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董西厢》卷一有【柘枝令】一曲。其文云：

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

下接着【墙头花】曲云：

这些儿古迹见在河中府。即日仍存旧寺宇。这书生是西洛名儒，这佳丽是博陵幼女。……

先是盘旋腾挪了一番，绕了一个大湾子，然后扣到题面。我们晓得，这不是偶然的说话，这是勾栏中的老规矩。当那锣声乍歇，群众屏息，伎艺人登了台要伏侍天下看官的时候，未曾敷衍正文，先须交代题目。而交代的方法，便是这样不慌不忙，东拉西掣，渐渐引起。董解元“既然要在诸宫调里着数”，自然脱不了要学伎艺人的口吻。像元·无名氏《货郎旦》杂剧第四折肖那奶母张三姑说唱【货郎儿】的口吻，也是如此。看【转调货郎儿】一曲：

也不唱韩元帅偷营劫寨，也不唱汉司马陈言献策，也不唱巫娥云雨楚阳台，也不唱梁山伯，也不唱祝英台，只唱那娶小妇的长安李秀才。

像后来的“远不说秦汉三国，近不说残唐五代”也是一样的罢。于此可见由不唱某某而说到要唱某某，这是当时演唱人的口头禅，其目的在于表示他所唱的并不是路歧人和一般勾栏中所唱的寻常话本寻常题目，乃是书会或者个人新编的崭新话本，风流格范。以此推去，则所云不唱的，大概是当时常唱的了。然而后来的结果，有说唱人所预料不到的。比如，董解元【柘枝令】曲后阕所举的“离魂倩女”等４个故事，除了“双渐豫章城”故事不甚普通外（余友赵斐云先生有详考），余皆为常人所知。而前阕的４个故事，则普通人多不知道。“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其事尤僻（明·沈受先有《郑清之银瓶记》，未见，不知与“井底引银瓶”故事有关否）。余年来翻阅杂书，随时留意，极欲知此二事之来历佐证，直至今日，尚无头绪。自唯谫陋，远愧向歆之多识，近无纪昀之淹通，将以穷幽显之理，极事物之微，以我这样的，实在办不到。无已，姑就所知者写出来，贡之同好，略佐谈尘。世之博雅君子，苟能知井底之瓶，见夺之夫，辄惠尺书示其原委，斯则不胜感激者矣。

按：“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大曲中俱演之。《元曲选》本关汉卿《金线池》杂剧第一折前楔子【仙吕端正好】曲云：“郑六遇妖狐，崔韬逢雌虎，那大曲内尽是寒儒，想知今晓古人家女，都待与秀才每为夫妇。”可以证明（明刊《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本《金线池》【端正好】楔子“郑六”作“郑生”）。所云郑六，即《董西厢》之郑子（按此《金线池》剧中语，王静安先生《宋元戏曲考》误记作《谢天香》剧）。《武林旧事》所载宋官本杂剧段数，有《崔智韬》一本、《艾虎儿雌虎》（原注云《崔智韬》）一本，崔智韬亦当即崔韬。宋官本杂剧，据王静安先生考，所唱诸曲有大曲、法曲，有诸宫调，亦有普通词调。此但以故事为目，不知何曲。至《董西厢》作者自云为诸宫调，所列诸目，以意推测当亦是诸宫调。此二故事在当时流行演唱，盖亦不亚于《会真记》等，可惜至今没有留下的话本，连其事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崔韬逢雌虎事，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引，注云：“出《集异记》。”按：唐《集异记》有二书：一曰薛用弱《集异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云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文献通考》卷十八中《经籍考》，据晁氏《读书志》作二卷，与今顾氏《四十种小说》同，然只16则（四库收一卷本，亦16则），更无崔韬之文。一曰陆勋《集异记》。《文献通考》于薛用弱《集异记》后，出陆氏《集异记》二卷，引晁氏《读书志》云：“唐陆勋纂，语怪之书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按《广记》卷四百三十七、卷四百三十八皆记犬怪，中多引《集异记》，当即陆书。今《宋史·艺文志》作陆勋《集异志》二卷。“志”字盖误）此书没有单行古本流传。此《广记》所引或为薛氏佚文，或是陆书之文，均不可知。今抄录于下，以便观览。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妾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衾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着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阶将兽皮着之。才毕，乃化为虎，跳掷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

