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气功，就要首先弄清它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从研究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来揭示它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自觉地按照它的发展规律去从事研究和整理工作，才能去掉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同时，也只有从气功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这一总体高度，才能看清每一种功法的来龙去脉，从而辨别其真伪、好坏。

这就是我们研究气功必须首先要研究它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气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早在大约五千年前，在我国即已产生。这可以从1975年青海乐都地区柳湾三坪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一件彩陶上彩绘的人像的形象得到证明。这个陶罐大约产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陶罐腹部正中绘画着一个练功人的形象。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我们现在只能就这一图像，作些猜想式的说明。图像表现为：二目微闭；口形张开似圆，微向外翻；腹部隆起，双手张开置于下腹两侧；双脚平行分开比肩略宽，两下肢呈弯屈状态。从此图像来看，这是一个站立姿势的导引行气练功人的形象，则是无疑的了。

再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远在陶唐氏（尧所属的氏族部落）之始，天多阴雨，河水泛滥，潮湿阴冷，引起人们气滞血淤，筋骨蜷缩不舒，“故作舞以宣导之”。“作舞”是古代导引的最初形式。可见“导引”是远古人与大自然恶劣环境和自身疾病作斗争的产物。这虽属后人记载的传说，但也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明。

由此可见，气功不是由哪一个人所创造，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体本身的疾病作斗争中，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逐步总结经验，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健身防病的手段。从一开始它就是作为医疗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比任何宗教都要早得多，不带有任何迷信的色彩，所有的迷信色彩都是后人给加上的。所以，我们学习气功和研究气功，首先就要弄清气功的起源，只有这样，才能把气功建立在牢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气功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下去。

下面分三个时期加以论述。建国后时期单独论述。

一、春秋战国时期气功已经逐渐成熟和普及

到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导引”就已经很普及了。我国最早的医学古籍《黄帝内经》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灵枢·病传篇》中记载的当时通用的治病方法就有，导引行气、按摩、用药热熨、针灸、汤药等等。在这五种治病方法中，导引行气法排在五法之首，而汤药却排在最后。现在人们在医病时，首先依靠用药，在用药无效时，才转而寻找导引行气，即气功疗法。

值得重视的是后世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一件玉制品《行气玉铭》（旧称《行气玉佩铭》），这是一个玉制的十二面体中空的文物，上面共刻有45个字。这是至今发现我国关于气功的最早的一篇古文献。郭沫若对铭文以今天通用文字译述如下，“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后来又有许多人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里我们不作详细的介绍。只指出：这个铭文的记载，是我国有文字以来，对“导引行气”表达得最为明确的文献，实在是研究我国气功发展史的一件珍贵的文物。这个实物一直保存至今（在天津博物馆珍藏），实在难得。我们可以设想，古人把导引行气法刻在玉制品上，是想留传给后世，铭文未留个人的姓名，可见气功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它是群体经验的总结。它不留名，可见古人风格很高，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兜圈子。如果作为个人私产只传给子孙，这是不对的，而传给大众，公诸于世才是正确的。至于铭文的功法，争论很多，有的说是小周天功法，有的说是中脉功法，我赞成后者。

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气功的发展已渐成熟，还表现在它的普及上。这不仅表现在医学著作上的论述和记载，而且表现在诸子百家，以及文学著作中。诸子百家著作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管子》以及文学著作如屈原《离骚》中的《远游》等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气功古文献。清代王夫之对《远游》的评价很高，他说：“此篇之旨，融贯玄宗，魏伯阳以下诸人之说，皆本于此。” (1)

二、西、东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功的特点

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气功文献就是《导引图》及《却谷食气篇》。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久已亡佚的《导引图》。经复原后共有44个人像，男子约为21幅，女子约为23幅。因有些图不好辨认，所以男21个人，女23个人，也只是大体的区别而已。

从姿势上，大体可分为：站式26，前屈式7，行走式5，蹲式3，跪式2，弓步式1。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幅图表明通过一定的姿势，运用意念，配合呼吸，并按照一定的经络路线运行内炁，还可以配合发出一定的声音，达到治病健身的目的。所以，导引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病强身的有效手段。它是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意念、呼吸、肢体、吐音等兼而有之的治疗方法。绝不能把导引只理解为肢体运动加呼吸运动的简单的结合。东汉华佗对汉以前的导引式进行了综合整理并创编了“五禽戏”，对我国导引的发展影响很大。

