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部已说明，《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下部将说明，《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已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展示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这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于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戴无人可比的面具。面具决定一切。一九一七年李宗吾先生（1879—1944）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三国演义》的总效果是不断制造出没有心灵却有心计的“三国中人”。当今有些政治人与经济人，虽不知李宗吾先生的感愤之言，却记得厚黑二字的深意，并变形为新厚黑学，鼓吹要在政坛上与商场上成功，就要具备厚脸皮与黑心肠两样东西。这些被欲望所主宰的厚黑“学人”，倘若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不定也会把鲁迅揭露中国旧文化“吃人”理解为要得到荣华富贵就该去“吃人”。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二雄的本质，倒是说到要害上了。这部经典所集中的诡术、权术、心术，真是又黑又厚。

本书上部对《水浒传》进行文化批判，要点是对暴力崇拜、暴力趣味的批判；而对《三国演义》的批判，重点则在于揭示权术游戏的真面目。在对《水浒传》的批判中，笔者批评了李卓吾赞美“第一活佛”李逵，竟然沉浸在暴力趣味的品赏中。对于李卓吾先生这位异端思想家，笔者即使在批评他的暴力趣味时，也充分理解他的本真性格。他是“童心说”的草创者，自己想当“真人”，也崇尚“真人”。而真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丧失人性本真本然的权术、心术、诡术等。他欣赏李逵，就是把李逵当作“真人”的典范，而李逵的砍杀，也被他视为是孩子的游戏。他忘记真人可以有真性情，但不可以有真残暴。“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语），这不可以当作儿戏。在对李卓吾的批评中，笔者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经典的根本区别也更为明晰了。我想，李卓吾可以赞美李逵，但不会赞美刘备与曹操。这就是说，《水浒传》尽管充满暴力的血腥味，但没有《三国演义》那一整套的权术与心术。尽管《水浒传》中也有吴用施行的诡计，但与《三国演义》那种厚脸黑心的权术体系相比，那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吴用的计谋只能算小策略，不能算大骗术。而《三国演义》则充满大骗术。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这是一种教人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本书不过是在发挥民间智者早已揭示的真理。

中国这一民间智慧产生于何时何地何人，笔者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提醒在知识人士的层面上也早已有之。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就提到陆祁孙的警告：

……尚乔客《持雅堂文集》卷二《关庙碑辨》记许昌关庙有碑谓庙即“秉烛达旦”故址，因叹“好观小说”之误人。《水浒》、《封神》中人物多不见经传，事迹亦奇谲荒唐，士大夫鲜以为信史。《三国志》则不然，弥近似而大乱真，读者忘其不实无稽，误以野语为雅驯之言。故陆祁孙《合肥学舍札记》卷一：“余深恶演义《三国志》，子弟慎不可阅。尝见京朝官论蜀汉事，有误引演义者，颇遭讪笑。甚至裒然大集，其中咏古之作，用及挑袍等事，笑枋流传。”章实斋《丙辰劄记》谓周仓见《三国演义》，“儒者所弗道；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而其《外集》卷二《华陀墓》七律二首即用《演义》七十八回、二十三回事，又以吉平误为华陀，正复躬自蹈之，岂非《演义》浸染之深哉。严元照《蕙櫋杂记》：“王文简《雍益集》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元人撰汉寿庙碑云：‘乘赤兔兮从周仓。’皆出《三国演义》。”……

（《谈艺录》第71节，引自《钱锺书集·谈艺录》下卷第690页，北京三联，2001年版）

陆祁孙在《合肥学舍札记》中警告：对于《三国演义》，“子弟慎不可阅”，用的是决断的语言，毫不含糊。而史学家章学诚则认为《三国演义》只可作故事看，而“儒者弗道”。知识人的心灵切勿向它靠近，这也是笔者的意思。从文学批评角度上说，应肯定《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但对其精神内涵，则须警惕，勿被浸染。与章学诚同时，清代顾家相在他的《王余读书廛随笔》中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此说极是。《三国演义》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实在太深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