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宋书》卷五十二，有庾悦、王诞、谢景仁、袁湛、褚叔度5人的赞。这首赞不过45个字，但很有意思。原文抄在下面：

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凡此诸子，并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将由庇民之道邪？

雅道风流，是士大夫的风尚。而刘裕并没有雅道风流。可是，那时前代名家的士大夫，都争着给刘裕做事。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他们为的是救民吗？

刘裕是一个俗人，史书中记得很明白。现在，略说一说。

第一，是沈约所说的“楚言未变”。西晋都洛，洛音便是标准音。渡江后，因为皇帝和政府中的要人都是北方人，所以，士大夫说话依旧是洛音。在南朝，如果一个贵达的人不能作洛音，是可耻的事。所以《宋书·顾琛传》说：顾琛，吴郡人，与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的丘渊之，吴音不变。特别指出这一点，认为是他们的短处。《南史·胡谐之传》说：谐之，南昌人，家人傒音不正。齐高帝赏识他，要他和贵族作亲，便教宫人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刘裕是彭城人，彭城是西楚。但从他的高祖混已经过江居丹徒。丹徒去都密迩，本容易学洛音。因为他本贫贱，微时没有和膏粱世胄接触的机会，所以只是楚言，不能作洛音。不但他，他的弟弟长沙王道怜据《宋书》本传说话也是楚音。一个人从田舍翁作到宋王，从宋王做了皇帝，成了士大夫的主子，而说话还是楚音。这从士大夫的眼光看起来，自然是不雅的。

第二，他写的字不好。南朝的士大夫都能写字。被刘裕打倒的人，如桓玄、刘毅、诸葛长民、卢循，都爱法书，都能写字。开国的皇帝如萧道成、萧衍，因为起自儒生，也都能写字。刘裕是以军事成功的人，是开国的皇帝，可是，他写的字不好。《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中有一段记此事：

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宜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

根据这一段记载，知道刘裕对于写字不肯下功夫，天分又低。和萧道成、萧衍比起来，该大有愧色了。唐·窦臮《述书赋》说：“宋武德舆，法含古初。见答道和之启，未披有位之书。观其逸毫巨丽，载兆虎变。高躅莫究其涯，雄风于焉已扇。犹金玉矿璞，包露贵贱。”德舆是刘裕的字，道和是刘穆之的字。刘穆之嫌刘裕的字不好，才教他写大字。刘穆之是侍奉刘裕的，晓得刘裕的字不好，唐朝的窦臮却说刘裕的字“逸毫巨丽”，这话不大可信。但又说“高躅莫究其涯”，“金玉矿璞，包露贵贱”，可见刘裕的字是不好的。

第三，他的文学不好。《南史》卷十九《谢晦传》有记载：

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

这事发生在义熙十四年（415）。这时，刘裕已平关、洛，回至彭城，受了宋公九锡之命。眼看天命有归，非常高兴。国侍中孔季恭辞事东归。刘裕便以九日出游项羽戏马台，为季恭饯行。这时得意忘形，便想学士大夫的风雅，于席上作诗。谢晦是他的心腹部下，仅次于刘穆之，恐他丢脸，立刻谏止他，替他作一首诗。这是谢晦的忠，所以刘裕不怪。

第四，他没有学问。《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也有记载：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惟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

鲜之为人通率，言无所隐，所以有时使刘裕变色动容。但他本是刘裕的人，为刘裕所亲遇。他是刘毅的舅，却始终不站在刘毅一面。所以，刘裕也不怪他，并且肯服倒，说自己“本无术学，言义尤浅”。

说京洛话，写得好字，作得好诗，能谈义，这四样是士大夫的装饰品。刘裕一样也不会。沈约在齐朝所侍候的主子是风雅的，所以对晋末士大夫的依附刘裕，觉着有点不可解。

其实这事容易解，沈约也未尝不解。他作《宋书·袁粲传赞》，已经解释了。“开运辟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当时士大夫之附刘裕，是识机变的。晋朝自义熙以来，大权握在刘裕手中。那时，虽然还有晋朝的皇帝，但晋朝命运是注定了不可挽回的了。雅道风流，固然是士大夫的风尚，但士大夫阶级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有好门第，有好官。一个人如果没有好门第没有好官，便是雅道风流，也还是寒人。义熙末，是刘裕开运辟基的时候。这时的士大夫，若不识机变，便不能保持士大夫的地位，前代名家，从此也将退为寒宗。他们能够退为寒宗吗？

南朝最重的是膏粱世德。这些膏粱世德们，辈辈做显官，朝代虽换，门阀不改。王、谢诸族的贵盛所以能维持许久，固然因为当时的实力派拉拢他们，要他们帮衬，实在也因为他们识机变，随时与实力派勾结妥协，积极的帮忙，消极的不反对，这样，才能轩盖承家，在悠长的数百年中，造成了不变的特殊地位。其中也有不识机变的，如袁湛的侄孙袁粲，褚叔度的侄孙褚炤，但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

以下所引《宋书·褚叔度传》一节，便是当时名家做的好事：

叔度长兄秀之。秀之妹，恭帝后也。秀之弟淡之。虽晋氏姻戚，兄弟并尽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及恭帝逊位，居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虑有鸩毒，自煮食于床前。高祖将杀，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视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于恭帝。帝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后会稽郡缺，朝议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儿，何关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

淡之兄弟为自家前途门户打算，作这种伤天理的事情，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沈约知道这些名家的行为，所以在《宋书·孝义传》后，为他们发了一段议论：

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沈约在宋朝已经做了官。由宋入齐，受文惠太子的亲遇。齐衰，又成了萧衍佐命之臣，并非不识机变的人。但他这一段议论却慨乎言之，是有关世道的大议论。他知道“刻身厉行，事薄膏腴。孝立闺庭，忠被史册，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为这是卿大夫的耻辱，这是良心话。从修史的态度看，我们不能菲薄他。

原载1948年9月20日《中建》第三卷北平版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