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小说中，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和以听石玉昆说书的笔记为底本的《忠烈侠义传》最为晚出。同是北京人作的，同时用北京话演说的北方文学，一则形容草泽英雄，一则述八旗宦家的生活，俱能纡徐尽致，可以说是清代小说的后劲。《忠烈侠义传》经俞樾品题，很引起世人的注意。《儿女英雄传》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遭际。而近年来因白话文学之兴起，以其北京语言之妙，甚为研究语言者称许。吾师钱玄同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人。他曾在《京报》投稿，冒充青年，列此书为本人爱读书之一。钱先生对于此书能成诵，谈话之际，动不动征引，几乎成了他的类书。可以想见他的狂颠的趣味了。

我之尚友文康先生，是近年的事。对于此书，愧没有多少的见解。然而零零碎碎的也还有一点。现在就草草写在下面。疏陋之处，定然不少。望读者原谅。

此书出后，最初只有抄本。今所见者，以清光绪四年（1878）戊寅北京聚珍堂活字本为最早，无图，无评注。其次为清光绪六年（1880）庚辰聚珍堂活字本，无图，有董恂评注。又次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上海蜚英馆石印董评本，从庚辰本出，每回前附图一页两面，亮光的墨色儿，精致的图儿，可知好哩！这3个本子，都可算善本。董恂评此书在光绪六年庚辰，聚珍堂的戊寅本业已出版二年，但董所据的恐怕还是抄本。此外凡附董评的，多半从蜚英馆本出。如上海著易书局印本，正文和图的样子都和蜚英馆本差不多。可是有一件，就怕比较，若拿蜚英馆本一对，就知道差得远了。又有申报馆排印本，有扫叶山房排印本，皆无评，实是一本。扫叶山房本每回前多了缩印蜚英馆本的图。这两个本子都不好，错字很多。还有一个刻本，本文则覆刻聚珍堂庚辰本；图则翻刻蜚英馆本，刀子划的横一道，竖一道，人物都分辨不出来。这本不值得说的，因为在《儿女英雄传》的版本上是一件趣闻，所以附带着当笑话儿说一说。总之，只有聚珍堂两个活字本和蜚英馆的石印本是好本子。其余的，若照安老爷的说话，都是“自郐而下无讥焉”的不地道货儿，所以“君子不取也”。

文康的仕履，《八旗文经》马从善序及英浩所作《长白艺文志》均载其略。今具录如下。

《八旗文经》卷五十九作者考 文康字铁仙，勒保孙，历官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驻藏大臣。

马从善序 文铁仙先生康，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

《长白艺文志》小说部 《儿女英雄传》，文康编，字铁仙，一字悔盦，勒保之孙。由理藩院员外郎历官徽州知府，驻藏大臣。因致仕家居，群公子耗赀败产，无聊而编者。

就中以马从善所记为较详，如所云出赀为郎中，洊擢观察，《八旗文经》及《艺文志》均略之。序谓文康简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文经》及《艺文志》则径云驻藏大臣。据马从善序，自云馆其家最久，所记大概是可靠的，当以序所言为是。《艺文志》说他一字悔盦，可补《文经》及马序之缺。由诸家所记，知道文康是以捐纳出仕，并未发科，而经过一番家门盛衰之人。

他的家世，我根据《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的《勒保传》、《永保传》、《文庆传》作了一个世系表。表如下：

温福以乾隆三十八年（1763）征金川役阵亡。长子勒保嘉庆间征川陕起义教徒有功，仕至军机大臣兼管理藩院，卒赠一等侯。次子永保，仕至两广总督。“英”字辈中，则英惠道光中仕至科布多参赞大臣，袭三等威勤侯；英绶任至工部右侍郎。“文”字辈中，勒保一支，则文厚嗣侯爵；文俊仕至江西巡抚。永保一支，则文禧曾任户部员外郎，文庆以翰林起家，咸丰时官至大学士，尤为华贵。文庆子善联，由礼部郎中官至福州将军（《清史稿·文庆传》），小说中之安公子，即影射文庆，暂且不表，留在下面再说。