东汉时期魏伯阳写的《周易参同契》一书，被后世称之为“万古丹经王”。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内丹”修炼的过程。后世历代都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由于该书文字古奥，隐语连篇，实难读懂。所以流传的不够普及，多数练功者，只不过是慕名而已。

对此，魏伯阳自己作了如下的说明：“忧悯后生，好道之伦，随旁风采，指画古文，著为图籍，开示后昆。露见枝条，隐藏本根，托号诸名，覆谬众文。学者得之，韫椟终身，子继父业，孙踵祖先。传世迷惑，竞无见闻。”

大意是：古之得道者，怜悯后世苦心学道之人，为了给他们引路，根据自己苦心侍奉前辈所得到的口诀真传，写成文字，或画成图。但所写的文字或画的图，写得明显的地方，多是枝节问题，而对关键性问题，或根本大法，反倒用隐语，假借各种名词或符号，甚至用颠倒的表达方式来表述。后世修炼者，虽然得到了这些文字，如果没有得到解开这些文字密码的钥匙，就只能把它当作宝物收藏在柜子里，不但自己弄不懂，儿子接着研究，甚至孙子继续研究，终是迷惑不解，枉费工夫。

魏伯阳对古人和自己写作时的矛盾心理作了如下描述：“素无前识资，因师觉悟之，皓若褰帷帐，嗔目登高台。《火记》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郑重说，世人不熟思。寻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窃为贤者谈，曷敢轻为书？若遂结舌喑，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犹豫增叹息，俯仰缀斯愚，陶冶有法度，安能悉陈敷，略述其纲纪，枝条见扶疏。”

其大意是：魏伯阳谦虚地说自己没有先知的天资，是靠老师的教诲才得以悟道的。回过头来看，大道的奥秘就象揭开的帷帐，内部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又像登高台看远景一目了然。《火记》六百篇，所传的丹法，都是殊途同归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载的文字，都是很严肃认真的，只是后人不熟思，而未能弄懂而已。因此，我想向贤者讲明炼丹的道理，但是不敢公开写成书。可是，如若不写，又怕因为不传大道，而使大道失传，因而获绝道之罪。如果尽情地把丹道写在竹帛上吧，又恐犯泄露天机之罪。真是左右为难，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炼金丹大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其间次第法度是不能乱的，而且是很细致的。对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又怎么能够全部地叙述出来呢？只能叙述其纲要，至于细节，只能靠练功者自己在实践中去体验，一旦真正掌握了练功要领以后，细节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就像树木一样，只要根干深固，枝叶自然茂盛。

由此可见，在阅读《周易参同契》时，重要的是要掌握要领，勿在文字枝节上兜圈子，关键在于实践，在实践中去掌握功法的全程。

上述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延续到后世。到了明代伍冲虚写作《天仙正理直论》时，仍有顾虑。如在该书的《道原浅说篇》中写道，“传得其人，身有功者，当传于有德之人也。传失其人，九祖受冥拷”，又云，“妄传，九祖受冥拷，皆言妄传于无德恶人也，有仙道者，安敢妄传非人哉？”

在该书的《后跋》中又写道：“道为天仙之秘机，凡夫之罕见，或百劫百年一传于世，或片言数语密度于人，三口不谈，六耳不闻，不经纸笔，何敢浅其说，直其论，而谆谆然，数万言为镌哉？此大罪也。”然后接着又说：“以此大迷之世，而论说之宜直、宜浅，其可少乎哉？泄论说之功，岂不大哉？然泄道未必无干于天罪，敢望曰：天不之罪，而故意冒干之耶？即此一点，破家学道，慈心救世之为功，仰可赎罪哉？得悟于天下后世劫，独超出大迷而为圣为真者，又可无此泄道功之报哉？”

从上面《浅说》与《后跋》的行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秦汉始至明代，凡撰写金丹大道之著作者，一直存有一种矛盾心理，这就是：掌握了金丹大道之秘法以后，若不写出传于后世，则怕“将要获绝道之诛”；若将金丹大道的全过程都写出来，又恐遭天谴。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状态下写出的丹经，给后人在阅读时带来许多困难。

一是因用隐语难解其意；

二是藏头露尾或露其枝条隐其根干，难以窥其全貌，难得全法；

三是故意颠倒层次，不经师传难以练通。

当我们了解到古人在写作丹经时，由于存在这种矛盾心理，并采取了上述三种手法之后，我们也就知道了在读丹经时应该着重克服哪些困难了。正是为了帮助读者克服上述三种困难，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尽量用现代明了的语言将习练丹功的次序及其整个过程全部公诸于世，以利金丹大道的推广，使更多的人受益。

