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1939年至1940年间，曾撰《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一文。其后读书，间有新知。复欲为文述之，因循未果。1943年秋，乡前辈李玄伯先生自沪寄来所撰《述也是园古今杂剧跋》。颇正余说，读之欣然。余文迫于程限，随编随印，虽参伍考稽，颇曾用心，而仓促成书，究非定本。师友有不弃其片长而过许之者，固使余感激。如玄伯先生之特别注意余文，不吝赐教，是尤可感也。先生是文，补余文者凡4事：其一，季沧苇两任谏官。此为余所不知者。其二，赵宗建之生卒年月。余所推定，虽与先生所考相去不远，而余文只是臆测，先生文则确有所据。此二事最使余感兴味。其三，旧山楼。其四，赵宗建及其子侄。此二事先生所考亦详。而余之所知，亦有可与先生文互相发明者。是时不觉技痒，即欲为文质之先生，而兴味索然，起草未及半而止，竟不能终篇。今岁1945年9月，壹戎大定，寇虐式遏。虽困厄如余，知无复饿死之虑。闭户洒然，稍理旧业。爰取旧稿补缀之，撰为此文。冀他日先生见之，仍有以正其失焉。

旧山楼赵氏，自同汇以下，余所知者初惟四世。据玄伯先生文，则可下推至五世。益以余近来所得，则更可下推至七世。其世系如下表。其家人事迹，亦各为传，附著于后。

赵同汇，字涵泉，常熟报慈里人。少丧父，负土成坟。既葬，庐墓一年。手植松楸，三年成荫。性精敏，尚义敢为。修北门街。开塘以资灌溉。乾隆五十年（1785）旱，独力振其里。徽客负钱2000缗，焚其券，更以200缗资其丧。人以为难。初，赵氏之居报慈者，多业农圃，足以自给。久之，日衰薄。同汇欲建义庄赡之，未果而卒。后10年，子元恺成父志。以父手订义庄规约，请于当事具题。道光三年（1823）旌孝义。祀忠义孝悌总祠，并准别建专祠，春秋官为祭享。常熟赵氏之以孝义从祀且得专祠者，自同汇始。同汇喜延接士流。所居曰“总宜山房”，邑之名宿多造之。子二：长元绍，次元恺。

以上纪同汇事，以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九《赵涵泉传》为主。此外，如《虞阳旌表续录》卷八下《同汇传》，记义庄事稍详。邵渊耀《小石城山房文集》卷下《赵退庵家传》，亦涉同汇事。今并取之。清光绪甲辰重修《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一《人物志》载同汇事。称：“同汇置赡族田千亩，手定义庄规约，遗命子元凯成之。恩旌孝义，祀忠义孝悌总祠。”注云：“出《天真阁文集》。”然原湘但言元凯置赡族田千亩，未尝以为同汇事。他书亦然。此既以为同汇事矣，又言遗命子元凯成之。其语游移，失纪事之体。又原湘为同汇传，在同汇殁后10年。其时非嘉庆二十五年（1820）即道光元年（1821）。此时同汇尚未旌表，故原湘文无一字及之。今纪旌表事而云出原湘《天真阁文集》，是诬原湘也。同汇旌表之年，邵渊耀《赵退庵家传》云道光癸未。癸未，道光三年（1823）。《旌表续录》则云道光二年（1822）五月二十一日旌。兼记月日，似尤可信。然数目字较干支字易误。续录“二”字安知非“三”字之讹？渊耀乃元恺之友、元恺子奎昌之师，与赵氏关系至深，且为传当据家状，其纪年似不应草率。故余宁取《退庵家传》。同汇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亦见《旌表续录》。诸书均不言其生年。考《天真阁集》卷十六有《总宜山人歌赠赵翁同汇》诗云：“山人六十头未白，平生好酒兼好客。”是卷纪年署“阏逢浑敦”，即嘉庆九年（1804）甲子。嘉庆九年，年60。上数60年，为乾隆十年（1745）乙丑。知同汇乾隆十年乙丑生，享年67岁也。

