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立之时就在职的研究员，人们往往是将孙楷第的名字与文学研究所连在一起的。作为五四之后进入学界的学者，孙楷第的治学生涯又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进入现代时期这一重大事件密不可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直接影响和促进了小说戏剧的创作，也使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孙楷第是五四后出现的第一代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受到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推重，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漫长岁月里，坚持良好的学风，锲而不舍地为古典文学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的研究成果拓展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他的学风、文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纯正的、正直的学者楷模。

孙楷第，字子书。河北省沧县王寺镇人。1898年1月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6月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

河北沧县古称沧州，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乱中，习武成风，以武林高手辈出而著称，同时也是文化事业较发达的地区。早年，孙楷第在家乡读小学，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小学结业较迟。民国初年，他到沧县县城读中学。

1922年，孙楷第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开始受到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并认真研究了《广韵》、《集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正》及《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等典籍，通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学习了校勘古籍的理论和方法。

当时的北平高等师范教师中，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杨树达对孙楷第影响最大。在杨树达指导下，孙楷第著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刘子新论校释》、《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树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韩非子》，曾在课堂上一再引用孙楷第《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里的见解，给予肯定，还亲笔在《读庄子淮南子札记》一文之后加批道：“作得好。可喜也！”大学毕业后，孙楷第开始研究小说目录，这项工作也得到杨树达的赞同与支持。1931年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从策划到成行，都曾得助于杨树达。杨树达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对孙楷第有很深的影响。

1928年，孙楷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年已过30。他留校任国文系助教，兼《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

1931年，他调到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任编辑、写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私立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讲师。从这时开始，他便着力于编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开始仅是因为参与《中国大辞典》的编纂，进入了这个门径之后，他一生从未暂离，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而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

受到正统观念的局限，中国小说从来没有专门的目录。据说乾隆皇帝本人爱读通俗小说，但庞大浩繁的《四库全书》编成，通俗小说竟成为缺项。因编写《中国大辞典》等工作需要，孙楷第在着手研究通俗小说时，便决定从建立全新的小说目录学入手，把乾嘉学派重视版本、目录的方法，引入小说研究的领域。为创制小说书目，孙楷第遍阅北京公私所藏有关书籍，北京图书馆、孔德学校、北京大学及马廉、郑振铎等藏书中的善本小说，他都一一予以翻检阅读，特别是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馆藏，并于1931年9月，受北京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1931年9月19日刚抵达东京，就惊闻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使他“悲愤填膺，欲归复止”。他在编成《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时，于序言中特意指出：“此次所阅者不过稗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矧当国步艰难之日，听白山之鼙鼓，惊沪上之烟尘，草玄注易，实际何补？深睢古人'玩物丧志'之言，所以怳然自失。”孙楷第对九一八与一·二八的隐痛于此可见一斑。

仅用两三年时间，孙楷第就编成了3种小说书目，并于1933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行世，即《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0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6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1卷（附见于前书，并合为一册）。这3种书目目前公认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此孙楷第便以小说目录的创制者的身份为学林所知。

小说书目问世后，孙楷第又以其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开始研究小说本事，并着手撰写《小说旁证》。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读书要知道底本。孙楷第深受启发，在泛览四部群书中，凡遇到通俗小说来历、出处的有关资料，便一一予以摘抄。积久成帙，便进一步对资料进行排比、疏解、笺释，从中探悉一部小说从肇始、萌生到成型的过程，并由此进一步研究小说的写作、演变、流传及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历来文人著有《本事诗》、《本事词》一类篇什，而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也是始于孙楷第的。

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7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在序言中，孙楷第申明：“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孙楷第一直在不时修订、增补其“旁证”之作。

在小说研究的同时，孙楷第也把目光投向古典戏曲。他的戏曲研究，同样体现着从目录入手，重视版本、校勘的特点。自1934年到1939年，孙楷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曾遍阅明、清戏曲，并为其中近千种写下了札记，积为《读曲札记》稿本十数册。他还在友人朱福荣协助下，利用北京图书馆馆藏，抄录了明、清曲家生平事迹资料数百册。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他的戏曲研究文章一刊发，立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他写的《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见《辅仁学志》1934年刊），辨日本发现的、由汉学家盐谷温印行的元杂剧《西游记》是杨讷（景贤）所作，并非如中外学界所认为的是吴昌龄所作。此文一出，足解学人之惑，受到国内及日本同行的认可。

