在推出之初受到商人的欢迎。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交子进入国家财政领域,被更多的领域和人员使用,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功能,自然是属于这种地方性纸币的荣耀时刻,可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政策将左右它的命运,有更多的不知是否合适的场景将把它推向前台。一种原本设计精良、造福官民的制度,便会在无数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的捉弄下逐渐走样。
从史料的记载看,无论四川交子还是陕西交子,都兼具汇兑票据和流通手段两重性质。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制度变迁,四川交子的流通手段性质逐渐上升,这种票据日益“升级”为当地的流通货币。而陕西交子始终具有强烈的汇兑票据属性,官府发行它的目的便是调用多地资金支援某地采购。尽管陕西交子也可以作为流通手段,却只是它被兑现之前承担的临时性功能而已。如果流通手段是陕西交子的第一职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商人要求在短时间内兑现,也不会出现官府拿不出足够兑现的本钱,商人不再信任交子的情况了。
这说明,交子在国家财政中的发行流通机制与职能仍然有改变的空间,它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只是这种改变会去向何方,将使交子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此时还无人知晓。
4.
潞州交子
除了走向陕西,交子制度还在王安石的授意下输出至北宋王朝的东北部——河东。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熙宁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经过仔细商议,宣布仿照成都交子制度在同样流通铁钱的河东地区发行交子,将交子务设置在潞州。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河东推行交子的理由,与四川人使用交子的理由完全一致:铁钱搬运过于不便,发行纸币可以减少成本、便于货币运输。
或许王安石和其他最高决策层的成员对于河东交子抱有很高的期许,认为它应该能如四川交子一般,在本地流通和国家财政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英明如王安石者同样不能事事顺心,宋代史书对于潞州交子的记载极为稀缺,因为它前后大约只行用了半年,潞州交子务便被罢废。原因也比较明确,潞州交子与河东地区原有的财政贸易模式不匹配。若河东官府改用交子购买商人的粮草,那么原本的支付工具便用不出去了。而河东交子的流通地域毕竟有限,商人无法在河东之外的地区花掉交子,只能把从本地赚到的钱留在本地,这无疑对于商人没有多少吸引力。换言之,河东地区的财政贸易循环排斥交子,潞州交子的短命便不可避免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