元绍字孟渊，诸生。早卒，无子。弟元恺裒其集为一卷。孙原湘、邵渊耀皆为作序。渊耀序，《小石城山房文集》不收。原湘序，见《天真阁集》卷五十二。称：“每过北山，辄扣茅屋。尊甫含泉翁出其宿酝，佐以时蔬。命子行觞。浣花骥子，不废诗名；眉山小坡，时有佳话。瓯北先生为君家之宗衮，主海内之骚坛。君亲承指授，益变风格。”谓元绍从瓯北学诗，且与瓯北同宗。其言颇可注意。今编年本《瓯北集》，无一字及元绍。不能知其结交始末。然卷一有《呈家谨凡教授》诗云：“师资幸得依宗老，请业何辞月满除。”谨凡，常熟悉赵永孝号，乃元绍之高祖王父行也。诗作于乾隆丙寅（十一年[1746]）、戊辰（十三年[1748]）之间。时永孝方为常州府教授，故诗云然。卷三十二有《和者庭韵兼祝其七十寿》诗，诗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作。卷四十有《族兄者庭八十寿》诗，诗是嘉庆三年（1798）戊午作。并有“白首兄弟”之语。者庭，赵王槐号，王槐乃永孝之子、元绍之曾祖王父行也。由此知瓯北与常熟悉赵氏确有宗谊。元绍之从瓯北学诗，甚非偶然。瓯北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考授内阁中书。是时，邵齐熊亦考授内阁中书，与瓯北同僚，最相得。瓯北赠诗所谓“嗟我迂拙百不交，独爱虞山邵老六”者也（《瓯北集》卷四）。齐熊屡举进士不第，归隐江乡。而瓯北第三人及第，扬历中外。然二人交情迄不改。瓯北三十七年（1772）壬辰乞假归，途中有《寄邵耐亭》诗（卷二十。按：齐熊号耐亭，晚号松阿）。明年癸巳抵家，又有《叠字体寄邵耐亭》诗（卷二十一）。至五十八年（1793）癸丑，遂往虞山访之。赠诗有序云：“与邵松阿别几三十年。中间虽邂逅杭州，交语未及寸烛也。今夏始至虞山奉谒。承招同苏园公、吴竹桥、鲍景略诸名流燕集。抚今追昔，即席奉呈。”（卷三十六）苏园公即苏去疾，吴竹桥即吴蔚光，皆老宿也。鲍景略名伟。此3人与齐熊皆同汇座上宾。齐熊既为同汇所礼，又与瓯北交深；以理揣之，元绍从瓯北学诗，其因缘除同宗关系外，似尚有齐熊为之介。其识瓯北，或即在乾隆癸丑瓯北来虞山时，亦未可知也。元绍《总宜山房诗稿》，余未见。单学传《海虞诗话》卷十载其《天龙泉绝句二首》。其一，“寒碧澄潭敛，众山倒影深；潺潺流不歇，风雨和龙吟。”其二，“山深夏亦寒，人静山逾绿；清泉莹我心，太古一涵玉。”颇为雅炼。即此可以概其余也。

诸家文但言元绍早卒，不言卒于何年。余谓当在乾隆末嘉庆初。其证有二。邵渊耀《小石城山房文集》下有《赵节母陆太宜人传》，为元绍妻陆氏作。传称“孟渊以高才充赋不售，努力攻苦，病瘵早夭”。“充赋”谓应江南乡试。寻渊耀文意，似谓元绍卒去其补诸生时不甚远。元绍补诸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见《虞阳科名录》卷四下。明年乡试，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恩科。明年又乡试，为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越3年，又乡试，为嘉庆三年（1798）戊午科。元绍乡试不售，当不出此数科。一也。《陆太宜人传》称太宜人“年臻八十，康强逢吉。燕喜令终”。“令终”出《大雅·既醉》篇，可不必作死亡解。然传虽未明言太宜人之死，而词意感慨，非生传体。疑此处用“令终”，仍是寿终意。陆氏年30而寡，见《虞阳旌表续录》卷十下。倘陆氏寿终时所值之年可知，则其丧夫时所值之年亦可推知。惜传不言陆氏卒年。然传称“昭阳作噩之岁，叔才（元恺字）以孟渊遗诗属弁其端。忽忽三十余年，又传太宜人焉。”今假定作传之年，即陆氏卒年。则自昭阳作噩即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算起，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为31年。至咸丰元年（1851）辛亥，为39年。陆氏卒当在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与咸丰元年辛亥9年之间。由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上数51年，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由咸丰元年辛亥上数51年，为嘉庆六年辛酉（1801）。其时陆氏年30。则元绍卒当在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与嘉庆六年辛酉9年之间。二也。元绍卒年，余所能考者如此。不知当否。至元绍享年若干，诸家文亦不明言。惟以元绍卒时其妻陆氏年30推之，度其享年亦不过30左右耳。

元凯字叔才，从邑人陈中仁、王恺、孙原湘学为经义。名噪一时。嘉庆八年，补诸生。数举南北乡试不售。会遭父母丧，遂绝意进取。自号曰退庵。善治生，家日以起。而自奉甚约，无声色裘马之好。嗜典籍，工诗能书，善鉴别书画。豪侠好客，一时名士皆与之游。方同汇时，家稍裕，然有田仅400余亩。欲建义庄，撙节30年，竟不能遂其志。至元恺经营10年，捐置义田至千亩。族人之贫者咸赖以生。故孙原湘谓元恺“精亩强干，酷似其父”云。道光十三年（1833）旌孝子。子奎昌，兼承元绍后。

