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八十一载高宗8子：后宫刘，生忠；郑，生孝；杨，生上金；萧叔妃，生素节；武后生弘、贤、中宗皇帝、睿宗皇帝。此所书高宗8子，以其生年之先后为次第。弘第五，贤第六，中宗第七，睿宗第八。然武后所生4子，自为行第。故弘第一，贤第二，中宗第三，睿宗第四。中宗显庆元年（656）十一月生，睿宗龙朔二年（662）六月生。《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及《唐会要》卷一《帝号篇》所记同。弘新、旧《唐书》本传皆云上元二年（675）薨，年24。《通鉴》卷二○二，上元二年书云：“夏四月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不云年若干。而卷二○○显庆元年正月书云：“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从两《唐书》弘上元二年薨年24之说，则弘生永徽三年（652）。从《通鉴》显庆元年弘生已4年之说，则弘生永徽四年（653）。考《会要》卷二《追谥皇帝篇》云：孝敬皇帝讳宏。注云：高宗第五子，永徽四年正月封代王。《旧唐书》弘传云：永徽四年封代王，无正月二字。如弘永徽四年生，其生月必为正月。以弘封王即在是年正月也。（《金石萃编》卷五十六载唐高宗御制《孝敬皇帝睿德纪》云：“年才一岁，立为代王。”）然《旧唐书·高宗本纪》、《通鉴》卷一九九，俱书：“永徽六年（655）正月庚寅，封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新唐书》弘传亦云：“永徽六年始王代，与潞王同封。”弘六年封代王，固与弘三年生之言不相妨。唯《通鉴》显庆元年（656）年4岁之言，不可解耳。《旧唐书·高宗纪》：“永徽五年（654）十二月戊午，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是贤之生年可稽也。《旧唐书》贤传、《通鉴》卷二○三，俱云：文明元年（684），贤自杀。自永徽五年至文明元年，实为31年。则贤年31。而《旧唐书》贤传云“年三十二”。如其说是，则贤生永徽四年（653），不生五年矣。如《通鉴》显庆元年弘4岁之说有据，则永徽四年，武后生弘又生贤。妇人一年生二子虽非不可能，然事不常见。《新唐书》贤传云：“年三十四。”如其言是，则贤生永徽二年（651），无论弘生于永徽三年（652）或四年，贤之生均在弘以前。而史固言弘高宗第五子，贤高宗第六子也。此亦不可解者也。

弘为太子20年而薨。其死不明。《通鉴》卷二○二上元二年（675）纪其事云：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 ，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四月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旧唐书》卷八十六弘传云：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盖仍唐国史旧文。不言鸩死，为武后讳之也。《新唐书》卷八十一弘传则径云：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矣。宣城公主即高安公主。所降王遂古，《会要》卷六《公主篇》、《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公主传》皆作王勗，当是一人。勗，天授中为武后所诛，而公主幸免，至睿宗时始薨。见《新唐书》。

贤，上元二年（675）六月戊寅立为太子，永隆元年（680）废为庶人。开耀元年（681）徙于巴州，文明元年（684）武后临朝，诏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逼令自杀。贤为太子6年而废。其见废始末，《旧唐书》卷八十六、《新唐书》卷八十一本传及《通鉴》卷二○二《高宗纪》永隆元年所载皆同，今引《通鉴》文：

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常密称太子不堪承嗣，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数作书诮让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上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天后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八月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仍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

弘失爱于武后，由自居于不疑之地，奏请数迕后旨。及奏请义阳、宣城二公主出降，后以为同情于其仇，怒之甚，遂萌杀机。然鸩之而云病不起，且加尊名，谥为孝敬皇帝，虽以掩其杀子之迹，亦究以亲生子故，不能无痛，姑假此以自慰也。故弘之死虽可哀愍，而自后言，尚属不得已。至贤之见废，则纯因后疏忌之，始加以谋逆之恶名，终则迫令自杀，与其所以处置弘者大异，其故颇耐寻思也。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此言最可注意。明崇俨称太子不堪承嗣，英王貌类太宗，相王相最贵。英王谓中宗，中宗本封周王，仪凤二年（677）徙封英王。相王谓睿宗，睿宗上元三年（676）由冀王徙封相王。崇俨必知太子非武后出，揣摩后旨而为此言。则贤为后姊韩国夫人所生，殆事实也。