此书开始为缘起首回，以下自第一回起至第四十回止。虽然是41回文字，而每回是很长的，依然是一部洋洋大文。内容大略是：京师正黄旗汉军有一位称为“安二老爷”的，双名学海，字水心，妻佟氏。只有一个儿子，乳名玉格，学名骥，字千里，别号龙媒。“安老爷”40岁开外才中的举，50岁左右中进士，拣发河工知县。因为开了口子，革职拿问，还得赔修河工银两。“安老爷”上任的时候，留下“公子”在家，听说出了祸事，便凑了银两往淮安去赎罪。路过荏平，在能仁寺投宿，庙中和尚却是强人，劫了银子，要杀要剐。被一位不相知的女子救了。那女子不言姓名，自称是“十三妹”。同时在庙中还救了一个打河南来的乡下女子，名张金凤。十三妹硬作媒，就把“张小姐”许聘了“安公子”。又赠金而别。“安公子”偕金凤到了淮安。“安老爷”交上赔金，照例开复。“公子”就在那里和“张小姐”成了亲事。“安老爷”细问十三妹事，心知为故人何氏女玉凤。于是即偕眷北上访之。不久，到了荏平。先结识了一位义士邓九公，原是十三妹的师傅。十三妹也住在附近的青云山上，此时她的母亲已死，因为和大将军纪献唐有杀父之仇，要去报仇。于是“安老爷”和邓九公上山，见着十三妹，告以纪献唐已伏国法，本人与何氏世交，要带他进京，安葬二亲。“何小姐”最初不干，经“安老爷”说了一番圣贤大道理，便没的可说了。到京以后，把何家夫妇殡葬。服满，“安公子”就要娶她。“何小姐”更是不干。事情闹僵了，亏着张金凤以“现身说法”、“十层妙解”感动了“何小姐”，即日成亲。“安公子”得二美妻，心满意足，所少的只是功名。于是下闱苦攻。先已进学，至是中第六名举人。明春点探花，授编修，升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已而有乌里雅苏台参赞之命，举家惶恐。幸以故旧周旋，改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简放山东学政，兼观风整俗使，钦加右副都御史衔。于是合家欢喜。“公子”自去上任。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妇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云。

如此这般一大段故事，他的作风算来仍是才子佳人的苗裔。自从明季以来，才子佳人的小说，随着才子佳人的戏曲而发达。如《玉娇梨》、《好逑传》一类的东西，作了又作，千篇一致，男为状元，女为才女。后又稍变，改才子为英雄，而才女或照旧或又为女将。如薛丁山等俱以能征惯战之人，临阵结亲，实在好笑。此《儿女英雄传》所说，远之则师才子佳人之遗意，近之则亦英雄儿女之气习，而稍稍变其格范，以英雄属之女人，闺阁而有侠烈心肠，公子却似女儿柔弱，只这一点稍微有点不同。至于先忧患，后满意，加官晋爵，其用意则一般无二。所以就《儿女英雄传》的格局看起来，是陈腐的旧套了。然而他毕竟是文人之作。若从文笔上讲，则摹绘尽致，远非过去一切才子佳人儿女英雄一派的小说所及。在陈陈相因的格范之下，居然能翻筋斗，这实在因为文康有创造的天才的缘故。至于他的北京话的漂亮，是人人知道的，不必说了。

书中人物，大概都有所指。如“安老爷”大似《红楼梦》中“政老”之迂，而安龙媒却无“怡红公子”之达。又如写十三妹前后性格，直是两人，殊不可解。此外如“张小姐”、张老夫妇、舅太太等或村或谐，咸如其人。而邓九公粗豪之概，尤形容尽致。马从善说：“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从善既知之而不言，像我们后来的人，言之亦未必准对。不过也无妨说一说。今就所知，试为考证如下：

安公子 书中的“安公子”，即是文庆的影子。因为费莫氏一家，自温福以来，祖孙四代，只有文庆是翰林出身。而且他的仕履都一一与安公子相合。文庆《清史·列传》和《清史稿》都有传。但《清史·列传》较为详细。《清史·列传》卷四十《文庆传》：

文庆，道光二年（182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1823）散馆授编修。四年（1824）八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升翰林院侍讲。五年（1825），充山东乡试副考官，转侍读。九年（1829）正月，迁国子监祭酒。……十一年（1831）五月，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十二年（1832）三月，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九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月，署礼部左侍郎。十二月，实授礼部右侍郎。……二十八年（1848），实授吏部尚书。……三十年（1850）革职。咸丰二年（1852）五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四年（1854）闰七月，管理国子监事务。……五年（1855）九月命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六年（1856）十一月，改武英殿大学士。是月卒。