以上述元恺事以邵渊耀《赵退庵家传》为主。传不详者，更以《虞阳旌表续录》卷八下《同汇传》、卷十上《元恺传》补之。《家传》谓元恺体素强。己丑秋，偶感暑疾，遂不起。年四十有九。不言何朝己丑。余定为道光己丑。仍以渊耀文证之。《小石城山房文集》上，有《魏氏乐宾堂卷跋》，云：“昔吾友赵君叔才席丰好客。其表兄魏君伯明，最为大户。伯明子元夫、叔方子曼华，先后请业于余。道光己丑以后，两君乔梓相继谢世。”合渊耀文二首观之，知传所云己丑，是道光己丑无疑。道光九年（1829）岁在己丑。是年元恺卒，年49。知元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也。元恺《一树棠梨馆诗集》，余亦未见。仅于《海虞诗话》卷十二见其诗数首。《秦淮卧病》云：“檀板金筝碧玉箫，无端孤负可怜宵；客中饥渴鱼缘木，梦里莺花鹿覆蕉；好友似云迟未至，病魔如雾苦难消；板桥烟雾雨青溪月，若个从头问六朝？”风情不浅。《偕周鹤侪探梅》云：“我辈自应寒彻骨，此花惟许月传神。”亦自不凡。单学传谓此皆少作。中年后不恒作，作亦不示人云。

奎昌字曼华，诸生，官詹事府主簿。其事迹见《小石城山房文集》下《曼华赵君小传》。清光绪甲辰重修《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一《人物志》亦载奎昌事。注云：“出邵渊耀志墓。”勘其文与传略同，而志所云“奎昌尝辑《三峰寺志》，与从兄孝廉允怀互相商榷，识者称善”数语。传无之。知渊耀自有《奎昌墓志》。今文集有小传，无墓志。不知其去取之故。或以文同纪一人事不必两收欤。传称“曼华弱冠补诸生，经义外兼工诗画，雅不自矜。已而需次宫僚。一时名公卿咸器重之，文字之役，多以属君。退庵既殁，服阕后一赴京邸。以家居奉母为乐，不复出。年甫逾壮，偶示微疾，欻尔不起。”其纪奎昌事亦可谓具始末。然事尽于形，须加以补充。如云：“曼华遗孤长者初习数日，幼者仅五龄。”长者谓宗藩，幼者谓宗建。宗藩亦为大宗后。见《赵退庵家传》而此处皆不举其名。此书法之疏也。邵松年《虞山画志续编》称“奎昌画不一格。山水在文、沈间，写生亦宗明人法。所作《慈乌孝羊图》，人尤推之。”《瓶庐业稿》第三册载翁同龢题《赵曼华画卷》云：“道光己丑、庚寅（1829—1830），先君官中允。君以詹事府主簿来京师，居内城，往来尤密。是时君之画学日进，名称动公卿间矣。”《虞山画志续编》文载奎昌《自题画扇》诗云“平桥树影绿毵毵，一角晴烟露远岚；怅望柳花如梦里，东风吹雪满江南。”颇有风调。凡此皆可证小传工诗画之言不虚。然语太简，不读他书，则不知其诗画如何工。此描写之未尽也。小传不书奎昌卒年。又不明言寿若干，但云“年甫逾壮”而已。“年甫逾壮”，果为31乎？此非考证不明。余谓奎昌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其享年确是31岁。何以知之？《虞阳旌表续录》卷七下《常熟悉县生存节妇门》有奎昌妾姚氏，其文曰：“詹主簿赵奎昌妾姚氏二十四岁寡。先后随正室钱氏、继室吴氏侍奉堂上，深得欢心。无所出。嫡子宗德宗建，幼失怙恃。氏视如己出，提携捧负，俾得成立。后嫡孙仲晟丧母，才三岁。氏受亡者托，力为抚养。壬午，仲晟举于乡。氏喜曰：此可慰前人寄托心矣。现年七十一。”文后注云：“光绪五年（1879）旌。”《旌表录》所录已旌未旌之人，皆据当时请旌册安书之，其记载自属可信。然此段文甚驳。以氏光绪五年旌，而仲晟举于乡乃光绪八年（1882）事。“氏喜曰”云云，亦不似册案语。显系编书时所增。故今日引用此文，必须从全文中将“壬午仲晟举于乡”以下19字删去。认“现年七十一”，乃对氏光绪五年旌表时言，非对八年仲晟举于乡时言，方合事实。氏光绪五年（1879），年71。由光绪五年上数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24，即奎昌卒年。余此说似可成立。然自他人视之，或尚以为证据不足。恐其说之未当也，乃更取他事之关涉奎昌卒年者，以吾说验之，观其合否。结果，无不合者。《曼华赵君小传》云：“曼华亡，上距退庵之亡弗及四稔。”退庵亡于道光九年（1829）秋。自道光九年秋至道光十二年，以日计算，不及4年。此合者一也。又云：“曼华遗孤幼者仅龄。”谓宗建也。宗建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3。其生年当为道光八年（1828）。自道光八年数起至道光十二年，恰是5岁。然则余谓奎昌卒于道光十二年，其言信不误矣。小传谓奎昌弱冠补诸生，不言补诸生在何年。《虞阳科名录》卷四下，载道光元年（1821）辛巳科试常熟悉生员有赵奎璇。《科名录》例，每一人名下，皆注其字及为何人之子孙，何人之侄。奎璇下独无注。余疑奎璇即奎昌。以是年科试，赵氏入学者只二人，其一即奎璇；其二宗功，乃奎昌从子行。自道光元年上溯至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岁试生员始有赵姓。一赵元洽乃奎昌从父行。一赵允怀，即与奎昌同辑《三峰寺志》之人。奎昌入学，决不在嘉庆间，其事甚明。自道光元年，下数至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试生员始有赵姓一人，名文铨，字子衡。此人决非奎昌。盖不唯名字不类，即以历年考之，奎昌道光五年若年20，则道光十二年，年甫27，尚不及30，不得云“年甫逾壮”也。故余疑《科名录》道光元年之赵奎璇即赵奎昌。然嫌无证。及读《海虞诗话》卷十五“赵允怀”条云：“其族曼华主簿奎昌，原名奎璇，能画亦能诗。”乃大矜喜。考证之学贵求证据，亦贵能假设。其假设有理不可易者，此类是也。奎昌道光元年（1821）入学，年20。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31。恰与小传“年甫逾壮”之言合。然则余谓奎昌享年确是31岁，其言亦不误矣。渊耀自负能古文，凡古文家作传记文，大抵重文词而轻事实，甚者以事实迁就文词。余考旧山楼赵氏事，资料得自渊耀集者不少。然其文经余采用，往往须余费一番考订工夫，其事实始明白。不独此一传然也。

