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气功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在继承以往传统气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群众性，一方面是它的科学性。下我们分别叙述这两个新的特点。

气功在我国虽然已经流传了大约五千年，但除了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普遍发展以外，在东汉以后即转入缓慢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功法隐密，另一方面在传授方式上又限于直指单传，故而功法虽未失传，但发展得却是很慢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气功事业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一、建立气功疗养院普及气功疗法

刘贵珍早年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患严重的胃溃疡症。当时，解放区医疗条件很差，经人介绍，他于1947年到河北省威县刘渡舟老师处学练内养功。经过认真的练功，102天后，不仅胃溃疡病痊愈了，而且其他病症也随之减轻。在冀南行署王悦尘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他继续跟刘渡舟老师学习，以便进一步掌握这一疗法。

1949年冬，他受组织上的派遣，到冀南行署干部休养所实验内养功，效果很好。1953年，在河北省卫生厅和唐山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他在唐山筹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气功疗养所（院）。由于临床实验效果卓著，受到中央卫生部的嘉奖。1956年，他又组建了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并先后举办了许多期气功专业学习班，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气功师资。从此，气功疗法便以唐山和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为基地，在全国各地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推广。仅在1956年到1958年两年中，全国就兴建起70多个气功医疗机构，包括气功疗养院，气功疗养所以及气功门诊等。

“十年浩劫”其间，气功被视为“封建迷信”和“巫术”，气功师横遭批判，气功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濒于灭绝的边缘。正当此时，于1970年闯出来一位女强人，她就是北京画院的郭林。她坚信气功是科学，是有物质基础的，是能够防病治病的。硬是不怕“批斗”，来到了东单公园，开始了她的“新气功疗法”的传授。公园气功从此拉开了序幕。她从传授一个人到十个人，直至百千万人。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终于使“郭林新气功疗法”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并传到了海外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

二、在气功组织方面，比“文革”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1979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局举行了第一次气功科学汇报会，会议由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耿飚、陈慕华三位领导同志和谭震林副委员长以及卫生部长钱信忠、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等许多部一级的领导同志。会上汇报表演了对“外气”的测试。高文彬同志汇报了运用“郭林新气功疗法”配合中西医药疗法战胜癌症的亲身体会，以及一些“硬气功”表演。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以后气功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80年7月在浙江省莫干山举行了中华医学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会议，也是吕炳奎同志主持的，并在浙江创办了《气功》杂志。

1981年9月，在河北省保定举行了中华医学气功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吕炳奎被选为第一届研究会会长。不久，在北京创办了《中华气功》杂志。

1986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彭冲副委员长任名誉理事长，张震寰任理事长。并陆续建立了功理功法、学术、文献、应用四个委员会。

自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全国各省、市（除西藏、台湾外）都先后成立了气功科学研究会。有的省还成立了地、县一级的气功科学研究会。从而推动了气功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气功热”，形成“人人谈气功”的大好局面。

但是，气功事业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不健康现象。如以“气功”为手段，大捞钱财的，或以“气功”为手段，宣传封建迷信等等。但这只是支流，经过治理整顿，气功必将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前进。

气功在我国的发展，有史可考已经有五千年了。在这漫长的五千年间，它虽然走过了产生、发展、完善、兴盛、衰退、又兴盛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却依然顽强地存在着，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它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的基础，就是来自实践的真知，也就是未被揭示出来的科学的内涵。

在我国气功事业发展到六十年代，气功界、医学界出现了气功科学实验的可喜局面，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今举数例，以见一斑。

1．《从呼吸中枢的实验研究来探讨气功疗法的作用机制》（刘磊：《山东医刊》，1961年第10期）；

2．《气功对心血管系统影响的初步实验观察》（吴毅文、谈清霖著，载《安医学报》1963年6卷3期）；

3．《气功过程中的皮肤电位变化》（杨钦照、顾同进等，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年5月号）；