从以上出土文物和古籍中的记载，说明了我国气功疗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很普及的状况了。它既早于我国的道家和道教，也早于印度的佛教。在这个时期，气功与宗教是毫无关系的。

只是到了东汉明帝以后，也就是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以后，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道教与佛教中有许多人练气功又有着很高的成就。如道家中的葛洪著有《抱朴子·内外篇》，陶弘景著有《养性延命录》。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传统气功的重要文献。佛家中的智 著有《六妙法门》及《童蒙止观》，这两部著作对我国气功的发展影响很大。《六妙法门》系统地论述和总结了“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这两部著作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气功的重要文献。

由于佛道两家中出现了一些气功高手，他们在练功当中出现了某些功能，如为人治病、透视诊断、遥视以及遥感等等。这些特异现象本来是练功人达到高层次功夫时往往会出现的。可是，当时人们对这些特异现象不能解释，练功人自己也不能解释，得不出正确的答案。于是，便把这些真实功夫和真实的功能，竟作出了不恰当的迷信的解释。这样，气功便与宗教结合在一起了。从此，气功也就被人们披上了宗教和迷信的外衣。在旧社会里，宗教信仰既推动了气功的发展，也为气功事业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所以，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气功文献，既要很好的研究，进行认真的发掘整理，继承它的精华部分，同时又要去其糟粕，去掉那些封建迷信的色彩，从而把它的精华内容加以继承和发展。

三、隋唐及宋、元、明、清时期气功发展的新特点———佛、道、 儒、医、文学、武术诸家互相学习，互相渗透，逐渐融合为一

隋朝时巢元方所编纂的《诸病源候论》，其中主要是针对各种病症提出各种对症的导引方法，可谓集古来导引法之大成。这部著作至今仍有很高的医疗价值。这部著作同时也吸收了道家功法中的存想一法，也吸收了佛家功法中的观想与止观一法，突出了意念的作用。如《诸病源候论》卷十五《五脏六腑病诸候》一节中说：“从膝以下有病，当思脐下有赤光，内外连没身也；从膝以上至腰有病，当思脾黄光；从腰以上至头有病，当思心内赤光；病在皮肤寒热者，当思肝内青绿光。皆当思其光，内外连而没己身，闭气收光以照之，此消疾祛邪，甚验。笃信精思行之，病无不愈。”对这一段话，可以从四点来加以理解：

第一，身体哪个部位有病，用思光的方法来加以治疗。下肢有病思脐下有赤光；膝以上至腰有病，当思脾发黄光；从腰以上至头有病，当思心内发赤光；病在皮肤寒热者，当思肝内发青绿光；肺部有病当思白光。“思光”就是想象有光。

第二，思内脏的光，将所思之光逐渐扩大到全身。然后，再将光集中在百会穴处，以此集中的光照全身或照病处（高血压患者不要集光至百会，可以在扩展到全身之后，再收回至下丹田处即可）。

第三，文中所说“闭气收光以照之”，不是真的要有憋气感的闭气，实际上是使气勿大出大入，而是使气微出微入略似于无。

第四，此法可以连做几遍。文中说“甚验。笃信精思行之，病无不愈。”是当时的作者根据对此法治疗效验所做的结论。

现在对此法，又当怎么看呢？

钱学森同志在《东方气功》创刊号上发表的《气功可使人体达到最优功能态》一文中所引的材料，可以作为此法的说明，“最近美国佛教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会，有七百多名科学家参加。1984年12月20日的《参考消息》摘引了香港《明报》的消息。参加会议的专家认为，推动对古老医学的研究工作，以便科学地探讨关于人的意念的实质问题。会议上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彼列迪尔博士，介绍了美国专家最近的一项研究工作：医者利用藏医的内视疗法，让哮喘病患者用自己的想象力，以意念的光（像矿工在坑道内走动一样）来周游全身。在治疗过程中减少了服药量，结果，病情比没有用这种疗法者有更大的改善。”

巢元方、孙思邈的医疗成就，唐朝时随着文成公主入藏，也带到西藏去了。今日藏医中流传的意念治病或观光法基本上来源于此，而这一观光法在美国已引起注意。钱学森同志在引完上述这份材料之后指出：“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

