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2 内藤湖南代表作《东洋文化史研究》(王申摄)
注:笔者的收藏。本书为东京的弘文堂书房于1938年出版的第三版。
交子在天圣四年走出四川,就是国家财政驱动的。
三月,三司(也就是国家最高财政机构)向宋仁宗上奏说陕西与四川之间有很密切的财政收支互动。商人运输粮草至秦州出售给官府后,秦州官府并不直接支付货款,而是由永兴、凤翔、河中府和四川的嘉、邛等州代为结算。此举充分动员了周边地区的财政储备来采购军需物资,否则秦州一地的财政压力太大。而且在使用铜钱为主的时代,因为铜钱过于笨重、搬运成本太高,许多由上级官府乃至朝廷支配的钱物不一定运输至其驻地,而是储存于征收地的官仓中。征收地的下级官府无权支用这些钱物,必须根据有权支配者的命令专款专用。
三司进一步报告,最近益州开设了官交子务发行交子,各处交易使用颇为便利。建议在秦州之外,允许商人将粮草运送至延、渭等五个州军,由益州支付现钱或交子结算。如果益州现钱不足,那么益州转运司再从辖下有钱的州军搬运,或直接支付交子。 值得一提的是,三司的上奏可不是中央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形成的,而是以陕西转运司和益州转运司的意见作为基础,三司甚至只做了整合工作。
除了三司和两处转运司的意见,渭州知州对于用交子购买商人的粮草一事亦十分活跃。他的意见也通过某种渠道被中央知晓。渭州知州十分羡慕秦州的待遇,指出其实渭州的驻军也很多,同样十分需要粮草。如果能打通与四川之间的货币联系,还能吸引四川商人前来贩卖罗、帛、锦、绮等丝织品特产。在他的强烈建议下,有关部门允许渭州参照秦州政策,如果商人愿意得到四川的货币,渭州官府便开具票据,并给予一些溢价。商人得到票据后,可以去益州、嘉州、邛州等地换取铁钱或交子。
我认为愿意到益州、嘉州、邛州等地换取铁钱或交子的商人一定来自四川。其他地方的商人对于四川铁钱和交子没有需求,他们会选择其他的支付方式。而三司、两处转运司和渭州知州等人专门提出使用铁钱与交子支付货款,本身正说明四川商人在川陕之间的巨大影响力,也特别提到吸引四川商人贩卖特产。应当说,四川本地官府对支援陕西军需购买一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粮食不是给自己的,甚至还运往外地,自己的钱却花掉了。虽说这些钱理论上归中央所有,但毕竟从本地征收、存储在本地。一旦本地碰上用钱之际,钱却因支援陕西消耗殆尽,当地官府还需要走程序、打报告,办手续要钱,原本供陕西的经费很可能还要继续给。陕西官府当然不会管这些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甚至还会接着伸手要钱,麻烦只能由出钱的四川默默承受。
2.
财政票据
交子在天圣四年以商人报偿的形式进入财政领域。当我们欣喜于交子的优势终于被更多的官员乃至皇帝重视时,亦当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交子还没真正走出四川。无论秦州还是益州的官府都没有直接使用交子结算,而是给予其他票据,请有需要的商人自行到益州、嘉州、邛州等四川州军换取交子。第二,支付给商人的交子大概与普通民众持有的交子一致,商人可以将其作为一般的流通货币在日常交易中使用,或用于交税。至于是否再将获得的交子兑换为铁钱,则取决于商人自己的想法。
到了庆历年间,情况发生巨变。宋廷很可能已允许秦州等陕西州军直接使用交子支付货款。庆历二年(1042年),宋军在定川寨之战中惨败于西夏,夏主李元昊大有挥师南下之意,朝野为之一震。此后宋军重整旗鼓,顽强阻击夏军,李元昊铩羽而归。庆历四年,宋夏双方签订和约,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保持和平,史称“庆历和议”。可是庆历和议是在军事恐怖状态下达成的临时性停战协议,谁也不知道西夏军队哪天又不宣而战,谁也不想懈怠示弱,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巩固边防。和约签订后,北宋的西北边防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所加强,花钱自然如滔滔江水。
庆历七年,皇帝下诏命令取益州交子三十万贯到秦州招募商人出售粮草。许多人指出四川商人原本就多入陕做生意,现在恰逢秦州缺乏军需储备,正好借机用交子招募他们运粮售卖。 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渠道上达天听,皇帝觉得有理,才下达了这份诏书。此后,皇帝又批准了另外一笔三十万贯交子的拨款。
这两次用交子在秦州购买粮食的行为貌似与天圣年间的差不多,但有两大差异。第一是支付方式变化,此次交子直接被运到秦州,商人无须拿着票据到益州等地换取交子。第二是这批交子的性质得以明确,不是流通货币,而是财政票据。第一点已有皇帝诏令作为证据,第二点可以从当时人的批评意见中寻到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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