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谈论中国古典小说，总是笼统地讲“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或五大名著（再加上《金瓶梅》或《儒林外史》），没有分清这几部名著在精神内涵上的巨大差异。以《红楼梦》为坐标，《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它的区别可用“霄壤之别”与“天渊之别”来形容。袭用这两个常用的概念来描述还不足以反映笔者个人感受到的差异。因此，我必须借用西方两个著名的雕塑的名字来表述。一个是十五世纪意大利基伯提所作的“天国之门”；另一个是法国罗丹制作的“地狱之门”。对于中国人的人性之路而言，《红楼梦》可称为“天国之门”。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对自身动物性的理性提升与诗性提升。人怎样从欲进入情又从情进入灵？《红楼梦》全作了回答。如果“天国”是指美好人性的终极归宿，那么《红楼梦》正是导引我们走向天国的“天国之门”。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把我们引向天国的诗意生命，即帮助我们走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之地狱的诗意生命。而《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中国人如何走进你砍我杀、你死我活、布满心机权术的活地狱？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变性、变态、变质？就通过这两部经典性小说。

罗丹的“地狱之门”，制作了三十七年，直到逝世还未完成。创作的灵感首先来自但丁，据说，坐在地狱顶上中央点的“思想者”就是但丁。但丁在《神曲》的开篇里，根据贝德丽采（以往的情人，现在的女神）的嘱托，跟随诗人维吉尔来到地狱的门口，看到地狱之门刻着可怕的铭文，也就是地狱的定义：“从我这里，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这里，进入永恒痛苦的道路；从我这里，进入永劫人群的道路……你们走进这里，就放弃一切希望吧。”按照但丁的定义，地狱便是希望之死，地狱之门便是毫无希望之门。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地狱之门，也正是说，如果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两部经典的巨大病毒，继续在其中沉浸，那么，中国的人性将毫无出路。关于罗丹的“地狱之门”，写过罗丹专著的里尔克（1875—1926）曾作如此描述：“罗丹放了几百件手掌大小的人物塑像，表现了形形色色的激情，表现了满足欲望的欢欣与自觉罪孽的深重。他创造了许多许多躯体，像群野兽般吃咬扭缠在一起，又如重物般往深渊里坠落；这些躯体谛听一如脸庞，跃动宛如胳膊，环环相扣，看上去仿佛花环与蔓枝。从一串串沉重的人体，从痛苦的根蘖，升起充满活力的罪之津渡。”（《罗丹：激情的形体思想家》，台北中译本第41页，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整个《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与情节，就像里尔克所见到的地狱之景，表面上看去仿佛是花环与蔓枝，实际上是一串串沉重的肉体环环相扣，相互吃咬扭缠，像重物般地往深渊里坠落。

面对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作为思想者的罗丹与里尔克，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展示与描述时，其基本点是批判的，其情感是悲哀的。而“双典”的作者与读者的态度恰恰相反，其基本点是讴歌的，其情感是礼赞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处于地狱般的生存状态之中，其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如同地狱一般沉重与黑暗。这种无意识，也就是潜意识。它说明，《水浒》与《三国》已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正是看到“双典”严重地影响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所以笔者不得不面对双典，不得不对其核心价值观提出根本上的质疑。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第一个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三五年就说：

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可惜没有引起注意。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因为有其国民性基础。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之相通合拍。说得刻薄一点，是气味相投。但鲁迅只讲到中国人乐意接受《水浒》、《三国》的原因，而未讲另一面：《水浒》、《三国》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中国的水浒气与三国气，又在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原有的国民性造成《水浒》、《三国》的心理基础；《水浒》、《三国》产生后又使原有的国民性进一步恶质化。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正在创造大群的、与自身气息相通的读者，这就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特别是现代电影电视技术产生之后，穿越阅读的障碍，这两部小说更是大规模地掌握人心与同化人心。影片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歌正在成为新的人生基调，也正在塑造新的人格。可惜少有人反省，像李逵那样出手排头砍去却毫无心理障碍，这意味着什么？

多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谁在统治中国》（收入《沧桑百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自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诞生后，中国表面上看好像是帝王将相在统治，是总统元首在统治。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将相，总统元首又被这两本书所统治，所以真正在统治中国人心的，是这两部书。我现在引证其中一段：

谁在统治中国？

谁在统治中国？笔者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在政治层面上，无论是古是今，谁当皇帝谁执政，自然就是统治者，这是无须论证的。但在文化层面，谁是统治者？谁在统治中国，却是一个大问题。谁在统治中国？我要回答：是两部书的文化价值观在统治中国，一部是《三国演义》，一部是《水浒传》。可以说，从明代这两部书产生之后，中国就逐渐被这两部书所统治。到了现代，从上到下，都被这两部书所塑造、所改造，并被书中的基本观念主宰着。毛泽东虽然批判过《水浒》，但他批判的是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而脑子却被《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的基本理念所统治。至于《三国演义》，他有数以百计的“批示”，从诸葛亮的精致战法到张鲁的道教社会主义，都极为欣赏。“五四”之后，中国从西方引入各种主义、各种学说，但都未能真正统治中国。唯有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思想上取得几十年的统治地位，被执政党宣布为统治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次上真的统治了中国吗？怕未必。或者说，在意识的层面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在潜意识层面上，则仍然被《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统治。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推向历史高峰，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被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骨子里还是《水浒传》的基本思路。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和这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力、权术、阴谋、横扫一切的气势等更是来自《三》、《水》无疑。当年红卫兵、造反派拉山头、结帮派，打得你死我活，其残忍程度让人瞠目结舌，讲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行为模式与准则。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与思潮，包括当今在大陆还常常谈论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都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产生影响，可说是“无关大局”。而真正在影响、感染、掌握中国的世道人心的是《三国》与《水浒》。特别是这两部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之后，其影响之大，更是难以估量。通过电视，《三国》与《水浒》再一次征服了中国的男女老少，再一次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种塑造力与影响力是看不见的，但它胜过千军万马。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被《三国》、《水浒》所塑造，广大的乡村中到处都有关帝庙、赵公元帅庙。但是，这些人格神主要活动在乡村，难以进入城市。而现在，《三》、《水》通过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走遍世界上所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像英雄降临，华族的新一代人再次被《三》、《水》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