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戏曲与小说文学，从时间上观察有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明朝中叶以后，戏曲小说最发达；清朝中叶以后，戏曲小说最不发达。直到清末，因为一般人思想之转变，小说一类的书才稍稍抬起头来。情形是如此，其原因也是显然易见的。明朝人不喜讲考证，万历以来，士大夫生活日趋于放诞纤佻，所以在这个期间小说戏曲也特别走了好运。清朝人好读古书，好讲考据，尤其是嘉庆以还士大夫的志趣几乎完全在穷经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时的风气；生在经学昌明之世，学问既要朴，生活方法也不得不单纯；据当时人的见解，连词章之学还觉得可以不作，何况于小说戏曲呢？学者默想到嘉、道间朴学如何之盛，便知道戏曲小说在当时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所以以小说戏曲而论，万历以降的明朝和嘉庆以降的清朝，其情形是正相反的。而在清初，其时去明未远，士大夫或者是从明朝过继来的，或者是直接间接承受了明朝的风气，生活趣味以及治学态度，尚不如后世之固执谨严；明朝的宗社虽然亡了，而明朝人“搜奇索古引商刻羽”之习依然存在着；即稗官野史以及所谓“才子笔墨”者读书人亦不避忌。所以，自顺治以至于乾隆间戏曲小说的造作，比起明朝来仍然不算很少。而且在规模文字方面讲，也颇有足以凌轹前人的。著名的戏曲作家，如尤西堂，如吴梅村，如洪昉思、孔东塘；著名的小说家如蒲松龄，如曹雪芹、吴敬梓：都是清初或嘉庆以前的人。

以戏曲家兼小说家的李渔（笠翁），在清初亦颇负盛名。无论他的学问如何，无论他的做人态度如何，在清代文学史里总应当占一重要地位。可是除了他的小说戏曲与其他著作因为著作本身有通行的理由，得以流传到现在外，关于他的事迹，清朝较早的志传各书，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举几个例子：如李渔在南京住了20年，晚年回到杭州终老，而康熙五十七年（1718）魏 修的《钱塘县志》（此时笠翁死了将近40年了）以及嘉庆《江宁府志·人物传·流寓门》中均未道及李渔一字。可见世人对于他的轻视了。清·李桓《耆献·类征》卷四百二十六载有王廷诏作的李渔一传，文仅五六十字。

李渔字笠翁，钱塘人（原注：一作兰谿），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为唐人小说。吴梅村所称，精于谱曲，时称“李十郎”。有《风筝误》传奇十种，及《芥子园画谱》初二三集行世。

笠翁籍本兰谿，晚年寓钱塘，此传径指为钱塘人，已不免小误。至其寓金陵，本康熙十年（1671）以前的事。传云“流寓金陵”，却竟似老于金陵者，这更是错了。《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一《一种情》传奇下云：

渔本宦家书史，幼时聪慧，能撰歌词小说，游荡江湖，人以俳优目之。

这是用菲薄态度述笠翁的事迹，文只寥寥数语，更不足以征笠翁始末。清康熙间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一载一条云：

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薄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沈宫詹绎堂先生评曰：聪明过于学问。洵知言也。但所至携红牙一部，尽选秦女吴娃，未免放诞风流。昔寓京师，颜其旅馆之额曰：贱者居。有好事者戏颜其对门曰：良者居。盖笠翁所题本自谦，而谑者则讥所携也。然所辑诗韵颇佳；其《一家言》所载诗词及《史断》等类，亦别具手眼。

廷玑此条记笠翁事较详，但劄记述评本非传记，所以仅仅据此亦不能悉笠翁始末。最详细的要数光绪《兰谿县志》了（嘉庆《兰谿志》据《金华诗录》为笠翁立传，但仍不如光绪志之详）。卷五《文学门·李渔传》云：

李渔字谪凡，邑之下李人。童时以五经受知学使者，补博士弟子员。少壮擅诗古文词，有才子称。好遨游。自白门移居杭州西湖上，自喜结邻山水，因号“湖上笠翁”。……性极巧，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妇孺亦皆知有李笠翁。晚年思归，作《归故乡赋》有云：“采兰纫佩兮，观瀫引觞。”盖于此有终焉之志也。生平著述汇为一编，名曰《一家言》。又辑《资治新书》若干卷，其简首有《慎狱刍言》、《详刑末议》数则，为渔所自撰，皆蔼然仁者之言。（原注：近贺长龄为采入《皇朝经世文编》，以渔侨居邗上，故贺作渔为江南人。）作诗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搆思不必尽准于古。最著者词曲；其意中亦无所谓高则诚、王实甫也。有《十种曲》盛行于世。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论者谓近雅则仲醇庶几，谐俗则笠翁为甚云。昔渔尝于下李村间凿渠引水，环绕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

此传记笠翁习业非常详细，品评亦算公允。这大概是因同乡前辈的缘故，所以能够泯除过去的成见，而对于笠翁有相当的认识。但是这个传所记笠翁事迹究属概略；如果在我们不知道笠翁以前，以之作参考是可以的。如果已经知道了笠翁，要考其文、论其世，对于笠翁生平作仔细的研究，则《县志》此传实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现在考究笠翁的身世，单靠书传记载是不够用的，只有向笠翁自己的诗文集里去找了。以下就笠翁《一家言全集》诗文所记，钩稽出来，略述李渔的事迹。

笠翁是李渔的字。他初字笠鸿（《风筝误》虞镂序，《南曲新谱》参订入目），一字谪凡（光绪《兰谿志》），别号笠道人，亦号“随庵主人”（《玉搔头》序）。寓杭署“湖上笠翁”，亦署“新亭客樵”（《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一跋）。他是浙江兰谿县人，但其出生却在江苏如皋。而且他的长兄就死在如皋；寄榇于此，久之始返葬。其父母之来如皋，当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以前（详下文），其时江南尚称承平，其所以流寓如皋之故，是不能明的。

《全集》卷三《与李雨商荆州太守》书云：“渔虽浙籍，生于雉皋，是同姓而兼桑梓者也。”

同上卷六《过雉皋忆先大兄》诗序云：“大兄殁于此地，旅榇在焉。”

根据他的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的诗，知他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卷六诗集有《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一题。

按：诗集不记年号，以笠翁所生时代考之，知当在顺治十七年（1660）。盖渔庚子年50，上数万历二十八年（1600）庚子，言50则太早；下数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言50则太晚也。以庚子当为顺治十七年考之，逆数50年，适当万历三十九年（1611）。

他何时回原籍虽不知，但他在崇祯八九年间二十几岁的时候，已在浙江游泮。

《全集》卷二《春及堂诗跋》云：“盖春及堂主人非他，乃予一生受德最始之一人也。侯官夫子为先朝名宦，向主两浙文衡。予出赴童子试，人有专经，且间有止作书艺而不及经题者。予独以五经见拔。吾夫子奖誉过情，取试卷灾梨，另为一帙。每按一部辄以示人曰：‘吾于婺州得一五经童子，讵非仅事！’予之得播虚名，由昔徂今，为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谓自嘲风啸月之曲艺始，不知实自采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说项始。

……迨今甲寅岁，其象贤公于王先生乘骢按浙，予适过之，先生出此帙示予。”

同上卷三《与许于王直指》书云：“某受先夫子特拔之知，四十年来报恩无地。”

按：据渔跋，所云春及堂主人当即侯官许豸。其子许于王乃许宾也。乾隆《福州府志》卷五十《列传》：“豸字玉史（《千顷堂目》卷二十八作玉斧），侯官人，崇祯辛未进士，历户部郎擢宁绍道。改督浙江学政。子宾岁贡，训导。”康熙《杭州府志》卷十九崇祯时按察司佥事有许豸，注云：“由进士任。”不注何年。上刘鳞长八年任，下韩一光九年任。豸改任学道，似即在八年。子宾康熙间任浙江巡盐御史，见《杭州府志》卷十九；注云：“侯官人，十二年任。”次郭维藩，注云：“十三年任。”渔跋言今甲寅岁，甲寅为康熙十三年，盖宾解职在十三年。渔所谓许于王直指者即宾无疑（《福州府志》但云训导，不言为巡盐御史，盖偶失之）。渔书云：“受先夫子特拔之知，四十年来报恩无地。”由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上数40年，适为崇祯八年（1635）乙亥，其时渔年24岁也。

在30岁以前（即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以前），似乎他也应过几次乡试。不幸落第，又值丧乱，遂不免败兴。

《全集》卷六《榜后柬同时下第者》诗，有“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诗豪”，及“姓名千古刘 在，比拟登科似觉高”之句。

同上卷八有元日《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醺。”自注云：“是年三十初度。”则词是崇祯十三年庚辰作。渔于此时已有倦进取之意矣。

同上卷五《应试中途闻警归》诗云：“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帆破风无力，船空浪有声。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次为《甲申避乱》、《乙酉除夕》诸诗，皆骚楚之音，则渔甲申前尚赴试也。

自此以后，渐走入放浪生活，索性连举业也荒废了。

《全集》卷五有《夜梦先慈责予荒废举业醒书自惩》一诗。

在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乙酉（顺治二年[1645]）之间，他大概也感受些乱离之苦。在癸未冬有东阳、许都事件。次年乙酉，南京被陷，马士英以黔兵退杭州，各镇溃兵骚扰浙东。次年丙戌，所谓“王师”始下浙东，闹了一年多才平定了。据渔自述，此时曾在金华府同知署中避难二年。

《全集》卷二《许青浮像赞》：“檄彩许公以吾郡别驾，即擢吾郡司马。怜才好士，容我于署中者凡二年。自鼎革以后，音问不通，闻已溘焉朝露矣。”又卷六《乱后无家暂入许司马幕》诗，又有“只解凌空书咄咄，那能入幕记翩翩？时艰借箸无良策，署冷添人损俸钱”之句。

按：《金华府志》卷十一通判栏有许宸章，注云：“苏州人。崇祯十五年（1642）任。”当即其人。同知栏不出许名，然渔赞云“以别驾升司马”，则其人15年后固擢本郡同知也。

就在乙酉年的春天，娶了一位姓曹的姨太太，是许檄彩替他娶的。

《全集》卷七《纳姬三首》序云：“姬即曹氏，为故明某公之幼妾，娶未期年而寡。”按笠翁《凰求凤》传奇中的曹婉淑，也是寡妇。

不久他就薙了发，作清朝的顺民了。

《全集》卷五《丙戌除夜》、《丁亥守岁》二诗，并提及薙发，很有感慨之意。诗集七又有《薙发》诗二首，似即乙酉年作。

《曲海总目提要》（《一种情》传奇）说李渔本宦家书史，不知是否指的是入许司马幕中的事。渔以崇祯乙亥（1635）游泮，年已24岁。他的父母跑到一二千里外的如皋也许因为家贫之故。但黄鹤山农《玉搔头》序说他“家数（素）饶，园亭罗绮甲邑内。久之，中落，始挟策走吴越间”云云。则笠翁又本非寒微。他回籍入泮之后，已颇有文名，声气也很广。与丁药园即在此时订交。当时生活状况，似乎也不很坏，因为根在金陵时的别业。

