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成死党”，有点骇人听闻，其实这只不过是“桃园结义”的极端性表述而已。二十世纪之前没有政党现象，中国历史书上所提到的东汉的党锢现象以及明代的东林党，都不是政党。中国古代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现象，却很早就有“党”的概念。人们熟知的孔子所说的“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就是明证。孔子所说的“党”，指的是团伙。社会乃是一种群体存在，每个生命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既有个体的独立性，又需要有尊重他者存在的群体性。用当代哲学语言表达，即既有主体个性，又有主体际性，孔子讲群而不党，是两者兼有。而团伙则两者皆无。团伙中人服从团伙潜规则，把团伙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以团伙的集体意志取代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丢失了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而团伙性又无视社会普遍原则，不顾群体存在的共同利益，因此又无群体性与公德心。孔子说的小人往往是团伙中人，“拉帮结派”之人。中国社会变质时，有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青帮、红帮、黑帮，以团伙取代社会，以团伙的潜规则取代社会的普遍规范，也取代个体的心灵原则。

“桃园结义”的兄弟之盟，说到底就是一种团伙之盟。结盟时他们的誓词，对于他们自己是最高原则，但对于社会又不可公开化，所以只是潜规则。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杀乌牛白马置祭，三人焚香再拜后宣誓：“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三人中还是张飞最直爽，他提议：“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结盟是为了“图大事”，结义是为了图大利，结义原则的背后是利益原则。“桃园结义”后来被宋以后的青红帮所接受，成为一种普遍模式，其中“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更是关键，它使团伙变成死党。因此，“桃园结义”虽有政治原则（“救困扶危”等），但更重要的是组织原则。谁违背组织原则，便要遭到“天人共戮”。这就是说，从结盟之日起，团伙的组织原则高于一切，不可分毫背离，哪怕为组织去死，也无二话，否则就会天诛地灭。总之，宣誓后再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也无需遵循社会的各种规范，唯有忠于团伙，才是生命价值和生命目标。此时，团伙便成了死党。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无政府状态，当时山头林立，一个一个的红卫兵“兵团”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反社会“团伙”。许多“兵团”不堪一击，其主要原因是兵团的组织者不知“结成死党”这一秘诀。凡胜利者，都是其领导核心得知这不可泄露的天机。《三国演义》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桃园结义的形象语言，暗示人们要图大事，就必须结成死党。而每个死党，无论其名为青帮还是红帮，都是社会的毒瘤。社会失去健康，发生变质（恶质化），就从这里开始。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所以会被后人尤其是青红帮视为楷模，是因为结义后他们在共图大业中获得成功，尽管奋斗过程中有几次差些反目（如张飞怀疑关羽），但兄弟之谊确实贯彻到底。这是结义“结成死党”极为成功的范例。不过，这种范例并不属于多数。我们见到的发誓生死与共而结成的死党，许多并不可靠。不说远的，就说《三国演义》中建宁太守雍闿，他与牂牁太守朱褒一起，与孟获勾结，成了诸葛亮南征的第一道障碍。于是孔明决定先平定三城，并决定使用反间计在敌手（已结义的高定与雍闿）间制造矛盾。在初次交锋中高定的先锋鄂焕被擒，诸葛亮知道他是高定部将，就故意放他一马，并告诉他：“吾知高定乃忠义之士，今为雍闿所惑，以至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日归降，免遭大祸。”鄂焕回去一传话，高定果然感激不尽，这就为离间计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后来诸葛亮又进一步发展离间计，最后果然是这个和雍闿“结生死之交”的高定，提着雍闿兄弟的首级来向诸葛亮表忠心，并得到“益州太守、总摄三郡”的封赏。诸葛亮知道雍、高两人宣称“生死之义”，更知道他们在“义”的背后离不开一个“利”字，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因此，便请出双刃剑，一边诉诸利害关系，给予政治军事压力；一边则使用离间计谋，让他们彼此都动摇本就脆弱的“义”的信念。任何“结成死党”者都面临着一个人性不可靠和谋图大利时的欲望问题，因此尽管有山盟海誓，但还是相互背叛者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