因为文庆是翰林，所以“安公子”就以旗人点探花。文庆先授编修，后以侍讲转侍读学士，“安公子”也以编修升侍读学士。文庆做过国子监祭酒，“安公子”也是国子监祭酒。文庆充山东乡试副考官，“安公子”便充山东主考。文庆以道光十二年（1832）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两次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安公子”不去乌里雅苏台，便也改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钦加右副都御史衔。又据《清史·列传》之《文庆传》：

（道光）十五年（1835），调户部右侍郎。十六年（1836）三月，以御史许球奏参陕西巡抚杨名飏，遵命偕户部尚书汤金钊前往查办。五月通政使司参议刘谊奏请清查四川捐输及军需银款，与各州县被参交审各案。遵命偕汤金钊由陕赴蜀清查。旋奏大竹县知县郭梦熊，广元县典史董秉义，知县春明，巴县知县杨得质，江安县知县夏文臻，资州知州高学谦、薛济清，前任四川布政使李义文等状，并请严议。……九月回陕，奏夺杨名飏职。……遵旨由陕赴豫，查明武涉县知县赵铭彝被参各款，奏请褫职。十七年（1837），热河新任正总管福泰奏库存银两亏短，命文庆前往偕都统宗室耆英查办。寻查明请将副总管荣柱及历任总管恒荣等一并革职。二十五年（1845），以驻藏大臣琦善参奏前任大臣孟保、前任帮办大臣钟芳等滥提官物，命赴四川查办。寻按实奏请将孟保等分别严议。……八月命署陕甘总督，查办河南赈务。奏请将考城县知县毕元善解任严办，署获嘉县邹之翰、长葛县知县彭元海、署洧川县周劼，均请下部议处。允之。

这当然是观风整俗使了。又文庆从道光十二年（1832）至二十三年（1843），作过满洲蒙古汉军各旗的副都统6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赏三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因此安公子也加了副都统衔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文庆的上一辈为宁志、宁怡，安氏父子之所以姓“安”，大概就是这个缘故罢。（按：安、宁同义。）

其所以影射文庆的缘故是可以推测的。一清朝科举，本以团结汉人，在旗人最初并不看重。后来汉化深了，连旗人也以科甲出身为荣。如文康一家自曾祖以来都以军功起家，不经科第，其本人则出赀为郎，大概也曾经过场屋的困难。文庆是他的堂兄弟，独以翰林为文臣，位至宰相。这当然是他引以为荣而极羡慕的。其次则文庆一生遭际极好，虽“缘事罢斥，旋即起用”（文宗上谕），历事二朝，始终恩眷不衰，并没有像他们的祖一辈受那样的严威；儿子善联也服官，后位至将军。大概文庆一支，父作子述，比文康强的多，是文康所亲眼见的。在牢骚与羡慕中，不觉不知便将文庆的事迹写入了。

十三妹 小说第十九回安老爷述十三妹之家世，谓何氏为正黄旗汉军。何小姐曾祖名何登瀛，翰林，詹事府正参，终江西学院。祖焯举人，本旗章京，即安老爷的老师。父杞三等侍卫，二品副将，即为纪献唐陷害者。其人与事，均难详考。唯何焯恰恰与何屺瞻同姓同名。这何焯当然不是那何焯。不过何义门在康熙末年，的确和诸王争立案有点关系。据雍正四年（1726）档案秦道然口供，谓允禩（皇八子）将何焯小女儿养在府中。何焯是允禩侍书之官，将他女儿养王府中，如何使得！而是年三月上谕亦有“允禩听信妻言，将何焯之女养在府中，意欲何为？其何焯之女曾否放出，应询明允禩另行定拟”之语。按：何义门以李光地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改庶吉士，侍读皇八子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门人沈彤撰《行状》）。此秦道然口供所谓何焯，即为何义门无疑。其小女在允禩府，当亦是实事。而《行状》及全祖望所撰《墓碑》，均不言屺瞻有女，殆讳言之。而其女究亦不知下落。又全祖望述门人陆锡畴语谓屺瞻殁时，“值诸王多获戾者，风波之下，丽牲之石未具”。则何屺瞻固当时案中之嫌疑者。以生前善于自处，死后犹未至于获罪，实亦万幸。此以十三妹为何焯之孙女，不知何意。而小说中之何焯与校勘家之何焯是否有关，今亦不敢说。只好当作疑案罢了。