像这女子所说的，因为家贫不能托媒的缘故，才穿上虎皮到馆驿中来求爱，真是怪谈。可怜那崔韬只知贪恋女色，仓促间和女子组织了家庭，后来直闹的一身不保，覆宗绝嗣，演成了大惨剧。遇见这样雌虎，真是不幸极了。按吾国民俗，认为兽类中之狐狸为最近于女性的。在许多小说许多传闻中，差不多艳迹皆属于狐狸。其间固然有受蛊惑而死的，但也享尽了洽狎之福，并不觉得怎么可怕。像这一段以虎为女子，在吾国小说中可以说是极少见的，而最后仍不脱残恶之本性，写来更是怕人，似乎对于风流的子弟郎君们下一警告：应当注意一点，说不定有遇见雌虎之可能。总之，根据书传的记载，狐变的女子，无论如何，比虎变的女子平和的多，虽然有时更狡猾一点。所以，同一遇见妖精，其命运实大相径庭。读者如不相信，试把下面郑子所遇的妖狐和崔韬的雌虎比较一番，便知言之不谬了。

“郑子遇妖狐”事出于有名的沈既济的《任氏传》，《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引。传中的“郑子”已失其名，第六。文中辄泛称之为“郑子”，董解元因之也用了“郑子”之称。但究竟不是姓“郑”名“子”，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元曲选》本《金线池》剧的“郑六”妥当一些。但这是末节，没有关系。原文约数千言，清新隽永，极尽文人之能事。现在不能全引，约略的说说。大意是大唐信安王祎的外孙有韦使君名崟者。韦使君的从父妹婿有郑姓，第六，不记其名，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一日在里曲中遇见一位漂亮的姑娘偕伴步行。郑子便献殷勤，以乘驴借之。随至家中，便结欢好。诘其人，云：任氏，第二十。天明别去。问女所居，则本是弃地无宅第，但有一狐常引诱男子。郑子虽知之，而怀想弥切。经10余日，方遇之于西市衣肆。任氏侧身避于稠人中。郑子连呼，任氏方背立，以扇障面。说道：“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极力解释，说自己虽知之，并不以为意。于是两人商量好，便租了房子同居起来。那韦崟亦好色之徒，听见郑子得了一位绝代的佳丽，便马上跑到他家去看。值郑子不在，任氏一人在家。一见惊绝，发狂拥抱。任氏竭力撑拒。汗流被体，度力不能支，乃长叹云：“郑六之可哀也！”韦崟觉得话有点奇怪，便问此言何意。那任氏的答复最为慷慨，最为悱恻动人：

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也，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

韦崟虽是纨绔公子，但颇有义气，一闻此言，便释手不肯相犯。以后常以财物周济他们夫妇。与任氏虽欢洽备至，而不及乱。任氏也很帮韦崟的忙，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女人（素所悦慕而不能得的）。郑子亦倚仗任氏的经营摆布，发了几批大财。岁余，郑子得了官，将往金城县上任，欲携任氏同行。但任氏非常不愿，诘其故，则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与韦崟共笑其迂，固请之。任氏不得已，乃同行。任氏乘马居前，郑子骑驴在后。行至马嵬，突然发生了不幸的事：

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

那末任氏死后的情景如何呢？

回视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

任氏便这样的断送了他的青春。后来郑子思慕不已，与韦崟同适马嵬，展任氏之墓，长恸而归。沈既济记任氏事也至此而止。以下的文字，便是余波了。

如此迤逦纡曲写出来的任氏，真是东方式的淑婉女子。他很聪明，很能体贴丈夫，很随便但也很贞烈。至于勉徇夫主之意，饱猎犬之腹，则尤值得同情。像这样的妖狐，就是屡次遇见又有什么妨碍呢？最有趣味的，是他的捐生之地竟和杨玉环一样在马嵬驿。而论他的品格，却比玉环高多了。一个能同情于他的情人郑子，而不为戚畹豪华之韦崟所屈。一个则羡慕乃翁三郎之富贵，听其作新台之行，朝欢暮娱，把可怜的寿王竟置之度外，造成唐朝的秽史、痛史。虽亦不免马嵬一役，而其人实不可恕。沈既济这本传奇，也许是有寓意的，并非偶然；或者真有意和大唐的第六代天子开玩笑，也未可知。

以上解释两个典故，话是说得不少了，本文就在这里结束。“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我希望尚有能发见之一日。

原载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