唐朝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另《正统道藏》中尚收录有《孙真人四季行工养生歌》、《存神炼气铭》、《福寿论》、《孙真人摄生论》、《保生铭》等著作。《千金方》中收录有《老子按摩法》、《天竺国按摩法（婆罗门法）》以及《调气法》等。孙思邈是一位医、释、道、儒诸家皆通的博学者，可谓博采众家之长集于一身者，实开儒释道诸家融合为一的创始者。此路一开，后之学者亦接踵而至矣。

唐末吕洞宾所著的《百字碑》、《敲爻歌》、《沁园春》等传世之作，亦系集各家之长。后之学者，若得此三篇之旨，则保生要法得之矣。这几篇著作是吕祖集一生心得之作，养生之精华尽在此矣。至于后世传的《吕祖全书》，其中伪著很多，可以不必去读。求养生之术者，不必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钻研那些伪著。吕祖写道，“会读仙卷万卷多，篇篇只教运黄河，此中有盏长生酒，问道世人能吃么”？这里所说的长生酒，不是真的有长生酒，而是指先天炁和后天气而说的。“先天炁，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入药镜》）吕祖后来道已精微时写道：“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

不仅医家、丹家如此，而且唐朝的文学家也是如此。唐朝许多诗人既学佛也学道。如白居易在他写的《病中诗十五首并序》中说：“开成己未岁（839年），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痹之疾。体瘝目眩，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时而至耳。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澹然安闲。”这是白居易亲笔写下的关于他学功、练功的自述。他所学的功法兼及儒、释、道、医诸家，而且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他的许多诗歌中都有着反映练功的描述。唐朝的诗人不仅白居易一人如此，其他如王维、柳宗元等众多诗人都是如此。他们从气功养生方法中不仅获得了保健祛病之术，而且还找到了增强文学艺术创造能力的新途径。这也许是唐朝诗人所以喜读佛、老等经典著作，融释、道、儒、医、文学为一身的原因吧！

宋朝的丹家及其他学者沿着隋唐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就以丹家代表人物张伯端来说吧，张伯端本为内丹派南宗之祖。可是，他在《悟真篇·后序》中却写出了如下的语句：“故释迦、文殊所演法宝，无非一乘，而所学者随量会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后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达摩、六祖最上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如有习气尚余，则归中下之见，亦非伯端之咎矣。”

张伯端上述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所修炼的大道，乃是佛、道同源，融为一体，根本不再区分什么是佛，什么是道，只要对《悟真篇》及其后附的诗歌有所解悟，根据每个人修炼根基的深浅，都会取得不同的成就。

南宗四祖陈泥丸更进一步指出，“人若晓得《金刚》、《圆觉》二经，则金丹之义自明，何必分别老释之异同哉？”这几句话讲的就更明白了，只要真正悟得金丹大道，就根本不必再分什么是道家功法，什么是佛家功法了，二者是一致的。

宋朝以理学著称，始自周敦颐，继之程颢、程颐，至朱熹而大成。然究其实，亦源自佛、道两家。华山道士陈抟所传之《先天图》、《太极图》皆辗转传之周敦颐。周据此而著《太极图说》及《通书》，提出“主静”的思想。此后程颢在《二程集》中亦自称，“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朱熹对佛道两家之功法更是潜心钻研，他托名空同道士写了一部《周易参同契考异》。这对后世研究内丹功法很有价值。同时，他很早就开始了对佛家功法的研究。他自称：“某年十五六时，亦当留心于禅。”由此可见，宋朝理学家的渊源与成就，正如全祖望在《题真西山集》中所作的评价“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

宋之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陆放翁亦是如此。欧阳修是宋代的著名文学兼史学家，他在文史之余亦涉及到气功养生领域。在他撰写的《删正黄庭经·序》中论述了气功有防病治病的作用，曾写道：“后世贪生之徒，为求养生术者，无所无至，至茹草木及日月精光。又有以谓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诸内者，于是息虑、绝欲、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以养其神。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祛疾。”

欧阳修这段话，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全面的，如他把讲究养生术者统统归为“贪生之徒”。讲究养生术者出于“贪生”这一目的者，固然有之。然而，人们向往美好生活，想多活几年，为社会建设多做些贡献，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该提倡的呢？当然了，如果只讲享受，不讲奉献，这样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活着也就是多余的了。这样的人讲究养生术，那就是属于“贪生”之类了。