小说中之十三妹，前半则剑气侠骨，简直是红线、隐娘一流。及结婚后，则菊宴箴夫，想作夫人，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真是怪事。如第四回至第六回所写，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骑着一头黑驴儿，到店中盘问“公子”，教“公子”不要走，等他回来。“公子”不信，果然受脚夫之骗，几乎丧命。终于被女子救了。这样一个女子不但“安公子”当时见了不知高低，就看书的人也觉得这女子是极奇怪极突兀的。但这样奇怪突兀女子，并非文老先生创造的，在前此说部中却早已见过。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一篇，说徽州的程元玉走川、陕贩货，一日落店，买酒饭吃，正吃之间，

只见一个妇人骑了驴儿，也到店前下了，走将进来。程元玉抬头看时，却是三十来岁的模样，面颜也仅标致，只是装束气质带些武气，却是雄纠纠的。饭店中客人个个颠头耸脑，看他说他，胡猜乱语。

这样一个女人吃了饭，却没有饭钱。程元玉便替他还了。那女人谢了，向程元玉问姓名，并且说道：“公去前面，当有小小惊恐。妾将在此处出些力气报公。所以必要问姓名，万勿隐讳。若要晓得妾的姓名，但记着韦十一娘便是。”程元玉见他说话有些尴尬，不解其故，只得将姓名说了。那女人道：“妾在城西去探一个亲眷，少刻就到东来。”说罢，

跨上驴儿，加上一鞭，飞也似去了。

程元玉上了路，很怀疑那女子的话，以为不足凭。在路上问道，果然受了骗，贪小路之便，避开大路。走了不远，有险峻高山，又随那引路人走过一个岗子，路更崎岖。便遇见一群贼人，把货物劫了去。天又黑了。正凄惶间，被十一娘的弟子接引了去，到云冈住了一宿，见了十一娘。那云冈便是十一娘的小庵。明日上路，行不数步，只见昨日的盗已将行李仆马在路旁等候奉还。程元玉要分一半与他，他死不敢受，说：

韦家娘子有命，虽千里之外，不敢有违！

这一个故事实在和第四回、第五回所说的安公子遇十三妹一段太相像了。这个故事，清末北京人曾编为子弟书，我所见的“百本张”抄本《子弟书目录》，有《谈剑术》3回，注云：“程元宝（玉）遇剑仙。”我们无可疑虑的，可以断定说：程元玉遇的这个女子，便是十三妹前身。一个是十一娘，一个便是十三妹；一个使盗贼畏服，“虽千里之外，不敢有违”，一个也教海马、周三等屁滚尿流；一个住在云冈，一个便住在青云山。又如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卷二十六所记，也有一女子：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济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妇人，可三十余，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驶。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将往何处？”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

这也是一个骑黑驴的怪女子。我们明白了，原来小说前半部的十三妹的人格，是从说部中抄袭而来；后半部的十三妹，才是作者理想与经验的人物。这无怪其不调和了。

邓九公 作者写邓九公很豪爽，很好胜，是一个极活跃极有意思的老头儿。可惜不知道是指的那一位。但《八旗文经》卷十九有文康的《史梅叔诗选序》一文，说：“史梅叔名密，山东人，慷慨尚奇节。尝举明经第，累不得选，稍差旗学官。又以西边事弃之去。中途闻兵罢，南下维扬，展转吴、楚间。先来京师，与文康定交；至是又来北京，相与樽酒唏嘘，虽勃宕犹昔，而若有不胜其感者”云云。与第三十九回《义士邓翁传》所说邓九公，荏平人，应童子试不售，改武科，仅缀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绝意进取，身份大致相同，文章也的确是出于一手的笔墨。如果大胆一些，也可以说这位山东的史梅叔就是邓翁了。

以上把书中人物略考一下。此外行文关目，也有袭取他书的地方。如缘起首回的悦意夫人一大段，便是将蒋心余的《香祖楼》关目拿来重演一番。但这是小节，无关宏旨，现在不多说了。

清光绪六年（1880）聚珍堂活字排印的《儿女英雄传》评注本，每回下题云：“还读我书室主人评”。这位“还读我书室主人”就是董恂。董恂（本名董醇，后改今名），字忱甫，号酝卿，甘泉县人，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光绪十八年（1892）卒。怎见得就是他？这话说来是有根儿的。小说第四十回后有这么一行字：