《全集》卷四《芥子园杂联》序云：“此予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

而且开的书肆，也名芥子园。他的诗有“门开书肆绝穿窬”之句（《全集》卷六《癸卯元日》诗），大概书铺和住宅是连在一起的。

笠翁到金陵之后，运气似乎比在杭州时好得多。他虽然常常出游到各省去打抽丰，而事实上以金陵为家。一时胜流贵人，都相攀往。时宦如王阮亭，如周亮工；钜公如昆山三徐，如季沧苇；名士如杜于皇、余澹心（二人并流寓金陵）、尤西堂、吴梅村、倪阇公（灿）、纪伯紫（映钟）、徐电发（釚），都有交谊，通声气。他是苦于无子的，但移家金陵之后，自庚子至壬寅，连着生了3个儿子（见全集卷六）。晚年回到杭州的时候，有5子3女（《全集》卷三《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书铺的买卖也很好。芥子园刻的书，遍于天下，至今还有名。他自制的笺亦极精雅。现在看见的画谱以及戏曲小说，凡是芥子园原刻的，图像无一不精。

到了康熙十四年（1675）乙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在浙江游泮，方动了故乡之念。

《全集》卷七《严陵纪事》诗序云：“乙卯夏，送两儿之严陵应童子试。”卷三《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自乙卯岁两儿泮游于浙，遂决策移家。”

明年丙辰，得了浙中当道的帮助，在西湖上买山（《全集》卷三《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至十六年（1677）丁巳，才正式由金陵回到杭州。

《全集》卷一《今又园诗序》云：“丁巳春，余自白门移家湖上。”

名所居曰层园。

《全集》卷六《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序：予自金陵归湖上，买山而隐，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乃荒山虽得，庐舍全无。戊午之春，始修颓屋数椽，由蓬蒿枳棘中，辟出迂径一二曲，乃斯园之最下一层。……观察张壶阳先生，突然而至，坐而悦之。

层园是张侍卫旧宅，笠翁修造时，因其材析钟山旧庐而益之（丁澎序诗集语）。以笠翁胸中丘壑测之，似其地势适宜，扼湖山之胜，所以卜居于此。自此笠翁了婚嫁之事，终老钱塘。“湖上笠翁”真成了湖上笠翁了。

关于笠翁老来湖上的生活及身后状况，仁和赵坦（宽夫）《保甓斋文录》卷三有《书李笠翁墓券后》一文，于笠翁杭州别业，及卒后葬地，记载均详。

笠翁名渔，金华兰谿人。康熙初，以诗古文词名海内。晚岁卜筑于杭州云居山东麓；缘山构屋，历级而上，俯视城 ，西湖若在几席间，烟云旦暮百变，命曰层园。客至，弦歌迭奏，殆无虚日。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阳。钱塘令梁允植题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今墓就圯矣。仁和赵坦命守冢人沈得昭修筑之，复树故碣，且俾为券藏于家。笠翁豪放士，非坦所敢慕；特以其才有过人者，一抔克保，庶可无憾。时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二十七日也。

笠翁层园在杭州云居山东麓，及卒葬方家峪九曜山之阳：皆他书所不载。笠翁的婿是沈因伯，守墓者亦沈姓，或者即是其婿的族人。文云：笠翁卒后钱塘令梁允植题碣。据康熙《杭州府志》卷二十一《守令门》，钱塘知县梁允植，十一年任，真定人。次迟炘，十九年任。允植卸任，非康熙十八年（1679），即康熙十九年（1680）。笠翁序《千古奇闻》，署“康熙己未仲冬朔”。己未为康熙十八年，是笠翁康熙十八年仲冬犹无恙。其卒非康熙十九年，即康熙十八年残冬，年70岁或69岁。因宽夫“钱塘令梁允植题碣”之言，必据墓碣官衔，允植卸任，至晚不得过十九年也。笠翁事迹，无人注意。死后百余年，乃得宽夫以同乡后学经营其墓，置券树碣，也可谓死后的知己了。

综记笠翁一生，幼在如皋；40岁以前家于兰谿（原籍），48岁以前住杭州，67岁以前住金陵，晚年回到杭州终老。中间以住金陵为最久。但他以出游为常，实际上住在金陵的日子也不多。《曲海总目提要》说他“游荡江湖”；他的生活，实在是游荡的。他到北京至少有3次。此外各省也多有他的游踪。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全集卷二）中，他自己说过。

予数年以来，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诸姬悉为从者，未尝一日去身。

又同上卷三《复柯岸初掌科》书：

渔二十年间，游秦，游楚，游闽，游豫，游江之东西，游山之左右，游西秦而抵绝塞（曾赴兰州），游岭南而至天表（《全集》卷三有《粤游家报》数函，卷五有《粤东家报》诗一首）。

渔以康熙丙午（五年[1666]）由都入秦。六年丁未，居西安，凡四月。七年戊申在兰州。九年庚戌游闽。十二年癸丑游楚，住了半年。其入都可知者3次：（一）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卜居金陵以前；（二）康熙五年丙午；（三）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以上据丁澎《诗集》序、包璿《一家言》序，及全集卷二《乔王二姬传》、全集卷一《诗韵》序）。其余各省年月不可考，大概各处有只去一次的，也有重去的。他自称“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全集》卷三《与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是不错的。为什么他这样仆仆风尘不惮烦呢？说到这里，牵涉明以来所谓山人的行径。现在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证。《提要》别集存目七赵宦光“牒草”条：

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所谓山人者，是借士大夫以为利的。明季山人甚多，最阔气的是陈继儒。清初山人著名的，便是李渔。这些先生们非工非商，不宦不农，家无恒产而需要和士大夫一样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费用皆取之于人。所以游荡江湖，便是他们的职业。明白这个道理，便知笠翁之负笈四方，是为生计问题所驱使不得不如此的（《全集》卷五有《答家人问楚游壮否》诗一首，卷三有《粤游家报》数函，可以看出他之出游对于家人关系之切）。在《全集》卷三《复柯岸初掌科》书中，说的甚为明白质实：

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自北（时在京师），则皆北面待哺矣！

可见一家枯菀，系于一人之游，其意义甚为重大。下文又表明他的干人态度：

矧又贱性硁硁，耻为干谒，泪游天下几二十年，未尝敢尽一人之欢。每至一方，必量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余惠以及妻孥，斯无内顾而可久。否则入少出多，势必沿门告贷，务尽主人之欢；一尽主人之欢，则有口则留之心则速之使去者矣。

“耻为干谒”，是自己说门面话。“其地之所入，足供旅人之所出；又可分余惠以及妻孥”，拿白话解释，就是第一要够盘费，第二要有敷余。“不敢尽人之欢”，也许笠翁真是如此。但他向人开口，毫不客气；至于口气大小，是酌量对方的情形如何而定的。《全集》卷三《与龚芝麓大宗伯》书云：

日来东奔西驰，绝无善状，不得已而思及天上故人。然所望于故人者，绝不在绨袍二字。以朝野共推第一、文行合擅无双之合肥先生；欲手援一士俾免饥寒，不过吐鸡舌香数口向人说项，便足了其生平。

龚芝麓为人颇好士，就是杜浚也得其资助。芝麓投降了清朝，作大官，是有力量的人；所以笠翁对于他希望甚奢。拿这话和他处对照：“知老父台厚待故人，不必定为不费之惠。倘蒙念其凄凉而复悯其劳顿，则绨袍之赐不妨遣盛使颁来。”（《全集》卷三《与诸暨明府刘梦锡》书）在大官则所望者绝不在绨袍二字；在小官则一袍之费即属厚待故人。可以知道他入世之巧了。

据笠翁自称，他各处周游只有陕西之行较好，福建次之。其余都不得意。

《全集》卷三《与龚芝麓大宗伯》书：渔终年托钵，所遇皆穷，唯西秦一游，差强人意。八闽次之。外此则皆往吸清风，归餐明月而已。

同上《答顾赤方》书云：弟客楚江半载，得金甚少，得句颇多。

他在陕西主巡抚贾胶侯。贾胶侯便是贾汉复，是刻《孟子》石经之人（贾汉复在北京东城牛排子胡同有住宅。宅中假山，是笠翁设计砌的。其宅后为麟庆所有。见震钧《天咫偶闻》）。笠翁《秦游家报》诗有“不足营三窟，唯堪置一邱”之语；大概秦游所得，已足以置庄园，数目不少，在他处都比不上。本来，打抽丰也是不易的事。达官贵人行事不同：有阔大的，也有琐细的，哪能一律？但当时风气对于山人墨客照例敷衍，况以笠翁名气，所至决无空手而回之理。所以推想他的一生“托钵”收入，当然不在少数。况且，“托钵”之外，卖文卖书也是一笔收入。就常理推测，他的生活是可以够的。然而，事实上绝不如此。他是时常闹穷，并且到处欠债的。据他自己说，在杭州时候曾借营债（《全集》卷三《复王左车》）。营债是戎弁以重利放钱给人民的债，贷者往往妻女不保。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七记载此事甚详。康熙二十年（1681），王国安抚浙，始破除情面，下令禁止。他卜居金陵之后，西秦之游得钱甚多，回来也因为偿积债一散无余了（卷五诗序）。及晚年由金陵回杭的时候，也因为积债走不动。

揣想笠翁所以至此，是因为一切太讲究了之故。我们看《闲情偶寄》一书，便知道他以一个乏恒产的人，却是如何内行、如何精细地讲究饮食服御、营造、刻书等等，并且养着歌姬舞女，姬妾还讲究装饰。

按：笠翁夫人徐氏（据卷五诗序）。妾之可知者，唯崇祯乙酉许檄彩代娶之曹氏。但决非此一人。因全集卷六《后断肠诗》序，记王姬不欲被遣去，诸妾曰：“我辈皆有子，汝或不生，后将奚恃？”姬曰：“主母恃诸郎君，予请恃其所恃。”歌姬不得与妾比，故曰主母，则其妾当有数人。其姬之著者，有在平阳所购乔姬，在兰州所购王姬，声容最妙。乔死于癸丑游楚之年，王死于康熙甲寅入都之年：俱年十九。笠翁痛之，既为作《合传》，又撰前后《断肠诗》哭之。自此意趣索然。二姬之外，尚有黄姬，亦见《二姬传》及《后断肠诗》序。然亦决非此数人。《二姬传》云：“在兰州所纳姬，不止再来（王姬名）一人，而再来其翘楚。”是游秦、陇时所纳姬已多。《传》又云：“数年以来出游时，诸姬皆为从者。甲寅入都，诸姬不与，惟再来及黄姓者与俱。”《后断肠诗》序云：“诸女伴中，王姬与乔、黄最密。”曰“诸姬”、“诸女”，其大齐可知。又笠翁常出家姬演剧娱客。演剧排场，非少数人所能为役，必其所蓄者多，自为班行（尤西堂《杂俎二集·闲情偶寄序》云：“笠翁薄游吴市，携女乐一部，自度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按此序今本《偶寄》不载），事亦至明也。歌姬之外，又常置婢。《全集》卷三《粤游家报》所谓“客中买婢，是吾之常，汝等虑我岑寂，业已嘱之于初，必不嗔之于后”者也。又其姬妾服饰，亦甚讲求。卷七诗序云：“有遣侍过寓，学家姬盥栉者”云云，则其姬妾妆饰且为人所羡矣。又观笠翁《与余澹心书》云：“啼饥之口半百。”（《全集》卷三）《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云：“家人三四十口。”笠翁眷属，妻徐氏外凡五子三女，长女淑昭适沈因伯，尝居笠翁金陵寓代主家政（据卷五诗序）。以妻子及婿计之，亦不过十余人。设非多置姬侍，何得有半百之数乎？

这简直是阔老官的生活。明季的钱岱，清初的季沧苇，他们讲究这些穷不了。搁在笠翁身上，如何担得起？所以他收入尽管多，而穷也是真穷，当时他的朋友，也有不以为然的。但笠翁却不承认是错处。看他《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