4．《气功疗法生理机制的研究》（正、续两篇。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室、重庆市黄山疗养院、重庆市江北疗养院、重庆市南山疗养院四单位联合实验研究报告。载《中医杂志》1963年第5、6号）

这些成果，这一局面被“十年浩劫”给破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气功事业发展的春天又到来了。在六十年代对气功生理生化效应实验的基础上，1978年顾涵森与气功师合作首先测试了气功“外气”的客观物质基础。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成就。她当时测试出来的“远红外”、“静电”、“微粒流”等等，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现象，但现象中包含着本质，对这些现象所包含的“本质”至今我们还无法认识。但这种本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现象，却被我们观察到了，就这一点来说，也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实验成果。当然，如果再进一步发现“内炁”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那就更了不起了。到那时，人体生命的奥秘也就被人们揭开了，人类也将能彻底战胜疾病了。

其他，如对气功态下脑电图的观察，发现α、β、θ、δ脑电波都有变化。更为有趣的是，人脑在气功态下竞出现了太极图形。再如气功对工、农业生产的作用和在军事上的应用等也正在深入地研究。

当前，对气功科学实验正在走向深入发展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场新的争论，即关于“外气”是否存在的问题。这场争论的结局，必然会使气功科学实验走向深入，而首先是在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上将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下面我对“外气”是否存在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第一，气功“外气”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现象。

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气功科学汇报会上，顾涵森与气功师合作进行气功“外气”测试表演以来，气功“外气”的测试、应用又有了新的发展。所有的这些实验都已充分证明了气功“外气”是有物质基础的客观存在。

第二，气功“外气”是气功“内炁”的一种表现形式。

气功练到了一定的程度，都会产生“内炁”。“内炁”产生以后，通过各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便可测得“内炁”的外在表现。但目前所测得的都是一种现象，或某种“物质”、“信息”的载体，还不是“内炁”的本质。所以，“内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们至今还不得而知。

第三，用气功“外气”治病要持慎重态度。

正是由于对“内炁”、“外气”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所以用“外气”治病，就难免带有某种盲目性。因此，就会出现三种状况：一种有效，一种无效，还有一种有反作用。在没有弄清“外气”治病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之前，最好持慎重态度，进行多种试验，不要盲目地加以推广。

第四，为什么有人练了多年气功而测试不出“外气”的存在？

这是因为练功的功种不同，层次不同，“内炁”、“外气”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同。所以，使用现存的一些手段进行测试，对有的人就有效，而对另一些人就无效。但对无效的人，并不证明他没有工夫，也不能说明他练功没有产生“内炁”，这只能说，现在的一些科学技术手段还测试不出来，将来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测试出来。同样道理，测试不出“外气”的练功者，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外气”的存在。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人所应有的态度。

至于把用魔术等手法的表演也说成是气功，这是一种误解。气功是通过长期锻炼而产生“内炁”的一种工夫。魔术是通过反复练习而掌握的某种熟练的技巧，二者是不同的。这种混淆，只能增加思想混乱，无助于气功科学事业的发展。对此，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气功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想要阻挡它是阻挡不住的，它将以它自已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顽强地发展下去。科学家们预见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而生命科学的突破口是气功。这个论断就是对气功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的最好的承认和说明。而这一科学新时代的中心也就应该在中国。作出这一论断，其根据有二：第一，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气功。这是任何国家所代替不了的，是中国的优势。第二，中国具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目前在美国的高科技研究机构中有很多科技人员是中国人，1990年举行的世界性的奥林匹克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竞赛，中国的青少年都名列前茅。从这些事实来看，未来科技的发展，中国人可能领先。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因此，我相信，一旦中国传统气功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时代的新科技文化的中心将在中国，这一点是可能的。

当然，我们必须努力，不能高枕无忧，自我陶醉。否则，其他国家就有可能把中国的传统气功引进到他们国家中去，在他们国家中形成这个新时代新科技文化中心。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