辛亥革命，清朝鼎革。北洋政府以承认清朝签订的条约及债务，来换取列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庚子事变”而付给英、法、德、日等国的巨额“赔款”。自五四以后，为时代潮流波及，各国纷纷以这笔分年支付的“赔款”在中国兴办一些文教事业。日本在其东方文化协会主持下，用“庚款”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并邀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为其撰稿，在孙蜀丞（人和）与傅增湘介绍下，孙楷第应邀为该书撰写小说、戏曲类提要。自1934年12月，开始着手撰稿。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屡为社会舆论所批评，到七七事变发生，孙楷第便毅然搁笔，不再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撰稿。两年多时间内，孙楷第为数百部小说、戏曲、地方志撰写了提要，逐月交稿并打印成册。尽管长时期并未公开出版，但孙楷第所撰这部分提要的打印本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分提要，并题名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这是孙楷第关于小说、戏曲目录学的又一部力作。

1937年夏，孙楷第受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但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不能开学，而北京图书馆经费是以美国“庚款”维持的，所以孙楷第又回到北京图书馆继续工作。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京图书馆。出于爱国热忱，孙楷第决然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在当时，这一义愤之举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徐森玉曾借“二十四郡，唯颜鲁公”加以称许，以唐代“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郡尽为安禄山所下，唯颜真卿独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孙楷第敢于面对强暴，抗厉守高。这时他的生活亦颇艰苦，常要靠卖书或亲朋接济度日。1942年，辅仁大学的储皖峰教授去世，校长陈垣便介绍孙楷第接替了这一教职。陈垣是孙楷第十分尊重的师长，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垣去世，在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方面都有许多交往。

作为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平的学者，孙楷第始终与敌伪泾渭分明，不受威胁利诱。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学计划编《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派专人到北平与孙楷第接谈，提出请他担任编辑，并许以优厚报酬，尽管他衣食不周，仍毫不犹疑地辞谢了。同年秋天，所谓“日中文化协议会”成立，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专程来北平，参加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北海漪澜堂设盛宴，盐谷温派他的学生执其亲笔信到北平图书馆，邀请孙楷第赴宴，孙楷第回信称“有病不能与会”，婉言辞谢。1942年，盐谷温再次来北平参加“日中文化协议会”的例会，是时孙楷第的《述也是园古今杂剧》（后改题《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已发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盐谷温又派学生到孙楷第家，请他去六国饭店为盐谷温在北平的门生专门讲一次“也是园古今杂剧”，孙楷第仍然以病辞而不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由北平内迁的各大学纷纷复员返回。于是孙楷第继踵前约，到北京大学出任国文系教授。1948年，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仍任教授，直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楷第仍继续从事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除“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他一直坚持写作，并逐一修订增补着旧作。

1952年，北京各大学统一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学研究所。从刚建所，孙楷第就成为文学所的专职研究人员，直到去世。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以后又两次改变归属，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楷第一生中最后的30余年就是在文学所度过的，文学所是他一生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50年代初次为高级知识分子评定职称，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

进入50年代，孙楷第在撰述新作同时，开始出版经过修订的旧作。1952年、1953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等著作。

《元曲家考略》始撰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自1949年开始刊发，1953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出版的共收有甲、乙两稿（即两卷）。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作。《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原题《述也是园古今杂剧》，最早于1940年以图书季刊的专刊本形式出版。《傀儡戏考原》共收入两篇关于傀儡戏的文章：《傀儡戏考原》、《近代戏曲原出傀儡戏影戏考》，前者原刊《汉学》1944年第一辑，后者见1942年《辅仁学志》第十一卷。这3种书都纳入了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丛书》之中，在结集时都经过了认真的增订校改。

此后，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新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1981年重印）；于1958年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的新一版（合为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亦于1981年重印）。这3种书的再版，也作了相应的校勘增订，成为研究古典小说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上海的棠棣出版社还将孙楷第的论文集《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一种，于1953年11月出版。该书共收入论文5篇，书前有郑振铎序。

1958年，孙楷第将前此所写的论文作了一次编集校订，并辑为《沧州集》，交给了中华书局，于7年后（196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沧州集》分为6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旧作45篇。