亲戚朋友怜之者固多，鄙而笑之者亦复不少。皆怪予不识艰难，肆意挥霍，有昔日之豪举，宜乎有今日之落魄。而不知昔日之豪举，非自为之，人为之也。食皆友推之食，衣皆人解之衣；即歌姬数人，并非钱买，皆出知己所赠。良友之赠姬妾，与解衣推食等耳。譬之须贾以袍赠范雎，五侯以鲭赐娄护，雎、护不自衣食，而以之售财作家，有是理乎？乃今则皆死矣！死可也，卖则不可。

笠翁此言说得很响亮，似乎理由充足，其实是自饰之词。因为姬妾是人，不是物。图财卖妾，固然不可；若遣嫁，却是可以的。笠翁是研究戏曲小说的人，刘宏嫁婢的事，岂不为人艳称吗？他在《乔王二姬传》中，说在兰州纳王姬的经过云：“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购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然则昔之受姬，为有登徒之好；后日之不肯遣姬，亦是为有登徒之好。反正是好声色，不必说其他理由也。

因为他生活豪奢，钱到手任意挥霍，所以穷得不得了。因为穷便不得不常求人，而求人又未必能尽如意，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不免牢骚抑郁起来。第一，是对于自己笔墨生涯的牢骚；说他的文章卖不了多少钱，不能疗贫：

仆无八口应有之田，而张口受餐者五倍其数。即有可卖之文，然今日买文之家，有能奉金百斤以买《长门》一赋、如陈皇后之于司马相如者乎？子必曰：无之。然则卖文之钱，亦可指屈而数计矣（卷三《与都门故人述旧状书》）。

笠翁这段话，他的好朋友毛稚黄（先舒）就驳他。稚黄评此段云：

卖赋得金者，相如以后如翁者原少。但相如寡累，而翁费不赀；且以不肯题桥，故终年处困。

稚黄言外之意，即是说他浪费的多。至于题桥之语，我也为笠翁如此想。因为在那个时候，科举是士人唯一的出路。科举了才有官，作了大官才可免于穷。笠翁为什么不应举呢？大概他的脾气不耐心作举业，或者是因为浪迹江湖举业荒废了的缘故罢。第二，是对于世人的牢骚；说自己多才多艺，而得不到世人的同情：

渔自解觅梨枣以来，谬以作者自许。鸿文大篇，非吾敢道；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以谈笑功臣，编摩志士，而使饥不得食，寒无可衣：是笠翁之才可悯也。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致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踘、说书等技，遨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人无不相见恐后者。渔之识字知书，操觚染翰，且不具论；即以雕虫小技目之，《闲情偶寄》一书略征其概：不特工巧犹人，且能自我作古。乃今百技百穷，家无担石，犹向一技自鸣者贷米而炊，质钱以使：是笠翁之技可悯也。夫有才有技而不能见知于人，反为当世所摈者，古今来间亦有之；以其为人叵测，胸伏甲兵；不则见事风生，工于影射；不则据陇盼蜀，诛求无已。……试问下交笠翁之人，曾受三者之累否？（《全集》卷三《与陈学山少宰》书）

这话说得非常可怜，亦非常抑郁。诚然，他的戏曲小说是有以自立的。《闲情偶寄》至今看起来，还是见智慧有趣味的书。在王公大人前，他的交际手腕也极尽了敷衍巴结之能事。然而，究竟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这完全是时代社会的关系。他的戏曲小说以及其他著书虽然为人欢迎，但只能自己刻了卖，并不能如今日之卖稿子或者抽百分之几十几的版税。王公大人虽然赏识他，但一个人赒济人，一次两次是可以的；要说常了，谁也办不到。他不是举人，不是进士，不能作官。当时大学乡校，并没有“文学史”或者“文学批评”一类的讲座：教他们如何安置他呢？当时以一技著名的人，度曲如苏昆生，说书如柳敬亭，叠石如张涟（南垣），诚然是受公卿士大夫之优遇。但公卿士大夫之待笠翁，至少不比待他们更坏，是可以想到的。张涟晚年有子，退老鸳湖。柳敬亭老了没有钱，吴梅村作疏，替他募捐，“营菟裘于吴中”。笠翁晚年也卒赖故人之力，徜徉湖上。他的晚景，比张涟差不多，比柳敬亭则颇胜之。况且，笠翁究竟还多了文名。又幸而生于清初，有人照顾；倘生在嘉、道以还，除了唱戏他是没有出路的。湖上笠翁似乎也不必牢骚了。

综计笠翁一生，人甚聪明敏捷，但其立身行己甚不讲究。不但无硁硁之守，而且不惜降志辱身以迎合时势。我们看他文集中的书信，大多数是为干求而作；一片逢迎阿谀之词，自忘其丑。其奔走营营以趋事公卿为乐，也可以在他的诗文中看出来。有时扭捏作态，故意求去；及至得了人的口风，则又说感遇之恩，不得不留（《全集》卷三《复柯岸初掌科》书，可见一斑）。读者看到这种地方，真替他肉麻。《曲海提要》对于笠翁说“人以俳优目之”；当时这种品评也许不免。在《梅村家藏稿》中有赠《武林李笠翁》一诗（卷十六）：

家近西陵住薛萝，“十郎”才调岁蹉跎，江湖笑傲夸齐赘，云雨荒唐忆楚娥。海外九州书志怪，坐中三叠舞“回波”。前身合是玄真子，一笠沧浪自放歌。

诗中对于他，虽然有称许的话，但“夸齐赘”“舞回波”都不是高尚的譬况。“舞回波”尤其是倡优之事（唐·崔令钦的《教坊记》说伎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教坊人唯得舞“伊州”，余悉让内人；如“垂手罗”“回波乐”之属，谓之软舞。孟启《本事诗·嘲戏类》记中宗时内宴唱“回波词”。优人进词“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云云。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吴梅村诗中用此事，固然是指笠翁的姬妾而言，但在诗中与笠翁对举，描摹笠翁身份系以微讽的口气出之，言外之意就是把他比作俳优了。在清初人笔记中，记笠翁的事尚有对于他更不好的话。如董含《三冈识略》（按：是书一名《莼乡赘笔》）卷四云：

李生渔者性龌龊，善逢迎。常挟山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余曾一遇，后遂避之。

董含对于笠翁简直是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似乎太严厉了。但笠翁携家姬出游，所至演剧，受人家的缠头费，原是实事。

《全集》卷二《乔王二姬传》述王姬事云：“盖素望诞儿，凡客赠缠头，人皆随得随用；彼独藏之，欲待生儿制襁褓。”《全集》卷七记其歌姬在姑苏寓中演剧诗，亦有“缠头锦字压罗衣”之句。

可见蜚语之来，也是笠翁咎由自取，不能尽怪世人之造黑白也。

照以上所说的看起来，笠翁品节甚不足道。他是在明朝游过泮之人，当鼎革之际，纵然不能了却秀才事，也尽可如杜浚之安贫自守（浚明副贡生）。却为了吃饭和享乐问题，东奔西驰，不顾风节，完全抛掉了书生本色。他虽然没有事新朝，却伏侍了无数的新贵，这和他们是一样无耻。无怪当时人对于他不敬。然则笠翁定论，竟是一个有文无行可嗤可鄙之人，难道他在作人方面连一点好处也没有吗？这却又不然。他之可取之点，只是坦白。在《一家言全集》卷八余集中有笠翁的过子陵钓台一词，可以看作笠翁的自赞。

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勘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再读他的《和诸友称觞》诗（见《全集》卷六）：

世情非复旧波澜，行路当歌难上难。我不如人原有命，人能恕我为无官。三缄宁敢期多获，万苦差能博一欢。劳杀笔耕终活我，肯将危梦赴邯郸！

为什么无官就被人宽恕呢？在他的诗句中，也许含着一种微妙的意思。有官的人拿钱是多而且易的，他们成千上万的拿了老百姓们的钱自己家中享福，一个无官的人向他们要几个钱维持生活，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费唇舌，陪小心，本意不敢望多，在笠翁看起来这是非常安分非常可怜的了。

笠翁平生著作甚多，现在就所知道的说一说。他的著作可以分作3类：（一）是单篇的诗文；（二）专集专著；（三）戏曲小说。属于第一类的，在通行本《一家言全集》自卷一至卷八的8卷书中都收进去了。属于第二类的，通行本《一家言全集》只收了《耐歌词》、《论古》及《闲情偶寄》3书。属于第三类的，都是别行的，不在全集之内。

通行本《一家言全集》不是笠翁手订的。卷首有雍正八年（1730年）芥子园主人的题记，题记中说：

湖上笠翁先生，……生平著述甚夥。……其最脍炙人口者，如诗文之《一家言》，诗余之《耐歌词》，读史之《论古》，闲情之《偶寄》，……不胫而走天下近百年于兹矣。但所著皆各成一册，购取者见先生之一斑即欲窥先生之全体，如登浮屠者，必至九级始见旷观。……故特取先生之杂著，合成一书。

据题记说的话，则《一家言全集》包括4部书：（一）《一家言》是诗文集；（二）《耐歌词》是词集；（三）《论古》是史论；（四）是《闲情偶寄》。最初都是单行的，雍正间始合为一书。就拿诗文集的书名名此书，名为《一家言全集》。现在根据这段话，把所收的每一种书考校一下：

（一）《一家言》 《全集》本自卷一至卷四，收笠翁的文字，题曰“文集”。所包括的东西，为序跋铭赞传记书信等，及其他杂文。赋与联对也收在里边。自卷五至卷七收古今体诗，题曰“诗集”。文集的编次分类，甚为凌杂。据我的意思，文集诗集之分，乃雍正间编次人所定，并不是笠翁原书的标题。因为《全集》卷首尚载有笠翁的《一家言释义》（原注：即自序）一文，说：“《一家言》维何？余生平所为诗文及杂著也。”《诗韵》自序（《全集》卷一）：“诗文诸稿不以集名，而标其目曰《一家言》。”可见他的诗文杂著，只用《一家言》一个名称，并不分文集诗集。《全集》本的诗集前面尚载丁药园序，引笠翁的话“吾生平所著律诗歌行尚未尽传于世者，子盍为我序之以行”。序是为笠翁古今体诗而作，而开篇首句说“《一家言》者，李子笠翁之所著书也”，可见笠翁裒次他的诗，也只名《一家言》并无诗集之名。笠翁《一家言释义》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丁序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中间相距有7年之久。根据笠翁的《乔王二姬传》说：“癸丑适楚，越夏徂秋，……时余方辑《一家言》之初集未竟。”（癸丑是康熙十二年[1673]，尚在作《一家言释义》之后一年。《释义》先成，而书实未竟业）因此我疑心笠翁的《一家言》，是分两期出的。第一期名《初集》，所收为散文杂著，也许有诗。这些文字，大部分收在通行《全集》本的文集里面。第二期名《一家言二集》，所收为古今体诗，即通行本《全集》所收的丁澎序本。雍正间编次《一家言全集》的人，在文集中很添了些笠翁康熙十一年（1672）后的文字。但在《诗集》中并没有增加诗篇，大概用的就是笠翁康熙十七年（1678）的手定本。在翼圣堂原本《闲情偶寄》封面上，有8个小字的广告二行，文曰：“第二种《一家言》即出。”这也可以作《一家言》有二集的证据。