后姊韩国夫人生子，何以为后子？《通鉴》卷二○一《高宗纪》乾封元年（666）八月书云：

初，武士彟娶相里氏，生男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次皇后，次适郭孝慎。士彟卒，元庆、元爽及士彟兄子惟良、怀运，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杨氏号荣国夫人，越石妻号韩国夫人。惟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尉少卿，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元爽自安州户曹累迁少府少监。荣国夫人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皇后乃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于是以惟良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至州，以忧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韩国寻卒，其女赐号魏国夫人。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会惟良、怀运与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惟良等献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国食之，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诛之。

韩国之死盖不明，以魏国之死知之。徐敬业移檄州郡讨武氏，有“杀姊屠兄”之言。《通鉴》胡注云“姊谓韩国夫人”是也。史称“后城寓深，柔屈不耻以就大事，高宗以为能奉己，故立之。已得志，即盗威福，无惮避，帝亦儒昏，举能钳勒。”方后之为昭仪也，图为后，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韩国是时得幸高宗，虽心所不喜，固不之禁。岂唯不之禁而已，且或故纵之以徼帝欢，及得立为后，旋即除之。此后之权也。后杀姊及姊女魏国夫人，以妒嫉。其杀异母兄元庆、元爽及从兄惟良、怀运，则为母杨氏之故。然后于母杨氏似亦有所不满。杨氏卒于咸亨元年（670），赠太原王妃。《通鉴》卷二○二咸亨二年（671）书云：

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贺兰敏之为士彟之嗣，改姓武氏。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曏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苍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敏之貌美，蒸于太原王妃。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请加窜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

杨思俭乃高祖相恭仁弟 之子，官至卫尉少卿，见《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表》；龙朔元年（661）为太子中舍人，预修“瑶山玉彩”，见《旧唐书》弘传。弘咸亨四年（673）纳左金吾将军裴居道女为妃，见《旧唐书·高宗纪》。敏之蒸其外祖母太原王妃，又逼淫太子妃，如后之言实，死有余辜。然后之恶敏之，以敏之痛其同母姊妹魏国夫人之死，且以恶敏之欲死之之故，不惜暴其母太原王妃之丑行，则后之有憾于杨氏可知也。徐敬业檄数武氏罪，又有“弑君鸩母”之言。《通鉴》胡注云：“此以高宗晏驾及太原王妃之死为后罪。”“以为后罪”者，非其罪之谓也。然胡氏殆未注意《通鉴》此条；苟注意此条，其注敬业檄，恐亦未必作如是解矣。

韩国及其女出入禁中并得幸高宗，《新唐书》卷七十六《武后传》亦载其事。史家之言如此，则当时宫中窃议，谓贤为后姊韩国夫人所生，绝非无因。后何时入宫为昭仪，两《唐书·则天皇后纪》、《通鉴·高宗纪》均无明文，唯《新唐书》卷七十六高宗废后王氏传云：“武才人贞观末以先帝宫人召为昭仪”，殆去事实不远。假令武后入宫在贞观末永徽初，则韩国以后故出入禁中，度亦在此时。韩国生子，高宗讳之，于是贤为武后子矣。两《唐书》均云贤为武后子，而于贤传内特记宫人之言，使读者自思之。此史家之微旨也。或曰：贤非武后子。弘卒，后何不径立英王而立贤乎？曰：此易解。弘卒，贤在3子中，以年长次当立。贤之生，后既以为己子矣。不得于20余年后易其词曰：此非吾子。亦不得云是韩国子也。且贤虽非后出，自幼鞠于后，初不自知为韩国子。以是得立。然后立之而不敢信其附己，贤为后姊韩国生，贤旋亦知之。虽见立而内自疑惧，母子之间，猜疑日甚，此贤之所以不免也。由贤言，则知谓他人母之难。由后言，则知后始立贤，本属勉强。特以立英王无以为词，不得已而立之，不可以立贤之故即谓贤必为武后子也。贤非后所生，而后以为己子，史家因依后之言书之，此记载之体宜尔也。宫中窃言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史家又书之，此疑以传疑也。实则宫人窃议之言未必假，后之言宣于外者未必真，苟不拘文字，于当时事稍加思索，不难辨而知之，此士之所以贵善读书也。