除了编校出版旧著，孙楷第还着力于继续撰写《元曲家考略》及《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的丙、丁两稿基本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的《薛昂夫考略》、《张小山考略》等篇在《文学评论》上一刊出，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受到了海外（比如日本）同行的重视。而《小说旁证》中关于《金海陵纵欲亡身》（见《醒世恒言》卷二十三）本事的考辨，是关于小说演变、形成问题的典范性论证。

“文化大革命”中，孙楷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但反复“批判”，下放到“五七”干校，被剥夺了从事著述的正当权利，连毕生节衣缩食而聚集的万册珍贵藏书也损失殆尽。尽管如此，他从不附合“四人帮”的形左实右的高调，以“独善其身”自勉，敢于正视社会上的极“左”势力。他仍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利用札记、日记形式，对以往旧作作了严格的推敲与反复的辩驳，哪怕一个字、一句话不顺当，都于心不安。

打倒“四人帮”之后，孙楷第不顾年迈体弱，废寝忘食地投身到科研工作中。他把《元曲家考略》已写出的甲、乙、丙、丁4稿合为一编，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校订，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重版。他亲自把编《沧州集》时因种种原因未能收入的论文及新作重作编订，又结为《沧州后集》，仍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沧州后集》共分5卷，并有附录2篇。至此，孙楷第所撰论文，基本上已收入到文集中。

此外，他还续写了两篇新的元曲家的考略，刊登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上。当笔者的《贯云石评传》完稿后，孙先生曾数易其稿地为其撰写了序文。1984年，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纪念维吾尔族元曲家贯云石逝世660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并邀请孙楷第到会。他虽未能赴会，但写了长信驰书致贺。这封信刊发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专刊上，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小说旁证》的增订校勘工作一直没有搁笔。直到孙楷第去世，该书已编出成稿，有待出版。而自1984年开始，将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写的提要编集成书，又占据了孙楷第的许多时间。在临终前，他已把全部文稿找齐，校读过一遍，并定了书名及分卷原则。该书已于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夏天，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孙楷第。当问到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时，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直到去世，他的万册藏书也未能追回，他的许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对于一个一生可以用“读书”、“写书”4个字概括的正直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遗恨呢？

作为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创始人，孙楷第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受到学术界的推重。

当《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初版时，郑振铎就欣然为其作序。20多年后，在为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作序时，郑振铎还特意重申：“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20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激的。在这20多年里，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这是客观准确的提法。

胡适在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初版所作的序中更进一步说：孙楷第的小说目录学在小说史研究上“绝大重要”，为小说史研究打下了“新基础”，并毫无保留地推举道：“沧县孙子书（楷第）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

除小说、戏曲研究，孙楷第在楚辞、汉魏六朝乐府研究等方面也创获颇多。此外，对于历史人物、诸子学、变文等研究，也都有较大成就。他的《刘子新论校释》曾受到王重民的肯定，指出其特点是校勘精确，与敦煌本《刘子》符合者竟有十之八九。而他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等变文研究著述，自一刊发就受到重视。胡适于1937年当面称许了此文，并邀请孙楷第到北京大学开设变文课。40年代，向达在所著《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一文中说：“孙子书（楷第）所著《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体大思精，发明甚多。俗讲的研究，至是逐渐露出一线光明。”王重民在其遗著《敦煌变文研究》（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的“变文释义”章指出，“从汉语释义的，以孙楷第的变文之解为最好”，此后又肯定《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

孙楷第不但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他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特点。

可以说，孙楷第是成功地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运用于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特别注重校勘及版本目录之学，反对急于立论，反对主观臆断。对于这一点，胡适曾作过准确的概括：“他的成就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作基础而已。”胡适又进一步指出，“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胡适《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初版序言）。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孙楷第的目标从未改变，这说明他对自己选择的门径与信念是绝无怀疑的。他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不慕荣利，不企望高潮及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一步一个脚印，又从不回顾，从不顾及生前身后的声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沙里淘金”（郑振铎语）的令人望而退步的工作，寂寞、枯燥、冷落，他却独得其乐地、自甘寂寞地度过了一生。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是当时阅读古典小说、戏曲最多、最全面的人。而他注重资料的特点，是自一开始步入学坛就未曾改变的。他和他的著作，他的治学方法与态度，都是古典文学研究界宝贵的遗产。

杨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