（二）《耐歌词》4卷 康熙刊本。第一第二两卷为小令，第三卷为中调，第四卷为长调，前附《窥词管见》22则。有康熙戊午（十七年）笠翁自序。《一家言全集》卷八所收的笠翁诗余，题作“笠翁余集”的，即从此本出。但此为孤行别本，在全集之先，近已不多见。

（三）笠翁增定《论古》4卷 康熙刊本。前有康熙三年（1664）王仕云、四年余怀等序。所收皆是论史的文章，据说系根据《十七史》所载事迹立论，但事实上所据恐怕仍是《通鉴纲目》一类的书。所论亦没有什么道理。《一家言全集》卷九卷十收此书，但改题“笠翁别集”，已不标“论古”之名。此本系就初编增定的，但已不多见。傅惜华有此书。

（四）《闲情偶寄》16卷 原板为金陵翼圣堂刊本。通行《一家言全集》本，附刻此书，分6卷，又把原题书名寄托之“寄”改作“集”字，甚属不通（书名取陶渊明赋闲情之意，谓闲情偶寄于此）。此《全集》本与别行本，除分卷之外，内容全同。但考校起来，原书实是16卷。因《全集》卷三《与刘使君》书，赠《闲情偶寄》一部，云：“请自第六卷声容部阅起。其第一卷至五卷，则单论填词一道，犹为可缓。”按之16卷本，声容部实在第六卷；而6卷本声容部却在第三卷，与此言不合。又6卷本论音律一章，谓《琵琶寻夫》一折“补则诚原本之不逮，已附入四卷之末”，是原文。而曲文实在第二卷，前后牴牾，亦不合。而在16卷本则恰恰符合。因此知道16卷本为原本无疑了。

除以上4书见收于雍正本《全集》之外，我所知见的尚有以下14书：1种是诗集，13种是专著。

（一）《龆龄集》 这是笠翁早年的诗集。所收大概是30岁以前的诗。《全集》5卷《活虎行》有王安节眉评云：“此先生三十年诗也，向于《龆龄集》中见之。”此集当刻于崇祯、顺治间，今未见。

（二）《古今尺牍大全》8卷 周启明藏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题“湖上李笠翁先生纂辑”。卷首有李渔的启白一首。所选古今尺牍自春秋战国起至明止。书不多见。

（三）《尺牍初征》 此是选近代人尺牍之书。《全集》卷三有《与曹顾庵太史征稿》书云：“尺牍新稿，立候见颁。”《与杜于皇》书云：“来牍九首，只登其八。复何元方一劄，过于抹倒时人，未免犯忌。故逸之。”有《与吴梅村太史》书云：“尺牍新篇尤望倾庋倒箧。”按：梅村以顺治十年（1653）癸巳应召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祭酒。此犹以太史称之，则笠翁从事选辑在顺治十年以前。据《四六初征》凡例，知书名《尺牍初征》。今亦未见。

（四）《尺牍二征》 见《古今尺牍大全》，封面题识云：“《初征》行世已久，《二征》旦夕告成。”未见。

（五）《名词选胜》 《全集》卷一载自序云：“是刻名曰《选胜》，盖以诸选皆胜而我拔其尤者。”按《全集》卷三《与徐电发》（釚）书云：“词选不久告成，属寄龚芝麓稿备选。”《与丁飞涛仪部》书谢贶诗词云，“自选词以来，未有庆得其人如今日”者。则亦选并时人词。今未见。

（六）《资治新书》14卷、二集20卷 此书选官人案牍。坊间传本甚多。《初集》间收明人案牍，附《详刑末议》、《慎狱刍言》共一卷于首。《二集》皆清人吏牍。《初集》有康熙二年（1663）癸卯王仕云、王士禄二序。《二集》首康熙六年（1667）丁未周亮工序。按《一家言全集》卷一序纪元《求生录》谓元理杭10载，“兹擢官淮上。余适假馆白门，因劂《资治新书》之二集，走力索稿于先生。先生惠予数十幅，悉平反大狱”云云。元任杭州推官，在顺治十三年（1656）。十三年后，擢官淮上，是时已谋梓《新书二集》。《二集》自顺治十三年前后着手，至康熙六年，经11年之久，终刊印成书。《初集》之辑当远在顺治十三年之前，亦直至康熙二年始出书：皆未免稍迟。或限于赀力，或因随时添加而迟迟出书，均不可知。前集尚载吴三桂文移，题曰“平西王”。盖二书刊行皆在康熙十二年（1673）三桂未反之前。书已行世，偶未刊削，坊间合刻二书亦遂仍其旧也（据沈心友《芥子园画传凡例》，则心友续辑《资治新书三集》。《三集》今未见）。

（七）《新四六初征》20卷 书辑近代人骈文。有金陵翼圣堂康熙十年（1671）原刊本。乃渔居金陵时嘱其婿沈心友编次者。分20门：曰津要部，艺文部，笺素部，典礼部，生辰部，乞言部，嘉姻部，诞儿部，燕赏部，感物部，节义部，碑碣部，述哀部，伤逝部，闲情部，祖送部，戏谲部，艳冶部，方外部。但因事立目，于文体无所剖判。每篇后附注释，亦不能举其出处。封面题记谓渔经10余年采辑而成。又云“二集即出”，似尚有二集。

（八）《笠翁诗韵》5卷 书罕见。傅惜华藏康熙乙未书林黄天德刊本。前载笠翁自序。按此书有康熙十二年癸丑刊本，未见。

（九）《笠翁词韵》4卷 书罕见。周启明有此书。例言署“笠翁自述”，无序。

（十）《纲鉴会纂》。

（十一）《明诗类苑》。

（十二）《列朝文选》。

上3书，俱《四六初征》凡例引。云：嗣出。今未见。

（十三）《古今史略》 禁书目应毁书中出此书云“李渔著”，未见。

（十四）《千古奇闻》12集 傅惜华有此书。题“湖上笠翁李渔鉴定”。所载皆是女子的事。据康熙己未（1679）笠翁自序，知道此书系删定陈百峰辑的《女史》而成，本是教他的女儿用的。序署“康熙己未仲冬朔”，这应当是笠翁辞世前最后的一种著作。

笠翁诗文及各种著作如上所举。以下说笠翁的戏曲小说。

笠翁戏曲，最著者为《十种曲》。《十种曲》人所习知。现在把名目写在下面，略加以考核。

（一）《怜香伴》2卷 这本传奇，大概是笠翁第一次创作。前面有虞巍的序云：“笠翁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余勉馆粲，见其妻妾和谐，两贤不但相怜，而直相与怜李郎。当场者莫作亡是公看”云云。署“勾吴社弟”不记年月。按：崇祯乙酉（1645），笠翁妾曹来归。夫人徐氏甚怜之。笠翁喜甚，为《贤内吟》10首咏之（《全集》七）。虞序谓笠翁直以自寓，盖近于事实。又据序所言，笠翁眷属此时尚是一妻一妾，味“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之言，则传奇当是笠翁初来杭时所作。曲名《怜香伴》，一作《美人香》。王国维《曲录》于《美人香》下注云：“《新传奇品》云即《怜香伴》。然《传奇汇考》著录《美人香》，又有《怜香伴》，未知孰是？”今按虞序有“以美人而怜美人之香”之语，知《美人香》与《怜香伴》实是一曲。

（二）《风筝误》2卷 首虞镂序，署《勾吴社小弟》，亦不记年月。按《全集》卷三《答陈蕊仙书》：“《风筝误》浪播人间，几二十载。其刊本无地无之。”

（三）《意中缘》2卷 首黄瑗介序，不记年月。瑗介字皆令，嘉兴儒家女，工诗画，归士人杨氏。此序自云：“不慧自长水浮家西湖，垂十年所矣！”似皆令此时方寓湖上。曲演董思白、陈眉公事，亦在西湖。疑此曲亦笠翁在杭州时作。

（四）《蜃中楼》2卷 此本合元曲《张生煮海》、《柳毅传书》事为一。首孙治序，无年月，署“西泠社弟”（治与毛先舒、丁澎、柴绍炳等结社，号西泠十子）。似曲亦作于杭州。

（五）《凰求凤》（一名《鸳鸯赚》）2卷 首杜浚序，无年月。笠翁《无声戏》小说有《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一回，与此曲同演一事。按：《全集》卷二《乔王二姬传》云：“丙午（康熙五年[1666]）由都入秦，道经平阳，有二三知己相遇，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词名《凰求凤》。此词脱稿未数月，不知何以浪传遂至三千里外”云云。渔过平阳时，岁已暮（据诗集）。知曲即康熙五年丙午作。因成于金陵，故曰三千里外也。此曲他书或书作《凤求凰》，以全集考之，知原题实是《凰求凤》。

（六）《奈何天》（一名《奇福记》）2卷 首钱塘胡介序，无年月。笠翁《无声戏》小说有《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一回，亦演此事。

（七）《比目鱼》2卷 首山阴女子王端淑序。署“辛丑闰秋”，即顺治十八年（1661）。笠翁《无声戏》有《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一回，与戏曲同演一事。

（八）《玉搔头》2卷 此曲传抄本，也有题作《万年欢》的。首黄鹤山农序，署“戊戌仲春”。戊戌为顺治十五年（1658）。序谓笠翁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 口。按：笠翁移家金陵，即在顺治十五年戊戌。序所言如此，似其时卜居尚未定也。

（九）《巧团圆》（一名《梦中楼》）2卷 首康熙七年（1668年）戊申樗道人序。笠翁《十二楼》小说《生我楼》一回，亦演此事。

（十）《慎鸾交》2卷 首郭传芳序。序中有“丁未余丞于咸宁”之语。按：咸宁，陕西西安府属县。盖笠翁康熙六年（1667）游秦时嘱作序也。

此10种，有翼圣堂原本，有覆本，有重刊本。但各种最初皆是孤行单本，随编随印。合刊本是在后的。今日翼圣堂原本已不易得，至于单本更是不易了。10种之外，坊间尚有《笠翁传奇五种》。其目为：

《万全记》2卷 首四愿居士自序。演卜丰、卜帙父子富贵登仙事。一名《富贵仙》。

《十醋记》2卷 首西湖素冺主人序。演郭汾阳及龚节度惧内事。一名《满床笏》。

《双锤记》2卷 首看松主人自序。演张子房遣力士陈大力击始皇事，本《逢人笑》小说。一名《合欢锤》。

《偷甲记》2卷 首秋堂和尚序。演时迁盗甲事。一名《雁翎甲》。

《鱼篮记》2卷 首鱼篮道人序。演于粲生、尹若兰事，本《载花船》小说。一名《双错卺》。

又有笠翁《新传奇》3种，目为：

《补天记》2卷 首小斋主人序。演关羽单刀赴会，伏皇后死，其魂附周仓身自诉事。一名《小江东》。

《双瑞记》2卷 首长安不解解人自序。演周处事。一名《中庸解》。

《四元记》2卷 首燕客退拙子自序。演宋再玉以解元两中会元，又中状元事。一名《小莱子》。

坊间又有把以上5种本、3种本合为一编的，书名《绣刻传奇八种》。封面题“李笠翁先生阅定”，末附《豆棚闲话》、《万古情》、《万家春》杂剧3种（总名《三幻集》），这些曲子，大概都合笠翁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序文、词曲、宾白都不像笠翁。笠翁散文玲珑纤巧，而此等序文皆甚拙。笠翁词谐畅秾艳，而此较生硬。笠翁宾白、排场甚为讲究，而此不免疏忽。这是从笔墨上看得出来的。再检前人的论证：