至史书记弘、贤年参差，或自相冲突，未必尽为传写之误。余则疑弘生不在永徽三年。何以言之？《旧唐书》卷八十六《燕王忠传》云：

永徽三年（652），立忠为皇太子。六年，加元服。其年，王皇后被废，武昭仪所生皇子弘，年三岁。礼部尚书许敬宗希 上疏曰：“伏惟陛下宪章千古，含育万邦。爰立圣慈，母仪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处少阳。出自涂山，是谓吾君之胤；夙闻（‘闻’《会要》四作‘娴’）胎教，宜展问竖之心。乃复为孽夺宗，降居藩邸。臣以愚诚，窃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晖’《会要》作‘火’）宜息。宁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蠢尔黎遮，云谁系心；垂裕后昆，将何播美？”高宗从之。显庆元年（656），废忠为梁王。

武后生子，在为皇后之先。敬宗疏言“皇后生子，合处少阳”。此敬宗措辞之体宜尔。“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此指永徽三年（652）立忠为太子事。其时王皇后无子，故曰国本未生。然使永徽三年弘已生，则敬宗此语，殊为不检。以敬宗之善媚，必不轻易措辞如此。知弘不生永徽三年也。证一。又曰：“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近者对永徽始言。敬宗疏奏在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敬宗疏永徽始既指永徽前三年言，则近者必指三年后六年前。证二。《旧唐书》忠传云永徽六年王皇后被废，武昭仪所生皇子弘年3岁。明年4岁。与《通鉴》显庆元年弘年4岁之言合。证三。知弘生永徽四年（653）无疑矣。《旧唐书·高宗纪》云永徽五年（654）十二月戊午，高宗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记贤生能举其时，又能举其地，似是事实。《旧唐书》贤传云文明元年（684）自杀，年32。“二”字盖“一”字之误耳。唯《新唐书》贤传云贤自杀年34。如其所说，则贤长于弘。而《旧唐书》高宗诸子传、《会要》卷二卷四并云：弘高宗第五子，贤高宗第六子。《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757）九月，载李泌对肃宗之言，亦云天后有4子，长曰太子弘，次子雍王贤。《新唐书》记贤年不唯与诸书所记弘、贤行第不合，与本书所书高宗8子次第亦不合，殊不足据。两《唐书》、《通鉴》记弘贤年多歧，本不易解。今因考贤事推弘、贤生年，以己意裁之。虽所关者细，粗有发明，或亦读史者所不弃耳。

原载1947年《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期第二期合刊

余于1947年撰《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谓章怀太子贤文明元年（684）自杀，年31。辩《旧唐书》贤传“文明元年自杀，年三十二”、《新唐书》贤传“文明元年自杀，年三十四”之误。1972年2月，陕西省乾县乾陵公社发现唐章怀太子贤墓。“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所作《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1972年《文物》第七期）载墓中有墓志铭二：一为“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并序”，铭后不署撰人名氏；一为“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铭并序”，卢粲（贤子邠王守礼师）撰，岐王范书。《简报》于墓志、盖长宽厚之度，盖、志文行款，每行若干字，四周雕饰图样，记载甚详。其两墓志铭照相缩印，字细小不可辨认。1973年，友人史树青为余寻得两墓志铭并序之全文打字本赠余。余始得详细读之。不知何人撰“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序”云：“文明元年二月二十日，薨于巴州之别馆，年三十有一。垂拱元年（685）三月二十九日，恩制追封雍王，谥曰悼。葬于巴州化城县境。神龙二年（706），册赠司徒，仍令陪葬乾陵。以神龙二年七月一日，迁窆。”卢粲撰“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铭序”云：“文明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终于巴州之公馆，春秋三十有一。垂拱元年四月二十二日，皇太后使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为雍王。神龙元年（705）恩制追赠司徒，令胤子守礼往巴州迎柩还京，仍许陪葬乾陵柏城之内。景云二年（711），四月十九日，又奉敕追赠册命为章怀太子。”（卢粲撰《墓志铭序》“文明元年（684）二月二十七日”，打字本不知何人撰“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序”作“文明元年二月二十日”。卢粲撰《墓志铭序》“垂拱元年（685）四月二十二日”，打字本不知何人撰“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序”作“垂拱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两《墓志铭序》皆云文明元年贤终，年31。与余1947年所论贤文明元年卒年31之言合。

1982年8月30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