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结义之“义”本身具有这种原则特性，因此它带来两项巨大的局限：

（1）对内的凝聚性带来对外的排他性。

（2）团伙之内的小义取代了团伙之外的社会大义。借用现代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语言说，是兄弟伦理取代了责任伦理。

关于第一种局限，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缺乏爱与关怀的普遍性，这是积极性的批评。说它具有排他性，则是消极性批评。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之义同样具有巨大的排他性。这一特性不必远说，仅从他们对待结义时遇到的第一恩人、把他们引向征讨黄巾的英雄之路的刘焉，就可让人深省。刘、关、张原来都是下层的无业游民，虽有大志，但出头无门。结义后虽抱负大增，但也得找到一个接纳他们的领路人。就在这个重要时刻，刘备遇到了刘焉。刘焉就是刘璋之父，二十八岁的刘备见到他时，他是幽州太守。此人乃江夏竟陵人士，汉鲁恭王的后裔。那时黄巾军已犯幽州边界，他正在出榜招募义兵。刘、关、张三人结义后由邹靖拉线，见了刘焉。见面时，刘备灵巧，先在刘姓上做文章，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并“令邹靖引玄德等三人统兵，前去破敌。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第一回）。还旗开得胜，立了一功。从这一关键性情节中，可以知道，刘备是靠刘焉起家的，或者说是靠刘焉跨出人生（建功立业）的第一步的。而刘焉对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招募来的无名之辈，竟不顾自己的太守身份，断然认刘备为侄，可谓情义极重。按照正常的情感逻辑，刘备要讲义，第一个就应当铭记刘焉的情义。可是，刘焉不在“桃园结义”范围之内，没有同生同死的契约。因此，刘备第一个背叛的就是他。他们“三兄弟”和邹靖打赢了第一仗之后，就和邹分道扬镳，自己引本部五百人投奔卢植，并在军营中第一次见到曹操。

刘备不仅对刘焉“不义”，对刘焉之子刘璋更不义。上篇讲述儒术时，已把刘备的不义讲了，这里应特别提醒的是，刘璋乃是刘备的第一恩人之子。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刘备什么也不看，只看到益州那一片肥肉似的土地。益州益州，那是真正的利益之州，可不是义气之州。当年桃园结义的目的，图的就是大利大益的宏伟大业，哪能轻易放过。因此，尽管刘璋是恩人之子而且真把他看作兄弟，对他讲义，他却绝对不以义报义。至于兄弟二字，他只能止于嘴上，装在脸上，绝对不能放在心上，更不能表现在行动上。刘璋这个人生性懦弱，但很善良，一听张松之言（请刘备的军队来帮助抵御张鲁保益州），立即叫好。臣僚黄权的告诫不听，王累死谏（倒悬于城门）也不听，不仅让王累自尽而亡，还声色俱厉地说：“玄德是我兄，岂会害我？再言者必斩。”刘备来后，他真以兄弟相待，盛宴招待一百多天，赠送数不清的礼物。但是，一切真情真义，都不能打动刘备以义相报。和他的父亲刘焉一样，领受的还是“不仁不义”。这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刘璋并非在“结义”的范围之内，不在团伙之内。以义结盟的团伙，对外的排他性是绝对的。刘备可以和关羽、张飞讲义，但是绝对不可以与刘璋讲义。他刚入川时，信誓旦旦地对庞统说：“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第六十回）但是，一旦入川，他就找借口翻脸不认人，不忍之心与不忍之说，顿时抛到九霄云外。刘备对待刘焉、刘璋这对至仁至义有恩有情的父子尚且如此，就毋庸再论其他了。可见，“结义”的义，只是团伙的狭隘伦理，并非社会的普遍伦理。“义”在团伙之内可能是真，义在团伙之外则普遍是假。这便是义的变质。

结义之义的无可避免的排他性，必定导致对社会的严重破坏。《三国演义》之后的青红帮把刘关张的结义模式视为楷模，对帮外的派别进行无情打击，其手段往往极为残忍。一旦从黑社会延伸到社会，则滥杀与自己的利益冲突的集团甚至殃及无辜。中国社会的变质（恶质化），就从这里开始。而社会的变质，首先是社会伦理的变质，道义文化的变质。中国人好讲仗义行侠，却完全不知自己所讲的义早已变形变质，在“义”的面具下只肥一己一团私利，这种现象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