姚燮的《今乐考证》第五本著录九：于范希哲下录《补天记》一种。自记云：“此希作之署名者。”于四愿居士下录《偷甲》、《鱼篮》、《双锤》、《万全》、《十醋》、《四元》6种。附按语云：“《曲考》以《偷甲》、《鱼篮》、《双锤》、《四元》、《万全》5种，与笠翁10种并列，云笠翁所作；而入《十醋》于无名氏，注云：龚司寇门客作。或云系范希哲作。或又以《万全》一种为范氏作。近得5种合刻本，有《十醋》无《四元》，署曰：四愿居士。笠翁无此号，殆为希哲无疑耶？然读其词断非笠翁手笔也。”我替姚先生找了两个证据：

北京图书馆藏的《笺注牡丹亭》（乾隆壬午年[1762]刻，不分卷，前有笠阁渔翁《刻才子牡丹亭序》，笠阁似清初人）第四册，有“笠阁批评旧戏目”。目中有《补天记》，注云：即希哲《小江东》。品云：中中。有《十醋记》，注云：即范希哲《满床笏》。品云：中上。有《万全记》，注云：范希哲作。品云：中中。所记希哲曲3种，与《今乐考证》之言合。这是一个证据。

更以笠翁《一家言》及杜浚所引笠翁曲子考起来，以前的10种曲中，就有7种征引过（《怜香伴》见《无声戏》序，《玉搔头》见《一家言》卷六《赠韩子蘧》诗序，《意中缘》见卷七《拟木兰父送女从军》诗序，《风筝误》见卷三《答陈蕊仙》书，《巧团圆》见卷三《与杜于皇》书，《凰求凤》见卷二《乔王二姬传》，《奈何天》忘其卷第）。以后的8种曲，在笠翁和他的朋友诗文中没有一种提到。如果后8种是笠翁作的，据情理推测，亦不应至此。这也是一个证据。

笠翁究竟自己作了多少曲子呢？这个问题，单靠刻本是不能解决的。郭传芳序《慎鸾交》，曾提及笠翁撰曲：说他的戏曲已刻的是前后8种；新作的有内外8种。统共是16种。现在，把这一段有关系的原文抄在下面：

笠翁按剑当世，为前后八种之不足，再为内外八种以矫之。……予家密迩于燕。十年来京都人士大噪前后八种，余购而读之，恨不即觏其人。丁未，余丞于咸宁，笠翁遂出《慎鸾交》剧本属一评。予快读数过，乃知前后八种，犹为笠翁传奇之貌，而今始见其心也。

丁未是康熙六年（1667）。照此序所说，知道笠翁的前后8种曲子，都是康熙六年以前出书的。《慎鸾交》的稿子或者是五年（1666）丙午在北京的时候作的，六年入长安，便请他作序（《全集》卷三有《与某公》书说：“此剧上半已完，可先付之优孟。自今日始，又为下场头矣。月杪必竣，竣后即行。观场盛举，恐不能与。”不言何剧。然作此剧时在京师，或即《慎鸾交》剧亦未可知）。则《慎鸾交》当在未刻之内外8种之内。又如《巧团圆》载有康熙戊申的序。戊申是康熙七年（1668），则《巧团圆》亦当在未刻内外8种之内。然则见行10种曲中，《慎鸾交》与《巧团圆》应属于未刻内外8种是没有问题的。除了《慎鸾交》、《巧团圆》之外，10种曲本的其余8种，或者就是康熙六年以前所刻的前后8种。再看《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章，笠翁的自述：

自手所填诸曲。如已经行世之前后八种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种。

此处笠翁说的话，和《慎鸾交》序说的话是一样的。余怀序《闲情偶寄》，在康熙十年（1671）辛亥（是年渔61岁），可知内外8种中之《慎鸾交》、《巧团圆》二曲，至少在康熙十年稍前，笠翁作书的时候，还是没有刻。现在假定10种曲《慎鸾交》、《巧团圆》以外之8种，即是已刻之前后8种，则未刻之内外8种中只有6种不能知其题目。日本前田侯家尊经阁有笠翁小说《无声戏》一书，似是初集。其第一回演阙生事，目录题目下注：“此回有传奇，嗣出。”即指笠翁《奈何天》传奇而言。第二回演蒋瑜事，第十二回演马麟如妾碧莲事，目录下并注：“有传奇，嗣出。”不知演此二事之传奇，是否在笠翁未刻6种之内？但演碧莲事之《双官诰》系陈二白剧。笠翁的戏曲小说，虽多同演一事之例，此蒋瑜错姻缘与碧莲守节二事，不但《十种曲》中没有此二本；即身份不明之8种中亦没有此二本。究竟是没有刻呢，或者是没有作呢？现在无从考证了。

笠翁除自撰传奇外，尚有改正前人的曲子。全集卷二《乔王二姬传》：

予于自撰新词之外，复取当时旧曲，化陈为新，俾场上规模瞿然一变。……如《明珠·煎茶》、《琵琶·剪发》诸剧，人皆谓旷代奇观。

又卷八诗题云：

予改《琵琶》、《明珠》、《南西厢》旧剧，变陈为新，兼正其失。同人观之，多蒙见许，因呈以诗。

《明珠·煎茶》他改作了三折（第三折改白不改曲），文载《闲情偶寄》。《琵琶》改《寻夫》一折，亦载《闲情偶寄》。至《琵琶·剪发》及《南西厢》改本，今俱未见其文。

《偶寄》于《南西厢》云：“拟痛反其失，别出心裁，创为南本。”于《琵琶记》云：“拟翻成北曲，向填一折付优人，尚思扩为全本。”所言如此，似仅属一种计划，无全本改作之事也。

关于笠翁的戏曲撰作，个人所能说的只有这些了。以下说他的小说。

笠翁作的小说，以短篇为最多。他的短篇总集，现在知道的有两种：一是《无声戏》；一是《十二楼》。

《无声戏》现在知道的有3个本子：一个是伪斋主人序本，书名《无声戏》。收小说12回12篇。此本中国没有，日本前田侯家尊经阁藏有一本。一个是睡乡祭酒（杜浚）序本，书名《无声戏合集》，我国马隅卿先生藏有一残本，仅存2篇。以附图12叶考之，知此本至少有12篇。一个是大连图书馆藏的有睡乡祭酒序的抄本，已改名《连城璧》。《连城璧》分全集、外编。全集12集，回目次第与马隅卿藏刻本可知之12篇全同。外编6篇，只抄了4篇。马隅卿之《无声戏》12篇与《连城璧》之全集12集回目次序，都与伪斋主人序本不同。根据杜浚的序说：“于笠翁《无声戏》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知道《无声戏合集》，是将前后二集的小说并为一书的。《连城璧》与《无声戏合集》，大概是一部书。其伪斋主人序本，或者是《无声戏》的初集。我最初因为《连城璧》分全集、外编两部分，疑心全集相当于初集，外编相当于后集。后来看《十二楼》卷六的《萃雅楼》杜浚评，有“初集尤瑞郎”的话。尤瑞郎的事，伪斋主人序本有（第六回），《连城璧外编》也有（卷三），知道外编并不相当于《无声戏后集》；根据杜浚的话，反应当说是初集。《连城璧全集》12篇，虽然只有8篇见于伪斋主人序本；而《外编》见存4卷却全收在伪斋主人序本中。如此看来，伪斋主人序本大概是初集。《连城璧》全集的其余4篇，或者是二集的文章了。但抄本《连城璧》所以把《合集》分成了全集、外编之故，现在还是不能明白。

原本《无声戏》印行，大概在顺治十一年（1654）至十五年（1658）之间。当时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与此书颇有关系。

据《清史列传·贰臣传》乙《张缙彦传》载顺治十七年（1660）御史萧震劾缙彦疏云：

缙彦仕明为尚书，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自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虑：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按：《无声戏》除日本尊经阁及我国大连图书馆外，未见完本，此等语在何篇中，今不能详。）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臣未闻有身为大臣拥戴逆贼，盗窃宗社之英雄。且当日抗贼殉难者有人，阖门俱死者有人，岂以未有隔壁人救活逊彼英雄？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等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乎？……

最可怪的，《无声戏》是李渔作的，萧震却放在缙彦身上。大概书是缙彦代刻的，萧震欲重其罪，便灵妙的用了“编刊”二字。疏上，“下王大臣察议，以缙彦诡词惑众，拟斩决。上贳缙彦死，褫职流徙宁古塔，寻死。”（《缙彦传》）笠翁《无声戏》小说，给别人惹起这样大的风波，这在小说史上也是一段重要的掌故。

《十二楼》成书，在《无声戏》之后，因为杜浚评此书，在第六卷中已经引初集尤瑞郎的事了。但只言初集而不标举《无声戏》之名，也许《十二楼》本亦为《无声戏》之一集，别行而改名《十二楼》。此书卷首有杜浚的序，末后一行署“顺治戊戌中秋日钟离睿水题”。这和黄鹤山农序《玉搔头》同在顺治十五年（1658）。黄鹤山农序在仲春，杜序在中秋，相差不过数月。笠翁是顺治十五年搬到南京去的，原板《十二楼》或者是在杭州刻成的，或者是在江苏刻成的，现在不知道了。今所见《十二楼》以《消闲居》本为最早，恐尚非原刊本。

除了《无声戏》、《十二楼》之外，尚有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回文传》。此书分16卷，不标回数。封面署“笠翁先生原本”，“铁华山人重辑”。笠翁作此书，除了本书所题之外，别人没有说过。可是考核起来，似此书确与笠翁有关。在本书第二卷后有署名“素轩”的评语。文云：

稗官为传奇蓝本。传奇有生旦，不能无净丑。故文中科诨处，不过借笔成趣，观者勿疑其有所指刺也。若疑其有所指刺，则作者尝设大誓于天矣。

在《一家言全集》卷二文集中有笠翁《曲部誓词》一文（《四六初征》卷二艺文部亦收此文，改题《传奇誓词》。）序谓：“余生平所著传奇，皆属寓言。其事绝无所指。恐观者不谅，谬谓寓讥刺其中，故作此词以自誓。”誓词是一篇四六短文，今摘录如下：

不肖砚田 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加生旦以美名，概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剧场，使不岑寂而已。但虑七情以内，无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认为有样之葫芦？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稍有一辜所指，甘为三世之喑。即漏显诛，难逋阴罚。作者自干于有赫，观者幸谅其无他！

笠翁唯恐作文得罪了人，发生麻烦，或者妨碍销路，故设此大誓，以自白无他。素轩先生或者就是笠翁先生。他所说的作者尝设大誓于天的事，即指此誓词无疑。此书所演梁栋材和桑梦兰小姐因苏蕙回文锦发生的一段姻缘，虽不出才子佳人蹊径，但前半行文，颇琐细有法，入后稍嫌驳杂。恐怕所据底本，确是笠翁的稿本。

此外还有《肉蒲团》一书，据刘廷玑《在园杂志》说也是笠翁作的。刘廷玑是康熙时人，距笠翁甚近，所言当属可靠。虽只此一证，可为定谳也。

芥子园刻的书，现在看见的，有《芥子园画传》4集，初集《山水谱》卷首有笠翁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的序。卷一后有笠翁跋亦己未作。乃其婿沈心友所辑，摹古者为金陵王安节（概，诗画有名当时）。二集花卉，三集生物，四集写真。并沈心友于康熙间先后辑印，今坊间石印有初二、三集本，亦有四集本。李桓《耆献类征》、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于渔传记所著书并云：《芥子园画传》3集。按：笠翁卒于康熙十八年与十九年（1680）之间。今本《兰竹谱》载诸升序，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作的。此时笠翁已前卒。二集三集编印，笠翁实未及见。笠翁鉴定过的《芥子园画传》，只是初集《山水谱》。李桓、吴修说他著《芥子园画传》三集，都与事实不符：这是应当纠正的。又罗贯中《三国志传》，有笠翁序评本。《水浒传》亦有芥子园本。《三国》24卷120回，《水浒》100回，并依明本之旧。并且有人说见过芥子园刊《四大奇书》原本，则《金瓶梅》、《西游记》亦曾刻过。这些书的流通，大概都依笠翁的意思，和笠翁有关系罢？