宗德，《赵退庵家传》独作“宗藩”。渊耀作此传在咸丰中，时宗德兄弟已壮，知“宗藩”是谱名。其字“价人”，取《诗大雅板》篇“价人维藩”之义。后入仕改名“宗德”，而字仍旧。故名与字不相应也。光绪甲辰《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一载宗德事，附其曾祖同汇传。云：“宗德例授郎中，签分户部，以勤敏称。同治戊辰，捻军由豫东走，畿辅戒严。朝命庞文恪为五城练勇大臣，奏带宗德为随员。叙功加四品衔。将真除，因丧幼子归里，卒于家。”庞文恪谓庞钟璐，宗德乡里也。志但叙宗德仕历，而不及学艺。实则宗德工画，见《虞山画志续编》。云：“宗德山水摹石谷，设色水墨，并极秀润。颇自秘，不轻示人。偶作一二帧，木署款，但钤‘白民’小印。”又云：“予从哲嗣君默处，得观水墨山水一帧，后有顾若波题跋，极推重之。”若波名氵云，常熟人，善画有名。翁同龢光绪己亥（1899）《题顾若波画》诗所谓“画史亦无数，斯人不可求”者也。宗德画不肯为人作，见同龢《题赵曼华画卷》。邵松年见其画，欲夺之，不可。亦见《画志续录》。其狷如此。志不书宗德卒年。其生年余据《曼华赵君小传》考得之。传称曼华遗孤长者初习数日。《礼记·内则》“九年教之数日”。谓长者９岁也。道光十二年（1832）曼华卒时，宗德9岁。知宗德生于道光四年（1824）。宗德光绪十五年（1889）犹存，见《翁文恭日记》。是时宗德年66矣。

宗德3子。其一曰仲简，字君默。玄伯先生已言之。仲简曾官浙江主簿。妻金匮华氏，名瑶姝，字湘芙，善画，工山水。随宦新溪，官阁联吟，哦松染翰，颇称韵事。见《虞山画志续编》；其一字君修，玄伯先生不知其名。考《虞阳科名录》卷四下《生员门》，载同治七年（1868）戊辰生员有赵仲敏，乃寄籍外学者。注云：“君修，奎昌孙，入宛平学。”是君修名仲敏也。卷二《举人门》，载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举人有赵仲纯。注云：“字君修，奎昌孙由昭，监中式，改名仲晟，捐运副，分浙江。”是君修名仲纯改名仲晟也。《科名录》一作“仲敏”，一作“仲纯”，自为歧异。而其时赵氏尚有一仲纯。《科名录》卷三下《捐贡门》载同治朝捐贡有赵仲纯。注云：“心卿，宗望侄，捐盐大使，补浙江黄湾场大使。”卷四下《生员门》载同治四年（1865）乙丑府学生员有赵仲纯。注云：“心卿，宗望侄。”此仲纯乃城内赵氏，与君修为疏族。君修同治朝已以“仲敏”名入学，光绪朝又以“仲纯”名应举，后又改名“仲晟”。不知何故。或《科名录》卷二《举人门》仲纯“纯”字乃“敏”字之误欤；其一宗德幼子，先宗德卒，见光绪甲辰（1904）《常昭合志稿》。今不知其名。