据苏轼记载，欧阳修在患脚疾的时候，曾求助于按摩、导引，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后苏轼又为之婉惜的说，“可惜欧公未能坚持下去。”欧公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否则，难免旧病复发。后来未见复发的记载，大概是怕人家说他“贪生”，而不愿意说他还在坚持练下去吧？这种心理，后世也不少。就是在现在，也还大有人在。明明是用气功治好了病，但却不敢公开承认。

再如宋朝的大文豪苏轼，也是不仅涉猎佛、道典籍，而且结交当代的名僧，与之切磋功法，写下了许多练功体会。

又如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也是一位颇有修养的气功养生家。陆放翁同样是既研究佛、道，又研究儒家兼文学的人。他的一生是在郁闷与困忧之中度过的，而且患有多种慢性病。就在这种境遇中竟活到八十四岁，给人类留下《陆放翁全集》这一部文学巨著。下面摘录数句，以见一斑。

“啄吞自笑如孤鹤，导引何妨效五禽。”（《春晚》诗）

“晨兴袖手观空寂，饭罢宽腰习按摩。”（《自叹》诗）

“朝来坐待方平久，读尽黄庭内外篇。”（《待青城道人不至》诗）

“一簪残雪寄林亭，手把黄庭两卷经。”（《道室即事》诗）

“晚知古佛中边语，正合蒙庄内外篇。”（《累日倦甚不能觞客睡起戏作》）。

“已迫九龄身愈健，熟视万卷眼犹明。”（《戏遣老怀》诗）

“旁观莫若嘲痴钝，此妙吾宗秘不传。”（《僧房假榻》诗）

从上引这些诗句可以清楚地看出陆放翁练功起始于导引、按摩，特别喜好五禽戏。进而喜读《黄庭经》，又学习老庄之书，习练道家功法。到了晚年又学佛家功法，并体会到道佛两家功法是相通的，终于将诸家功法融合于一身，获得长寿，并成为一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及有成就的养生家。

到了元明清时期，气功又有了新的发展，由过去的隐语、比喻、以及卦象等说法，发展到浅说、直论。读者只要细心研读，总能了悟。其突出的代表作要推伍冲虚的《天仙正理》与《仙佛合宗语录》和柳华阳的《金仙证论》与《慧命经》。这四本书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丹道简易，无非神炁二者而已”；第二，仙佛同宗、同源，不分彼此，亦无高低之分。所以，研究丹道之学者，最好从读此四本书开始，最容易入门。

民国期间只是整理和翻印了一些古籍，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通过对气功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以下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第一，气功起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及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之中。它既早于佛教，也早于道教。从它的起源本质上看，不带有任何迷信的色彩。

第二，气功的发展融汇了医、释、道、儒、文学、武术诸家之长，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气功的特点：主张性命双修，佛道同源。

所谓同源者是指功法而言。有人问：佛法产生在印度，道法产生于中国，相距几千里，怎么说是同源呢？我们说的同源是指气功产生的基础。它产生的所谓基础，一是指人的身体；二是指大自然环境。中国人和印度人是不同的种族，但都是人，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同受一个太阳系中的太阳、月亮、地球等星球的影响。所以，在此环境中所产生的气功功法，必然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引伸，既然佛、道都是同源，那么气功何必分那么多门派呢？所有门派，它的基本功法，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枝节。如果谁强调不同，那是只注意枝节而忘其根本；强调相同，才是注意它的根本，忘记它的枝条。所以，真正正派的气功家，不分门派，不分彼此。凡是强调门派者，必定不是真正高明的气功家。

第三，中国传统气功的发展，走着由简到繁，由繁反约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道路。

人作学问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成长，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完后工作，由简单逐渐到复杂。当他研究某一门科学，到了最精的时候，有了最深体会的时候，便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出这门科学的精华，又由博返约了。气功也是如此。

气功产生时是比较简单的。如《彩陶人像》、《行气玉铭》、《黄帝内经》、马王堆出土文物《导引图》。其功法和形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到了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及张紫阳（即张伯端）的《悟真篇》，传统气功尽以比喻、隐语来表达，文字深奥难解，隐语连篇，非口传难解其意。到唐朝时出现佛道统一的趋向，直到明清又由繁反约，对古文比喻隐语多加注解，尽可能使人读懂。并道出了“丹道简易，无非神炁二者而已。”《伍柳仙宗》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我们沿着上述三点去研究中国传统气功，就可以找到传统气功的精华，去掉蒙在它身上的封建迷信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