以上所举笠翁著作，计《一家言》、《耐歌词》、《论古》、《闲情偶寄》4种，《龆龄集》及《古今尺牍大全》等书14种；戏曲前后内外16种，又订旧曲数种；小说《无声戏》、《十二楼》两集短篇小说数十篇，又长篇《回文传》16卷：共计起来，不下数十种，论数量已不算少。现在分别检讨一下：

把《一家言集》所收散文韵文读过一遍之后，觉得他的词胜于古今体诗，诗胜于散文。他的词是属于本色一派的。诗也颇有稳谐之作。所以袁枚《随园诗话》说：“李笠翁词曲尖巧，人多轻之。然其诗有足采者。”引《送周戎之浦阳》、《婺宁庵》五言律二首以明之（卷九）。至于文章，亦复近于纤巧。他自己向人说：“弟之诸文杂著，皆属笑资。”（《全集》卷三《与韩子蘧书》）又说：“古文词之最易倦人者莫过于赋，唯拙稿不然，以其意浅而词近耳。”（《全集》卷三《与梁冶湄明府》书）他的杂著10余种，现在看起来，十之七八是应时的货物，并非著作。例如《资治新书》、《名词选胜》、《四六初征》，这种性质和选制艺闱墨差不多，一方向各方征稿，见好于人，一方亦可以谋利，绝不能与《列朝诗集》、《词综》、《唐人万首绝句选》诸书等量齐观。因为那是“只此一家，并无他处”的名产上货；这是应时的行货，不但他可以选可以卖，别人也可以选可以卖的。所以，他这些著作，都可以置而不论。不过，其中《闲情偶寄》，的确是好书，的确是一家之言，在这书中讲词曲，讲声容，讲建筑，讲种植颐养，无一不精细，无一不内行，并且确乎有个人的独到独得之处。他承明季山人之后，一般讲幽尚，但他是真知其所以为幽尚者，决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骂“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者可比。中国子部杂书，成系统的很少。像这样言之成理、叙次有法的书实在少见。这是笠翁居金陵20年精心结撰的书，有此一书之精，可盖他书之猥杂，无怪他自己得意了。

至于笠翁戏曲小说的创造，与《闲情偶寄》是同样自负的。在他《与陈学山少宰》书（《全集》卷三）中说：

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

高奕《新传奇品》也说：

笠翁曲如桃源笑傲，别有天地。

笠翁不但是制曲家而且是导演家，他很通达舞台上的事情，所以他的剧本，是适于扮演的；不但音节和谐入格，即脚色场面分配亦至停当，兼能顾及演员的劳逸。所以，别人制的剧本，尽管有文章好而不适于演唱的，在笠翁则无此弊病。曲家剧本在戏台上历史最悠久的，在清朝恐怕他要首屈一指。这可以知道他的戏曲造诣了。

他的小说作法，也和戏曲一样。他自己说：“稗官为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现在看他的小说命名叫《无声戏》，就知道他作小说的门径。同是传奇，不过不唱而已。所以他的小说格局和戏曲是一样的。长处是关目新，人物配置的好；短处是有意求新，人工多而天工少，其结果不免失之纤巧。

至于选材隶事，则笠翁亦不能不顾及时好。他的戏曲小说，差不多都是怜才好色之作。在他的词曲境界中，是清丽有余，遒上不足。他没有吴梅村的萧瑟哀咽，也没有尤西堂的慷慨激昂。他给尤西堂的信（《全集》卷三）称赞尤西堂，说他的曲旨超最上一乘。而说自己“调不能高，即使能高亦忧寡和，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也”。这是谦恭的话，也许有自知之明。平心而论，文章绝非一格。人的性趣亦有宜于彼不宜于此的。这种地方我们也不必苛责笠翁了。

他认为作小说与作戏曲同一门庭，我觉得颇有讨论的余地。因为二者从来源上说虽同是杂伎，但事情根本不同；风格亦何能一致？最明显的，戏曲是代言的，小说是纪言纪事的，为什么中国演戏要分别生旦净丑？是把固定的品类性格付与演员，要他以活动方式形容出来，示与观众的；作小说时对于人物性格固然要辨清，但其责任完全在记叙者之笔尖，不是另外付与人去扫演的。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即等于戏曲中的脚色，这是不对的。关汉卿作杂剧，固然分别生旦净丑，司马子长作列传，何尝胸中有生旦净丑之分呢？况且戏曲所重在唱，言情写景，概以词曲出之，而宾白居于疏通地位并非至要。小说所重在白，而四六及诗词摘句等居于疏通地位，可有可无。如果小说就是无声的戏曲，难道把剧本的曲子部分删去，把宾白联缀起来就可以变成小说吗？由说唱的词话可以不甚费力地改成说散的小说，因为词话中大段说白是可以凭借的。由说唱的戏曲改成说散的小说，必须把科白扩大加细，重新改组一下，才是小说。这可以知道二者文体是如何的不同了。我们看笠翁的短篇小说，有时觉得用意与格局都甚好，可是总觉得有点不足，像少点什么似的，就是因为神理间架都好，而叙次描写尚不能琐细入微，新奇的事情，不能得平常的物理周旋回护，所以看来只觉得纤巧。这种地方，大概因为笠翁误认小说戏曲是一件事情的缘故罢！

现在要谈谈《十二楼》了。

《十二楼》是我们易见的唯一完整无缺之笠翁短篇小说集。笠翁作此集，在《无声戏》之后。杜浚给他作序，在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成书也许更靠后一点。此书体例，与《无声戏》不同之点，便是：《无声戏》每一篇小说，不分为若干回；虽然日本尊经阁本标回数从第一篇至第十二篇共12回，但每回只是一篇。《十二楼》是每一篇有3字标题；标题之外仍立回目，多的一篇分6回（如《拂云楼》），少的却只一回（如《夺锦楼》）。《无声戏》的体例是和冯梦龙《三言》、凌濛初初二刻《拍案惊奇》一样的。《十二楼》的体裁，明人短篇小说集亦有其例：如《鸳鸯针》即是如此。现在看起来，是第一个体裁好一些。但在理论上讲还是一样。因为，说书讲《通鉴》书史，固然非许多次数不可；讲古今琐事亦不见得一次就说完。《水浒传》记白秀英说《双渐赶苏卿》，唱到节次，秀英的父亲说：“我儿你且回一回。”就是说：且停一停，姑且算一回罢。元杂剧《货郎担》第四折张三姑唱《货郎儿》，自云编了24回说唱。《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篇说：“因来临安取选，变做十数回小说。”秀英说唱的是诸宫调；张三姑说唱的是《货郎儿》；《西山一窟鬼》，大概是说话的稿本。三者在乐艺上门径虽不同，然其所说故事皆是小说而非讲史。可见话本之为长篇短篇，是因为所讲的事情有大事小事：大事说的时间长，次数多，所以文字也长；小事说的时间较短，次数少，所以文字也较短。但分回是一样的。分回与否，并不能看作长篇短篇的区别。《十二楼》是短篇集，虽然每篇分回与《三言》、《二拍》不同，这在理论上是没有不可以的。

书名《十二楼》的缘故，是因为每一故事中都有一座楼，就拿每一故事中之楼名作为每一篇的题目。命意标题，都未免纤巧。但这一点可以置之不论。现在把12篇的题目写出来，并加上简单的题解：

演元朝的事情，说广东曲江县有两位缙绅：一个是屠观察，一个是管提举。二人是僚婿，但性情相反。管是“古板执拗”，屠是“跌荡豪华”。以此相左。他们的宅第相连，中隔一墙，独有池沼相通，两家各有水阁东西相望。管公却因为要避内亲嫌疑之故，在池子中立起石柱，石柱上铺上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这样防微杜渐，不谓不至。但两家儿女因同时在水阁嬉戏，各从水面上认识了彼此的影子，因而隔墙细语，流水荷叶作了递书的使者。不久，屠公的儿子，便得了相思病了。屠公爱子情切，因托他朋友路公向管公求亲（路公为人，不沾不滞，既非道学，亦异诞放，和僚婿两人都合得来）。但越发激起管公之怒，被拒绝了。恰好路公有个女儿，屠公因与路公对亲。不料儿子知道了，病势反而增加。又恳求退婚，而路公的女儿又怨恨不已。路公为难，遂想出一个权便法子：向管公说自己儿子尚未有室。请管公以女儿许字；及至管公允许了，又说自己女儿许过屠公之子；择期同时婚配，请管公会亲。管公眼见他的女儿和路公的女儿双双与屠公的儿子行礼，却不见自己的女婿：经路公说明经过，才恍然大悟，后悔也来不及了。自此两家合好，推倒中间的墙壁，将两个水阁作了洞房，题曰“合影楼”。此篇情节，虽不出才子佳人窠臼，但关目甚属好看，文章亦干净。本来，以一男一女的才子佳人为主的小说，内容既甚简单，只以作短篇为宜。明、清之际的人却偏要凑成二三十回的小说，结果，节外生枝，令人讨厌。像笠翁这篇小说，在才子佳人一派小说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此文开篇说治家之道，应该防微杜渐，使他授受不亲，不见可欲；不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这是笠翁的假话。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说：“终日不见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乱也10倍于常见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中与此辈习处，则是司空见惯矣。”可见他的男女见解，是不以在男女中间筑起一带高墙为然的。管提举在水面上砌的墙垣，虽然牢实，但最后墙壁仍然被推倒了。可见儒者言防微杜渐，有时亦防不胜防。这是笠翁的微旨。所以文中对于管提举之主持风教，每有嘲诮之词。屠公是风流人，管公是迂腐人，只有路公是不沾不滞不夷不惠的，这大概是笠翁理想的人了。

这篇所演的，是一种婚姻公案。说明朝正德初武昌有一鱼行经纪钱小江。妻边氏，孪生二女。父母腌陋，而女儿甚美。小江性情倔强，妻亦泼悍，以此夫妇不和，对于女儿的亲事，二人单独接洽，各不相谋。结果，一对女儿许了4家，4家的姓是“赵、钱、孙、李”。因此纠纷成讼。夫妻各执一词。彼时知府，系刑尊代理。把4家儿子唤来，都是丑形怪状的，不堪匹配，恰有百姓拿了一对活鹿解送到府，遂下令举考生童，卷上要注上已娶未娶字样。以两女两鹿为瑞标，已娶者得鹿，未娶者得妻。结果，取了一位姓袁的，一位姓郎的。又发觉郎生之文系袁生代作。遂以二女归袁。这篇所写只是一幕滑稽剧，并没有多大意思。在《资治新书》初集卷十三《判语部》有《劫亲大变》一判，系钱小江与妻边氏一案，判文与小说所载全同。注云：失名。判尾云：“各犯免供，仅存此案。”是仅作为存案，并无悬标考秀才之事。后半大概是笠翁造出来的。他在金华当秀才时，山民获二稚虎献于同知瞿萱儒（名鸣岐，见康熙《金华志》卷十一）。萱儒以一虎送给笠翁。诗集有《活虎行》（七古）一篇即咏此事。稍后许宸章（檄彩）作同知，又给他娶妾曹氏。他和当道交游，大概是受文字之知。可见瑞兽美女两种锦标，都是笠翁自己经验中的事了。