光绪甲辰《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一载宗建御粤军及筹常熟善后事，不过30字。云：“粤军扰邑，屡督勇击却之。邑城复，筹善后事，多尽心力。叙功，加四品衔，戴花翎。”始余读此文，以为宗建不过以微功得保举者耳。及读翁同龢所撰《清故太常博士赵君墓志铭》，始知宗建以书生奋起从戎。且功成不居，有鲁连之风。洵可谓振奇人也。《志》不知置重此点，甚失传体。其纪宗建他事，亦略。以同龢诗文考之，宗建晚自号“花田农”，见《瓶庐诗稿》七《赵次公挽诗》。所著《灌园漫笔》，同龢有题诗，亦见《诗稿》七。宗建承其家学，鉴画甚精，见《瓶庐丛稿》第三册《题赵曼华画卷》。宗建殁，同龢私谥为“有道先生”，见《丛稿》第六册《赵次公哀辞》，《志》皆不书。故今日考宗建事，当以同龢所撰《宗建墓志》为主，更参考《墓志》外之同龢诗文，始可云完备。《宗建墓志》在《瓶庐丛稿》第六册。原文稍繁，今节录之。文云：“君讳□□，字次侯亦曰次公。君少孤，与其兄价人力学，文采斐然。数试不利。以太常寺博士就试京兆，独居野寺，不与人通。已而罢归。咸丰十年（1860），粤军陷常州、苏州。吾邑东南西三路受敌。团练大臣庞公偕邑人城守。君别将一营，扼东路支塘。支塘，太仓之冲也。而敌由西路扑城。八月二日，城陷。君驰援，遇敌三里桥。鏖战，壮士周金龙帅子刚歼焉。君乃北渡江至海门。君之室浦先以赍装次海门。君慨然曰：‘事至此，何以生为！’尽散之，得沙勇数百。乘夜渡江，毁敌叠数十。进至王市。天大雾，敌悉锐出。战失利。遂走上海，乞师于巡抚李公。得总兵刘铭传与偕，日夜图再举。同治元年（1862）十月，敌将骆国忠以城降。君从刘君大破敌于江阴阳舍。于是沿江上下百余里无敌踪。侍郎宋公以君功入告。有旨嘉奖。赐孔雀翎。发两江总督曾公差委。君谢不赴。与邑人辑流亡，补城垣，浚河道。从此不问兵事。君喜宾客，善饮酒，蓄金石图史甚富。所为诗文清逖有体格。晚好谈禅，然论及当世事，犹张目嗟呼，声动四座。君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丙寅，年七十三。子仲乐，前卒；仲举，邑庠生。孙士权前卒；士策业儒。曾孙不骞。”《墓志》所称“团练大臣庞公”，邑人庞钟璐也；“巡抚李公”，李鸿章也；“两江总督曾公”，曾国藩也。“侍郎宋公”，似谓宋晋，晋是时为仓场侍郎。“阳舍”，汛地名。诸书皆作“杨舍”。此作“阳”，似笔误。

仲乐事迹不详。妻江阴季氏，芝昌之孙，念诒之女，阀阅甚高。归赵氏，不一年而卒。同龢为作《李孺人传略》，在《瓶庐丛稿》第五册。仲乐无子，以仲举长子士权为嗣。士权子不骞字钧千，研究金石，亦喜谈板本。抗日战起，为日寇所害。

仲举字坡生，一字能远。善花卉，兼工翎毛草虫。体物之微，细入毫发，可与翁学海并驾齐驱。见《虞山画志续录》。“坡生”亦作“谱笙”。《虞阳科名录》卷四下《生员门》，载光绪六年（1880）庚辰常熟生员有赵仲举。注云：“谱笙，奎昌孙。”卷三下《捐贡门》，载光绪朝捐贡有赵仲举。注云：“坡生。”可证。“谱笙”亦作“补笙”。玄伯先生因《翁文恭日记》所书有“赵坡生”又有“赵补笙”，遂谓宗建子有坡生、补笙二人。其实“坡生”、“补笙”是一人字有两种写法，非二人也。

宗建子侄，皆以“仲”字取名。“仲”字亦是派名。《小石城山房文集》卷上《骏德堂赵氏祭田书田记》载赵宗耀侄有仲标。卷下《赵振之广文传》载赵宗望子有仲嘉。《旌表续录》卷七下载赵宗瑞继子有仲镕。《科名录》卷四下《生员门》、卷三下《捐贡门》，载咸丰五年（1855）乙卯生员咸丰朝捐贡并有赵仲洛，字少琴。卷四下《生员门》，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生员有赵仲抃字显卿，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生员有赵仲明字蓉生。均可证。

余曩撰《述也是园古今杂剧》，记旧山楼事甚略，兼有错误。宗建之旧山楼与同汇之总宜山房虽同在一区中，而旧山楼址非即总宜山房址。余文谓宗建所居即总宜山房旧居。意谓今之旧山楼即昔之总宜山房，误矣。赵氏宅第，自道光初至咸丰中，30余年间，曾有两次迁变。余谓宗建所居即总宜山房旧居。其意似谓赵氏自同汇以下，四世居报慈里，不曾迁移者，又误矣。余当时对旧山楼历史知识太不充足，故言之不明确如此。今则所知稍广，事实渐明。乃采诸家文之记赵氏宅第者，重加考证，诠次为此篇。