光绪六年，岁在庚辰上浣，酝卿阅竟，识于京邸还读我书之室。时年七十有四。

酝卿即是董恂之字。据他手订的《还读我书室老人年谱》，光绪庚辰他正是74岁。别号又同。所以断定是他无疑。为什么他自署“还读我书室主人”呢？因为他的斋名叫“还读我书室”。为什么斋名叫“还读我书室”呢？因为他住的楼叫“读我书楼”（《年谱》光绪十七年[1891]）。因为办公回来读书于此，所以又加上一个“还”字，名为“还读我书室”。他批注此书卒业于光绪六年。大概开始读书，也就在这一年。《年谱》光绪八年（1882）书云：

先是总理署治公牍所后院，有古桑荫数亩，复补植穉杏一，恂因隶其额曰“绿肥红瘦之轩”。治公于此，即读书于此。故凡有所记载，即题其所记帙首，曰“绿肥红瘦之轩随手记”。比总署卸差，则记事于私室，曰“还读我书室”（下疑捝随手记三字）。

总署卸差则记事于私室，曰“还读我书室”。他之总署卸差，正在光绪六年（1880）庚辰。此小说题记均署“还读我书室”，所以开始读小说在这一年无疑了。

他的评语，没有什么大道理。今择其有关系者，摘录数条：

第一回“安老爷”云：“那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咱们旗人是没分的。”（评）此在下未充读卷大臣以前旧事也。自同治乙丑，经在下面奏例无明文，遂不拘此。按此言非也。顺治九年壬辰科满洲榜状元为麻勒吉，正黄旗满洲人。顺治十二年乙未科满洲榜状元为图尔宸，正白旗满洲人。是旗人未尝无鼎甲。此后废满洲榜，旗人乃无鼎甲。至同治乙丑，崇绮始中状元。

第三十六回“安老爷”云：“那有个旗人会点探花之理？”（评）你老不知道，在下充读卷大臣时，旗人还会点状元哩。

据年谱，他于同治四年（1865）乙丑四月，钤派殿试读卷。是科状元为崇绮。正符第三十六回评语。

第三十六回“安老爷”云：“不走翰林这途，同一科甲就有天壤之别了。”（评）可怜在下至今读之，不觉心酸！又同上“安老爷”云：“也虑着你读书一场，进不了那座清秘堂，用个部属中书，已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评）谁说毫厘不千里来？咱可怜可怜！

第三十七回“安老爷”道：“原来鼎甲的本领，也只是如此，还是我这个殿在三甲三的榜下知县来替你献丑罢！”（评）阿哥偶让一句，老翁遂自鸣得意。细味之不免牢骚。盖此老之牢骚，在下知之最深。

为什么他看到“安老爷”几次的话就心酸起来连呼可怜可怜呢？原来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以殿试二甲及第，考选点主事（考选庶吉士者始得为翰林），签分户部学习，也和“安二老爷”一样，进不了那座清秘堂。此后由部属外任观察，擢顺天府尹，至咸丰十一年（1861），始补授户部右侍郎（自道光二十年中式至此凡21年）；至同治五年（1866），始补授兵部尚书。官运亨而不快，在他当然认为是极可怜之事，牢骚是时常有的。所以一看到“安老爷”的话，心眼儿就酸起来了。

十一回评云：纵禽有法，想见龙媒八股工夫。

董恂对于八股，是有揣摩工夫之人，所以他的评语都是以选家眼光看出来的考语。他的思想见解实在和“安老爷”差不多，也是一位“安老爷”（文康也是一位“安老爷”）。他之所以爱好此书详读而仔细批之，大概也就是因为里边有“安老爷”的缘故罢。

他的评注有两条是迻录的，如第四十四“安老爷”用口语和“公子”说话，下注云：

秋坪译汉，恂照录。按此二句清语译汉话，系“此话关系最要，外人不可泄露”。

又“公子”答应了一声“依是拿”下注云：

并于拿下注拏字。

秋坪为景秋坪，名廉，字俭卿，号季泉，又号秋坪，正黄旗满洲人。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进士，散馆后授编修。历官军机大臣、兵部尚书、降内阁学士。著有《冰岭记程》。见朱汝珍《词林辑略》。《清史·列传》有《景廉传》。由此可知《儿女英雄传》出来不久，便通行于士大夫间了。

原载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