这篇故事中并没有楼，“夺锦楼”之名，是硬加上的。又全文只是一章，既没有二回三回，标题第一回，也觉得不大合式。

此篇写一悭吝有心计的富翁，甚得其似。唯后半记侠客设策一段，不免牵强造作。大意说嘉靖时四川成都有富翁叫唐玉川，专买田产，不治宫室。有高士名虞灏，字素臣，是善读诗书不求闻达的人。一生爱造园亭，穷精极雅。与富翁连巷。富翁知道到素臣营造不已，力量不够了，必要出卖，便放下起美屋花园的心思，专等素臣出卖。果然数年之后，素臣积逋甚多，将楼房卖与他，只留了一座高楼自住，下层是接客之所，题曰“与人为徒”；中层是读书临帖之所，题曰“与古为徒”；上层是静修之所，题曰“与天为徒”。总额是“三与楼”。日居其中，甚觉受用。而富翁还是等着买此一楼，因素臣久之不卖，遂逼素臣取赎。素臣有好友要代出赎园亭之费，素臣婉谢之。到了60岁上生子，因贺客盈门，置酒席亏空了，遂自动地把此楼售与富翁。朋友不服，说他巧遂了富人之愿。但素臣不以为意，以为本人年老，将来妻子孤单更启其谋害之心，不如此刻卖了倒好。过了几年，素臣果然死了，儿子发科得了官还家。富翁因人告他窖金藏盗，遭了官司。经县官断结，将园亭赎回，仍归故主。原来告状的人，是素臣生时的侠友；埋金栽赃，乃是侠客之计。按：文中虞素臣，即是笠翁自寓。在他的诗集中，有《卖楼徙居旧宅》七绝一首云：“茅斋改姓属朱门，抱取琴书过别村；自起危楼还自卖，不将荡产累儿孙。”（《全集》卷七）又有《卖楼》长律一首云：“百年难免属他人，卖旧何如自卖新。松竹梅花都入券，琴书鸡犬幸随身。壁间诗句休言值，窗外云衣不算缗。他日或来闲眺望，好将旧主作佳宾。”（《全集》卷六）此二诗小说开篇都载了，说是明朝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可见高人就是他自己。笠翁一生移家数次，卖楼诗不知何时所作。大概他卖楼时，也许受了富人掯勒之苦，虽然勉作达观的话，心中却希望将来有好儿子有好朋友，恢复了自己的产业。他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50岁上才生子；文中说虞素臣是60岁上生子，差了10年。虞素臣楼三层：下层接客，中层读书临帖，上层静修。这是笠翁自比梁朝的陶弘景。（《梁书》五十一《陶弘景传》：“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夏敬渠自命圣贤，小说中“文素臣”是写他自己。笠翁自命隐君，小说中“虞素臣”也是写自己。这真是无独有偶了。

演书生瞿佶与詹小姐姻缘，以望远镜为关目。托元时事。谓金华有乡宦詹公，女曰娴娴。瞿佶曾在肆上买一望远镜，登塔试眺。詹公家有池塘。一日，诸侍女跳在池中洗澡，小姐出来看见了，把她们斥责一番。佶则于塔上见之，艳小姐之色，因登门求婚。詹公示意，云不招白衣女婿。小姐知佶乃才子，闻事未就，甚觉不快，方捻毫作诗，仅成4句而搁笔，佶又在塔上看见，详其文字，为续成4句，托人寄示小姐。小姐因疑佶为神。时佶已中举人，入京会试，中二甲。不待考选而回。但同乡登第者，连佶在内共三人，都是求亲的。瞿公嘱小姐拈阄定之，不料竟拈着了别人。小姐托言亡母入梦，说只有瞿姓者应为婿。父不信，自于神位前祷祝求应。所为疏文，佶又于望远镜中详其文字，嘱人告知小姐。小姐因谓母又入梦，并能背诵疏文，不差一字。父意动，遂以女归佶。结婚后，始知佶并无神术，先后都是镜子的力量。细思虽系人谋，亦有天意。因将此镜供养在小姐住的“夏宜楼”上。此文命意太巧，因望远镜而想到窥人家闺阁，心术亦不正。望远镜明季已入中国，但以此器入小说，笠翁算是第一次了。此文开篇载《采莲歌》6首，云系少时所作，10首去4。今《全集》卷七诗集尚载10首原文。

此篇所叙，纯是谲智。写一盗，恃其智术以种种方法骗人财物，积得多金。但性颇豪奢，所捐者亦多。后遇一妓，因厌风尘，欲出家为尼。此盗即出私财买大宅第改建一庵。旧有匾，额曰“归止”，不料燕子衔泥，竟在止上添一横，成了“正”字。盗谓神明示劝，遂出家为道士。又思作殿堂，而费无所出。遂又设诡计劝募，得数千金。造殿成，二人都成了正果。文中所记种种骗人方法，大抵是摭拾见闻，凑在一起的。最后募缘骗富商一事，冯梦龙《智囊补》卷二十七有《谲僧》一条，方法完全相同。今将《智囊补》原文节录如下：

有僧异貌，徽商竞相供养。曰：无用供养我，某山寺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因出疏令各占甲乙毕，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之，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众诧神异，喜施千金。后乃知塑像时因僧异貌，遂肖之作此伎俩。

此事宋人说部中亦载之，冯梦龙仍是转抄来的。笠翁曾帮人删定梦龙《谈概》诸书，大概此条来源就是《智囊补》了。

记明嘉靖时京师金、刘二姓与一扬州权姓者昵。共设一肆廛，市书籍、名香及花，额曰“萃雅楼”。严世蕃闻权之名，欲召入府中。权拒之。世蕃乃示意一内相，诱权宫之。遂出入严府，尽知其私事。及世蕃被劾，权尽以奏闻。上震怒，遂置极刑。权至法场，目睹世蕃之死，并取其头为溺器以报夙怨云。此篇取材甚无谓，语意亦太儇佻。开篇《虎邱看花》诗，今在《全集》卷五。小说云诗乃觉世稗官20年前所作，则渔崇祯时所为诗也。

此篇出力写一婢子。记裴七郎娶妻纳妾始末，其关键全在韦家侍婢能红。略云：七郎未娶时，先与韦氏有成约。后其父贪封氏妆奁之富，与封氏订婚。封女丑陋，不惬七郎之意。后因游湖，雨中遇韦小姐及婢能红，羡之。悔前约不成，懊丧殊甚。未几，封感病死。乃求亲于韦氏。韦恨前之见弃，拒之。七郎乃觅女工俞阿妈，请其向闺中人关说，并谓“小姐如不可求，情愿得婢为妻”。能红喻意，乃设法摆布，卒使韦姓意转，以小姐适七郎，而己为侧室。因为能红在韦家“拂云楼”上看见七郎的风姿，故小说取名《拂云楼》。按旧式婚姻，诚然迷信的事情甚多。文中记能红设策、以算命占梦诸说惑小姐及其父母，固于情理不悖。但其私心滔滔，为自己留地步，亦甚明显。何韦姓一家听其摆布，竟是愦愦全无知识者？欲见能红之巧，反觉小姐太庸。文章不免因之而减色。

此篇记永乐初永嘉一士人姚氏，将婚，起一楼，仙人降乩，题其匾曰“十卺”。已而迎娶，乃一石女。继换得其妹，貌丑兼有隐疾；又换得其姊，貌与女埒而不贞，又送还其家。自此续娶，凡9次，非入门即亡，即因故退亲。不胜寂寞之苦。过了3年，母舅某氏游西湖，为聘一妇至。入门识其人，即第一次所娶之石女。相处数夕，妇因生疮，人道遂通。夫妻好合逾常。“十卺”之言亦验。

这一篇记宋政和间有僚婿二人：一名段玉初，一名郁自昌，同婚于官尚宝家。段妻曰绕翠，郁妻曰围珠：俱是国色，而翠尤胜。段性安恬，结缡后每虑造物忌盈，与妻以惜福安穷相勉励。郁风流多情，夫妻恩爱异常，誓不相离。是时国家多事，段、郁俱奉命使异国。临行时郁惜别眷恋，不胜悱恻；段以冷语绝其妻，讽其再嫁，并题所居楼曰“鹤归楼”，示不望生还之意。恝然竟去，妇大恨之。既至金，俱被羁留，段居厄处困，夷然甘之；郁则念室家不已。数年放还。郁已须发皓白，视其妻，则思夫不至，已憔悴而死。段犹健旺，视妻则貌加丰，色加丽。相见询问，妻因前隙，怨犹未已。段乃具述夙昔所以故为寡情之故，并指8年前羁旅中寄内诗为证，顺读之，乃决绝之词。试使逆读，则皆慰藉温存之语，以织锦回文自喻。妻意乃解。于是会亲友，“重拜花堂”，“再归锦幕”，胜新婚之好云。郁大概就是“欲”字，郁自昌就是“欲自昌”。段玉初乃“断欲于初”耳。《全集》卷三有《粤游家报》一首云：

因输榷钱，稍停一二宿。不出日之四五，决抵家矣！明知归期不远，而前信中迂其说者，虑尔辈望人急切，深难为情，“朝朝江上望，错认几人船”，此等闺情皆为早订归期误之也。即今不出四五之说，亦是我自为政，未尝虑及于天。不见出门之两昼一夜乎？勿盼来人，但占风信可耳。

拿小说中段玉初教郁自昌的话比较一下：

生端争闹者，要他不想欢娱，好过日子；题匾示诀者，要他绝了妄念，不数归期。这个法子不但处患难的丈夫不可不学，就是寻常男子，或是出门作客，或是往外求名，都该用此妙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说两载；拿定离家一月，不可竟道三旬。出路由路，没有拿得定的日子，宁可使他不望，忽地归来；不可令我失期，致生疑虑！

这是笠翁的话，借着段玉初口中说出来的。文中所写段玉初的学问，也就是笠翁的学问。

记明末池州东流县舒秀才妻存孤事。舒姓世世单传。舒妻生子，时天下已乱，妻矢守节，夫劝其存孤。会族人于宗祠（奉先楼），人言皆与夫同。志遂决。未几妇为乱兵所获。鼎革后，辗转入一清将之手。生丐食觅妻子，相遇于湖、湘间。妇在官船上，知为夫，命以铁索系其颈。将军后至，验铁索，知无他。闻系故夫，即以子付之。生去，妻遂自缢。将军壮其节，追生回竟以妇还之。舒家世不杀生，戒食牛犬，生在旅途困苦中，犹确守此戒。夫妻父子卒得团圆，亦得神默佑云。妇节行甚高，文据实敷衍，颇能传神。

此篇演一家团圆事，与《巧团圆》同。云宋末事，似有所本；但写的恐怕即是明末乱离的情节而加以点缀。略谓湖广郧阳府有富翁尹氏，因起楼时生子，就名子为楼生。子幼时失踪，频老无子，乃出游欲觅一可托者为嗣。自书卖身文告，云有人以父事之者则属之。至松江，一后生如约买之，执子礼甚恭。时元兵深入，父子急归。舟至汉口，子云夙所聘妇在此，将寻之。既别，登陆，时乱兵掳民间妇女，封置布袋中列肆售之。子买妇，乃得一老妪，遂母之。妪为言同难中有一女绝丽，袖藏一玉尺可验，属再买之。子如言，得之，即所聘妇，玉尺乃当年媒定之物也。相与买舟至郧阳，恰遇尹翁，而妪即尹翁之妇。至家，子登楼，识其物色，而子即当年所失之子。其事甚巧。文中所记买父母一节，尤属奇僻。但《聊斋·菱角》亦有此事。一个天性笃厚的人在伶仃孤苦的时候，或者能有此痴心，亦未可知。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四“一家完聚”条，记浙东人家事与此篇相似。文云：

