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由唐至明，经过三个阶段：一是“转变”；二是“说话”；三是短篇小说。转变唐朝最盛。说话宋朝最盛。短篇小说明末才有，亦以明末为最盛。现在就依着朝代的次序说明这3件事。

“转变”这个名称，现在稍微生疏一点，必须说明一下。“转”等于“啭”，意思是啭喉发调。《淮南子·修务训》：“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高诱注：“转音声也。”唐朝太乐及教坊乐人叫音声人。可见转就是歌。“变”当奇异非常解。《白虎通》第四卷《灾变篇》：“变者何谓？变者非常也。”《文选》第二卷张平子《西京赋》：“尽变态乎其中。”薛综注：“变，奇也。”非常事性质属于神异者，便叫“神变”、“灵变”。非常事性质属于怪异者，便叫“变怪”、“妖变”。笼统地说，亦可以称作“变异”。《广弘明集》卷三十上《萨陀波仑赞》题下注云：“因画般若台，随变立赞。”随变立赞，犹言随事立赞。可见转变就是歌咏奇事。歌咏奇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变文”亦可简称为“变”。

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写本的变文，都是唐、五代时写的。根据这些变文，我们知道唐、五代的变文分两种：一种是演佛经故事的，我名之曰“经变”。经变二字，始见《梁书》第五十四卷《扶南国传》。说“大同中造诸堂殿，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僧）繇运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寺观画壁及为古今画家作传，屡称经变。《梁书》、《名画记》说的是画，不是文。其实，书与文都是写经中之事，图之则为变相，演之则为变文。画可称经变，文亦可称经变。所以，我毫不踌蹰地用了这个称呼。一种是演世间尘俗故事的，这一种，至今无适当称呼，我打算名之曰“俗变”。但这个称呼，不很妥当，所以我不敢用。现在对于这两种变文分别说一说。

“经变”是唐朝和尚通俗讲演之一种（当时专名词叫作“俗讲”）。唐、五代俗讲本分两种：一种是讲的时候唱经文的。这一种的题目照例写作“某某经讲唱文”，不题作变文。它的讲唱形式，是讲前唱歌，叫押座文。歌毕，唱经题。唱经题毕，用白文解释题目，叫开题。开题后背唱经文。经文后，白文，白文后歌。以后每背几句经后，即是一白一歌，至讲完为止。散席又唱歌，叫解座文。详细情节，我已有文章在北京大学出的《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二号）讲过，现在不多讲。一种是不唱经文的，形式和第一种差不多，只是不唱经文。内容和第一种也有分别。第一种必须讲全经。这一种则因为没有唱经文的限制，对于经中故事可以随意选择。经短的便全讲。经长的，便摘取其中最热闹的一段讲。然而在正讲前也还要唱出经题。所以这一种也是讲经之一体，但照例题作变文。因此，我想：俗讲不唱经文的办法，固然是佛教教条允许的，但从形式上看，是一种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是故事从今可以独立讲，不必依傍经文了。讲佛经故事而题作变文，这是名称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是现在讲经变，只是利用佛经中神异故事，作讲谈的材料。讲谈的重点在故事不在乎经。既然重点不在乎经，何妨径题作变文。所以，俗讲中的经变，在保留唱经题这一点上看，固然仍可以认作讲经，而其实等于宋朝“小说人”之说灵怪小说。不过所说的限于佛经故事而已。

再进一步解放，便是讲变文不向佛经中寻求故事，而向教外的书史文传中寻故事。现在，我们见的敦煌本变文，有说《列国志》的，有说《汉书》的，这是讲史；有《舜子至孝变》，有《昭君变》，这是小说传奇；有《唐太宗入冥变》，这是小说灵怪。甚而有把眼前的人作为讲谈材料的，如说张义潮、张怀深。张义潮和他侄子张怀深，是唐末的民族英雄。我们现在看的两个关于他叔侄的变文，就是对本人说的。这是写士马金戈的小说，并且是现实的，更进步了。这一批变文，就是我所拟而不敢即用的“俗变”，是经变外的另一种变文。变文由“经变”发展到“俗变”，方面更广了，内容更丰富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基础，至此完全奠定了。

