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分析了《水浒传》的社会性造反，其造反的逻辑是：社会规则不合理，所以我使用什么手段对付社会均属合理，包括抢劫、滥杀、开人肉包子黑店。这一逻辑用更简明的语言表达，是社会恶，我可以比社会更恶；社会黑，我可以比它更黑。在此逻辑下，造反有理变成抢劫有理，杀人有理，吃人有理。
本章我们将进入《水浒传》主题，也是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主题，即政治性造反——大规模的斗争锋芒直指朝廷政权的造反。这一造反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小说一开始写林冲被高俅父子所迫害，因被权贵逼上死路而被逼上梁山，也就是说，黑暗的政权把英雄逼得无路可走只剩下造反一路可走，这叫做“官逼民反”。林冲的例证展示了造反的充分理由，展示了宋代这一场农民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如果说，“造反有理”是指被压迫的人民在黑暗政权的逼迫下不得不揭竿而起，那么，这种造反确实有理，确实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人类求生的合理性。林冲是值得同情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讲述林冲的故事时所采取的同情和理解的基本点也是对的。
但是，我们所要批判的“造反有理”的大命题，不是谴责“官逼民反”下的民反，而是批判一个造反大逻辑，即“凡是造反的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梁山造反者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造反，于是凡造反皆天然合理，其一切行为天然正确，无法、无天、无视百姓生命为猪狗、无视山外人的任何尊严权利也正确。对于《水浒传》文化的反人性内涵，之所以数百年来无法正视，就因为一切反人性内涵都被“替天行道”的崇高旗号掩盖住了。有了“替天行道”的旗号，革命便成了圣物圣行，在革命崇拜与英雄崇拜下，造反者做好事自然好，但做一切坏事也变成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就把造反有理简单地变成公理，对其黑暗行为失去了批判能力。
我们现在仅从“官逼民反”的反命题——“民逼官反”（这里的“民”指的是梁山好汉）这一视角来看看梁山造反者的行为是否全都有理。历来的《水浒传》读者，往往只看到前命题的血腥，却未看到后命题的血腥。我们现在从梁山首领逼迫朱仝、安道全、秦明、卢俊义上山的过程看看个中是如何充满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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