浙东乱时，诸暨陈氏女年甫十六，为杭镇拨什库所得，鬻于银工，坚不肯从。杭人郭宗臣、朱胆生、尚御公者，创义醵金以赎难民。知女之义，赎之。方至，忽友人某赎一童子，问之，即其夫也。翌日，赎一妪至，乃其母也。继又赎一妪至，其姑也。有两翁觅其妻踉跄至门，即其父与翁也。两家骨肉，一时完聚。盖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

有人引此条以为即《巧团圆》所本。但细察并不尽同，似非笠翁所本。因为士禛所记此条，比《巧团圆》、《生我楼》还巧，笠翁是好奇的人，如本此事作稗官，断无改换情节使趋于简单之理。当明季乱时，骨肉相失者固多，即离而复聚，凑巧的亦必不少，决不止《池北偶谈》所载的一事。笠翁偶拈一事为题，虽家人巧遇相同，却不必说定是此事。至于口袋装人出卖的话，却是当时实情。如严思庵（即严虞惇）所记扬州蒋老娶京师妓女罗小凤事（文据《香艳丛书》二集卷一所载）：

已而大兵渡江，军中不许携带妇女，限三日卖诸民间。诸披甲以买主拣择，致价不均，各以巨囊盛诸妇女，固结囊口，负至通衢，插标于囊上求售甚急。一披甲欲卖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曰：蒋蛮子劳苦无妻，曷以赏之。

于此可以知道国破家亡之时，人民遭遇之惨，无奇不有。笠翁此篇与上篇《奉先楼》，都根据耳目所见闻的写的。虽然是小说，亦当时社会史料之一角也。

这一篇是《十二楼》之最后一篇，与上篇《三与楼》同是笠翁的自寓，其追怀往事梦想将来也是一样的；而此篇格调清新，尤觉空灵可爱。不但入话一段纯为自叙，即正传顾呆叟故事，亦是华严楼阁凭空蹴起的，其实完全说的是自己。略谓：明嘉靖间常州宜兴有林下太史姓殷，其中表曰顾呆叟，为人恬淡寡营，是隐逸一流，因场屋不利，遂绝意进取。然太史与诸乡宦皆重之，乐与往还。呆叟以酬酢不胜其烦，自结茅屋于乡曲，移居之。众知之而无可如何。殷太史以不复闻呆叟规戒之言，念之尤切，至题其楼曰“闻过”，志响慕之诚。久之，众人均不胜索居之苦，乃相与设计，谋之县令，先迫之为掾吏，以行贿得免。又属人伪为盗劫之，几罄所有。又诬其通匪窝赃，驱入城拘审。稍近城门，一小村落，则众乡宦皆候于此，属其暂寓村中，将为分解。呆叟从之，诸乡宦者皆先后别去。已而县役至，返其前贿；顷之盗至，返其劫货；又顷之，县令至，致敬礼而去。呆叟大疑惑。既夕，诸公携酒至，为述始末，始知前后遭遇皆众人相召之计。其庄园即县令与众人预为呆叟置之者。呆叟感其意，遂移家近郊。太史亦置别业于近侧，时与呆叟谈宴云。

我们稍知笠翁生平，便知道这一篇小说是笠翁自己的梦。他一生搬家数次：早游吴中，由吴中回金华原籍，在金华住10来年，鼎革后又搬到杭州。在杭州住了10年，又移家至南京。最后又由南京返湖上。此文入话，自称“余生半百之年”；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笠翁年50，此时已寓金陵。大概这篇小说，是初到南京后作的（杜浚的序虽署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预先作序，也是常有的事）。他的遭际，在原籍时很不坏。他性喜幽尚，有亭园之好，而此时即有伊园别业。在他的诗集中，有《拟构伊山别业未遂》一题（《全集》卷六）；大概最初有志修造，而为力量所限，但不久居然成功了。考笠翁造伊园，正是他居金华郡斋之时（《全集》卷七有诗序云：“郡斋有花数种，余归葺舍，灌溉无人，皆先后枯死，唯芍药尚有生机，移归志喜。”）。大概给他出赀修造的，就是金华同知许宸章。读他的《伊园杂咏》诗（《全集》卷七五绝），知此园虽小小规模，亦有胜概。所以，他此时非常满意，形之歌咏：在诗集中有《伊山别业成寄同社》诗5首（《全集》卷六七律）；有《伊园十便》诗10首，《有伊园十二宜》12首（并《全集》卷七七绝）；又有《山居杂咏》5首（《全集》卷五五律），都是这个时候作的。他的古体诗都不好，近体亦近率易，但这些诗都是安闲舂容的。可见当时意趣之佳。但笠翁这种安适恬淡的生活并不能长久。到了鼎革之后，他一时失其所依，不得已移到杭州。住杭10年，甚不得意。因为受不了营债及其他债务之累，又跑到了金陵。此时正是促促不宁的时候，想起先年个人生活遭遇，自然免不了要感慨思慕。在此篇入话中所引的诗，都是当时为伊园作的，可以知道笠翁此时对于陈迹是如何系恋！所以，我说：这是笠翁的旧梦。但旧梦之外，还有新梦。因为过去的事，空想是无益的了，人的性情，于怀旧之外，还是盼望将来。笠翁此时，便是盼望再有一般乡绅大老帮他的忙；对于他的居住生活问题，重新解决一下。这话不是揣测，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以下就集中所载，略指出数条，作为说话的根据：

笠翁移居金陵之后。第一感到切要的，自然是居住问题。在《一家言全集》卷三《柬赵声伯》书云：

日暮途穷，料无首丘之日。欲得数椽小屋，老于此邦。顾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乡，乡有暴客之警。非喧非寂间，幸叱尊伻，为羁人留意。

他的理想的住所如此，这和《闻过楼》中殷太史给呆叟置的村落“近城数里之外，朴素之中又带儒雅，恰好是儒者为农的去处”，条件恰好相合。他的芥子园金陵别业，地近长干，大概也在不喧不寂之间。金陵别业，是否即赵声伯代为物色的，或是别人帮忙，现在不能考证了。

笠翁是游荡江湖没有恒产的人，所以，他的庄园之兴时时流露。他于康熙六年（1667）入秦，所得甚丰，寄家人诗，便有“不足营三窟，唯堪置一丘”之句。当他60余岁寓金陵的时候，龚鼎孳由京师给他来信，云将购“市隐园”，与笠翁结邻。他欢喜的了不得，立成四绝奉寄以速其成，词甚卑屈（《全集》卷七），并与芝麓书述此事云：

闻购市隐园，预为“太傅”鏖棋之所，与予小子衡门咫尺，使得曳杖追随，甚盛事也。而渔之所幸，不独在庑下佣舂，可时受“皋伯通”照拂，且以生平痼疾，住在烟霞竹石间，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兹闻“裴公”将辟“绿野”，去隐人 轴，不数武而遥。“公输”在旁，徒使袖手而观匠作，大非人情，矧出知人善任之主人翁乎？是向托空言者，今可见之实事。（《全集》卷三）

余澹心《板桥杂记》载鼎孳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偕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当时或系借寓，至此时始议购买。鼎孳待笠翁很好，所以笠翁闻知此信甚喜，立促其实现。信中提及游秦游闽，又说到《闲情偶寄》。并有拟入都之语。考笠翁游闽在康熙九年庚戌；《闲情偶寄》于康熙十年辛亥成书；而鼎孳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是笠翁写此信决不能过康熙十二年。其时当在康熙十年（1671）后及十二年癸丑夏入都之前，上距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十二楼》出书，相隔已有10余年了。小说中的顾呆叟，是与殷太史结邻的。笠翁作小说，并不能将后10年的事写进去。也许鼎孳在顺治间和他早有结邻之约，小说暗寓其事。到了康熙年间，旧约要实践了。于是小说中的幻想，几乎成了事实。虽然小说在先，事实在后，而我们仍不妨看作一事。以此证明作者的心理是没有不可以的。

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笠翁游杭。回到金陵以后，又与徐电发信，请其向当道说话。《全集》卷三载此书云：

归舟日把新篇与《柳村》、《棠村》二帙，更翻快读，竟不知为路几何，为日几何，而已忽抵金陵矣。吾乡寇警渐疏，此地妖氛转炽。弟欲归依“刘表”，未审贵东翁及在上诸当路，肯复授一廛而为氓否？

这也是求人代置庄园的信。此书不记年月，但考究起来应当是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因为书中提及《柳村词》。《柳村词》是钱塘知县梁冶湄（即梁允植，真定人）作的。笠翁游杭时，冶湄出所著《柳村词》嘱笠翁选定，笠翁因作诗赠之。事正在康熙甲寅。

按：《全集》卷六有赠梁冶湄诗。诗序不书年月。但赠梁诗次赠臬宪郭生洲诗之后。赠郭诗序云：甲寅复至武林。按郭生洲即郭之培。康熙十二年（1673）、十三年，任浙江按察使。梁允植任钱唐知县凡八年，自康熙十一年（1672）起至十九年（1680）始离任（并据《杭州府志》）。与郭生洲同时相值。康熙甲寅春耿精忠叛，浙江戒严。笠翁以秋至武林，故赠梁诗赠郭诗均有“传檄”、“羽书”之语。则晤二人赠诗，均在甲寅秋无疑。徐电发是江苏吴江人，此时馆于杭州。笠翁在杭州赠徐诗有“西湖近有莲花幕”及“更喜主人能和客，新词日竞紫毫铓”之句（卷六）。似电发即客梁冶湄署中。笠翁返金陵后，与徐电发书述途中事，有舟中读《柳村词》之语。则梁以《柳村词》赠笠翁，与笠翁所云舟中读《柳村词》，前后一事。与徐书亦当在康熙甲寅无疑。

是年，耿精忠与郑经联络反清。清朝派军队去打他们。浙江官吏供应不遑，南京亦风声鹤唳。笠翁大概鉴于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攻瓜州江宁之事，欲回杭州，所以给徐电发书有“欲归依刘表”之语。明年乙卯，笠翁送两儿回浙应试，归志益决。又迟了一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便正式由南京迁回杭州。笠翁的目的于短期间真达到了。

笠翁湖上买山，自称是“浙中当道维持之力”，大概给徐电发这封信很有关系。丁巳卜居后，因构造层园，又与都门故人书，以“修葺未终，不能释手”为词，请其向京师贵交关说，各助以力（卷三《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可见笠翁关于居处庄园问题，自壮至老无一次不需人之助，无一时不望人之助。《闻过楼》小说，便是笠翁理想的遭遇。他希望他所结交的朋友待他，如殷太史和诸位乡宦待顾呆叟一样；他所遇的地方官，是小说中常州府宜兴县的地方官。这篇小说虽然是顺治末年作的，但十几年前的伊园，眼前的芥子园，20年后的层园，都是宜兴县城外小村落的变相。我们认识了《闻过楼》中的顾呆叟，便认识了笠翁了。

原载1935年12月《图书馆学季刊》第三第四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