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包公的崇拜和对关羽的崇拜虽可理解，关羽的忠义情感虽然动人感人，但是，两者都不能成为建构现代文明的资源。无论是包公的“正义”还是关羽的“忠义”，都不符合现代理性。包公虽有正义内容，却不是正义制度；关羽虽有忠义情感，都不知忠于社会义务。中国近代思想者，包括作家与思想者，对相关的现象，均作了反省。
刘鹗的《老残游记》提出的问题便是社会正义的实现能否只依仗“清官”，不依仗法制，换句话问，只依靠包公式的清官，即只有道德义愤而无法律程序、法律形式能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刘鹗的小说一反晚清小说的歌颂清官、鞭挞贪官的基调，揭露清官在扮演道德形象即正义化身时，往往极为专制武断，非常残忍。这些清官带着一副廉洁面孔，人性深层却与酷吏相通。许多清官都是一些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极其残酷的名利之徒。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犹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自撰评语）。刘鹗说“清官犹可恨”，也许过分一些，但说对于清官的黑暗面“人多不知”却是事实。其所不知之处，乃是只知清官的“清廉”，不知清官的道德法庭如何武断黑暗，也不知在“不要钱”的掩盖下对下残忍、对上邀幸的沽名钓誉的一面。清官们所设置的道德法庭，只有情绪，没有程序，往往比贪官更反人性。这些正义化身恰恰是制造冤案的能手，在正义的幌子下，恰恰是充满血腥味的专制。刘鹗以意象性的故事和语言，呼唤现代法制，呼唤“形式正义”，呼唤中国人应当打破把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幻想，也就是寄托于包公的幻想。
中国近代改良派的领袖之一梁启超，他在对中国文化的根本性弱点进行反省时，批评许多中国国民性的基本缺憾，其中有一项是缺少公德心。也就是只重私德，不重公德。所谓公德心，就是社会责任感与社会义务感。关羽这个义士形象，包括他放走曹操这种重大行为，就其私德而言，无可厚非，但就其公德心而言，则可以说他极不负责，连集团的公德都说不上。他用情感替代原则，用义气代替契约和法律。关羽式的“义”必然要腐蚀与破坏社会规范，使法律和契约变成一张废纸，正像把诸葛亮的军令状变成一张废纸一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现代社会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但是，建立这种社会的困难不在于技术层面上确立一套法治制度，而在于制度确立之后，行使制度的主体（人）仍然固守反法治、反契约的义气原则。也就是说，制度主体一面在建设制度系统，一面却又是新制度本身最大的腐蚀剂和敌人，它完全可以让制度变形变质，使社会契约变成个体情感交易的面具。一餐酒肉、一座豪宅便可把制度化为一具空壳。当年鲁迅曾预言，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制，一到中国都会走样。他比其他思想家看得更深的一层，是不仅看到中国制度有问题，而且看到文化有问题，特别是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国民性有问题，好制度到了中国可能要被一套根深蒂固的文化所腐蚀而变形变质，这确实是天才的洞见。先不说中国文化的整体，仅仅“义气”文化，就足以使契约制度变得面目全非，正像关羽的义气，在华容道上一旦化为具体行为，就整个改变了赤壁之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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