邵渊耀《旧山楼记》云：“镇江门外宝慈里，地以古庵得名，在村郭间，负山面水，景物闲外。群萃托处于斯者，有以自适。大率孝悌力田，不求闻达。”其风土人物之美如此。同汇世居是里。夷考其行，真所谓“孝悌力田不求闻达”者也。所居曰总宜山房。孙原湘《赵涵泉传》记山房景物云：

绕翁居多古木，蓊翳庭中，老桂殆百年物。翁又杂植花木，辟梅圃，广可教诲。

山房老桂，《天真阁集》、翁心存《知止斋集》均有题咏。翁同龢于光绪中尚见之，十五年《日记》所谓“老桂一株尚是旧物”者也。原湘此文作于嘉庆末，时同汇已卒。其后记山房景物者，尚有邵渊耀。渊耀咸丰中作《赵退庵家传》云：

方赠公时，所居舫斋，地止数弓，而花木竹石，位置妥帖；春秋佳日，集名流觞咏其中。所谓总宜山房者也。

其《旧山楼记》作于咸丰七年（1857），亦云：

舅氏涵泉赠公豪爽而有隐操，所居舫斋曰总宜山房，花木秀野，雅称觞咏。

据此，知总宜山房乃同汇斋名。同汇梅圃数亩，而山房地止数弓。但求雅适而已，不嫌小也。原湘乃同汇之友，数饮园中，习其风物。渊耀乃城内赵氏之甥，呼同汇为舅，幼尝出入园中，故虽追记旧事，而言之犹真切如此。山房中贮图籍甚富。同汇又喜饮好客。原湘《赵涵泉传》记其事云：

颜其居曰总宜山房，盖市图籍，充仞其中。邑中名宿多造焉。翁善酿酒，取水桃源涧，香味清冽，名“桃源春”。客至，辄命元恺行酒，曰：与现在古人酬对，胜如故纸中求之也。

地有嘉树，屋有图籍，家有美酝。人家其此三者，固名士所欲造。然苟主人不贤，或无大恶行而不同气味，则名士亦不欲访之。翁隐者，未必以儒者自居。然其教子之言，实饶有风味。今之儒者，或未解此。宜诸名士之亲之也。人情贵远而贱近。古人有寸善，则仰之以为不可及。今人负异资，则摒之以为不足道。实则学问伎术，愈后愈进步。以人才论，不但现在人中有古人，古人中且无现在人也。以学习言，则古人长往，风徽日远。求古人精神于故纸中，究不若与现在古人酬对，听其言论之为愈。此理易解，而知之者寡。翁能有此言，虽曰未学，吾不信也。翁之居在镇江门外。镇江门邑北门，俗所谓此旱门也。据《天真阁集》，则翁城北尚有别墅，卷十九有诗咏之。序称“涵泉赵翁，构别墅于城北暇辄憩焉。属余赋诗。”云云。诗作于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疑翁别墅之构，亦在此时。此别墅与总宜山房无涉。今附记于此。

同汇山房梅圃，不知营于何时。以情理论，应在家事稍裕之后。《赵退庵家传》称同汇生事稍裕，慨然以收 族人为己任。力有未逮，赍志以终。《旌表续录》八称同汇欲建庄赡族，而受产仅400余亩。撙节30年，力终不逮。夫受田400余亩不为过少，而云力不逮者：盖族大丁多，赡族之田，少则无补，故撙节30年犹不逮，非谓同汇家贫也。以是而言，则同汇一生，其后30年可谓之宽裕时期。同汇卒嘉庆十六年（1811），逆数30年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今假定同汇营山房梅圃在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则同汇中年后有园馆之美，有宾客之乐。当太平雍熙之时，享清闲之福者几30年。其境亦可羡矣。元恺好客似父。方元恺嗣其父居总宜山房时，山房亦不寂寞。然余读《旧山楼记》及《赵退庵家传》，知元恺有移居之事。《旧山楼记》云：

舅氏涵泉赠公，所居舫斋曰总宜山房。此地当乾隆间，为园公刺史、竹桥礼部、长真吉士诸公之所游宴。嘉庆间则为邃庵协揆、伟卿比部之所馆餐。而角艺赌酒，吾亦尝与。退庵生业日裕，移居宾汤门外东臯。山房乃为旧宅。

宾汤门邑东门，俗所谓大东门也。园公、竹桥，同汇客。见上文。邃庵，谓翁心存；伟卿，谓吴廷鉁，并元恺客；长真，谓孙原湘。原湘为同汇父子客，嘉庆时数来山房。此与园公、竹桥并目为乾隆时客，误。原湘识渊耀于髫龄，嘉庆中且同游宴。渊耀虽暮年撰文，不应颠倒如此。盖行文偶疏耳。《赵退庵家传》记东臯事尤详。今录其文于下：

方赠公时，所居舫斋地止数弓，而花木竹石，位置妥帖。及君移居宾汤门外，旁有亭树，相传为瞿忠宣东皋遗址。稍北，为华氏存松园，亦兼有之。叠石浚池，曲具胜概。赠公故豪饮，君实克肖。佳客过从，每留燕赏。觥筹交错，酣嬉淋漓，有孟公投辖之风。而客之不胜杯杓者，曾不强以酒。故人得尽其欢。