宋朝的“说话”，即元、明人所谓“平话”、“词话”，近人所谓“说书”。“说话”之“话”，不当话言解，当故事解。我已有文章在《师大月刊》（第十期）讲过，现在也不必再讲。“说话”虽是宋人习语，但此语并不始于宋。唐朝郭湜作的《高力士外》传，记“上皇在南内，力士转变说话，冀悦圣情”。《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自注：“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一枝花即白行简《李娃传》之李娃。可见唐朝已经以说故事为说话。我疑心唐朝人所谓说话，是专指说尘俗事的，所以《高力士外传》中，以转变与说话对举。但今所见演尘俗事的敦煌卷子，也题变文。又似乎我推测的不对。大概转变、说话，细分别则各有名称，笼统地说则不加分别。唐朝转变风气盛，故以说话附属于转变，凡是讲故事不背经文的本子，一律称为变文。宋朝说话风气盛，故以转变附属于说话，凡伎艺讲故事的，一律称为说话。这是名称的问题，不必细讲。最可注意的是，说故事在宋朝，已经由职业化而专门化。宋以前和尚讲经，本不是单为宣传教义，而是为生活。唐、五代的转变，本不限于和尚，所以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但唐朝的变场、戏场，还多半在庙里，并且开场有一定日子。而宋朝说话人则在瓦肆瓦肆即现在所谓市场。开场，天天演唱。可见说故事在宋朝已完全职业化。宋朝说话的家数，据《梦华录》、《梦粱录》等书所记，有讲史书，有小说，有说经。小说又分烟粉、灵怪、传奇、公案、说铁骑儿数派。讲史是用长时间去讲的，说经限于佛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小说，即后世短篇小说所托始。看它分门别派如此之严，知道宋朝的说话，已经专门化。因为专门化，所以伎艺更精。

说话人所用的本子，叫作话本。小说人用的本子，经过若干时期以后，有人把这种本子重订一下，去词留白，印出来供人阅览，这便是初期的短篇小说。

单行的宋人话本，明朝人见的还不少，现在没有。现在我们看的宋人话本，都是选辑本。选辑宋人小说的书，有《京本通俗小说》，有清平山堂所印话本，有《三言》。《京本通俗小说》至多是元末明初编的，因为里边有瞿佑的词 [1] 。瞿佑是元末明初人（1341—1427）。清平山堂印小说在嘉靖间（1522—1566）。《三言》印在泰昌、天启间（1620—1627）。三书所收的宋话本，都是重订本，都没有白文中间的唱词。宋话本在元末明初，已有重订无词之本，为什么不说短篇小说出于元末明初，而偏说明末才有呢？这个问题容易答复。因为重订不是作，自作的短篇小说，明末才有。明末人作短篇小说，是学宋、元话本的。因此，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从体裁上看，与现存的宋元话本相去甚微。但论造作的动机，则明末人作短篇小说，与宋元人编话本不同。宋元人编话本，是预备讲唱的。明末人作短篇小说，并不预备讲唱，而是供给人看。所以，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称明末人作的短篇小说为“拟话本”，不称话本，甚有道理。因为，他只是作小说拟话本之体，不是真正话本。

明末人拟话本作的短篇小说集子，著名的有冯梦龙的《三言》（《三言》是选集，但其中也有编者自撰的小说）；凌濛初的《二拍》；有无名氏之《石点头》、《醉醒石》、《照世杯》、《幻影》；有李渔的《连城璧》、《十二楼》；周济的《西湖二集》。这些书都先后在泰昌（1620）顺治间（1644—1661）出现，从明朝泰昌元年（1620）到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不过42年，就出了十几部集子300多篇的短篇小说，其余不很著名的尚不算。在小说史中，这是极可注意的事。

明末短篇小说的发达，是有历史基础的。这个基础，是由东晋到明初，1000多年，许多在家出家有名无名的男女伎艺人筑成的。现在研究起来，从艺术的发展上看，没有晋南渡后至唐、五代的转变说话，就不可能有宋朝的说话，元、明的词话。没有宋朝的说话，元、明的词话，就不可能有明末的短篇小说。从文字上看，中国短篇小说之发展，是由模印话本，重订话本，进而为短篇小说的写作。一个研究中国白话小说史的人，必须对这种白话小说与乐艺的密切关系有了解。若不了解这种小说与乐艺的关系，便无法研究中国白话小说史。

1951年

[1] 即《冯玉梅团圆》篇所载“帘卷水西楼”词。此词瞿佑作，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