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以最高政令的形式宣布妇女乃是“乱之本”，这不仅把“女人祸水”的观念推向极端，而且从根本上剥夺了女人参与政治及参与社会的权利。曹丕的诏令和《三国演义》的“女性物化”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女人当作男人的附属物。上述所谓器物、食物、动物、祭物等，都是男人附属物的不同形态，即便像顾大嫂这样有力量的“兽物”，也只是女人的雄性化，并无女人的主体性。

到了三国时期，中国妇女的价值降落到如此之低，可悲的是以后一千多年，也没有提高过。直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时期，才开始对此提出问题。西方妇女在中世纪的宗教专制统治时期，地位也很低，《圣经》把女人界定为上帝用男人肋骨所造成，这其实也是把女人当作男人的派生物与附属物。所以在早期神学中才会发生女人有无灵魂的讨论。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女人已走上“人”的地位，她们获得“解放”的时间比中国妇女早了几个世纪。

中国妇女的地位低下，而且两千多年中一直无法改变男人“附属物”的境遇，对此，儒家负有重大责任，包括孔子也负有责任。孔子在《论语》中关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论断，尽管后世论者不断地给予辩护，但依然无法掩盖其论断对后代的恶劣影响。何况，在《论语》的其他章节中也暴露出孔子轻蔑妇女的理念。最为突出的是在《泰伯》第八篇中，竟然不把妇女当作人。他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当周武王说他有十位能人时，孔子的回答，上半句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尧、舜到这时是最为兴旺的了”。说得很好。但下半句则大有问题，他竟然说：“十人之中，还有妇女，所以只能算九人。”在孔夫子看来，妇女不算人，至少不能算是人，不可与其他九人（男人）并举，不可进入十个能人之列。这就难怪中国妇女两千多年来在男权社会中只能当局外人或多余人。孔夫子为轻蔑妇女开了先河之后，后代儒者把妇女推向附属男人的地位便有根据了。把孔子的思想加以理论化，最重要的一步是汉初董仲舒提出的“王道之三纲”（即后来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男尊女卑”奠定了理念基石。他把《易经》的阴阳互补哲学改变为阴阳尊卑哲学，形成“阳尊阴卑”的世界观与天人关系论，从而也推出男尊女卑的伦理学。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用意识形态把女人确定为男人的附属物。在《春秋繁露》的“基义”篇中，他说：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

在董仲舒的体系中，神权、皇权和父权三者天然配合。在他的“阳尊阴卑”宏论下，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物，就像儿子成为父亲的附属物，臣子成为君王的附属物，天经地义。

如果说，董仲舒还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确定“三纲”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所形成的《白虎通义》，则把三纲神圣化和制度化。“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变成中国妇女必须遵守的法规。到了此时，女人更是准确意义上的男人的奴隶与牛马。东汉尊儒尊到极点，儒家思想变成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三纲也因此获得了绝对性。《三国演义》的故事发生在汉末，成书在明代，这中间经历了宋儒、明儒的阐释，“三纲”更是成了不可动摇的“天理”。双典中的妇女，地位如此之低，命运如此悲惨，完全是历史的结果，尤其是儒家妇女观念与王权专制结盟的结果。

《三国演义》的故事发生在汉末，距离汉初董仲舒时代已有三四百年之久（汉高祖于公元前206年称帝，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于公元前87年结束，汉献帝于公元220年退位）。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中国妇女的地位被一贬再贬，终于被确定为“阴”、为“下”、为“右”、为“后”、为“恶”的地位，此后延续近两千年，再也翻不过身来。《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宋代。当时的宋儒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把“三纲”观念落实到制度上，女子进一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完全成了男人的附庸与奴隶。像李逵、武松（包括宋江）等造反英雄，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政权，但在思想文化理念上，尤其是他们的妇女观，则完全与统治者一模一样，甚至比统治者更加蔑视妇女。像李逵，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的执行者、实践者。朱熹等还只是说说而已，李逵可真的是抡起斧头大砍大灭“人欲”，觉得灭人欲也是替天行道。

痛感中国妇女的苦难命运，为女子正名立心，是近两三百年的事。《红楼梦》通过文学把女子还原为人并发出感天动地之声。这之后，尤其是清末，又有一批作家思想家为妇女伸张正义，其中康有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他的《大同书》，首先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他认为宋儒对造成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地负有责任：“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饥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他还对中国数千年压迫妇女的道德专制进行揭露与声讨：

天下不公平之事，不过偏抑一二人，偏重一二人，则为之讼者助者纷纭矣……若夫经历万数千年，纠合全地万国无量数不可思议之人，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恶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出室门，甚且斵来其腰，蒙盖其面，别削其足，雕刻其身，偏屈无辜，偏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而举大地古今数千年号称仁人义士，熟视坐睹，以为当然，无为之讼直者，无为之援求者，此天下最奇骇，不公不平之事，不可解之理矣！

（《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比康有为更早一些，在十九世纪初，李汝珍就提出了中国妇女不可再作附属物的“男女平等问题”。正如胡适所评价的：

他（李汝珍）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做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一篇永远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

（“《镜花缘》的引论”，《胡适文存》第二集第413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9年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把“男女平等”的启蒙观念发展为启蒙群众运动，这才彻底地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偏见。这种划时代的启蒙，其功劳绝不在“大禹治水”之下。也是到了“五四”，中国妇女才结束被“物化”的历史，真正从物变成人。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妇女是个好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妇女人化的世纪——妇女获得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同时也获得灵魂主权、生命主权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