东皋在虞山下，本忠宣父湖广参议汝说所构，忠宣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贯清堂、镜中来诸胜。后废。见光绪重印乾隆本《常昭合志》卷五。《志》云：“东皋在镇海门外。”镇海门邑北门，俗称北水门。与渊耀文称在宾汤门外者不同。盖东皋本位于宾汤、镇海之间，不妨两属，故文异也。存松园乃华氏园。《天真阁集》卷十六有《题华指挥存松园》诗。诗是嘉庆九年（1804）作。华指挥，不知其名。据渊耀所述，似元恺东皋规模在报慈旧居之上。盖家日起，则宅第亭馆之要求视往日为奢。亦人情之常也。

元恺何时移居东皋，渊耀文不明言。余谓决不在嘉庆二十年（1815）前。可以《天真阁集》、《知止斋集》证之。今《天真阁集》，其诗确知为元恺总宜山房作者2首：如卷二十二所载《四月十七日过赵叔才秀才》诗及《醉赵生叔才桂花下》诗是，皆嘉庆二十年乙亥作。《知止斋集》，其诗序出总宜山房者6首：如卷二《九日偕曾石谿陈梅江集赵叔方总宜山房》诗、《夜坐总宜山房桂花下》诗、《叔才招同单师白孙仲直集总宜山房》诗、《总宜山房晓起看雪》诗，皆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作。卷三《雪中集总宜山房》诗、《总宜山房看雪》诗，皆二十年乙亥作。其诗序不出总宜山房，而确在总宜山房作者一首：如卷二《同叔才奇男习射》诗是，亦乙亥作。据此二家诗，则元恺移家，决不在嘉庆二十年前，明矣。余疑元恺终嘉庆朝，无移家之事。其移家似在道光初。何以知其然也？元恺以善货殖致富，见《赵退庵家传》。《天真阁集赵涵泉传》、《旌表续录》卷八下，俱称涵泉翁欲建义庄。翁殁10年，元恺总理操切，遂成先志。是元殁事生产在翁殁后10年间。其建义庄，距翁殁时10年。翁以道光三年（1823）旌，疑元、二年是元恺立义庄时也。凡人有大义行善举，必在其家有余力之时。移家多为生活便利或事实需要，固不关财货之有无。然园馆之经营拓辟，亦必在家有余力时。故余疑元恺营东皋时，必与其建义庄时不远。以渊耀文考之，《旧山楼记》称：“退庵生业日裕，移居宾汤门外。”虽不著迁移岁月，而元恺移居在其生业日裕时，则渊耀言之已明。又其记总宜山房宾客分二期：首乾隆期，次嘉庆期。而叙元恺移居事于嘉庆期之后。寻渊耀文意，亦不谓元恺移居在嘉庆时。可知余之言固未尝不近乎事实也。

元恺移居，盖为管理财产方便计，非轻去其里。东皋第，元恺传奎昌，奎昌传宗德、宗建。三世居之，固已宴如。然报慈在虞山之麓，景物幽绝。山房乃同汇所营，梅圃依然，老桂无恙。40年间，遗泽未斩。至咸丰中，遂有宗建缮葺报慈旧居之事。

张瑛有《旧山楼记》，似在所著《知退斋文集》中。原文余未见。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卷七所引只60余字，非全文。余曩撰《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引瑛《旧山楼记》即据《记事诗》。虽嫌其过简，无如何也。后于《小石城山房文集》卷上见邵渊耀所撰《旧山楼记》，乃大喜。盖其文不唯记旧山楼事甚悉，即旧山楼前之赵氏园亭，亦大略言之。实为考旧山楼之绝好资料。故余今日纪旧山楼事全据此文。其意有不尽者，更疏通之。文称：

舅氏涵泉赠公所居舫斋曰总宜山房，花木秀野，雅称觞咏。子孟渊、退庵两兄，俱从幼识面。孟渊早亡，与退庵尤昵好，遂令子曼华请业焉。退庵生业甘裕，移居宾汤门外东皋。山房乃为旧宅。自退庵、曼华相继徂谢，予于春秋佳日出郭游衍，问至山房，步屟庭内，眷顾嘉植，慨念旧游，每攀枝执条不忍还反。

此追记总宜山房，为旧山楼张本也。退庵移居，在道光初年，卒于道光九年（1829）。曼华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山房自退庵移居，失其主要地位。经12年后，嘉木美植，依然如故，观此文可知。又称：

去年，曼华仲子常博次侯，既潢治三峰《龙藏》刊行先世著作。又于山房东北缮葺位置亭榭，并臻整洁，命曰“宝慈新居”。有双梓堂、古春书屋、拜诗龛、过酒台诸胜。而兹楼居其北，地最高朗，岚彩溢目，迩延远揽，足领全园之要。

此记旧山楼缘起，文虽简古，而事极核备。其昭示吾人者三事：宗建园曰“宝慈新居”。宝慈新居在总宜山房东北；此园之位置可知也。余谓其地至少包同汇梅圃在内。同汇辟梅圃，广可数亩。见《赵涵泉传》。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光绪九年（1883）日记云：“游赵次侯园亭。种梅二亩许，暗香疏影，颇极幽静。”以日记文与传文互证，知宗建园即同汇梅圃。昌炽不知常熟赵氏掌故，辄云：“次侯种梅二亩。”实则梅乃同汇物，非宗建物也。旧山楼又在宝慈新居之北，此楼之位置可知也。余前撰文谓旧山楼即总宜山房。以此文考之，其失甚明。然翁同龢谓旧山楼，是其父馆赵氏时授书之所。庭前老桂一株，尚是旧物。同龢父心存馆赵氏，在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二十年乙亥（1815）二年间。今《知止斋集》甲戌所为诗，有《夜坐总宜山房桂花下》诗，有《总宜山房晓起看雪》诗，皆称“总宜山房”。何也？盖“总宜山房”是斋名，亦是园名。渊耀文称舅氏涵泉所居舫斋曰“总宜山房”。是专指斋言之也。心存授书之所，距同汇舫斋尚远，而亦称“总宜山房”者，以书房在总宜山房园中也。“旧山楼”是宗建所揭新扁。心存授书之所，嘉庆时必不名“旧山楼”。同龢特以新名称之耳。宗建缮葺宝慈旧宅，与潢治三峰《龙藏》、刊行先世著作同时，此营缮之时可知也。先世著作，盖指奎昌所辑《三峰寺志》言。“去年”二字似无着。实则不然，以此文后署“咸丰七年（1857）春王月”，去年是咸丰六年（1856）也。宗建与兄宗德居东皋已久，其地非不适。何以宗建此时忽有缮葺宝慈旧宅之事？余谓是时兄弟析产。兄得东皋而弟得报慈也。观诸家文言旧山楼，皆以楼属宗建不属宗德可知。何以析产必在咸丰中也？曰道光十二年（1832）奎昌卒时，宗德年9岁，宗建年5岁。元绍妻陆氏、元恺妻钱氏、奎昌妻吴氏，皆寡。宗德虽为大宗后，是时无析产之理。至咸丰六年，陆、钱、吴皆前卒。宗德年33，宗建年29矣。上无尊亲，兄弟咸能自立。故可析产也。渊耀所言三事，余此处所诠释者较渊耀文多数倍。非不惮烦也。文之繁简各有宜。渊耀文为宗建作。对宗建言赵氏事，不必过详。余文为搜讨旧山楼掌故而作，在今日言赵氏事，不可略也。又称：

夫喜新而斁旧，固昧称先之意。抑沿旧而不复图新，又将以习惯而视为寻常，因仍 置，且任就施废，不甚顾藉。此变通之所以为悠久。地不必改辟，而勤思缔构，日增月廓，乐趣靡穷。读书学道，胥此志也。

此发挥新旧之义，语近腐而意自明。盖宗建园虽即同汇故园，而缮葺位置并有新意，其亭馆颇有添筑者，已不尽依同汇之旧也。

宗建此园，竹木林屋，结构精绝。叶昌炽光绪元年来游，极称之。语见《缘督庐日记抄》。宗建所居曰梅颠阁，阁与旧山楼相属。翁同龢光绪十五年（1889）回里。来游，赏之。谓“阁小而窗棂面面皆有趣”，见玄伯先生文引日记。《瓶庐诗稿》五有《次韵赵次侯送行之作》。诗署己丑，亦光绪十五年（1889年）作。送行谓送同龢入都也。诗云：“梅颠绰有元龙气，却恨窗棂面面遮。”此又一义。“梅颠”下注云：“君新构此阁。”似阁即构于光绪己丑。《诗稿》七有《题赵次侯灌园漫笔》诗云：“不数世间凡草木，知君心事在梅颠。”注云：“君重修梅颠阁。”诗署庚子。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距己丑阁新构不过11年，不知何以须重修？又宗建卒即在是年五月。阁重修后宗建居之亦不久也。

余记旧山楼事，尽于上文。然宗建园除报慈新居外，尚有半亩园。亦不可不一述之。半亩园两见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1998）《日记》。一云：“诣次公处，过其半亩园。”一云：“慰次公失孙，晤于半亩园。”见玄伯先生文。然半亩园实非宗建所辟。邵渊耀《曼华赵君小传》云：“退庵既殁，曼华服阕后一赴京邸。以家居奉母为乐，意不欲复出。于报慈丙舍傍辟半亩园，以为板舆行乐之地。”是半亩园本宗建父奎昌园。宗建得之，盖亦在咸丰六年（1856）兄弟析产时。其园在报慈墓舍傍，本自为一区，与宗建所得报慈旧宅无涉。玄伯先生疑半亩园即旧山楼之园，盖先生偶未见渊耀文，故不悉其原委耳。

原载1946年《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